科普期刊是连接科学家群体和公众的重要桥梁，一直以来承担着科学传播与普及的重任。一方面，传统的科学传播范式伴随着科学家群体自我认同以及职业身份确证与声望提升的需要，加上科学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神奇效果的凸现，将公众“他者化”以及公众的区隔变得愈加重要；^[1]另一方面，新的科学传播诉求在数字化的进程中不断赋权公众，以往的科学权威在新的传播场域中面临新问题，特别是公众科学、众包科学的公民科学范式开始出现，在全媒体生态下，拥有数字环境下跨圈层生产与传播能力的部分公民成为科普的重要角色，由被动开始转为主动，但这并不能否定传统媒体在科普中作用的发挥。科普期刊应重新认识当下的科普环境，对科普形势有新的认知和布局，在数字网络传播生态中打通科普的“最后一公里”。

“圈层理论”最早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是在空间上对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理解。国内较早对“圈层理论”进行本土化解读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多次提到一个概念——“差序格局”，“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关系。每个人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从人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圈层的出现来自“自我”和“关系亲疏”，是一种差序格局，而非团体格局。如今的圈层早已突破血缘和地域，职业、年龄、兴趣、文化等方面都可以成为圈层划分的标准。在如今的传媒生态下，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存在一定的共存与融合，既体现出以个人为中心的意见领袖式影响力，又表现出充分分工与合作的无差别参与。互联网媒介的技术革新，特别是移动社交产品的开发与使用，既丰富了圈子的存在形式，又进一步拓展了圈子形成的可能规模与种类。^[2]

“破圈”也就意味着影响力从原生圈层向外围圈层渗透，从一个个看似不存在，但具有稳定的自组织规律且鲜被打破的圈层中走出来，突破“圈层化”的束缚，真正实现信息多面到达。科学“破圈”指科学传播从面向不确定大多数的“扫盲”式传播到面向不同场域的公众的渗透式传播，是科学贯穿式传播的过程。科学“破圈”的前提在于认可不同圈层之间的话语体系和行动逻辑，而新媒介生态下的传播通路日益复杂，科学在不同圈层之间的有效流转变得十分困难。

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当代社会是高度分化的，并非一个浑然的整体，是由遵循自己运行逻辑的不同领域组合而成，即社会大世界下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microcosmos），这些小世界就是场域。布尔迪厄在场域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场”的相关理论：科学场与经济场、政治场、新闻场一样，是一个聚集各种力量的场，但科学场又具有其独特性。首先，科学资本是建立在认识和再认识基础上的，具有较高科学资本的行动者能够在场域中对占有较低科学资本的行动者产生影响。其次，科学场的“入场费”，即门槛，相对其他场域更高。科学资本的积累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对科学掌握的多少及深浅决定了科学家、专职人员、业余爱好者和普罗大众的区别。再次，科学“幻想”（illusion）作为科学竞争博弈的核心，具有较低的功利性。科学信用的价值不是金钱而是报酬，这种报酬通过同行的评价，通过获得声誉、奖金、职位和参与社会团体的活动而得到保证。^[3]

新媒介生态下的科学场域具有多样性、动态性和扩容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科学“破圈”创造了条件。首先，互联网技术的“互联互通”使场域边界开始模糊，科学场域中的行动者越来越具有多重身份，即身处多个圈层，不同行动者因为时空的动态和可拓展，改变了原本场域中相对稳定的结构。其次，布尔迪厄将场域中的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对不同资本的获取影响着行动主体的行动策略。媒介融合、行业边际日益模糊下的资本取向越来越呈现出差异性，不同行动者对不同资本的追逐也影响了其在科学场域中的行为路径，即如何参与科学传播。再次，信息爆炸和知识获取方式的便利使得科学场域的门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据第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显示，公民每天通过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高达64.6%，除电视外远超其他传统媒体。公民在短时间内获得一定程度的关于某一特定议题的知识储备，而后进入科学场域参与博弈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最后，处于网络社会规制的科学场出现了新的变化，公众开始出现新的“惯习”，进而达到“合适”感，它集中表现为公众从单一的接受传播行为转变为主动参与式传播行为，传教士式的自上而下的“宣传”过程转变为公众的反复式“求知”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破圈”既具备客观必要性，又具有主观充分性。

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倡导“以数字化重构科普生态，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科普类期刊集群”^[4]。科研人员和相关专业人员之间主要通过科技期刊进行交流，而科普则由专门的科普期刊来完成，逐渐形成了“沙漏式”科学传播结构：面向专业人士，以影响力和应用转化诉求为主的科技期刊；面向一般公众，以常识性知识生产和素养提升为诉求的科普读物，缺乏从科普基本常识向专业科学知识过渡阶段的内容覆盖。^[5]琼·玛丽·勒盖在《普及科学的四项任务》中提到，科普有四项任务：告知科学应用；告知科学及科研进行过程；告知科学的未来式用途；形成科学文化。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科普期刊的科学传播诉求都是多元的，科普期刊在科学传播中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数字媒体环境下传播平台和传播形态的多元化，给科普期刊的科普工作提出了新挑战，也创造了新机会，科普期刊作为学者、科学政策制定者与公众对话的平台，其枢纽作用被强化。

带有“扫盲”性质的科普在我国开展了几十年以后，不少学者开始思考新时代下的科普诉求。国内外学者均认为，科学传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科学素质（传统科普，scientific literacy）、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和公众参与科学（public engagement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传统意义上的科普建立在“缺失模型”下“科学知识绝对正确”的隐含条件上，只要科学家持续不断地对公众进行科学信息的输出，公众就会逐渐地形成对科学的认知与兴趣，并产生共鸣。而在现有的传播生态下，首先，科学传播面对的受众是具有一定信息搜索能力、双向传播能力的群体，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信息不对称，传统持续单向输出的传播效果大不如前，信任机制建立在“科学人”而非“媒体人”上；其次，科学分科化造成了科学家、专家身份的科学区块性传播屏障，科学共同体内的交流往往也带有“扫盲”的性质，不同专业方向的科学家在接触截然不同的科学领域时，其角色无异于一个普通受众，科学家作为科普权威主体的角色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再次，虽然科学传播是社会各主要行为主体（如科学共同体、媒体、公众、政府、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就科学内容进行双向的平等交流过程，^[6]这是指态度和人格的平等，而非传播资本的平等，各行为主体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有差异的，不同行为主体在协作进行科学传播过程中，需要一个相对中立且多元的角色进行平衡、疏导和服务。

据《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0）》显示，纳入蓝皮书统计范围的科普期刊259种，其中综合类75种、专业类184种，专业类中又分为医药保健类（64种）、农林类（25种）、理科类（16种）和工科类（79种）。^[7]科普期刊的结构从侧面反映出科学传播的层次性需求。科弗特（Catherine Covert）从科学普及的角度提出了螺旋式模型，即从基础的较低水平逐级上升至深度的专业内容，这说明科学传播的层次性本质上是对受众层次性的匹配，受众会选择自己消费能力之内的内容和形式，消费能力之外的再多科学信息都是无效的。螺旋式上升意味着受众具有成长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受众层次的连续性也是存在的。无论何时，总会存在由基础材料组成的低端需求和无限延展的高端需求。对于科普期刊而言，需要在科学传播的整个过程中设计出受众的成长动线，将科学传播分为不同阶段，受众根据自身的情况自由选择进入哪一阶段，可以依次在不同阶段逐级成长，也可以在不同阶段跳跃式成长，这样的自主权与选择权应该交由受众，科普期刊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形成一个容量合理的科学进阶模式，即“自助+引流”的动线逻辑。

媒体是科学传播专业化和市场化的最佳结合点，是科学传播的主要力量，但随着现代媒体技术的发展，发挥中介、桥梁功能的媒体在科学传播中起到的作用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伯纳姆在《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一书中提到：科学传播的主体是作为“媒体人”出现的，而不是“科学人”，他们不以科学事实为依据，而是以传播的内容是否吸引更多眼球、点击率更高为标准。^[8]“媒体人”主导传播，“科学人”主导科普，媒体往往集中于传播效果最大化，这里的最大化是量的衡量，非质的衡量。更为重要的是，“科学人”面对的对象与“媒体人”面对的对象往往位于各自的信息场，深受所处圈层固有认知的影响。因此，科普期刊开展打破圈层的传播，需要解除“科学人”与“媒体人”的对立，在科学传播中发挥自己的作用。首先，科普期刊既是“科学人”，又是“媒体人”，科普期刊兼具科学的严谨性和媒体的传播性；其次，科普期刊是专业科学与大众科学的交融平台，科普期刊通过规范产出科普内容，成为科学家与公众沟通和对话的窗口；最后，科普期刊的媒体、社会服务和科学教育等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科普期刊的科学信息单向传输的“发行+广告”模式，受到了蓬勃发展的社交媒体的冲击，这意味科普期刊需要在定向化和分众化的科学传播模式上进行创新，以实现不同圈层及时有效的对话。

普及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过程，传播是双向的更为平等的对话，科普的语境正经历着由科学普及向科学传播的转变。科学传播是科学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在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9]科学传播的基本功能是把科学家的“私人知识”转化为“社会共享知识”，实现科技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并通过知识传播和扩散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10]因此，科学传播实际上是一个“共享”的过程，科学知识信息从科学密度高的地方向科学密度低的地方流转。目前，网状多节点和去中心化的网络环境使所谓的科学高地与科学洼地变得模糊，科学信息的流转路径不清，“草根科普”“民间科普”“公众科普”等科学亚文化现象不断出现^[11]，包括众包科普^[12]在内的新兴科普方式显示出其特有的价值。无论是何种科普方式，其核心诉求依然是科普源头信息的真实与质量，科普到达群体的广泛与深入。对于科普源头信息，专业的机构、专业的人员保障了内容的准确性与权威性。虽然大众可以参与生产科普内容，但科普内容主要的生产者还是以科普期刊为代表的专业媒体，而非大众媒体。对于科普到达群体，散点网络环境使传播指数呈几何级增长，其广度与深度是传统媒体无法企及的，加之强交互的多层级传播，使得科普产品在跨越不同群体圈层时被赋予了新的传播基因，深度“卷入式”的传播方式为科普期刊丰富科普形式、搭建科普渠道、优化传播效果等提供了新的思路。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科普期刊在新的传播网络生态下面临着传播通路不畅、到达率不高、传播形式单一、传播时效受限和受众信任度不高等问题，同质、均一化的整体性科普忽视了分众传播和阶梯性传播的现实需要。广泛存在的受众可以被划分为数量众多的异质化圈层，异质化圈层之间存在编码和解码的巨大差异，不同圈层之间存在着传播屏障。因此，需要打破传播屏障，实现科学信息在不同圈层的流转，降低科学传播门槛。而当下科技资源的科普化需求^[13]，更加强化了科普期刊的“破圈”传播诉求。具体来说，可以从定向传播、场景对话和关系网构建三个层面来实现科普期刊的“破圈”传播。

虽然科普期刊进行的科学传播是广泛的大众传播，但当下科学传播的对象具有非标签化和刻板化的特征，“扫盲”的群体为不确定的动态群体。因此，科普期刊需要从受众端来考虑科学传播，改变以往科普期刊面向众多不确定人群的传播模式，从受众所处圈层的位置铺开，借助大数据、用户画像与算法，实现定向传播。不同于一般的传播策略，科普期刊的“破圈”传播本质上是找到一个圈层中的一级传播点，然后由这个一级传播点向圈层进行二次传播和渗透，形成圈层共振，正如在一个群体中找到一个“代理”或“代言人”，这里的“代理”或“代言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以他为圆心向四周不断形成新的传播中心，一级一级传播开来，其传播生态是扁平的而非层级的，不同于传统科普传播因高低势能产生的传输逻辑，“破圈”传播是基于强弱关联的交互式传播。由于圈层群体在长期不断的社交过程中形成了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回音室效应”的正向强化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因此，综合类的科普期刊要充分考虑区域性的差别，针对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情况来进行程度深浅不一的分类科普，特别是针对下沉市场，可以考虑与地方主流强势媒体合作来实现信息内容的传输。专业类的科普期刊要找到匹配的平台和群体，并在不同专业之间探索交叉知识的互融性，提升专业科普用户的外溢性，提升圈层溢出效应。此外，考虑到科普期刊自身资源有限，要充分利用新型网络平台，实现平台间的资源共享与联动，以适当的媒体矩阵来覆盖各圈层。

由于科学本身的严肃性，无论是正规还是非正规的科学传播，其传播主体多以政府、事业单位等组织机构为主，点对面的传播方式依然占主导，而这种自上而下的科普方式缺乏有效的对话机制。科普期刊可以通过改变传播内容的话语场景，搭建有效的场景对话机制。以科普期刊《博物》为例，《博物》的编辑，同时也是《博物》官方微博的运营者张辰亮，长期解答微博网友提出的生物鉴定问题，并制作成科普短视频，与网友保持高频互动，同时入驻了抖音平台。通过长期的对话，《博物》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场景，即网友一旦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奇异的生物就会向《博物》寻求解答，当网友发现与《博物》微博互动如此高效，他们就会将自己与《博物》的交互过程经二次加工向其所属的圈层进行传播，从而建立起圈层内潜在用户群体与《博物》杂志的关联。特定场景一旦出现，潜在用户群体就转化为“积极受众”。由此可见，科普期刊通过抓住科普与大众之间的链接点，构建清晰的场景对话机制，是实现“破圈”传播的重要环节。

现有传播生态的圈层与传播形式有紧密的关联。科普期刊作为“点”向特定圈层群体的“面”进行传播，这个“面”不是大众的面，而是圈层的“面”。科普期刊要针对不同圈层选择差异化的传播形式来实现有效的科学传播，如针对二次元群体，可选择他们青睐的条漫形式；针对家庭妇女，可考虑电视节目结合实验类短视频的形式。

目前大部分科普期刊的新媒体矩阵已经颇具规模，由早期的“两微一端”向“两微一抖”转变。科学的“破圈”与其他内容的“破圈”的差别在于，科学不是主观的价值和态度，是一定时期内被认定的真理，它在传播场域中的声音是基本一致的，而其他内容则可能存在多元的解读。这就决定了科普期刊的内容虽具有争议性，但不具备八卦内容一样的冲突属性。科普期刊“破圈”的难点就在于如何使科普内容产生涟漪般的持续传播效应。事实上，科普期刊所面对的情况是：受众不是全然无知的受众，专家、职业人员和媒体中也存在大量的外行公众（lay public），科学传播的复杂性源于低信任关系。学者李志超和罗家德提到：“在一个限定的社会空间中的行动者，他的行为、身份认同、信任感以及他所遵循的规范固然依赖于个体私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历史，但同时也依赖于其所处的社会网络的整体结构。”^[14]目前的科学传播是网格化的传播，信息容量和密度有层次偏差，而新关系的生成有利于在不同信息容量和密度的固有圈层中寻找到新的链接点。考虑到在面对争议性科学话题时，公众常常因态度聚合^[15]，态度聚合点出现的位置，往往是传播网络中的次级传播中心，不同科学议题下的网络关系有明显的差异，这些中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一定的动态性。科普期刊可以通过长期追踪和统计形成可视化网络“关系图”，借助丰富的次级传播中心构建新关系传播网络，突破固有传播通路的壁垒。

科学“破圈”是科普内容在网络媒体生态中的形象表达。科普期刊应扛起科学传播的大旗，做好科学传播的引领者、参与者、协调者和服务者，在不同圈层中找到科学传播的规律，不断由“扫盲式”科普向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渐进式”科学传播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