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百年历程，党领导的出版业从建党之初的星星之火发展到了百年华诞之时的繁荣兴旺。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一直非常重视对出版业的发展和管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国情，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思想，并始终以此指导党的出版实践活动，发展和繁荣了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出版业。早在2009年习近平就高度概括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特点，即“坚持历史典籍与当代书籍相结合、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结合、传播中华文化与借鉴世界各国有益文化相结合，坚持古今中外、兼收并蓄，这就是当代中国出版文化的特点和特色”。^[1]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科学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观察世界、处理出版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2]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党的出版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党报是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做斗争的第一个阵地，必须维护党的形象、宣传党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人从中深刻认识到，出版工作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无条件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斗争服务。同时，只有以人民为中心，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加大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转化为“物质力量”的现实可能性。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党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将出版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治主张、团结教育人民和打击消灭敌人的有力宣传武器，开创了党的革命出版事业。

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党性原则的指导下，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规定：“一、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二、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日报、周刊、传单和通告。三、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到党员的领导。四、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3]在此原则下，中央和各地党组织开始积极创办出版社，开展出版宣传实践活动。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份全国性工人刊物——《劳动周刊》创办。同年9月，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在上海创立。其后，《先驱》《向导》《前锋》等报刊相继创办。1923年11月上海书店创建，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出版发行机构，承担着党宣传政治主张和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任务。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的出版事业迎来了短暂的繁荣。这一时期，随着工农运动及北伐战争的蓬勃发展，一批工人、农民、妇女和军队革命报刊创建。但这种繁荣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共产党有关的报刊、图书等一概被查封或被迫停办。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党的出版事业只能由公开或半公开出版转为“秘密出版”。

“八七会议”后中国各地相继爆发了武装革命，大大小小的苏区由此建立起来。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根据地，最大限度地发动团结群众，苏区政府和各级党组织把出版这一“宣传武器”放在了重要的位置。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指出：“建立编纂和发行工作，必须编辑各种最通俗的小册子，大批散发到群众中去，尽可能成立出版部，专门负印刷与发行责任。”^[4]依据古田会议精神，各地先后创办了《闽西红旗》《赤色青年》《红军日报》等多种报刊，出版了各类图书以及适用于群众、士兵识字的扫盲手册和课本教材等。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开始统一规划苏区的出版工作。中央政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人民性原则和党性原则，强调苏区出版业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满足苏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并明确规定：“党报是领导党的斗争，组织广大群众在党的政治主张周围的一种重要的武器。”^[5]1931年至1933年间，《青年实话》《红色中华》《红星》等机关报相继创立。在图书出版方面，这一时期图书出版数量大大增加，种类更加丰富，涵盖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医学、文艺、法律等众多门类。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党在延安的出版业应运而生。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业逐渐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辐射各革命根据地的格局。1937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随后该会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并开始以“解放周刊社”（1938年1月改名为“解放社”）的名义出版图书刊物。1939年出版发行部成立后开始统一领导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后改制为中央出版局。在印刷发行方面，1937年到1938年间，中央印刷厂、八路军印刷厂、青年印刷厂先后创建，青年书店、西北抗敌书店、延安新华书店及陕甘宁新华书店等相继成立。在印刷和发行工作的有利配合下，延安的出版业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据统计，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时间里，延安先后出版了20多种报刊和400多种书籍。^[6]报刊以党报和文艺报刊为主，图书出版主要有马列著作及毛泽东著作、文学文艺类著作、哲学社会科学类著作、大众普及读物4类。此外，党中央也派出专业的工作组协助其他各革命根据地建立起自己的出版系统。各革命根据地的出版业开始由无到有、由弱到强地发展起来。各边区的出版活动充分服务于军事斗争和思想文化斗争，为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激发革命热情作出了很大贡献。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国共两党由最初的和谈走向了破裂，内战爆发。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好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范围日益扩大，解放区的出版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在东北、华北、中原等解放区，各地新华书店成为出版业发展的主力军，承担着编印马列著作、宣传大政方针、服务文化教育的重任。1948年底，随着大中城市纷纷获得解放，如何对待旧有出版业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由此发布了《中共中央对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的暂行规定》，指出：“凡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地方政府下的各机关、各反动派与特务机关所主办的图书出版机关，连同其书籍、资财、印刷所等，一律没收；民营及非全部官僚资本所经营的书店，不接收，仍准继续营业。”^[7]解放区旧有的国民政府经营的出版机构最先由各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1949年2月之后由新成立的出版委员会进行此项工作。出版委员会接管这些出版机构后，有计划地整理其遗留下的资产、设备、技术，同时对其旧有的工作人员进行说服和思想政治教育。这不仅有效遏制了反动势力、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为发展新中国的人民出版事业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和人员条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业围绕“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一革命主题，积极创办党报党刊，将编译马列主义经典、出版党的领导人著作、宣传党的政策文件等作为出版工作的重要任务，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团结和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充分配合了党的各项政治军事斗争，有力承担起了“宣传武器”这一历史使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打破人民旧有的思想观念，加强意识形态教育，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人民性原则和党性原则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人民出版”和“政治家办报”的出版思想。他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有关出版自由的阶级性特征，指出：“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是报纸的新闻，都具有阶级性。”^[8]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开始当家作主，被赋权了出版自由，就要走“人民出版”的道路。在对党性原则的应用上，毛泽东指出：“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作政治家办报，”首创了“政治家办报”这一贯彻党性原则的新方针。毛泽东正式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历程，他的出版思想是遵循出版规律，立足中国国情的科学的理论成果，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出版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由此迈入了党领导的人民出版事业这一新的历史时期。1949年9月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0年10月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发展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决议》先后规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9]“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是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10] 1949年11月出版总署成立；1954年12月出版事业管理局代替出版总署成为全国出版事业的领导机构。出版总署和出版事业管理局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工作规定和管理条例，逐步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编校制度、稿酬制度以及定价标准等。从1950年起，国家开始了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帮助有困难的私营出版业继续生产经营；鼓励分散的中小型企业进行联合经营；对具有一定条件的企业进行公私合营。1956年6月，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此外，1950年全国新华书店总管理处成立，负责加强对各行政区总分店的领导和管理。新华书店由分散走向了统一，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发行体系。

遗憾的是，党在建国初期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出版从业者受到斗争和迫害，许多出版物被查禁、出版机构被撤销。据统计，1970年12月，全国出版社只剩下53家；中央级和省级的报纸由1965年的197种下降到1966年的49种；全国期刊总数由1965年的790种锐减到1969年的20种。^[11]这一时期出版物类型非常单一，毛泽东相关著作是出版的主体，“革命样板戏”剧本、曲谱和画册大量出版，其他类型书刊的出版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出版方针路线、管理体制、工作原则、行业标准等事项逐步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业围绕“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主题，积极出版了一系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革命文艺作品、教科书和少年儿童读物等，有力宣传了社会主义制度、丰富了新中国初期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仍有一些出版人始终坚守在出版阵地，担当着出版人的责任与使命。这30年，出版业在探索中发展，在风雨中前进。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社会急剧转型下出版领域出现的种种现象，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党性原则，从出版的政治功能和教育作用出发，提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党的报刊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及“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等前沿思想。之后，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出版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从文化发展的高度加强对出版的管理和改革、将互联网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和关键平台加强建设与管理等创新性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提出的，成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指导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出版业的恢复和发展。

这一时期，人民的思想十分活跃，对出版物的需求非常旺盛，但此时出版物数量和种类十分短缺。人民群众迅速增长的文化需求与出版物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亟待解决，出版业围绕着走出“书荒”的困境开始了调整改革之路。1977年12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长期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广大出版工作者解放出来”。^[12]1979年到1986年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全国地方出版工作会议、全国出版局长会议先后召开，就出版社运行机制、出版内容管理等问题做了比较系统地讨论。1988年5月，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正式发布《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一些出版社开始进行目标责任制改革，建立奖惩考核制度等，纷纷进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模式中。发行工作在这一时期也迎来了大变革：从1980年起，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便开始推动发行体制改革，允许出版社自己负责本社部分图书的发行工作，提出通过增加流通渠道、减少流转环节以及调整出版物进发货折扣等措施激发出版物发行环节的活力。此外，这一时期开始注重对出版人才的培养。1984年，教育部对设立编辑学专业、培养编辑人才提出了培养规格、培养层次和培养途径等多个问题。^[13]从1985年开始，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相继开始招收编辑学本科生，相关的研究生教育和职业教育也逐渐发展起来。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些出版单位开始积极尝试现代化企业经营模式，学习和借鉴国企改革过程中的成功经验，进行劳动、人事和分配三项制度的改革，建立起了出版社的内部竞争机制，充分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1997年十五大召开后，更是加大了对出版业市场结构、组织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的调整力度，出版业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出版资源配置更加优化。这一时期，面对出版业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规范出版行为、净化出版市场。1994年初新闻出版署提出“实现出版业阶段性转移”的目标，重点是实现出版业从规模数量的增长向优质高效的增长转移。^[14] 1997年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出版管理条例》，对出版物的印刷、发行，出版业的指导思想，出版单位的经营管理等做了明确的规定。随后新闻出版署又颁布了《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号召全国出版从业者遵守法律规定，加强职业道德，规范自身行为，共同创造干净和谐的出版环境。

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完善，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深，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出版业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改革，朝着企业化、集团化、国际化和数字化的方向发展。首先是出版业的全面转企改制。《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文件颁布后，各出版单位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等相关要求，打破传统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逐步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同时为了将出版业做大做强，党和国家加快了出版业集团化建设的步伐。2002年《关于新闻出版业集团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出台，要求各部门积极主动地推进新闻出版业的集团化建设。此外，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出版业开始面向国际化发展。这一时期，“走出去”战略首次成为新闻出版的重大战略之一，被正式写入《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出版的数字化发展趋势愈加明显。2009年我国数字出版的产值首超传统出版业，数字出版强大的发展潜力开始显现。2010年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文件正式提出了数字出版的概念并对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做出了整体部署，中国由此迎来了“数字出版的元年”。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业围绕“改革”这一历史主题，立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需求，规范了出版领导和管理机制，初步实现了市场化、国际化、数字化、集团化发展，图书期刊出版出现了井喷式增长，有力传播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党的出版工作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出版工作的发展，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新时代出版工作的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座谈会、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以及对出版机构的参观、回信等活动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出版的新思想新理论。这些创新性的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出版实践活动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宝库。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党中央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出版业持续深化发展，在继往开来中创造了新的辉煌。

回归出版本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出版本体首先回答的就是出版“为谁服务”的问题。在当代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业存在发展的定海针和压舱石，解决了出版的本体问题”。^[15]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工作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此后又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等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在这一正确导向的指引下，党的出版工作有了更为明确的对象范围，由此制定和实施了更为科学具体的出版实践要求，更好地把握了出版内容、明确了出版功能。

定位政治方向，坚持党抓意识形态、党媒姓党、党管出版的党性原则。意识形态作为思想领域的上层建筑，深刻影响着出版实践活动，并进一步影响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指出：“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16]，并创新性地提出了“党媒姓党”的论断。在这一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出版领导机构和管理体制开始了改革之路。为加强党对新闻出版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2018年，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央宣传部对外加挂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的牌子。在出版管理体制方面，一些出版发行企业开始实行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的经营模式，保证党委对出版导向的决策权。出版领导机构和管理体制的更新加强了党对出版工作的全面领导，使得出版业能够贯彻党性原则，坚持政治定位，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服务于党、国家和人民。

把握核心要素，加强出版的内容建设，强调以社会效益为首位的两个效益相统一。内容体现着出版物的政治方向和文化基调，是出版物的核心所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愈发繁荣的今天，出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矛盾更易产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17]我们要鼓励引导出版机构创作产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文化产品，朝着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时代化方向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等相继印发。根据相关文件中的具体要求，各出版机构积极整改，通过完善企业内部运行机制和评价考核机制、健全企业干部人才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措施，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在选题策划上精心论证，在编辑加工中精心打磨，在印制生产环节精心把控”^[18]，一大批精品出版物得以出现。

重视教育出版事业，强化出版“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教育功能。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教育出版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2020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的回信中写道：“希望人民教育出版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推进改革创新，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19]依据这一理论精神，教育出版业探索出了适应新时代的实践路径：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大大减少和及时纠正教育出版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和偏差，充分发挥教育出版“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作用。二是进行内容创新。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从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三是建构新型教育出版模式。抓好“互联网＋”的契机，推进新形态教材的研发，积极打造数字课程，创建支持数字课程建设与应用的平台，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为传统教育出版赋能。由此，出版工作的教育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更好地承担起了“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历史使命。

探索发展途径，架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出版融合发展格局。随着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传统出版业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以深负远见的政治目光绘就了媒体融合发展的路线蓝图。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这一论断大大解放了传统主流媒体进行融合转型的思想包袱。2014年，《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型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相继出台，鼓励出版业实行融合发展和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近年来，新闻媒体融合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令人可喜的成绩，但总体上看，发展还很不平衡。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要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从‘你是你、我是我’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变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20]由此，2017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深化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工作的通知》，指出要进一步加快文化与科技融合，并提出重点从优化软硬件装备、开展数据共享与应用等5个方面继续深化。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初步形成了各种新型媒体平台纵横交错、立体多样的现代全媒体传播体系。

加强国际传播、加快对外出版，充分发挥出版联结中外、沟通世界的功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们亟须加强出版的国际传播能力来塑造国际形象、展示中国力量。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围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做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在对外出版物的内容建设上，“不要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要把‘道’贯通于故事之中”，^[21]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在出版物对外传播的方式上，我们要完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创新宣传理念和运行机制，汇聚更多资源力量。2012年1月，《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首次在国家层面对新闻出版业“走出去”进行全方位的规划布局。为配合“一带一路”文化建设，2014年底“丝路书香”工程获批立项。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明确在“十三五”时期，要大力推动中国数字出版品牌走向世界，继续鼓励各类出版企业在境外设立数字出版分支机构。2017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推动中外出版机构开展合作出版。2020年10月，首届“一带一路”出版合作经验交流会召开，推进了“一带一路”出版合作向纵深发展。此外，我们还通过参加和设立书展、图书博览会的方式加大出版物对外交流力度。由此，一批传播中国之音的出版企业走出了国门，一批讲述中国故事的主题图书、文学作品、儿童读物等走向了世界。

加强出版队伍建设与出版人才培养。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出版人才队伍建设做出重要指示：“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位，牢记社会责任，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要提高业务能力，勤学习、多锻炼，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人才。要转作风改文风，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要严格要求自己，加强道德修养，保持一身正气。”^[22]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这“四力”准确而凝练概括了出版从业人员应具备的能力。在系列重要讲话的指导下，出版队伍建设开始在关键点发力，通过进行专业资格考试等形式提高出版从业人员准入门槛，通过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培训提高出版人员的综合素质，通过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保障出版从业人员待遇等措施培养了一批“政治过硬、本领高强、能担使命”的出版人才。此外，为从源头提高新闻出版人员的素质，2013年，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出台《关于党委宣传部门与高等学校共建新闻学院的意见》，部校共建新闻学院项目迅速在全国各地深入开展。这一举措创新了出版人才的培养模式，为出版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业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主题，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具体出版实践活动，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出版内容，推出了一大批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优秀出版物，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更高层次的精品出版物的需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结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知所从来，方明所去。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实践凝聚着党的智慧，诠释了党的宗旨，取得了伟大成就。在党的新的百年开启之际，结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用正确党史观、大历史观和时代观回顾过去，从党的百年出版工作中提取养分，为党开启出版工作的新征程提供历史滋养。

出版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性原则。“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23]从历史长河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历程所获得的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创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发展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完善，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丰富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出版业实现了华丽转身。从国际风云看，“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24]出版物作为一种传播思想观念的社会公器，具有引领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因此，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出版事业过去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未来想要取得更大成绩的根本也在于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出版工作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唯物史观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性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核心观点。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满足工人阶级和普通大众的利益诉求，党将出版事业作为“揭露黑暗，传播真理”的武器进行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开拓“人民出版事业”这一正确道路，将“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作为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进行建设；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满足人民群众迅速增长的文化需求，出版业开始了调整改革之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使出版朝着人民喜闻乐见的大众化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实践证明，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党领导出版业的初心愿景和根本遵循，理应为未来的出版工作所坚守。

出版工作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立足中国现实。中国共产党对出版业的领导是以社会现实为依据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立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实，主要任务是作为思想武器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主张，团结人民群众和打击消灭敌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出版立足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的现实，主要任务是加快建设，保障人民基本精神需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出版立足于“书荒”的社会现实，主要任务是加快恢复，满足人民群众对新观念、新知识的精神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出版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主要任务是加快创新，满足人民对更高层次的精品出版物的需要。历史证明，出版工作只有遵循时代发展规律，立足现实，从实际出发做出科学研判，回答好时代之题、人民之问，才能取得璀璨的发展。

出版工作必须树立创新意识，不断开拓进取。创新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创新的过程：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治家办报”的出版思想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强调的“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的出版观念，再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党媒姓党”等系列新论断，无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时代前沿开拓创新的成果。党的百年出版史是在创新中不断前进的，也应在前进中继续创新。因此，出版工作应着眼于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并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在21世纪的今天，时代发展瞬息万变，只有树立创新意识，结合人民群众需求创新出版内容，利用科技发展成果改进出版形式，及时更新出版理念，才能抓住时代发展机遇，乘势而上、再上新阶。

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来时路、展望新征程。回顾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业走过了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路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出版业伴随着党的诞生而创立，而后走过苏区、走过延安、走向全国，其间有过挫折磨难，也有过繁荣兴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勇气开拓出了“人民出版事业”这一崭新道路，此后面对重重困难，出版业在党的领导下不忘初心、沐雨前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出版业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孤立到开放共存、从“照本宣科”到创新发展的巨大转变，实现了从“书荒”到“书海”的伟大跨越；新时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出版业抓住时代机遇，运用先进技术实现融合发展，坚持质量内容第一、社会效益第一，围绕“讲好中国故事”不断开展跨文明交流，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续写了继往开来的美丽华章。展望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带领下，中国必将实现从“出版大国”到“出版强国”的伟大跨越，中国出版业必将迎来更加光辉璀璨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