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阅读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动力和目的之一，分布在广袤乡村的儿童是重要的阅读群体。农业国家在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往往会经历城市文化的崛起和乡村文化的凋敝。我国乡村于漫长岁月中形成的“耕读传家”传统，在社会结构和环境的剧烈变化中遭遇消解，能否为乡村儿童阅读建构新的支架，关系着我国下一代人口的整体阅读能力，关系着全民阅读结构的均衡和优化。因此，需要深入分析乡村儿童群体的阅读环境、资源、推广力量和预期效果，通过城乡对比，发现问题，进而找出原因与解决路径。

本文综合笔者自2010年以来对京、冀、鲁、湘、新、川、贵等地乡村阅读调研观察，以及青岛大学师生在乡村地区开展调研、支教、“三下乡”等活动时的发现，限于篇幅和专业积累，本文主要关注对象为学龄前及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儿童。

中国乡村地域广袤，未成年人数量庞大。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9》显示，2017年我国农村在园幼儿数2 893.29万人，占在园幼儿总数的62.90％；义务教育在校生数为1.45亿人，其中乡村在校生为3 418.77万人。^[1]以上数据尚不包括未入园的婴幼儿。从社会、经济、教育、公共文化服务等多个维度来看，我国城乡儿童阅读差距较大，这种差距背后隐含着复杂多元的问题，本文将主要从信息环境和阅读现状两方面展开分析。

促进儿童阅读的信息可分为儿童阅读观念启蒙类、儿童阅读资源和服务推广类、儿童阅读技能培养类，以及亲子阅读类信息，这些信息经由公共力量、商业力量和公益力量的推动，经媒介传播、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三种信息传播渠道进行传播。由于城乡社会结构的不同，信息推动力量分布不均衡，进而造成了城乡之间、发达乡村和落后乡村之间儿童阅读信息环境的落差，即“知沟”的存在。如图1所示，在城市，父母和教师拥有相对丰富多元的儿童阅读信息传播渠道，在阅读素养和对儿童阅读的重视程度上会整体优于乡村地区，城市儿童所处的家庭及学校阅读信息环境就会相对优越。乡村儿童父母的阅读素养整体相对不足，无法给予足够的指导，跟随祖辈生活的留守儿童更是无法在家庭中获得足够的阅读滋养，所以，乡村儿童与监护人之间的阅读关系是弱连接关系，而乡村教师才是更有可能跟儿童建立阅读强连接关系、改善儿童阅读信息环境的关键力量，虽然这种强连接关系只有在儿童进入幼儿园之后才有可能建立，但目前仍然是提升乡村儿童阅读素养的最可靠高效的途径（见图2）。

在信息无远弗届的今天，农村居民可以凭借手机、电视、户外媒体等随时浏览有关儿童阅读的信息，但从受众角度看，这些信息往往不直接面向儿童，而是经父母、老师等“中介”间接作用于儿童，这些乡村“中介”对儿童阅读信息的接触和利用，会受其教育程度、阅读习惯、阅读素养等多重因素影响。正如知沟理论所强调的那样，造成认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教育水平等社会结构问题，这些问题带来受众的传播技能和兴趣的差异，针对某个议题的媒介信息传播量的增加不仅无法解决差异，反而会加深知沟。^[2]如上文所述，有关儿童阅读推广的商业力量和公益力量大多集中于城市，服务于城市，由此形成了信息动力系统，其信息采集对象、服务范围和行文情境都带有浓郁的城市色彩，不断丰富着城市儿童阅读的媒介生态环境，而农村儿童阅读的媒介环境却相对暗淡、单调。况且，知沟理论强调造成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在于经济、教育水平等宏观社会结构问题，这些问题所引发的传播技能和兴趣的差异，是无法靠议题信息传播量的增加而改变的。甚至，媒介报道的增多反而会加深这种知沟。^[2]

当代乡村人口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乡村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瓦解，许多地方出现乡村凋落、乡土文化凋敝的窘境。^[3]青壮年外出务工，老龄化现象严重，居民年龄结构的城乡差异，导致乡村人际传播环境中的儿童阅读观念整体迟滞，有关儿童阅读的信息传播速度、范围和质量都弱于城市。在城市人际传播网络中，父母和教师是与儿童进行阅读信息交流的强连接，父母往往会更为广泛、积极地汲取儿童阅读多元信息，给孩子营造一个密集、专业的信息小环境；乡村儿童的父母相对欠缺信息汲取意识和能力，由老人监护的留守儿童群体的阅读情况则更为严峻。《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9》显示，2017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有1 550.56万人，其中小学生为1 064.48万人，占我国小学在校生总数的10.55％；初中有486.08万人，占初中在校生总数的10.94％。^[1]在这种环境下，乡村教师的枢纽功能就显得更加重要。上官文宾和李一慢均认为，当下在农村依靠家庭力量改善儿童阅读现状是极其困难的，应该集中力量通过教育体系进行改善。作为知名儿童阅读推广人，李一慢常年应各地之邀为教师开展阅读教育培训，也因此与许多青年教师结成“师徒关系”，他表示，乡村教师往往表现出对阅读教育的更大的兴趣和持久性，这与他们的信息环境相对简单有关。由此，对于改善乡村儿童阅读的信息环境，乡村教师在人际传播中蕴藏着更多开放性的可能。

儿童阅读推广的专业力量在农村的覆盖面、接触点远少于城市。农家书屋、中小学图书馆（室）、农村精神文明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在过去的十余年间从无到有，在广大农村实现了全面覆盖，在阅读设施、阅读资源等方面为农村儿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阅读条件，但阅读的观念和信息仅通过硬件系统无法实现高效传播流通。城市公共图书馆、社区图书室等公共阅读场所的活力恰恰是由具备阅读推广能力的专业组织和个人所激发的，多样化的阅读推广服务和活动使这些公共阅读场所成为阅读观念和信息的传播中心。此外，出版社、绘本馆等商业性阅读推广力量日益成为儿童阅读推广信息的重要实验室、发射台，而在乡村，此类机构亦缺位，使得乡村儿童失去了重要的社会信息来源。在城市全民阅读背景下，公共组织或商业组织对儿童阅读信息的传播具有专业性、持续性和个性化的发展趋势，而乡村以农家书屋等基础设施为平台开展阅读推广活动，不仅专业性不足，也不能持续地进行信息环境建设。由此看来，乡村教师仍然是最稳定、可靠、专业的乡村儿童阅读信息传播者。但是，由于乡村观念和教育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乡村教师面临着为乡信念的缺失、乡土知识的匮乏以及内生能力的弱化等诸多现实困境，并会因此导致人际交往圈子窄、无法真正融入乡村人际交往，缺乏学习动力和主动探求知识的意识，教育思维固守以及教学行为僵化等状况^[4]，这些制约了乡村教师在儿童阅读信息人际传播中的动能发挥。为此，构建有助于乡村教师人际传播保持外向性、开放性、合作性的信息环境，对儿童阅读信息通过乡村教育系统扩散有着重要帮助。

小学高年级之后，儿童越来越多地开始自主查阅、选择信息，乡村儿童阅读信息的匮乏和阅读能力互相抑制，导致他们看不到世界的差异性，缺少谈论和理解世界的兴趣，难以实现电子媒介与图书阅读之间的良性互动。成绩好的乡村学生考入大学后，往往因学习视野狭窄，缺少主动探索的勇气和能力，进而制约了其未来发展。

总体看来，缩小城乡儿童阅读信息的知晓差距，不仅需要加强媒介对乡村儿童阅读的关注和报道，还要从营建专业信息源、搭建专业渠道、激发传播动力方面努力。

21世纪以来，中国童书出版进入“黄金十年”，并正在迎来第二个黄金十年，中国童书平均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5]近年来的统计数据和研究文章显示，虽然经历了2018年中国图书出版的调整期，以及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童书在选题创作、题材形式创新、出版增长率等方面仍处于升温状态。但是，2013—2018年，我国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的图书阅读数据并不像童书出版发展趋势那样令人乐观；从0～8岁、9～13岁、14～17岁三个年龄段儿童的图书阅读率和阅读量来看，城镇总体优于乡村，差值起伏变化。^[6]在以上研究中，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0～8岁儿童的阅读率城乡差距最大，学龄后城乡儿童的阅读率缩小，这展示了乡村教育对于儿童家庭性阅读情况的改善；二是调查数据无法体现城乡阅读资源质量的差距。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笔者结合国内外最新发布的儿童阅读数据，分析我国乡村儿童阅读存在的一些问题。

随着心理认知和识字能力的发展，儿童阅读会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变化，这是儿童分级阅读概念的理论基础。例如，婴幼儿时期到小学低年级，儿童以绘本阅读为主，年龄越小文字量就要越少，情节也要简单，需要家长陪伴阅读；小学三年级之后，儿童的识字量增加，他们不仅需要阅读能够激发想象力的儿童文学作品，也需要阅读科学、历史、自然、哲学、人物传记类出版物。近年来，我国对基础教育阶段的阅读极为重视，小学教科书中增加了拓展阅读栏目，有力扩大了儿童阅读视野，如部编版的小学《语文》设有“快乐读书吧”栏目，每学期推荐4本左右儿童经典图书，如果家长或学校图书室能提供相应书籍，教师能指导学生按此步调阅读，那么无论是城市儿童还是乡村儿童，每学期都能保证人均8册左右的图书阅读量。

但是，乡村学龄前儿童尤其是入园前儿童却缺少组织化、体系化的阅读框架。这个阶段儿童的主要读物为绘本，绘本以图为主，篇幅短，如果资源充足，家长引导得当，儿童的阅读量会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美国公共图书馆广泛开展的“1 000 BOOKS Before Kindergarten”^[7]项目，鼓励家长利用图书馆童书资源，在孩子上幼儿园之前为其读完1 000本书。在我国，城市公共图书馆近年来发展迅速，许多书店也设置了儿童绘本专区，还有嵌入社区的绘本馆、社区图书室和新型阅读空间，为城市低龄儿童提供了丰富的图书资源。深圳、苏州等地还开展了面向婴幼儿的“阅芽包”“阅读大礼包”等公益项目。这些力量还会推动父母将亲子阅读视为育儿的重要任务之一。发达地区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父母会经常购置绘本，有每天亲子阅读的习惯。相对于城市绘本阅读的持续升温，乡村就是另外一番景象，绘本馆、童书馆等商业亲子阅读机构仅在城市开设，而乡村罕有。乡村的公共阅读设施虽然一直在建设发展，但面向低龄儿童的优质绘本资源并不丰富，文字类童书较多，且相对于硬件设施的发展速度，乡村公共阅读服务能力尚不能匹配。乡村低龄儿童家庭也少有藏书。2022年春节期间，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大学生寒假社会实践团队开展了“乡村儿童阅读的田野小调查”，调查反馈，有学龄前儿童的乡村家庭基本没有绘本，仅有少量内容质量平庸的简装图画书。由于绘本价格不菲，收入低的乡村家庭特别需要公共文化服务的支持，才能保证低龄儿童拥有足够的阅读资源。

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21年中国0～8岁儿童图书阅读量为10.33本，如图3所示。这个数据不仅与美国幼儿园到小学二年级儿童（Grade K，Grade 1，Grade 2）的24本、40本、47本差距明显，如图4所示，也落后于我国9岁以后儿童的阅读量。绘本文字量少，朗读一册仅需要几分钟到十几分钟，10.33本背后隐藏着城乡儿童阅读量的巨大落差：有亲子阅读习惯的城市家庭即使每天读一册绘本，全年的阅读量就是三百多册；而缺少绘本和成年人辅助的乡村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绘本阅读不会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低龄儿童的阅读素养，直接关系到学龄后儿童阅读习惯的养成和阅读能力的提升，希望未来会有更多针对性的调查研究，为乡村低龄儿童阅读提供更多有效方案。

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21年我国未成年人（0～17周岁）人均图书阅读量为10.93本，如图3所示，睿乐生教育集团（Renaissance Learning，Inc.）发布的《孩子们在读什么：2022年版》（What kids are reading：2022 edition）显示，在2020—2021这一学年中，美国447万名K-12（从幼儿园到12年级）学生人均纸质书阅读量为28.6册。^[8]虽然中美两国数据调查方式不同，但提供了比较思考的窗口，以下差别颇有启示。

（1）中国未成年人四个年龄段中，14～17岁的未成人阅读量最高；而美国K-12阶段中二年级学生（7～8岁）的阅读量最高。在2020—2021这一学年，美国1～3年级学生阅读量分别达到40本、47本和39本。该阅读数据相比2019—2020学年下降明显（1～3年级学生阅读量分别为45本、61本和53本^[9]），《孩子们在读什么：2022年版》认为是由于受到疫情和数字化阅读的影响而导致这种结果。中美的这种错峰状况，很大程度上与儿童学龄前的阅读经历有关。笔者在《国外全民阅读法律政策译介》^[10]中详细考察了美国儿童阅读相关的法规政策和推广项目，美国儿童阅读推广体系起步早、相对成熟，社会公益意识强，能够覆盖偏远地区和城市贫困社区，大部分儿童在学龄前受益，为小学二年级迅速攀上阅读量的顶峰做好了准备。对比来看，我国数量庞大的乡村儿童缺少学龄前的足够积累，进入小学之后才得以打开阅读视野，阅读量随兴趣、识字量的增加而逐步上升。

（2）整体来看，美国未成年人阅读量高于中国未成年人阅读量，低龄儿童的阅读量差距最为明显，但在14～17岁这个年龄段出现了反转，中国未成年人阅读量开始高于美国未成年人（年龄相当于Grade 9～12）阅读量。如图4所示，美国儿童阅读量在二年级攀上顶峰后，就开始了持续下滑，这与儿童阅读从绘本转向文字书、数字化读物有关，也与电子媒介有关，这种情况引起了美国各界的关注，不少研究即是针对高年级学生阅读兴趣和阅读量的下降展开的。近几年我国大力发展全民阅读，家庭和学校对阅读教育越来越重视，以及童书出版的上升发展态势，都促使儿童阅读环境处于急剧变化之中，激发了我国学龄后儿童图书阅读热情。这就需要我们更为关注乡村儿童的阅读资源和阅读质量。

2022年初，青岛大学“乡村儿童阅读的田野小调查”汇总了240个山东乡村家庭的藏书情况，总体情况如下：一是乡村家庭藏书量低，儿童课外书数量少，仅有少数家庭藏书达一百本以上，大多数家庭藏书为二三十本，个位数藏书的家庭也不少；二是品种单一，藏书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如杨红樱、沈石溪等作家的作品，科普、历史类出版物较少；三是绘本很少，甚至出现盗版绘本；四是“快乐读书吧”推荐书目出现频率高，如《十万个为什么》《山海经》《汤姆·索亚历险记》等；五是小学高年级到高中阶段学生的自主阅读兴趣逐渐显现，且受同学影响较大，开始阅读《哑舍》等奇幻类小说、《三体》等科幻类小说。

乡村家庭藏书量是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的，因此学校图书室、班级图书角、农家书屋等基础借阅设施承担了重要作用，但有三方面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学校图书室、农家书屋的管理服务制度不完善，无法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相对而言，班级图书角的藏书利用率更高；二是学生在寒暑假期间不能利用学校图书资源，而将更多时间花费在电子媒介产品之上；三是缺乏基于阅读设施之上的专业性儿童阅读指导，学生自发的阅读潮流易呈现浅层次、同质化特征。

总体看来，提高乡村儿童阅读资源总量并尽可能提高书籍的多样性，是提升乡村儿童阅读能力的重点所在。书籍是儿童了解世界、塑造未来的重要渠道，推动乡村阅读发展是在我国扶贫攻坚目标达成后，继续推进心理脱贫、文化脱贫，以巩固乡村振兴成就的重要举措。

我国儿童阅读生态体系呈现出地域不均衡状态，不仅乡村地区儿童阅读环境不佳，许多二三线城市的儿童也缺少优质绘本，即使其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但由于缺少专业儿童读物判断能力，易购买一些粗制滥造的童书甚至是盗版童书。随着公共阅读设施建设的加快，吸引了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儿童阅读，儿童阅读产业正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扩散，阅读教育改革逐步改变着教师与家长的阅读观念，这些变化都有赖于城市人力资源作用的发挥，而在相关人力资源匮乏的乡村地区，以幼儿园、中小学为平台进行阅读推广的可操作性强、效率高。此外，乡村儿童阅读的发展需要借助出版机构、公益阅读推广组织等社会力量。

激发乡村学校阅读活力的关键在于对教师队伍进行专业阅读推广培训，以及充分开发利用现有阅读教育资源。目前，不少乡村地区开展教师阅读推广培训，如河北省邢台县在2020年撤县设区之前曾连续多年开展教师阅读活动，成立了教师读书组织“青吟读书会”，获得朱永新等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支持。李一慢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认为，学龄儿童阅读推广工作要以教材及《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以下简称《指导目录》）为主轴展开。目前社会上有各种儿童阅读推荐书目，对于行有余力的城市家庭而言，推荐书目提供了更多元的阅读路径，但对于资源匮乏、专业水平不足的乡村地区来说，依据《指导目录》集中力量进行儿童阅读推广，是更稳妥且富有成效的选择。小学《语文》“快乐读书吧”栏目的推荐书目，其阅读量并不小，涉及古今中外经典著作，文学性、艺术性和思想性兼具，如果乡村学生都能获取到这些推荐书目，并在教师或阅读推广志愿者的指导下进行整本书精读，阅读能力会得到很大提升。

为充分发挥乡村学校的阅读指导功能，需要出台周密细致的政策加以引导与监管：一是对教材中的推荐书目标注版本，优先推荐最佳版本。推荐书目基本都是公版书，版本繁多，市场上有些所谓“儿童版”的图书随意删改内容，编辑印刷质量良莠不齐，不利于儿童阅读兴趣和素养的提升。二是在保证教材推荐书目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明确《指导目录》的调整周期和调整比例，为新书进入提供一定的空间。前者是为了便于推荐书目的循环利用，以及教师课外书阅读指导经验的积累提升；后者是为了让城乡儿童在阅读潮流上保持适当的同步性，逐渐缩小城乡阅读差距。三是针对教材推荐书目和《指导目录》建立面向教师和学生的阅读意见征询机制，并进行城乡对比分析，作为乡村儿童阅读促进的依据。

专注于乡村儿童阅读的公益组织或项目，如担当者行动教育基金会、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注册于2012年）、大别山阅读空间项目（始于2015年）和蒲公英乡村儿童图书馆（始于2008年）等，成立时间较早、具有一定规模，拥有足够的专业判断能力和项目运营能力，将城市的智力、财力、物力转化为定位精准、高效实用的阅读服务能力，改善了乡村校园的阅读空间，提高了乡村教师的阅读指导能力。这些公益组织或项目通过持久的努力与浸润，逐渐改变了众多乡村地区的阅读教育生态，成为打通城乡阅读文明的“虫洞”。

乡村教师的专业阅读指导能力不足，进行阅读指导的时间有限；乡村学校的阅读资源管理能力不足，缺少阅读资源购买资金。因此，乡村学校与专业性强的公益阅读推广组织开展对接合作，有助于改善乡村学校的阅读教育水平。目前，我国公益阅读推广组织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如担当者行动于2009年首创“班班有个图书角”阅读助学项目，该项目有四个引领性理念，一是提倡“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享有高品质阅读”的理念，邀请专家研制图书角书单，保证捐赠给乡村学校的图书的高品质、标准化；二是面向乡村教师、校长等教育工作者，开展不同形式的阅读教育培训和研讨会，确保图书角具有长久生命力，推动乡村阅读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建立透明高效的基金会组织，通过社会各界的涓滴汇流，推动项目大规模覆盖，上官文宾认为如果图书角项目在某地难以存活，也不会强求，而是通过广泛播撒种子的方式，去寻找更多阅读教育理念可以扎根成长的沃土；四是确保项目目标与教学目标的一致性，担当者行动设有“阅读研究中心”，对阅读课程设计、阅读活动开展以及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如何提高学生成绩等进行研究分析。^[11]

受经济、文化观念和教育水平的影响，在乡村振兴的蓝图之中，改变乡村社区和家庭的阅读环境将成为一场持久的“攻坚战”。只有如此，乡村儿童的寒暑假阅读、学龄前乡村儿童阅读、留守儿童阅读等一系列难题才能逐步解决，才能为乡村儿童入学后的阅读能力提升打下基础，事关我国儿童整体阅读能力的提升。有一些项目带来了曙光，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贵州、四川等省份发起了留守儿童关爱项目“童伴计划”。该计划资助每村每年5万元，项目执行周期3年，经费的90%直接用于项目实施，10%用于项目管理，其中最关键的环节为每村发放补贴，聘请一位全职儿童守护专员——童伴妈妈，以负责全村儿童的福利、安全和健康。^[12]农家书屋等公共阅读设施的管理工作可参考这种专职人员的管理模式，通过政府和社会之力，聘请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村民、退休教师、大学生村干部、返乡创业大学生等，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给予一定的补助，就能为乡村儿童阅读环境植入一个专业的阅读指导者，激活乡村公共阅读资源。

对于农家书屋等公共阅读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应该先集中力量提升童书的质量和种类，充分考虑低龄儿童的阅读需求，增加优质绘本比例，尽可能缩小城乡公共阅读空间中童书水平的差距。英国“阅读起跑线”计划（BOOKSTART）、深圳“阅芽包”等项目，不仅为新生婴儿家庭提供书籍，也承载着吸引父母走进图书馆、参加亲子阅读活动等多种功能，然而类似的儿童阅读推广项目能否在乡村实施，还需要综合考虑成本和信息资源联结问题。

为乡村儿童阅读建构更好的信息传播环境，需要根据三种传播渠道的不同逻辑，进一步发挥各自特长。

由于传播儿童阅读信息的专业媒体难以落地乡村，因此可与乡村阅读推广组织加强合作，成为唤起社会各界关注乡村儿童阅读的积极推动者角色。例如，2021年11月字节跳动公益平台启动，上线了“益童伙伴计划”“班班有个图书角”等有关乡村儿童的阅读项目，受众只要打开抖音、今日头条、西瓜视频等手机应用，就能关注到这些项目和捐款通道。

国家对县级融媒体的大规模投入与推进，为乡村儿童阅读信息传播提供了载体与渠道。2021年笔者对山东省多家县级融媒体中心进行了实地考察，县级融媒体中心通过网络技术，与乡村中的广播站、公示栏，村民或外出务工人员的手机终端建立了联结，能够实现政府信息、乡村公务、村民诉求的双向流动。如果能利用该信息系统，将儿童监护人、阅读推广专业组织、农家书屋、县级公共图书馆等联结起来，建立本地儿童阅读服务网络，将进一步提升乡村儿童阅读信息传播效果。

教育系统、公益组织是主要的乡村儿童阅读信息传播组织，为加速专业知识和信息的流通，需要打开相关组织之间的传播渠道，建立能够迅速实现信息资源配置的网络系统。笔者认为，阅读推广组织综合利用微信公众号、抖音、B站等新媒体发布乡村儿童阅读信息、展示阅读推广活动，不失为一种打通行业和地理界限的好方法，换句话说，就是将自己打造为组织传播中明亮的信息发射源。例如，担当者行动就一直善于自我的媒介化，其网站内容丰富、行文严谨、账目公开、配图富有感染力，充分体现了该组织的活力、能力与可信任性。令人鼓舞的是，儿童阅读推广已经成为衔接作家、出版机构、教育机构、专业阅读推广机构、公益组织等的信息网络，乡村儿童阅读镶嵌其中，为众多有志于儿童阅读推广的乡村教师和阅读推广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

知沟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人际传播会缩小大众媒介所引起的知沟。农村社区是小型熟人社会，村民之间人际交流多，受到他们普遍关注的议题和相关知识，比多元化的大社区更容易得到普遍分配。^[2]让儿童阅读成为村落中的热点话题，有助于培养村民阅读兴趣，实现亲子阅读启蒙，培养家庭阅读氛围。推进乡村振兴必然包含乡村阅读文化的持续建设，需要持续推动乡村阅读设施、资源、服务的发展。例如，林风谦在青岛平度乡村地区开展了“行走的书箱”项目，其打开乡村阅读“死结”的关键就是依靠人际传播，组织村干部、小学教师、农村长者等建立领读人队伍^[13]，向他们介绍儿童阅读的价值意义和方法，让这些领读人通过本村这个“熟人社会”的人际网络，给邻居、亲友、家人传播阅读观念、传递书箱。相对于依托学校开展儿童阅读推广，这种面向乡村社会的阅读培育启蒙方式更加艰苦、缓慢。林风谦的特殊性在于他出身于青岛的农村家庭，从军期间从事宣传和政治思想工作，有扎根农村、跟“草根”领读人对话的技巧和共情能力。

笔者指导创建的青岛市李沧区社区悦读书房，由社区全职妈妈担任书房管理志愿者，并从社区居民中遴选组建领读妈妈志愿队、领读爸爸志愿队，使悦读书房成为儿童阅读信息交流的集散中心。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管理者可参考这种模式，使农家书屋管理员、乡村阅读推广志愿者等成为本村人际传播中儿童阅读议题的生产者和信息发布者。

关于如何科学有效促进乡村儿童阅读，还有很多重要议题本文未能探讨。例如，在数字化进程中，乡村儿童与城市儿童一样，需要提升自身的数字阅读素养，如何引导乡村儿童学会阅读的自我管理、自我调节和自我监控的策略？^[14]如何获取、共享跨媒介阅读资源？在阅读软件和硬件的选择上，城乡儿童是否要有所区别？城市青年在为人父母时，有机会在亲子阅读中养成阅读习惯、转变阅读观念、提升阅读兴趣，父母会与子女形成双向的阅读促进，对于乡村家庭是否有可行之道，实现类似的效果？……“乡土中国”正日益发展为“城镇中国”^[15]，乡村儿童阅读正是“乡土中国”在传承中超越自我的关键之力，只有将乡村儿童阅读促进议题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中凸显出来，我国全民阅读才能获得结构性调整升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