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实施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有关部署，以及《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有关安排，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围绕加快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构建数字时代新型出版传播体系，从战略谋划、内容建设、技术支撑、重点项目、人才队伍、保障体系等6个方面提出20项主要措施。《实施意见》具有很强的政策引领性和实践操作性，不仅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引，也必将对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20世纪末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给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对出版的影响和渗透在不断加大。出版业从发展数字出版，到提出转型升级、融合发展，再到推动深度融合发展，不断适应技术变化的影响，积极应对信息时代所带来的挑战。然而不得不承认，虽然我们有数字化的转化、转型，有互联网平台和产品，在融合发展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图书出版业改变还不够大，时至今日，纸质书仍然为主要产品形态，产业规模依然在1 000亿元左右，行业利润的大部分主要依靠纸质教材和教辅支撑。每年发布的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报告统计数据和各出版单位实际收入利润构成都表明，出版业数字化和融合发展的收入份额都比较小，尚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经济数字化发展和新时代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究其原因，当然受诸多方面因素影响。不过，出版业融合发展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还不够深、不够实，没有真正形成“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新型出版传播体系”，关键是因为创新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无论是数字化，还是融合发展，对出版业来说都是新课题、新考验。如果没有新思维、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新机制、新业态，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改变。因此，要加快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构建数字时代新型出版传播体系，必须进一步在创新上下功夫。

首先，要创新思维，这是有效推动教育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前提。目前，很多出版从业者甚至出版单位管理层，虽然也能认识到数字化的趋势，支持出版转型升级、融合发展，但由于长期从事传统出版，形成了思维定式，仍以传统出版思路去推进出版融合，成效并不显著。打个比方说，新时期战争已是海陆空立体战争，甚至延伸到太空和虚拟网络，如果还以陆军地面作战思维来布阵指挥，可想而知如何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要有效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就必须创新思维，要从过去传统出版的产品思维向互联网思维转变。互联网思维虽然有多种解释，比如说开放、数据、简约、快速迭代等，但其核心是用户思维，要以用户为中心而不是以产品为中心。

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必须重视内容和技术关系的变化。互联网数字产品的内容和技术是不可分的，传统图书出版却并不是这样。传统图书出版虽然也涉及排版印制等技术，但内容编辑加工和印制可以分开进行，印刷厂也可以随意选择与更换。数字产品本身就是技术的产物，没有技术就没有互联网数字产品，从一开始设计研发，内容和技术就变得不可分了。数字产品呈现内容必须依靠技术支撑，在运维服务和安全管理方面，同样离不开技术，由此导致产品和用户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于纸质图书来说，当一本书印制完成后交给书店去发行，出版工作或者说产品与用户的关系基本就结束了。数字产品恰恰不一样，当一个互联网产品上线的时候，正是产品与读者用户之间关系的开始，这时候技术支撑的运维服务便须臾离不开了。推进出版深度融合，对此必须有正确的认识。

内容产品创新，是推动教育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最根本的创新。出版是内容产业。《实施意见》提出的扩大优质内容供给、创新内容呈现传播方式、打造重点领域内容精品，都离不开创新。对于教育出版来说，内容产品的创新必须观照教育教学的变革，以及广大师生的需求变化和内容产品应用环境、场景。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深入推进，特别是教育现代化战略的实施，学校的硬件设施环境和教学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教育部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中小学校互联网宽带入校率已达100%，信息化教室（配有白板或一体机）的比例超过95%。当教学基础设施条件配备并不断完善后，师生的教学更需要的是能适应数字化教与学的新形态内容资源和产品。所以，教育出版必须发挥出版单位内容资源和编辑出版的优势，大力推进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产品的内容和形式，为广大教师提供优质备授课资源库，为数字化课堂提供智慧教学解决方案，研发更生动、更有效的数字化学习产品，更好地满足信息化时代教育教学需求。

教育出版的内容产品创新，还必须高度重视数字教材建设。长期以来，教材是教育出版服务教育的主要产品形态，也是出版业最稳定的收入和利润来源。教育出版不仅组织研究编写教材，落实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同时还出版印制教材、发行教材，落实“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政治任务。信息化时代，教育为社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目的虽然没有变，但对培养现代化人的内涵要求，以及培养的途径、方法、手段等却发生了变化。作为信息化环境下开展教学的基础性核心资源，数字教材不仅落实了课程标准对培养学生发展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和党的教育方针政策，还是提升师生信息素养、促进教育公平、保障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因此，教育出版必须积极顺应信息时代教育教学变革的需求，从改革供给侧结构入手，认真做好数字教材的研发，紧紧抓住数字教材这个龙头，并以数字教材为核心构建新型内容体系和服务教育新业态，打造信息化时代教育出版的核心竞争力。

在推进教育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进程中，技术扮演着一个重要的、活跃的角色。一方面，数字化和出版融合产品须臾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另一方面，新技术不断对教育教学、对出版产生影响，催生新的内容资源、产品形态和服务模式。因此，教育出版必须关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对教育教学的作用，特别是对教学环境、内容资源、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等的影响，从而运用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需要指出的是，教育出版技术应用创新，强调的并不是对技术本身的创新，而是技术应用的创新，正如《实施意见》所指出的，“着眼适合管用，充分挖掘满足出版融合发展业务需要的各类适配技术，促进数字出版内容的多介质、多角度延伸，打造出版融合发展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

要实现技术应用创新，建立自主技术团队、形成一定自研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传统上，出版社专注于内容策划开发，远离技术，即使到了数字化时代，绝大多数出版单位也没有自己的技术能力，更何谈技术优势。但由于数字产品和融合出版物内容与技术的不可分割性，如果自身没有技术研发能力，创新便难以实现。人教数字出版公司是人教社为应对数字化挑战而成立的专门研发中小学数字教材和教育数字产品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成立之初，技术支持基本通过外包服务实现，虽然初步解决了产品从无到有的问题，然而随着业务发展和市场变化，技术外化的局限性很快显现出来，除了产品服务得不到持续优化、用户新需求不能及时满足等，还存在每个产品各自为营，技术标准、数据、用户等不能统一等问题。为此，人教社开始自主组建技术研发团队，从顶层设计上提出“统一用户、统一技术、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目前，人教数字出版公司拥有一个40多人的技术团队，在做好产品研发、运维服务和网络安全管理的同时，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形成了集生产、审核、发布、运维、安全管理等于一体的完整流程，以及基础支撑、产品开发、前沿创新三位一体的技术体系，开发的“人教云望”大数据平台可以监测所有人教数字出版公司产品的运营和使用情况，特别是在2020年春季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线上服务全国超过1.4亿中小学师生，有力支持了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要求。近年来，人教数字出版公司不断加强关键技术应用的突破与创新，探索新技术、新方案的应用实践，在数字教材、数字产品和数字版权保护等方面，形成了数十项软件著作权和4项国家发明专利，为进一步促进教育出版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强支撑。

模式创新也是教育出版实现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谈到模式创新，大家的关注点可能更多地在于新的商业模式或营利模式。事实上，并没有独立于产品之外的商业模式或营利模式。无论是现有产品，还是新产品，其营利模式一定是基于产品定位，并建立在产品应用模式、服务模式等基础之上的。产品定位，指的是产品意欲面对什么样的消费市场、满足什么样的用户需求。应用模式，不仅要考虑产品的应用场景和用户的使用习惯，还应着眼于为用户提供新的价值。由于数字产品和融合出版产品具有持续服务要求的特点，所以产品的运营和服务模式也直接影响着盈利模式。传统出版人过去专于内容，打造高质量的内容精品；而数字出版人，则不仅要提供好的内容产品，还需要提供好的用户体验、好的运营服务。

模式创新包含诸如工作模式、合作模式等很多层面的创新。无论是数字产品的研发，还是融合出版产品的形成，其生产过程、呈现方式、后续服务等与纸质图书均大不相同。所以，推进教育出版深度融合，必须根据信息化环境下的教育教学需求和教育数字化产品的特点、形态、服务要求等，对工作模式进行组织和流程再造，创新构建数字化、碎片化、标准化、多样化的优质内容生产工作模式体系。另外，传统图书的策划组稿、编辑加工等多由编辑单打独斗或小团队合作完成，但融合出版一定是内容、技术、运营、服务等领域的密切合作，这时就可采取项目制的方式来开展工作。在研发一些数字化教学产品时，还可将优秀用户（如教研员和教师）纳入研发团队，全程参与工作，使得产品内容、教育教学与技术服务更好地实现融合。

出版深度融合能否顺利推进，能否构建新型出版传播体系，产生比传统出版更大的价值，管理创新至关重要。宏观而言，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出台促进融合发展的利好政策对出版深度融合都将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此次发布的《实施意见》，特别强调健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保障机制，在出版资源配置、出版重点工程建设、出版单位年度检测评价、出版基金项目扶持、融合发展头部企业支持和重点成果交流，以及出版融合发展人才队伍建设、出版政府奖评选和“四个一批”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有具体的措施，可以说有许多创新之处。但是如何落实好、利用好宏观管理政策，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特别是在机制上进行创新，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探索力度。

事实上，绝大多数出版单位都是国有企业，是推动出版融合发展的主体，体制创新往往比较难，但机制创新应该更有所作为。《实施意见》提出，鼓励出版企业大胆探索融合发展质量评估体系，建立以创新价值和综合贡献为导向的绩效评价机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教育出版单位可以制定更加体现贡献导向、促进深度融合发展的人才培养、考核激励机制，参照《实施意见》提出的具体措施，在融合发展人才引进、工资待遇、职业发展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为进一步鼓励在融合发展中的创新探索，还应该建立健全相应的容错机制，给有担当、有作为的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也让真正的改革创新者能够在融合发展道路上放心大胆地探索。为加快推进转型升级、深度融合，教育出版单位还可以在管理方面有更多创新，但这些创新必须符合国有企业管理的相关要求，并有相应的内控制度和措施加以保障。

教育出版的深度融合发展，还必须进行业态创新。相对于内容产品创新，业态创新难度更大，但产业价值更高。近二十多年来，在信息技术持续影响下，内容相关产业诞生了许多新业态，如电子书、专业数据库、网络文学、有声阅读、短视频，以及在线教育、知识服务等。实事求是地讲，传统出版虽然参与了这些新业态的构建或参与到这些新业态中，但收效不够显著。比如，据《2020—2021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相关数据，2020年我国在线教育收入的产业规模达2 573亿元，但其中来自传统教育出版的贡献并不大。

教育出版的根本使命是为教育教学提供优质内容和服务。过去很长时期，教育出版主要作为内容提供者的角色来服务教育教学，所提供的内容产品主要是教材、教辅、教学参考书及相关的教学资源（挂图、学具、教具等），以及教育报刊和音像电子产品等。到了互联网时代，教育出版要为教育信息化、数字化服务好，就不能只作为内容资源的提供者，而应该扮演“内容+服务”的角色。而要扮演好“内容+服务”的角色，就必须打造新业态。201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要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创新教育服务业态。笔者认为，教育出版未来必须加快推进深度融合，在继续强化内容建设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技术服务能力，打造数字教材，并以数字教材为内容核心构建新业态。简要来说，未来的新业态包括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优质内容层，应根据信息化环境下教育教学需求，构建以数字教材为核心的优质资源和内容产品体系；第二层级是教学服务，即在内容建设和供给基础上，围绕数字化教学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第三层级是教育服务，即全方位服务信息化时代的教育需求。

需要强调的是，教育出版未来服务教育新业态打造，必须以数字教材为核心。教育出版过去服务教育的核心资源是教材（教科书），信息化时代教育出版服务教育的核心资源应该是数字教材。以数字教材为内容核心打造“优质内容+教学服务+教育服务”新业态，符合教育现代化推进要求，也可发挥教育出版的传统优势。这样一来，教育出版服务教育现代化的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不仅大大增强，而且会创造出远比传统教育出版更大的产业规模。当然，打造新业态，就必须加强合作、加快推进深度融合，正如《实施意见》所指出的那样，“出版单位之间、出版单位与网络平台之间通过项目合作、联合研发、资源共享等方式有效对接、优势互补，释放产业链各要素活力，构建良性的融合发展新格局新生态”。

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教育现代化都是国家战略。出版特别是教育出版，必须服务国家战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通过探索开拓、创新改革加快推进深度融合，实现新时代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以更好地应对数字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挑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需求，更好地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在建设教育强国、文化强国进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