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进出版业智库化发展，既是深化出版业改革的有针对性的举措，也是新发展阶段推动我国由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转变的关键性创新。全面梳理我国出版业智库化发展的历史沿革，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我国出版业智库化的发展趋势并剖析相关问题，对做好出版业智库化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随着出版业体制机制改革与智库的广泛兴起，出版业开始了智库化发展。深化出版业体制机制改革赋予了出版机构转型发展更多自主权，而智库与出版机构内在的高度契合为出版业智库化发展带来无限可能性。与其他新兴事物类似，出版业智库化发展经历了逐步探索、完善直至成熟的过程，可以分成内设研究部门服务于本部、外设智库机构服务于行业发展、重塑出版智库生态构造新价值体系三个演进阶段，各阶段的逻辑演变主要体现在功能目标的转变、产业链的拓展提升，以及价值链体系的完善成熟。

20世纪末，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与外资开放的快速推进使我国出版业发生了深刻变革。推进出版业体制机制改革，逐步发挥市场在出版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充分释放出版机构发展活力，提升出版机构的战略竞争力，促进出版业繁荣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出版业发展的主旋律。^[1]在此背景下，国内出版机构开始探索设立内部研究部门，主要聚焦出版机构战略规划、行业创新发展、新闻理论思想等领域开展研究，为自身战略选择及行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从产业链、价值链角度来看，出版机构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以“媒体+研究”为特征的研究附属型产业链初步成型，以出版传媒为基础，创新研究产品与服务的基本增值活动明显增加，价值链体系得以完善，出版机构综合实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各类智库加强自身建设，积极为中央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国内出版机构打破思维定式，探索转型增效路径，依托资源禀赋与优势，积极打造外向型智库服务机构，大力开展智库探索、实践与创新。同时，借势数字化和互联网浪潮，出版机构将原有出版传媒功能拓展为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服务功能，业务内容涵盖编辑出版、智库研究、会议会展、教育培训等，实现了出版机构的资源变现、功能延展、产业链延长和价值链提升，显著推动了出版业智库化发展进程。但是，这一时期的外向型智库机构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国家相关部门给予了较大的创新与探索空间，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不多，出版机构智库化发展整体处于无序状态。

“十三五”时期，我国出版业在融合发展、数字应用、精品供给、模式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国际出版业相比，仍面临服务附加值较低、精品内容转化不足、数字产品同质化严重、营销渠道碎片化、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落后等问题。2015年3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开展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工作的通知》，推动国内出版机构积极转向以知识服务为核心业务的发展模式。2018年3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关于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促进有条件的新闻出版单位向知识服务型专业智库方向发展”。2022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关于实施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的通知》，致力于推动出版智库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以来，在相关部门的规范指导下，出版业智库化方向逐步分化为三层，包括专业的内部研究机构、面向行业的出版智库和统筹政策资源的智库型出版传媒机构。^[2]三类机构基于各自特点积极构建知识付费体系，通过强化内容建设，深化技术赋能，打造内容消费和知识付费的新场景，根据智库领域内容自产、变现快捷、定向供给、研究专业等特点，发挥出版领域信息采集、专家资源、成果推广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推动产业链提质增效，增强创新链技术赋能，布局空间链多元融合，实现价值链优化上移，在并联基础上实现链条的互联，重构出版业智库化新生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通过整合政府资源、传媒资源、专家资源、技术资源等，出版机构不断拓展延伸产业链与价值链，不仅强化了传统出版业思想传播、舆论引导等功能，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出版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发展，推动了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新发展阶段，为更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行业内部转型需求，出版机构必将进一步深化智库建设，在应对数字技术冲击、助力国际舆论引导、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升级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传统出版机构以内容产品的编辑整合为主要业态，开展单向信息传播，产品附加值较低，业务经营风险较大，加上受移动阅读、多媒体、数字技术及共享经济的冲击，传统出版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大幅下降，行业竞争日趋激烈。^[3]当前，出版业进入转型升级关键时期，智库化已经成为当前出版业的发展共识，随着国内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出版机构需要推出更多具有深度和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4]各出版机构只有依托自身内容与传媒优势，加快智库化建设与产品服务创新，完善决策咨询、研讨交流、宣传推介等功能，持续推动出版业理论研究和成果转化应用，逐步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才能摆脱传统主业下滑困境，谋划更大事业发展空间，激发更多创新与活力，并为相关机构提供更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服务。

出版业是以传递信息、传播思想、引导舆论为主要功能的特殊行业，出版物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争取国际舆论话语权的重要载体和交流平台，其智库化程度是体现出版业相关功能强弱的重要标志。20世纪以来，欧美国家智库通过不断提出新思想、新概念与新内容，为出版机构提供各类研究成果，并广泛对外发布，制造社会舆论事件，在塑造对外话语权和引导国际舆论方面占据重要地位。当前，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然而，与此不相匹配的是，我国国际话语权的体系构建相对滞后，海外舆论影响力不足。新发展阶段，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加快推动出版业智库化发展，延伸出版业深度研究功能，有助于增强我国话语创新能力，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抢占国际舆论高地。

出版业智库化发展不仅是延伸出版机构产业链的过程，更是碎片化时代打造意见领袖、构建思想传播新生态的过程。消费升级背景下，社会大众已经不满足于碎片化信息的获取，而是迫切需要从碎片化信息中系统获取由意见领袖所提供的知识、观点和意见。现代意见领袖内涵与过去相比略有不同：过去的意见领袖代表着权威，而现在泛意见领袖趋势明显，即意见领袖不是代表着某一领域的权威，而是代表着某一意见的正确。因此，新媒体时代迅速涌现出了一批某个意见的意见领袖，而非权威领域的意见领袖。出版业智库化发展也符合这一逻辑和趋势，在保持系统化、权威性的传统出版物稳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智库产品来实现某一领域、事件等的快速深度研究和传播，才能更好地满足和引领当前消费者对某一意见的深度理解和正确认知的需求。

出版业智库化发展的关键在于要明确“能干什么”和“如何干”两个问题。“能干什么”一方面由出版机构的自身基础与综合实力决定，另一方面由主管机构赋予的权限范围所决定。“如何干”要求出版机构对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和企业基础进行综合分析，明确智库化战略转型方向、目标与路径。因此，要想解决出版业智库化发展的诸多问题，根本在于明确体制机制层面让出版机构“能干什么”和出版机构自身转型能力层面“如何干”两大问题。

长期以来，出版业目标导向和管理体制缺乏市场化智库发展要求的自主权和灵活空间。一是人才引进、流动、激励等方面存在管理不当或过多约束的问题，如目前很多出版机构在发展智库过程中仍按照职工等级发放工资，绩效工资分配不够合理，缺乏非物质激励内容等；二是经费管理制度中存在重物质硬件项目、轻人才智力价值的问题，如目前很多出版机构的经费管理参照党政机关的智库机构，设定严格使用制度和详细预算，没有给予经费使用更加灵活的空间；三是行政管理中与智库活动需求脱节、不适应智库特点的问题，如一些出版机构在智库管理过程中面临着冗长的审批流程和较高的跨部门协调成本，对突发事件响应不够及时，效率低下。^[5]

在新型智库建设等一系列政策红利的推动下，许多出版机构在对新型智库内涵理解不够深入的情况下匆忙推进智库化发展，没有清晰认识出版业智库化发展的目标、内容、思路、路径、重点等。一是认识不充分，部分出版机构利用专业能力、智力资源及其他政府资源等搞大智库、大课题、大研究，导致智库定位不清，研究质量不高，没有产生服务于政府与行业决策的有效政策建议；^[6]二是关系不清晰，随着知识付费浪潮的兴起，一些出版机构开始探索出版机构智库化的知识付费模式，但仅仅将知识付费模式作为服务于出版的手段，未能充分释放两者融合发展的潜力；三是路径不成熟，出版机构在推进智库化的过程中融合思维、借势思维不够成熟，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没有充分利用平台、人才、技术等要素资源，导致复合型人才资源不足，资源聚合平台缺乏国际竞争力，技术应用程度不强，整体融合发展的动力不足。^[7]

围绕新发展阶段出版业智库化发展要求，聚焦现阶段发展的关键领域与核心问题，我国出版业应完善体制机制建设，优化智库生态体系，完善知识付费体系，加强技术赋能，创新产品供给，不断提升服务决策咨询的能力，增强舆论影响力，推动出版业智库化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出版管理部门应统筹兼顾、积极稳妥处理出版业智库化工作中意识形态属性和文化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等重要关系，进一步明确管与放的边界，坚持以优化体制机制为核心，推进出版业智库化改革，推动出版业智库化高质量发展。一是加快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进出版业智库创新团队建设，加快高层次人才引进，不断完善人才梯队建设新机制，进一步解决出版业智库化发展在人才引进、流动、激励等方面存在的管理不当或过多约束的问题。二是建立健全对外合作机制，深化拓展与国际出版机构和智库的合作，顺应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订后的新形势，积极主动拓展与韩、日、澳及东盟十国的智库交流，做大做强出版业智库对外交流品牌，积极助力我国的外交战略与开放合作。三是优化组织运行机制，充分给予出版业智库科研团队的自主权，坚持以用户满意度和社会效益作为考核标准，着力提升出版机构在市场反应、资源整合、智库传播、风险管控、关系管理等方面的能力。

出版管理部门应综合考虑时代背景、历史进程和现实发展，推动出版业智库化生态体系的重塑与优化。通过持续的资源整合扩展资源链，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建立服务链，以“双效”最大化和多方共赢为目标扩展价值链，以技术进步为主线搭建创新链，以交易成本最低、空间延展最大、多维互动最强为指向构建互联空间链，从而形成完整的生态闭环，以网状式的生态体系助力新时期出版业智库化高质量发展。一是打造资源链，充分发挥各出版机构的潜在资源价值，实现所需资源和要素的有序分配和合理组合。二是完善服务链，通过业务融合形成服务链条，以服务链条的不断完善与优化，形成完整的业务体系和多样化的业务模式。三是提升价值链，全面梳理出版机构的所有价值创造活动，通过强化价值创造的关键环节，提升出版业生态系统的价值和竞争能力。四是建设创新链，从创作生产的源头出发，整合与调动创新要素和创新能力，激发各个创新要素的创新活力，形成体系化的创新力量。五是联通空间链，通过合理规划出版机构的市场布局和资源投向，构建与地方、行业等链接的业务网络，提升出版智库服务地方、对接资源及开拓市场的能力。

出版机构应以满足知识服务需求为导向，打造智库型知识服务体系，延伸内部产品链与价值链。一是提升原创知识特色，创造高水平知识产品，出版机构应聚焦智库职能，围绕国家战略、行业、企业及其他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开展深度研究，形成原创性知识成果。二是构建新型智库出版媒体矩阵，实现精准传播，各出版机构依托传播业务体系，构建高权威性、高精准性、强联动性的新型智库媒体传播矩阵，提升知识传播的穿透力与持续性。三是搭建知识应用平台，服务实体经济，为地方、企业等搭建符合发展需要的知识体系。

当前，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具有多学科交叉、体系化创新、共享化运营等特点，出版业智库化过程中最大的竞争对手将是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见长的商业平台。因此，出版机构需要深刻认识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尽快启动数字化业务布局，全面推动业务和技术双重创新，以技术赋能增强出版机构的经营效率和企业发展内生动力，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合作共建数字平台、创新数字产品。一是打造多方资源库，将资源进行数字化管理。出版机构将现有智库业务开展过程中集聚的专家、技术、项目、企业、数据、研报、专利等相关资源进行整理，形成数字化的管理，明确供给能力。二是推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与现有智库业务深度融合，探索建立包含研究数据、用户数据、资源数据、社会资源等统一的数据资源共享平台，构建数字内容系统、用户管理系统与营销决策分析系统，实现产品数字化、业务数字化、营销数字化。三是加强与大数据、互联网等领域的高科技企业合作，全面梳理出版机构的资源内容，建立涵盖行政、财务、经营等全链条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出版机构智能化管理。

新发展阶段，面对改革的纵深推进、智库的创新发展及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持续推动我国出版业智库化发展，需要顺应出版业转型升级新趋势，充分把握国家推进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及新一代科技革命深度赋能实体经济的重大机遇，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探索转型升级路径，努力重塑出版业智库生态体系，持续创新产品、服务供给与商业模式，充分释放出版业智库化发展的潜力与活力，进一步推动我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进而助力我国出版强国建设和文化事业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