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在产生巨大的正面效应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科技风险与科技伦理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但是科技乐观主义长期占据科技界和科学传播界的主流，成为反思科学、实施科技风险与伦理治理的严重障碍。科技乐观主义的成因复杂，包括科技时代营造的科技强势地位、理工科的学科优越感、资本加持等，科学传播在其中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从言行双层世界理论（以下简称言行双层理论）和任性人假设给予分析，并据此揭示目前流行的科学传播的内在缺陷，以促进科技伦理和科学传播伦理的治理、构建可持续创新的新型科学技术。

科普和科学传播主要是普及和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下简称“四科”），“四科”全部为正面因素，但这主要是科学家的所言所述，很少涉及科学家、研发机构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因此科技乐观主义必然盛行。只有既知其一（所言所述）也知其二（所作所为），才能全面认识科学。为此，需要提出新理论予以分析、匡正。

人类的言行（语言文字、行为行动）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现象，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文献资料是主要研究对象，历史研究、科学史研究等更是如此。文献资料包括两类，一类是人的表达，所谓“言”；另一类是对人的行为行动及环境的描述和记录。通常，前者比较充分，后者则存在缺漏、失真、难以核实等问题，造成只知其一（言）不知其二（行）的结果。因为言行不一的情况比较普遍，导致人们根据“言”来推测、解释行为行动并不准确，对于保存“言”比较完整的领域，如科学史，问题就更严重。为此，笔者提出言行双层世界理论，简称言行双层理论或双层世界理论，也可以称之为言行双重世界理论，考虑以往“双重世界”术语已多有使用（如康德提出过感性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双重世界、文学评论中用双重世界来分析文本），所以笔者采用“双层世界”来表述。

言行双层理论包括基本假设、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基本假设是：言和行有各自的规则、逻辑、思维与成效，言与行的思维分别为话语思维与行动思维，差异明显，应分开给予相应的研究。研究方法包括：①研究话语层、行动层及其两者的关系；②言行双层理论模型；③言行分析法。言行双层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言行分析法，主要分析话语、行动及两者关系，话语包括说什么、为什么、怎么说，论证，可信、说服人，话语权；行动包括做什么、为什么、怎么做，设计，可行，做成事，所有权（行动成果的所有权）；两者关系包括：有无关系？若有，需要研究说什么、为什么与做什么、为什么的关系，可信与可行的关系，话语权与所有权的关系等。对关系的分析首先判断该具体情况下话语与行动是否有关系，有时话语只引起话语（不引起行动），行动只引起行动（不引起话语），即话语与行动暂时没关系。话语可信与行动可行是两者关系的核心，智库业、咨询业、传媒业需要解决好这对关系，如何从可信的蓝图、愿景转化为可行的方案、行动，需要理论联系实际的大智慧。从纸上谈兵到政策仿真，技术手段的进步和方法创新等为言行分析法提供支持和借鉴。

研究内容主要有五项：①言和行有各自的规则、逻辑、思维与成效，可分为言、行两个层面，研究两者及其关系。②重点研究言行不一。言行一致是特殊情况，现实当中，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较为常见，分析其原因、提出对策是研究的重点。③话语思维与行动思维。言行不一的原因很多，除了诚信方面的原因外，话语思维与行动思维的差异是重要原因，研究两种思维及其关系至关重要。④言行双层模型、言行双层分析法。⑤言行双层史观、言行双层未来观、言行双层管理、言行双效管理等。

言行双层理论具有三个特点：①研究人、人群、组织，要对其言、行及两者关系进行研究，不可偏废，研究“行”和“言”“行”关系比只研究“言”要困难得多，也重要得多。②强调言、行有各自的规则、逻辑、思维与成效，不可混淆；话语可信不一定可行，更不一定正确，言行需要相互评判、验证、纠错。③认清话语思维与行动思维的异同及两者关系，用于对话语和行动的分析、预测。

言行双层是通用要素，考虑它将改写、增加许多观点，如关于研究视角，可明确史学视角、科技史视角三要素：语境性、阶段性、言行双层性。此外，基于言行双层理论可以把“行为”扩展到“言行”，可提出言行学、组织言行学，作为对行为学、组织行为学的扩展；提出言行经济学、言行管理学，作为对行为经济学、行为管理学的扩展，等等。

话语思维在于说什么、为什么、怎么说，条理清楚、论证有力，说清楚事实，讲明白道理，充分证明观点，目的是说服人，让他人相信、接受、认可其所述所论。论证、可信、说服人、话语权是重点。行动思维在于做什么、为什么、怎么做，设计合理、方案可行，目的是做成事，产生预期效益，所作所为合理正当。设计、可行、做成事、所有权（行动成果的所有权）是重点。

话语思维与行动思维不同，不应混淆，否则会适得其反。徐长福教授提出一个极富启发性的问题：“古往今来许多描画人文社会蓝图的思想作品从理论上看十分高明，但实践效果总是不佳——要么难以付诸实践，要么实践之后令人大失所望，甚至引发意想不到的灾难。这是为什么？”他认为这是思维方式僭越的结果，是误用逻辑一贯的理论思维去设计工程，误用非逻辑复合的工程思维去建构理论。应该对两种思维进行划界：用理论思维构造理论，用工程思维设计工程。^[1]话语思维与行动思维类似于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用话语思维声言美好愿景令人信服和向往，但是未必能够实现，因为缺乏行动思维的配合与验证；反之，用行动思维做成之事，缺乏话语思维的配合与反思，结果可能是好心办坏事。

当代社会解决重大问题往往需要两个必备条件：正确可行的思想及对策+多数认可，这就要求人们处理好话语思维与行动思维的关系，这是言行双层理论的一项重要任务。言行双层理论要求人们在研究人类活动时，不能只研究或只主要研究人们所言所述，还应该研究人们的所作所为，研究所作所为要困难得多，也重要得多。所言所述与所做所为的关系复杂，包括言行一致、言多行少、言少行多、言行无关（说一套做一套）、言行相反（声东击西、刻意掩盖、欺骗诈骗）等，可见真实世界非常复杂。

历史研究，如果主要依靠文字记载、文献资料，把研究历史、研究科学史等同于研究历史文献，显然是不完整的，甚至是避重就轻，“纸上谈兵、纸上论史”都不足取，这种历史可称之为“言层历史”“表层历史”。科学史的内史（思想史、知识史）主要依据文献资料，主要研究科学家所言所述，而很少研究科学家所作所为，缺陷显而易见，可称之为“言层科学史”“表层科学史”“文献科学史”。科学“内史”“外史”说，是在科学等同于科学知识时期的产物，当学术界普遍认为科学是科学知识、科研活动、社会建制“三位一体”之后，再把研究科学知识史称之为“内史”就不合适了（“内史”似乎等同于“核心史”），应该称之为“科学知识史”“文献科学史”，科学史研究的核心应该是对“三位一体”的系统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科学史研究应该“言”“行”并重，不仅研究科学家说什么、写什么，更要研究科学家和科研机构的行为行动及环境条件，才能全面认识科学。历史如此重要，“表层历史”“表层科学史”“文献科学史”只是史学研究的初中级阶段，历史研究、科学技术史研究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尖端科技的快速发展，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技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的风险与伦理问题日益凸显，但是科技乐观主义（或谨慎乐观主义，实质上是一回事）根深蒂固，在科技界、科普界尤为明显。对科技发展、科学传播的态度，几乎没有改变，尽管口头上会提及伦理和风险治理问题。例如，20世纪90年代的伦理法律与社会问题研究（ELSI）收效甚微，就是因为基于科技乐观主义的ELSI的目的是排除公众干扰、为主流科研计划保驾护航。^[2]按理说，科技专家最熟悉科研过程与成果的特性及其可能的正负效应，而且很可能成为负面效应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是为什么科技专家几乎都是科技乐观主义者？除上述言行双层理论指出的原因外，应该还有其他原因需要探究。

在分析人的行为和动机方面，学者们使用各种假设，其中理性人假设及其改进版最为常见。众所周知，理性人假设，又称经济人假设，假定人是利己的并且完全理性，即每个人都能通过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理性人假设有一定解释力，其局限性也比较明显，受到多方批评。学术界相继提出社会人、伦理人、复杂人、决策人、权力人等假设予以改进。总体而言，以往学者认为理性人假设主要缺陷有四：①把经济利益视为人的唯一目标，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说明人的追求是多样的；②有意识的和潜意识的目标及欲望是不一致的，当人们的行为是基于潜意识的过程时，行为可能与人们有意识的目标相冲突，这一事实削弱了理性人假设；^[3]③人的理性有限，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认为，人拥有的信息是有限的，不可能知道全部备选方案，人在决策中不是追求最优而是追求满意；④理性人假设在纯逻辑基础层面上表现出广泛的智力吸引力，但是没有理由认为所有人类行为都是理性的，都必须采取理性人模型的形式，应该质疑理性人模型包揽所有行为的范式。^[4]实际上，人们既不是完全利己的，也不是完全理性的，非理性因素较多，根据当时处境、心境，综合考虑而相机抉择。

社会人假设实际上只是扩大了人的需求范围，面面俱到，没有突出重点，也没有给出合理的优先序。决策人假设的缺陷在于没有对普通人与创业者做出区分，普通人追求满意，创业者追求卓越，爱拼才会赢，甚至信奉富贵险中求。满意只是失去最少，创业者则追求最多，许多人类伟业不是追求满意产生的，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产生的，是赌运产生的。显然，利用理性人假设和决策人假设等都不能有效解释科技乐观主义的持续流行。

为解释科技乐观主义的成因，笔者提出“任性人假设”（hypothesis of wayward man）加以分析。^[5]任性的日常含义是指“听凭秉性行事，率真而为或恣意放纵”，随着“有钱就任性”“有权就任性”“有X就任性”句式的流行，任性被赋予更多的含义。笔者认为，任性包含不同层次、不同成分，有理性和秉性驱动的任性、意志驱动的任性、利益驱动的任性、直觉驱动的任性、信念驱动的任性、习惯驱动的任性、傲慢驱动的任性、赌性驱动的任性，以及这些全部或部分组成的混合驱动的任性等。任性是理性与非理性、欲望与意志、傲慢与偏见、固执与侥幸、远虑与赌运等的混合体。强势地位者、优越感多者，易发生任性，成为任性人。“任性”长期存在的原因还在于它与“短聪明”（获取眼前利益的聪明才智）结合，在急功近利方面时有斩获，尽管从长远看，“任性”的结果往往得不偿失。

任性人假设是指：人们在决策活动中，由于信息、预算、时间等条件限制，无法完全运用理性做出最佳决策，又不能完全依据非理性决策，于是在理性、秉性、意志、利益、直觉、信念、习惯、傲慢、偏执、赌性等因素的驱动下，寻求更好决策和满意决策的努力被任性而为、固执己见做出的决策所替代，优越感强的、权力欲强的决策者更易如此，甚至可以说权力的本质就是任性。历史和现实的诸多事例表明，任性在决策活动中时常发挥重要作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任性人假设强调优越感强、支配欲强、赌性强、位高权重的人容易任性，马斯洛需求层级理论不能给出有效解释。为给任性人假设一个理论基础，笔者提出需求双塔模型，对马斯洛的需求单塔模型做出改进。

马斯洛的需求层级理论及其改进版的共同缺陷在于，试图用一个塔身及其烦琐的层级（从五层到七层等）来说明所有人的需求，实际上人的差异非常大，正人君子的需求与得志小人的需求是不同的。此外，需求层次的高低与驱动力的强弱不一致，例如，尊重的需求（出人头地、争强好胜）的驱动力远高于自我实现、超越自我的需求；需求的稀缺性也不一样，有排他性和非排他性，比如认知需求、艺术审美需求的排他性不强，尊重的需求往往需要竞争取胜才能拥有。

为克服这些不足，笔者提出需求双塔层次模型，主要有两个特点。

其一，把人分成奋争者和适应者两类，前者具有支配性，后者具有被支配性。华为公司把员工分为奋斗者和劳动者，也类似。两者不是一成不变，奋争者多次受挫，会降为适应者；适应者不断成功会升为奋争者。奋争者是奋进、争斗，出人头地、爱拼才会赢、富贵险中求、冒险、赌运，以追求权力（行政权力、财富权力、影响力等）为核心；适应者是顺应、适应，随遇而安、安居乐业、按部就班，以追求安适为核心。两类人的需求差异很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更多是对正人君子而言，现实中的不少成功者并非如此。

其二，需求层次简化为三级，基本需求、核心需求、理想需求。基本需求是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基本的安全需求等，在当代社会通常都能够得到满足；核心需求是驱动力最强的需求；理想需求是锦上添花的需求。奋争者的三级需求为：基本需求、竞争赢胜需求、随心所欲需求；适应者的三级需求为：基本需求、安居乐业需求、自得其乐需求。

善良的奋争者的最高境界是，能而不为，随心所欲不逾规；自私的奋争者，则是随心所欲，任性而为，甚至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善良的适应者的最高境界是，自得其乐，问心无愧，勿以善小而不为；自私的适应者是，自得其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占小便宜不吃亏。

需求双塔模型如图2所示。

需求双塔模型也可称之为双塔需求模型，其表明，对于奋争者，特别是对于成功的奋争者而言，任性几乎不可避免，是随心所欲的一部分。广泛而言，（某一方面的）优越感、傲慢、偏执都会引起任性，任性与权力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可以说，任性是权力的本质，所以权力任性屡禁不止。优越感导致任性，任性又加强了优越感。任性本身就是收益，任性不顾后果，即使后果是零，任性也有所得。有钱、有权、有势、有才、有貌者等许多领域的强者，其乖张、任性都时有发生，因此，任性人假设具有普遍性。马斯洛在探讨需求层次时过于书生气了，随心所欲、任性而为、为所欲为才是某些人的最高需求。当然，任性本身也分层次，物质生活上的任性与精神生活上的任性分属不同层次，有另文详述。

任性人假设与赫伯特·西蒙的决策人假设的区别在于，尽管两者都强调理性是有限的，决策人假设强调要寻求满意解，任性人假设则强调在傲慢、偏执等多种因素共同驱动下做出决策。在现实当中，任性决策比寻求满意解的情况可能更常见，具有优越感、自我中心的决策者更是如此。历史上，决策和重大决策中不乏成也“任性”败也“任性”的案例。当然，任性的结果有好有坏，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坏的例子比较多，当然也有好的例证，例如英特尔公司总裁格鲁夫强调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光纤通信之父高锟强调的做大事者必须执拗等。在科技伦理问题上，科学家的强势地位和理工科的学科优越感，使得科学家对科技乐观前途的笃信、决不能因噎废食的主张，用任性人假设很容易给出有解释力的分析，也加深对决策等问题的认识。

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是在历史研究、科学史研究、科学传播等学术领域，学者们却忽视这一常识，对此造成的危害更是认识不足，甚至听之任之。科普、科学传播的内容集中在科学方法、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等文字文献，导致人们对科学的印象和认识主要依据科学家所言所述而非科学家的所作所为，认识偏颇在所难免，这种“表层科学传播”，属于科学传播发展的初中级阶段。

迄今为止，已有学者在努力克服言行不一、言行割裂而造成的认识偏颇。例如韩国经济学家张夏准的著作《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指出，当今的发达国家正在试图踢开那个曾经使自己成功的“梯子”，向发展中国家介绍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以此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进步。该书揭露被掩盖、遗忘的发达国家的致富真相，从其所做所为而非所言所述，揭示英美历史上的高额关税等背后的真实意图。^[6]据著名经济学家陈平教授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经告诉他：“学美国人怎么做，别听美国人怎么说。”也是这个道理。笔者透过学术国际化所宣称的种种好处，探究其实际活动的利弊，区分出好国际化与坏国际化，警示我国等发展中国家要摆脱坏国际化陷阱。^[7]

在科学史研究方面，布鲁诺·拉图尔和史蒂夫·伍尔加的著作《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描述了通过深入神经内分泌学实验室并与那里的教授共度两年时光，作者观察科学家如何选择课题和申请基金、如何从事研究和发表论文，如何评级评奖等。对科学家如何工作、如何“发现”科学事实做出了开拓性研究。^[8]该书超越以往只研究科学家的所言所述（论文论著、报告、演讲、通信等），而是研究科学家的所作所为，加深了对科学的全面认识。

这些工作开启了对人类言行的全面研究（当然还需继续深化），但还不是历史研究、科学史研究的主流，目前多数研究仍然处于只知其一（所言所述）不知其二（所作所为）的阶段。言行双层理论表明研究“行”与“言”“行”关系比只研究“言”要困难得多，也重要得多，对研究者的学术能力、知识结构和创造力等有更高要求。据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学术界仍然习惯于把研究历史等同于研究历史文献，把研究科学史等同于研究科学史文献，这就类似寓言故事所说的在路灯下找钥匙（因为路灯下看得见）。尽管“史料”的范围比历史文献广泛得多，但是历史研究、科学史研究主要依据的仍然是历史文献。

目前科学传播内容是“四科”，这种“四科”型科学传播存在局限。刘孝廷教授指出：“四科”的提法带有比较明显的数理科学色彩，为什么科学的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文化等不能进入“五科”“六科”？科学传播的整体观认为科学、技术与社会作为一个综合系统，其“综合性不仅蕴涵了整体的科学观、科学技术观，还涵盖了体现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作用的科技、社会系统观”及一种整体的传播观。^[9]目前流行的仍然是“四科”，其共同之处都是传播科学家的所言所述（科学精神涉及一些事迹），这些当然都正大光明，然而科学家、研发机构的所作所为就复杂得多。

笔者曾以转基因产业快速崛起为案例进行研究，提出灰科学和灰创新系统概念并将其视为转基因产业在争议中快速发展的关键。分析以孟山都为代表的转基因企业的所言所述与所作所为，揭示其以科学的名义说话、受金权的影响做事的真相，剖析其利用媒体和所谓科普或科学传播来误导公众的伎俩。^[10]

根据CNBC（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高盛的生物科技报告无意间揭开了医药研发的潜规则：瑞德西韦生产的吉利德，因为药效太好彻底消灭了丙肝，导致公司现在无钱可赚，股价常年低迷……快速甚至是一次性治愈患者的商业模式并不利于长期利润，让病人终身服用才是药物开发的最高法则。学术界丑闻、科学家造假屡见不鲜，甚至一个研究领域都是伪造出来的，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学术造假，31篇论文被撤回，整个心肌干细胞的研究被认定为“从一开始就基于欺诈性数据”。这些众所周知的丑闻都是灰科学、灰创新的例子。只有研究科学家的所作所为才能洞察真相。

上述言行不一的事实不会被写入“四科”型的科学传播，尽管这种科学传播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但是其话语思维流畅、可信，富有说服力，更容易传播。用言行双层理论述及的话语思维与行动思维的差异（如可信不一定可行，更不一定正确，言行需要相互评判、验证、纠错）等进行分析，能更好揭示“四科”型科学传播的严重缺陷，凸显发展全面整体的科学传播至关重要。

科学传播不仅缺乏对科学家、研发机构所作所为的认识与传播，而且科技乐观主义是科学传播的总基调，居高临下、自上而下是科学传播的总姿态。面对日益增多的科技风险、科技伦理问题，科学家不仅缺乏对科学进行反思和理性思考，反而更加强调科学本身是好的，问题都出在应用阶段，双刃剑的问题在于用剑者而非造剑者。大多数科学家固执己见，坚持科技乐观主义，用任性人假设可以给出很好的解释。无论面对人文学者还是公众，科学家具有强势地位和学科优越感，属于奋争者，科研活动是最高层次的智力竞赛，他们习惯于竞争赢胜，随心所欲是其理想需求，固执、任性，甚至存在集体任性的效应，短期内，偏执任性比理性反思的益处更大。科学家、科研机构坚持科技乐观主义有三点好处：一是维护强势地位、维护资源分配的优先地位；二是维护对自己有利的科学探索无禁区传统，便于获得优先权、便于得到资本加持；三是与“四科”型科学传播相互加强、相得益彰，对于维护科学家优势地位、免受科技风险与伦理问题困扰，极为有利。

科学传播是发展变化的，刘华杰教授提出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予以准确概括：传统科普（自上而下命令、教导）、公众理解科学（自上而下教育与公关）、有反思的科学传播（强调“知”和“质疑”）；并倡导从人类主体和“文明精英”视角增加科学传播的第四主体及其科学传播模型——“全球生态系统模型”，以弥补国家主体视角的不完备性。^[11]目前，传统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的“四科”型科学传播仍然是主流，缺乏对科学家、研发机构所作所为的描述和反思，无法实现反思型科学传播，无法建立起科技风险与伦理的治理体系。“四科”型科学传播主要传播科学家所言所述，只听其言、不观其行，隐患很大，必然导致偏听偏信，笔者称之为“科学传播陷阱”或“科普陷阱”。需要强调的是，“四科”是正能量，反思科学、加强科技风险与伦理的治理也是正能量。

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双重挑战，科学传播任重千钧。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笔者于1999年提出“致毁知识”概念并以其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展科技重大风险研究23年，揭示西方科技与生俱来的缺陷及其引发的科技风险愈演愈烈，而人类安全防护措施和机制却存在诸多漏洞，指出在目前西方科技粗放式发展的模式下，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双重挑战，引发科技危机与人类安全危机。^[12]直面危机和挑战，对科技进行反思，开展科技风险全球治理刻不容缓，提高公众和科技界的风险意识与人文素养是当务之急，科学传播任重千钧。本文通过提出言行双层理论和任性人假设，对科技乐观主义和“四科”型（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传播的隐患与危害进行了分析，指出“听其言观其行”不仅是生活常识，更是研究科学、历史、传播的不二法则；科学传播自身也应该遵循科学研究的法则，要实事求是、全面准确地研究科学、传播科学，避免只知其一（所言所述）不知其二（所作所为）的表层研究和科学传播陷阱，警惕以科学名义说话、受金权影响做事的灰科学、灰创新，提倡实施公众理解科学、公众监督科学、多方共治科学的新型科学传播，发展伦理优先、底线安全、持续向善的新型科学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