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一词源于希腊词根“oikos”，意为“住所、家园”；生态学从词源上来说，是研究居住环境的学科。从生态学的本质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媒介处于相应的生态环境之中，与其他媒介、媒介内部组成、媒介周围的宏观生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创造并形塑着环境，影响着使用它的人类、文化和社会。在整个传播生态环境中，生态系统理论中的生态位特征也同样存在于诸种媒介生态关系之中。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在生态学中用来隐喻“生境”或“位置”^[1]，传播学领域具有媒介生态位、传播食物链、传播生物钟等较强解释功能的生态规律。邵培仁结合Elton等提出的功能生态位，进一步将媒介生态位划分为时间、空间、功能和营养生态位。^[2]时空生态位锚定媒介在时间、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功能生态位是媒介在此基础上对外的功能、效用，营养生态位是媒介持续向外获取营养物质以巩固自身发展。在此基础上，袁小群等以出版活动不以物质掠夺、营养层级递增为核心目标，而是对环境中的资源要素具有较强依赖性，将“营养生态位”调整为“资源生态位”。^[3]本文在借鉴媒介生态位分类的基础上，结合媒介环境学“以人类为中心”的研究思路，考虑到知识服务在出版活动中的广泛参与，进一步引入“主体生态位”；结合生态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基本特点以及出版在传播领域中独特的功能属性，将出版生态进行四维分野：时空生态位、功能生态位、资源生态位、主体生态位。

1988年，组织理论家罗素·艾可夫提出“数据—信息—知识—智慧”层级的知识三角形，又称DIKW(data-information-knowledge-wisdom）金字塔。T.S.艾略特、弗兰克·扎帕、迈克尔·库利、米兰·泽兰尼等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4]知识本身及其产生就是一种筛选。数据本身没有价值，但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处理能够得到信息，而在进一步的筛选系统下才能从如山如海的信息中产生更有价值的知识。相比于信息，知识更依附于人类大脑，后者需要在大脑吸收、处理前者后，转变为能够指导人类行动的能力。在知识服务过程中，知识依托于信息，并在结构性经验、专业性见识与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等进行动态组合的过程中产生。它的创造、传递、交流依赖于服务双方持续的交互与实践。普遍看来，知识服务最开始常被认为是知识密集型产业提供的以专业性知识为基础的服务活动。^[5]但从本质意义上来说，早在书籍产生之前，知识服务就已经存在，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依靠我们所依赖的基本信念，知识就能在人的能动性支持下对人们的观念和意见作出积极响应。在知识的发展历史中，体现出一些恒久的特点，知识是“真判断加上一个解释，真判断不加解释就是知识之外的东西”^[6]，即确证的真实的信仰（被相信、能解释的事物），“正确的判断伴以有关差异性的知识”。知识由大量的真理所构成，这些真理结合在一起反映了世界的真实本质。

知识是真判断信条的子集，但判断知识是否可靠的标准以及解释总是在随时空变化而因时因地发生改变，在知识网络化影响之下，知识原有的特性正在被网络化发展所抹去。面对不断变革的媒介生态环境，传统知识服务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公众需求。在有机互联、多样共存、循环共生的出版生态中，知识生产、传播及它自身的边界、样态随着技术、资源的升级面临原生演替的困境，以网络为载体的编辑、复制和广泛的传播活动也改变甚至颠覆了传统的媒介生态演进规律。在此影响下，本文拟针对时空生态位、功能生态位、资源生态位、主体生态位，思考知识服务下的数字出版生态。

1969年，伊利亚·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在理论物理学和生物学国际会议上初提“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s）^[7]，以他为首的布鲁塞尔学派对耗散结构理论进行了完整构建。“耗散结构指的是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不管是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乃至社会的、经济的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经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乱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8]，其是一种需要依靠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域形成的新的稳定的宏观有序的结构状态。

从自然逻辑来说，出版生态的耗散结构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与环境不断地交换物质和能量，在一定条件下自发形成的有序结构。出版生态作为一个耗散结构，充分具备耗散结构的三个必要条件：只有开放才能生存、非平衡是有序的源泉^[9]和通过涨落达到有序^[7]，以及非线性作用机制这一充分条件。出版生态系统是一个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开放系统，具有自组织能力和稳定性，能够通过一定的抗干扰性保证出版生态系统的结构稳定。在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下，出版生态系统不断演化和完善，同时也受到时间、空间、功能、资源和主体的结构和要素的制约。知识服务重构下出版生态的耗散结构是一种处于动态变化中的有序结构，在系统的演化过程中，出版体系的出版活动、基本要素等在技术赋能之下革故鼎新，生成全新类型的出版物，改变不同结构的话语传播权能和编作关系，扩大并深化出版领域和出版范畴。

从现代意义上说，科学发展经历从牛顿“那不变的物质和运动所组成的世界观”到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时空本身就是由物质产生的”，再到第三个阶段“远远离开传统的时空静止观”，“不可逆性，即时空中所含有的活动性，改变了时空的结构。时空的静态的内涵被所谓‘空间的时间选择’（timing of space）这个更为动态的内涵所代替。”^[8]在时空生态中，“空间的时间选择”由时空结构中的不可逆过程所决定，这意味着隐存的“时间之矢”不仅可被看作自然界的基本事实，也同样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普里戈金使用了爱丁顿关于“时间之矢”的形容来描述自然过程中的不可逆性和时间的方向性，它强调把人类嵌入变化的宇宙之中，而人类则在不同层次上发掘着不断变化的宇宙。

“时间和空间，以及它们的时空产物，构成了我们的思想框架”。^[10]时间的不可逆性带来的是前后相续的运行秩序，空间的稳定性则发挥着生存秩序的功能。但不同于时间的方向性，新旧媒介的迭代却并非是单纯的替代关系，而是趋于错综复杂的互动转变。口头语言是依靠情感掌控的无边界、无方向的空间，书写则在一定程度上对口头语言所产生的空间进行理性化、结构化的有界转化。在印刷文明阶段，由于书写纸张的边界对文字的严格约束，不可避免地规范了知识在空间的思考方式。如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迫切希望唤醒工人群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获得马克思主义“知识”，而为了适应工人阶级文化水平不高的实际，报刊等出版物的创作与表达有别于为知识分子创办的出版物。工人与工人报刊的创办者同声共气，藉由媒介空间交流观念，形成同质化的声音，使得工人报刊成为凝聚工人阶级意识的媒介平台。^[11]言语在转为书面语言时，由听觉空间文化向视觉侧重转向；印刷文本在向网络化超文本转向时，又由视觉侧重向多感官的空间文化转向。这种多维感知的整合组织形态建立了一个更包容的知识服务系统。

稳定的社会追求在广袤的空间控制范围和长久的时间控制能力之间达到恰当的平衡，网络所带来的知识边界延展也让媒介对时空的控制进入了新的跃迁。在农业社会，西方的教会、王权或东方的皇权统治对时间和空间的控制是以强权干预的方式来实现；而在信息社会中，时空控制权的掌控则往往通过激发个人对喜爱的事物的痴迷来实现。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距离都不再是以空间为计量单位来衡量，而是以时间为计量单位，以单位时间内传递的物质与信息(包括人，即人流量、运载量)为衡量标准。^[12]传统的印刷出版技术对空间控制的能量向网络转移，开始向时间控制属性转向，原本被广泛认可的时空控制权威和专业属性逻辑也面临新的确立标准，网络取代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不断加速传播的时间速度，增强对广泛空间的控制能力。数字技术在出版生态中的运用，产生了一种基于大数据和云平台支持的数字化出版物，组建了一个跨越空间控制的智能数字生产空间。人们依靠数字技术弥补人类对于时间记忆的能力缺陷，同时也依赖数字技术拓展对于空间实践的生产和再生产。

数字化的出版环境中，网络系统嵌入在更宽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环境之中，网络中的出版内容生产和知识交互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整体生态系统的影响，与此同时也会为历史环境所塑造。出版环境正是在出版生态内部与外部环境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互动交换过程中实现。在知识服务中，内部更多地指向内容生产对象个体自身所拥有的能量，在其与外部环境互动时，内在系统不断引入外部能量，但受到技术、资源等因素改变的影响，出版主体的知识传播权能发展也进入新的涨伏阶段。从法律意义而言，在我国传统的印刷出版流程中，出版主体是根据《出版管理条例》依法批准设立的出版单位，包括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的出版社或编辑部，其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出版主体。信息服务提供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ISP）包括了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Internet Access Provider，IAP）和互联网内容提供商（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ICP）……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成立的信息服务提供商具备了网络出版者的资格。^[13]网络环境中的出版主体一方面是传统的专业出版机构向网络渠道的空间位移，出版单位原有的业务基础能为其开展网络出版业务提供原生性动力；另一方面则是依法许可或备案，经有关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同意，获得网络出版资格审定，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

传统上以纸本为介质，主要表现为报刊、图书等出版物的出版传播是较为纯粹的出版活动，广义的“大出版”置身于更大的视野，是指“提供精神产品、发挥社会效益，与文艺、理论和新闻相联系的出版行为”。^[14]网络信息服务平台的功能侧重性各有不同，技术的精进潜在地降低了更多人进入网络出版领域的时空障碍和创作门槛，但由于业务本身的经营属性导致了网络媒介附带上了资本红利，造成了知识的商品化，而这种商品化反过来又利用技术改变了知识出版的结构。在勃兴发展的网络连接中，新媒介技术的运用并不会完全消除数字出版的中介或者说中间人，相反技术的隐蔽性操纵带来了网络中新的“守门人”“把关人”的不可见性。数字出版过程不再只是专业出版机构权威性的编辑审查发挥把关作用，连接中介更会主动地控制我们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事物，干扰我们自身与外部环境的信息、能量的交换，如公共权力对私有权利生活领域的入侵，造成了生活秩序的混乱；又或者是技术对具身的本地互动造成干扰，导致编作之间现实的亲密关系难以建立；不同内容出版或知识服务平台为追求点击量所刻意营造的技术壁垒和隔阂限制了知识传播权能，等等。在数字化出版生态中，即使传统的把关机制仍然在发挥其功效，但受限于技术平台本身可能存在的算法黑箱，仍然会面临着网络环境的“负效应”，如个体信息碎片化下的认知偏差；个体“情绪偏爱”下的选择性接受；群体效应影响下个体的非理性共享。^[15]

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进入网络出版领域，一方面影响了传统的出版格局，由传统出版单位掌握的出版权力在网络领域被分化；另一方面平台化的革新让更多人成为信息生产的主体，也在客观层面赋予了知识生产更多维度的可能性，而不仅仅限于文字和图片的内容创作。传统类型的纯粹性出版活动所产生的知识扩散能力有限，以互联网为载体和流通渠道的数字出版形式置身于更大的出版空间，其传输能力让知识能够触及更多的受众，同时其存储能力和可复制能力改变了知识生产和出版的方式和结构，网络技术对传统方式的知识传播权能改变具有颠覆意义。话语传播在实践层面上出现了主体复杂化、议题丰富化、形式多样化的泛化转向，在客观上为话语传播提供了一个充满张力与矛盾的新场域。^[16]技术媒介对公众信息获取、思想表达的赋权能力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技术对新闻出版的“去中介化”，消解了传统出版主体对人的权力限制，也赋予个体自我管理的能力。传统出版生态所营造出的知识传播权能的高墙并非被直接移除，只是由于功能生态位的调整让媒介之间的功能发生了转变，而使得进入高墙的渠道有所增加。知识传播在网络空间的再构，让媒介愈发成为权力产生与实现的重要源泉和场域，权力在社会关系生产实践中产生与实现，并在社会关系中具有了流动性。这种赋权不是简单的“赋予权力”，而是受众自我潜能的激发和个人意识的觉醒。知识传播权能的确在向公众转移，知识话语权力连接明显泛化，公众能够获取表达和“书写”创作的机会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公众真正掌握了新的出版文化形成的权力。

作为知识生产和服务的数字出版，无处不在的连接属性构成了出版的网络化和网络的社会化，连接意味着对时间与空间的无限压缩，伴随着受众时空感知方式的改变，赋予知识的网状化连接与异质性主体对话的能力，也让出版主体能够对已发布或传播的出版物进行调整和改变。随着超文本环境的形成，出版物不再仅仅是“编辑的产物”，而是渐渐成为“一种高度开放的文化形式”^[17]。但究其本质，利用数字化的出版技术所进行的知识的传播与服务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无限连接，在数字媒介逻辑支配下的出版主体的知识生产方式受限于平台的数字出版机制。知识服务权能的泛化只是高度开放的创作环境所引起的一种内化的自我无限重复，并不意味着知识获取者对这种权力的真正掌握，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出版生产和内容传播的创造者甚至会陷入一种工具化的幻想之中；而突破这种幻想，让知识服务能够进入新的跃迁才是出版主体利用工具从新的连接之中获益的机会。

基于印刷出版物的知识生产的共同目的是创造一个层次分明、结构有序的样态。一个严格以段、节、章为体系的层次结构的形成，是通过删除思想中连接着的从属关系和附加的语言元素，对个人网络化的思想进行取舍，最终形成一种语言元素文本。在长久的知识生产传统中，作者对创作和论辩有着完全的掌控权，印刷文本单线条叙述的方向性框定了言说者无法呈现且言尽不同的思想表达，这种物理层面的载体限制也形塑了我们知识生产的方式，决定了一段文本只能以一种声音诠释。这也就意味着，“层次结构（以段、节和章的形式）是一种试图将秩序强加于语言思想上的尝试，而语言思想总是容易颠覆这种秩序”。或许正如戴维·波尔特（Bolter Jay David）所说，“媒介辜负人的思想的感觉是文化中与手写和印刷有关的一个特征性概念”。^[18]传统以纸为介质的印刷出版中，出版技术的载体限制了写作的长形式和思考的线性化，且印刷品一旦完成，也代表着一种思想的结束。这也就意味着“写作空间”的产生只能依赖于数字化的非线性结构和超文本链接，数字化锚点既链接了不同的思考，也链接了参与数字化写作、出版和阅读的内容生产者、编辑和读者。

知识生产以更为泛在的方式参与知识服务体系，也意味着出版的资源生态进入新的“涨落”。戴维·波尔特提出“写作空间”，电子写作空间具有极强的可塑性，超链接并非是无序的“堆”，作者利用网络连接方案表明各主题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电子写作空间中，“超文本的连接构成了作者和读者的意义路径。每个主题可以参与几个路径，其重要性将取决于读者为了达到该主题而走过的路径”。^[18]“写作空间”的产生，意味着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拥有了全新的表达方式和表达主体。数字技术经由超文本等方式，将不同的甚至背离的观点和表述紧密相连，也赋予读者书写和言说的权力，让读者能够参与书写和对话，从而转变为作者。在“大出版”视野中，数字化的“写作空间”让思考和知识处于动态化的生产中，也让一种思想在创作时始终处于能得到积极响应的过程，知识的形态不再被书籍的物理形式所限制，书籍所创造的知识呈现的传统表现形态被“写作空间”的数字化链接能力所打破。

知识不再是编作的“独角戏”，受众的广泛参与改变了长久以来知识单元的孤立性和主题模式下的长形式，也能让作者及时对错误进行修正，将思考嵌入到知识的创作与对话的过程之中，网状的知识意味着作者过去时和进行时的思想能同时存在。从纸质知识模式到网络知识模式过渡过程中，新的知识形式和传统的知识形式融合共存，并不是单纯的产品迭代。这就意味着，传统的思维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媒介形态演化。对于作者和编辑来说，需要改变传统的线性思维方式，结合数字化的技术使用、发散性的网状思考、动态性的创作模式以网络化的思维来参与创作；对于受众来说，当作品被放置在网络空间之中，受众便能够进入讨论的空间，甚至影响作者对作品的原始设计，改变最初的创作逻辑。

印刷时代，知识在无意中被书籍的特质所限制和形塑，长形式的生产与传播限制于书籍本身的物理特性，主题的边界是纸张边界的结果。长久以来，书籍这种在整体上的长思考能够在有限的篇幅中为读者提供作者关于某一主题相对完整的价值取向，读者对知识的获取也遵循着作者所创作的路径而进行着思考。在基于数据的事实时期，知识已经开始产生新的形态，但仍然遵循着我们认识世界的古老规则，我们接受着经由社会中的部分群体选择和组织后的知识传播模式，以线性的方式孤立地看待部分领域的知识，以有限的眼光认识世界。

网络的出现挑战了印刷术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其在追赶甚至超越印刷术的过程中，影响、改变着古老的知识认知和思想垄断传统。在人类关于知识的探索中，受限于经济水平对社会条件的制约，物质资源的稀缺，知识被长久地垄断在社会的少数群体中，知识载体的物理属性所具备的这种稀缺性影响了作者对知识生产的谨慎与严格，也形塑了书写者的身份感和我们对权威性的认知。网络中的不断链接与物质交换包含着丰富的多样性，创造了一个信息交流和知识生产的能量场域。新的信息基础设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链接的传播体系，我们被链接在一个野蛮的、不受限制的网络传播中，因此在时间上的“最先发声”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在空间上的“迅速繁殖”。

在知识服务重构的新阶段，科学家和学者在向远方的受众传递复杂思想时，出版生态的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过去那种为全行业遵守的包括选题、审校和发行等结构性环节的把关体系，已经不再具有普遍性，“数字的”出版文化首先是一种“连接的”文化而不是一种“权威的”文化。^[5]传统的出版生态中专业权威所塑造的信任体系仍然延续到了网络环境中，网络并未消除社会对有资质的专业人士的需求，也并未抹平专业者与非专业者之间的差异界限，它是在原本的基础上赋予了更多的可能性。网状化的知识样态涵盖了更丰富的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以更复杂的联结性模糊了权威和大众之间原本的鸿沟。有别于印刷出版的知识价值在于明确事实并达成相对而言难以动摇的结论，通过网络化的出版平台所联结的弱关系群体相较而言能潜藏更多能量，来自差异化背景的人们形成“桥梁”资本，建立起公众化的意识。无紧密联系的群体决策相比较个体而言更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当具有不同意见的人主要依靠他们私人的信息作出独立决策时，集体决策的结果最有可能是好的结论”^[19]。不同类型的专业意见被囊括在同一网络中，能够在不同决策阶段参与出版环节的内容创造，出版行业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也让群体智慧以开放性的方式发现专业知识，并创造以数字出版物为表现样态的专业知识服务。网络中的内容创建和链接累积的丰富，让专业知识类型依托互联网形成无限增长的扩展模式，凝聚专业权威和群体智慧的网络链接成为新的出版样态。

信息技术支撑的交叠形态的知识，已经改变了知识生产的某些方式，唯有持续的变革与创新才能适应这种变化。从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时代到近代大机器工业时代，知识从经验形态为主到向普遍原理的形态过渡，在此期间，经验形态的知识在知识创新和功能发挥方面逐渐失去主导地位，再到如今的信息化时代，知识的形态更多表现为信息技术介入的智能化知识，因而创新的意义更加突显出来。知识服务重构下数字出版生态出现结构耗散意味着其从传统的出版生态体系进入新的“巨大涨落”阶段，数字出版面临着知识的边界、传播、生产和样态等不同方面的困局。知识服务重构下的数字出版生态要立足于时代发展需求和信息技术支持，结合知识服务重构的新特点，创造有利于数字出版发展的生态运行系统，推动数字出版生态重新进入一种动态有序的耗散结构。为了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浪潮，我们必须适应知识服务重构下数字出版生态的改变，强化知识在新时期的生产和传播，加快知识形态转型，以更好地应对社会变革和出版市场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