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主题出版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显著的特点。2021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将做强做优主题出版置于纲领性部分，确定了主题出版的战略地位。作为统领和融合的先进力量，主题出版正在改变学术出版、教育出版、大众出版构成的传统出版格局。主题出版统领、融合三大出版板块，理论和实践不断丰富、深入。为推进主题出版的高质量发展，有必要梳理主题出版发展历程，总结规律，匡正认识误区。

主题出版工作是党和国家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文化建设的有力抓手，发挥着引领和示范作用，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为广大读者源源不断地提供精神食粮。在近20年的发展中，主题出版日益成为一项高关注度、高难度、高融合度的事业。

主题出版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出版和媒体同属于党和国家舆论思想工作的前沿阵地，主题出版高屋建瓴，记录、传播时代声音，是讲好中国故事，呈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的重要路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舆论引导力，是宣传文化领域顶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题出版不仅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注，它与个体的联系也非常紧密。民众关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方针政策和惠民举措，由此产生的阅读需求需要主题出版来满足。

国家与个体是通过共同的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国家认同和个体价值需求需要文化进行连接。文化认同的构建方式是多样的，主题出版是强有力的构建工具之一，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大力扶持。主题出版承载着重要的时代命题，蕴含强大的价值导向和道德感召力量，经过系统的论证和阐释可以转化为思想认同的基础，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加个体的社会价值感。民众从思想深处产生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才会将价值观内化到行动中来。

相对于其他出版类型，主题出版关切的主题更加深刻，能够穿越时空、突破围墙、跨越国界。因此，主题出版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突出成绩，世界对中国模式、中国理念抱着强烈的兴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出版正是满足了这一现实需求。截至2018年1月12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全球发行超1 000万册。^[1]通过主题出版，中国开始在国际舆论场主动发声，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做好主题出版并非易事。首先，主题出版比一般出版活动要求更高，不仅要有社会效益，还要有经济效益。编辑、作者要熟悉党和国家政策方针，在一些重大事件、重要节点上进行提前布局和报备，选取独特的视角精益求精地打造内容。主题出版不能仅靠个别编辑完成，而是需要协同作战。当前市面上出现不少枯燥僵化、说教式的主题出版物，甚至有些直接由编辑操刀，进行政策文件的搬抄和语言的堆砌，这类出版物必然受到市场的冷落，损害了主题出版物在读者心中的形象，同时也揭示了优秀主题出版物作者缺乏的事实。

其次，主题出版要想真正产生效益，不仅要在创作环节把握好政治导向、选题视角、内容创作，还要做好后续的营销推广、读者关系维护、盈利模式创新等工作，这些环节缺一不可，否则可能影响主题出版最终的效益。

最后，主题出版的竞争尤为激烈，出版主管部门将主题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纳入相关项目评审。近年来，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申报数量从最开始的几百上升到几千，最终入选的选题只有6%左右。在激烈竞争中，只有真正做到视角新颖、文质兼美、厚积薄发且具有市场潜力的选题才有可能入围。主题出版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总之，主题出版承受之重、要求之高、难度之大、竞争之激烈，是在我国出版业前所未有的现象。

高关注度、高难度决定了主题出版的高融合度。当前，媒介形态多元，出版竞争局势复杂，主题出版的内容、呈现方式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出版主体不再局限于党政类出版社，市场与非市场主体纷纷入局主题出版。不仅如此，信息技术的发展让主题出版物不再局限纸质图书单一形态，各种App、动态网页、漫画、VR等形态的主题出版物层出不穷。主题出版的发行也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而是面向全球市场，寻求更广泛的读者。主题出版工作将是一场融合之战，需要多面手才能驾驭，既要有学术出版的严谨性，又要体现党和国家意志，还要保持对国内外市场的敏感性，这种多元变量的叠加注定了主题出版是高度融合的，值得深入研究。

政治导向、学术规范和市场运行“三位一体”是主题出版的本质属性与底色。政治性是主题出版的灵魂，学术性是主题出版的基础，市场性是主题出版的生命，三者缺一不可。主题出版是动态的、开放的、多元的、可转换的，这让主题出版的形态更加丰富，具有强大的实践张力。

政治导向、学术规范和市场运行“三位一体”是主题出版发展新的规律，是新时期主题出版根本性的要求。主题出版始终围绕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开展选题策划，承担着传播主流价值观的责任。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体现党和国家意志，为社会提供一套理想化的政治文化，帮助民众解释过去、观察现在和预测未来。作为社会整合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历来备受国家重视，舆论宣传一直是重要的方面。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与中国现实发展的适应性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工作向国内外读者解释、传达，进而让国内民众坚定信仰，让国际社会理解和尊重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但改革发展之路并非平坦，面对多元价值观的碰撞、信息的跨国界交流、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社会治理和意识形态工作面临较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导向是主题出版的首要要求。

意识形态是相对抽象的，它必须转化为一定的文化形式才有构建认同的可能，话语是承载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中国发展道路凝聚了一系列话语，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革开放”“中国梦”“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这些话语具有高度的凝练性，必须要有系统的诠释才能让民众真正理解和认可，这说明主题出版事业蕴含学术性。意识形态话语是否有说服力，取决于主题出版论述能否以严格的学术规范、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引领大众的思想。学术要求与政治要求融合，才能创作出经久不衰、具有持续影响力的主题出版物，如刘统创作的《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正是在多年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厚积薄发之作。主题出版需要更多优秀学者参与主题出版物创作，用学术的操作规范和思想武器，润物无声地影响读者。

政治导向和学术规范是主题出版保障内容质量的前提，而把内容传递给读者离不开市场运作。主题出版物能否在国内外市场取得成功，不是版权交易完成、翻译完成就结束了，而要进行立体化宣传，主动设置议程，如举办论坛、研讨会、读书会、专访、演讲，以及撰写评论文章等，让读者读进去。主题出版物只有走向市场，赢得更多读者的喜爱，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是主题出版的目的和归宿。因而，市场运作必然是主题出版的内涵和本质属性。

主题出版基本属性不变，但主题出版与时代共振，出版形态会随之变化。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历程中，时代主题一直在变化，主题出版密切联系党和国家战略决策，其空间和范围在不断延展。主题出版最初被定义为围绕党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大局，就党和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问题而进行的选题策划。十九大报告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为主题出版的发展和内涵延展提供了空间。文化本身具有复杂性、动态性，主题出版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种文化符号体系中提炼、发现、策划选题，这是新时期主题出版的创新源泉之根本。

无论是从以上三种文化符号体系中提取何种元素，主题出版活动的落脚点都是主题叙事，革命文化本身就属于主题叙事的类型，但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部分选题，需要对接国家战略，拔高站位，体现党和国家意志，才能实现一般出版向主题出版的转化，进而丰富主题出版实践。从近年来各出版社推出的主题出版物来看，三种文化融合创新的复合型选题不断增加，主题出版关注的主题越来越多样化，可以是革命文化类主题，也可以是经济、科技、社会类主题，以科技类主题出版物为例，人民邮电出版社的《“芯”想事成：中国芯片产业的博弈与突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查医生援鄂日记》、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的《60万米高空看中国》等，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创新精神、科学精神，是服务科技强国战略的优秀主题出版物。

学术出版通过选题嫁接实现主题出版的转化。一方面，主题出版选题重大，立意高远，题材高端，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性，有时会成为学术出版的牵引力，能够引领学术出版发展。另一方面，主题出版需要借助学术力量提升其专业性和思想性，更需要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通过严谨的理论论证让主题出版物的内容站得住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能够互相转化，共同服务于党和国家战略^[2]。陈来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林毅夫的《解读中国经济》、王逸舟的《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等，都是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融合的优秀图书。

主题出版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国家、社会、出版主体、作者、读者多维共振的良性循环，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主题出版是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宏观动力机制清晰、有效。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建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和路线，各地出版社出版了不少经典的政治性、理论性、文艺性著作，此阶段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主题出版的概念，但这些出版物具有明显的主题特色。

2003—2007年，主题出版开始以政策性的语言方式出现，出版业围绕中共十六大、抗击非典疫情等重要时间节点策划主题出版物。2007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重点资助反映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建设与发展，介绍中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成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作品，该计划具备主题出版的属性，但当时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学界、出版界，都未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对主题出版的认识也较为有限。

2007年开始，国家出版基金设立，强调资助项目的重大文化价值和文化传承价值。2012年起，国家出版基金为主题出版提供特别通道，单列主题项目，与年度出版基金项目分开，突出了主题出版的重要地位。2015年起，中宣部每年都会公布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方向。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是许多出版社最看重的项目之一，该项目成为当前主题出版发展的最有效动力。同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的系列出版工程陆续推出。2012—2022年，主题出版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出版界热门的话题。2021年，出版业“十四五”规划公布，明确了主题出版的统领地位和战略意义。2022年4月，中宣部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数字时代新型出版传播体系，引导出版业加快进行数字化融合与转型。

在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主题出版的宏观动力机制是较为清晰的，它由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发起，出版社策划推动具体出版实践。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主题出版工作，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参与其中。主题出版不仅要讲究社会效益，还要讲究学术要求和规范，遵循市场发展规律。

主题出版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大大拓宽了选题的空间，吸纳了不同类型的出版主体参与其中。以往主题出版工作更多是由人民社、党政类出版社承担，如今大学社、科技社等也逐步参与进来，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学术成果转化为主题出版物，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中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的学术特色。一些出版社还布局了国际化的主题出版事业，如新星出版社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色城市，以文学的形式为城市立传，出版系列图书；外文出版社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之江新语》《摆脱贫困》《走近中国共产党》等图书的外文版都是主题出版“走出去”的代表性著作。

主题图书与网络文学、剧本杀等新形态作品同频共振，发挥了良好的协同效应。中国网络文学发展近20年，截至2020年，网络文学用户突破4.67亿人，作者人数突破百万，近五年改编的影视剧超过600部，海外输出网文作品1万余部，实体书授权4 000部，上线翻译作品3 000余部，网站订阅和阅读App用户超过1亿人。^[3]近年来，备受读者喜爱的系列主题网文作品不断涌现，如《大江大河》《运河天地之大明第一北漂》《铁骨铮铮》《华丽的冰上》《人民医生》《海地记忆：一个维和警察的日记》等。^[4]

一些民营出版企业的主题出版作品得到了读者的认可，如《孤城》《谍影》《南京1937》《刀鞘》等红色主题类“剧本杀”在市场上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2021年红色“剧本杀”产品《兵临城下》以真实抗日历史事件改编，通过情节设计让玩家选择到底是坚持抗日还是选择投降，以情感沉浸将家国历史与日常娱乐结合了起来，感受真实历史人物的抉择。^[5]

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引导下，国有出版社与民营出版企业合作开发主题出版产品。如2021年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与中图云创智能科技（北京）公司合作制作的VR“童心向党·百年辉煌”主题绘本书系中的《光明》全景视频，让读者身临其境，与主人公小萝卜头一起体验狱中生活，感受其乐观坚毅、热爱学习、渴望自由的优秀品质^[6]。可见主题出版发展目前呈现出政府部门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技术赋能、市场反馈良好的崭新局面。

主题出版物要发挥引领示范、春风化雨的作用，在全社会建构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提振精气神的文化氛围，必须重视普通读者，面向读者策划选题。不少出版社开始加大主题出版策划力度，深挖选题、创新角度、深耕内容，在书名、封面、目录、行文等多方面进行市场化打造，生产了不少优质主题出版物，取得了可观的销量。

据开卷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度销量在百万册以上的28种图书中，主题图书占17种。在这些主题图书中，出现了不少双效俱佳的代表作品，其中《中国制度面对面2020》印数近220万册，《红岩》《红星照耀中国（青少版）》印数超100万册，《细节中的百年党史》发行21万册，《漫画百年党史：开天辟地》中文版印量达25万册，少儿主题图书《风筝是会飞的鱼》上市半年销量突破5万册，文学类图书如余华的《文城》首印50万册，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自传体随笔《在峡江的转弯处：陈行甲人生笔记》上市4个月销量破30万册。这说明优秀主题出版物是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效”统一的，优质主题出版物更容易得到读者欢迎。

一些畅销书策划机构开始凭借策划能力和作者资源，投入主题出版策划与运作，取得优异成绩，像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工作室策划出版的《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是一部介绍中国财政经济的主题出版作品，截至2022年2月底，上市5个月销售40万册。这些成功的主题出版案例进一步激发了出版主体和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形成了良性循环，是主题出版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深层动力基础。

主题出版事业越来越壮大，但仍存在不足，如数字化没有明显突破，国际化任重道远，内容同质化严重，过度依赖系统发行，微观动力机制不足等，这些不足的产生与业界和社会对主题出版的认识误区有重要关系。

将主题出版物与政治读物画等号，甚至产生偏见，根本上就是将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人民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执政党不代表哪个阶层、哪个群体的特殊利益，是为全体人民谋福利的，涉及具体利益的分配时可能产生矛盾，但原则是将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兼顾内部群体利益矛盾的协调。^[7]

主题出版物是政治读物，但又不仅仅是政治读物，更可以是传世之作、畅销精品。有些出版社没有认识到主题出版到底应该如何做，缺乏真情实感、平民视角，不会讲故事，只想着完成任务了事。说白了，这种应付了事的主题出版脱离了人民群众，既没有从群众中汲取养分，也没有反映群众的心声，更没有起到引导、教育的作用。因此，主题出版工作者要深化对党性、人民性的理解，以严谨细致的态度努力将主题出版物做成文质兼美的精品畅销书。

主题出版的内涵是开放的、动态的、可转化的，主题出版不等于红色出版，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红色出版是革命文化的一部分，主题出版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灵感，挖掘主题，主题出版具有很大的延展性，可从文学、历史、科技等不同领域挖掘选题，所以主题出版也涵盖聚焦科技发展的蓝色出版、聚焦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绿色出版等。

有些出版社错误地认为只要有主题出版代表作就可以了。然而，一家出版社只有一两种主题出版物做得好、卖得好是远远不够的，主题出版要有系统性、整体性、战略性、长远性。出版社应将主题出版纳入出版社整体发展战略，形成长远规划。主题出版工作做得好，可以很好地实现社会效益，还会为出版社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出版社在选题策划阶段需要充分进行读者调研，找到合适的作者，创作优质内容，并做好营销推广工作，为后期IP孵化、产业链搭建做准备。

没有经济效益的社会效益是不存在的，有些人认为主题出版可以不讲经济效益，只讲政治效果，这是错误的。一本书的传播效果不佳，做得再好也是空中楼阁、无源之水，这样的主题出版物发挥不了它应有的作用。

主题出版是服务党和人民的，脱离市场就是脱离人民的一种表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统一的，两者兼具才能够产生更大的舆论影响。具有主题特色的网络文学作品《山海情》是一部接地气的扶贫作品，创作者取材自真实事件，将民众的喜怒哀乐与扶贫事业相结合，让读者感受到民间朴实纯粹的精气神和中国扶贫事业的伟大壮举，同名电视剧播出后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这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的典型主题出版案例。

主题出版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西方的主题出版痕迹虽然不明显，但也通过出版物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制度自觉、理论自觉和价值的普适性已经融入出版实践中。美国学者亨廷顿的学术著作《士兵与国家》《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民主的危机》论证扎实、视野宏大，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但不难发现亨廷顿的著作通常是以自由主义和美国的政治制度为参照点论述其他政治秩序的失效与危机。亨廷顿的学生福山在苏联解体后写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同样强调的是自由民主制度与理论的优越性。诸多类似的著作在论证西方政治体系和价值观的合理性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方式更隐蔽。

西方的主题出版意识已经融入各种文化生产活动中，发展了近百年的时间，已建立一套有影响力和说服力的话语体系。而我国的主题出版意识还停留在完成政治任务等认识误区上，一些人没有真正认识到主题出版的意义，这是值得深入反思的。

一些出版社将反映中国扶贫经验的书直接翻译成外文，内容过分强调丰功伟绩，难免教条化、形式化，国外读者很难产生共鸣。人文主义关怀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主题出版走向国际要从宏大叙事向个人叙事转变，如创作纪实作品时，注重描写当事人的真实感受和做法，用细节打动读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化的主题出版不仅仅是语言转换、翻译，常需要进行二次创作。出版社也可以直接为国外受众量身策划主题出版选题，甚至直接采用外文创作主题出版物。截至2022年6月底，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的“文化中国”项目已经出版了400多种主题出版物，从一开始就直接面向国外受众开展策划，通过法国营销巨头拉加代尔集团进行全球发行，平均发行量达2万册，这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出版市场是很不容易的。主题出版物的国际策划、创作，需要针对特定文化区域的目标读者进行细致调研，结合他们的阅读习惯、偏好，在书名、框架、角度、行文方面下功夫。主题出版的国际化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出版单位和作者要研究国际文化传播规律，采用国际化方式传播中国智慧、中国故事。

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主题出版在实践与理论探索中取得了不少成效，主题出版的关注度和认可度越来越高。出版业需要继续深化对主题出版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研究，系统分析主题出版的内涵建设、运作规律、动力机制、传播效应等，全方位实现主题出版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