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出版“走出去”战略实施。2010年，主题出版写入年度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主题报告。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1]这些年，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主题出版“走出去”成为热词，是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重点，是学界的研究焦点，也是业界的发展要点。然而，二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充分认识，以致实践中虽有交集却未能整合，虽彼此借力却未形成更大合力。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首次以“做强做优主题出版”专题重点部署主题出版，强调要“整合对外出版资源力量，推动习近平总书记著作及相关图书译介出版，扩大海外发行规模，深入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推动出版业高水平走出去”专题中，要求“着眼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策划出版一批面向国际市场的优秀图书，着力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血肉联系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将主题出版“走出去”融入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基于主题出版“走出去”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政策、理论、实践及其发展趋势，笔者认为主题出版“走出去”引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主题出版“走出去”以对外话语为基础，以对外传播为关键，以国际话语权为目标，满足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需要，二者协同助力“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打造、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

方向、目标、路径一致决定主题出版“走出去”引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方向一致的必然性、目标一致的战略性、路径一致的必要性，是主题出版“走出去”引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必要原因。出版在文化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和中心作用，以及主题出版在出版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决定价值，是主题出版“走出去”引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充分原因。

主题出版“走出去”必然引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满足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需要。出版的基本职能是积累、传播和建设文化，它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题出版是围绕国家重大活动、重大事件、重大理论等展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内容的出版活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最显著的特点，是党的主张、国家意志在出版领域最重要的标志，是中国出版业的灵魂”。^[2]主题出版“走出去”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直接体现，是发展和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内容是出版的基础，话语是出版内容的载体和形式，出版内容和出版话语决定了主题出版的发展，因而主题出版“走出去”实际上是主题出版话语“走出去”。对外话语体系是我国主流文化内容的表达和呈现，“走出去”的主题出版内容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来源，“走出去”的主题出版话语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因此，有了主题出版“走出去”，我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就有了确定的方向，沿着主题出版“走出去”指引的方向建设对外话语体系也就成为必然。

主题出版“走出去”引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战略需要。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我国的重大战略，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此后多次强调和深入系统阐释。出版是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强国战略有力支撑文化强国战略。出版“走出去”战略是出版强国战略的重大举措。无论是出版“走出去”战略、出版强国战略，还是文化强国战略，都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息息相关，是其重要支撑和推进力量。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基础工程。因此，主题出版“走出去”引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对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具有战略意义。主题出版“走出去”、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工程，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特点。主题出版“走出去”引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同样如此，体现了其战略性。

主题出版“走出去”引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我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构建的需要。打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是对外传播的必要条件和能力。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基于目标导向，直接支撑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指向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长期战略目标；基于整合导向，汇聚和融合各种力量，形成整体，构建系统；基于精准导向，聚焦服务对象，影响关键受众。“我们在国际上有理说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3]对外话语体系是战略传播体系的前提、基础和中心，没有对外话语体系，则战略传播体系成了空中楼阁。主题出版“走出去”是我国战略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目标和受众一致，是其整合力量，是其鲜明特色的直接体现。“主题出版‘走出去’的根本内涵是助力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4]因此，主题出版“走出去”引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既直接作用于该体系，也协同该体系支撑战略传播体系打造，二者都十分必要。

对外话语体系是国家对世界的陈述系统，包括对外话语内容、对外话语形式和对外话语结构三部分，内容是核心，形式是重点，结构是关键。主题出版“走出去”引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重要的是在达成对外话语内容、对外话语形式和对外话语结构的要求和标准的过程中，解决其问题，弥补其不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外话语体系的精髓和主体。所谓精髓，是指作为指导思想，它融入对外话语体系。所谓主体，指作为本体，它是对外话语体系的支柱和主要部分。对外话语体系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政治属性是其基本特性，政治话语是其基本组成部分，讲清楚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治国理政方略等是其基本任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是读懂中国的基础话语和基本话语。习近平经济思想、外交思想、法治思想、生态文明思想等，是读懂中国、回应世界关切的专门领域话语。“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和话语是最坚定的、最稳定的，也是最完善的话语体系”^[5]，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共商共建共享、文明交流互鉴等。对外话语体系在充分展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话语魅力的同时，也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大国领袖的精神品格、人格魅力和伟人风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外话语体系的内核和灵魂。所谓内核，指作为最基本的部分，它是对外话语体系的实质。所谓灵魂，指作为最深处的部分，它是对外话语体系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整、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精神，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次清晰表达了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是中华优秀传统和当代中国实践的完美融合和精致升华。对外话语体系的价值和力量取决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坚持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和张扬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使命、价值观念和主张。读懂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读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是一致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外话语体系的来源和沃土。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和西方文化互有异同，“互相提携，互相矫正，就能使世界更臻于上理，而给人类以更大的幸福”。^[7]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和人类共同价值的统一，既带给西方文明以启迪，也向周边国家播撒而形成中华文化圈。长期以来，西方话语垄断世界，国际话语权至今还是西强东弱。传承中华文化智慧和优良基因，对其进行时代转换和创新，成就新的叙事体系和话语体系，支撑对外话语体系^[8]，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例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和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崇正义、尚和合”“重民本、守诚信”“天下大同”等一脉相承。一方面，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拥有和增强了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对外话语体系既可以为当下新话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脉络，也可以直接借用传统文化陈述承载新的话语内涵。

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需要创新措辞。从语言本身来说，话语形式服务于话语内容，准确、完整陈述事物和构建意义是话语的目的。从语言功能来说，话语的语用性决定了话语形式需要适配话语环境，即话语形式要得体。作为语言单位，话语形式表现为词语、句子、段落等。措辞是指选择和使用词语、句子、段落等。准确性、完整性等是措辞的基本要求，易懂性、亲近性、有效性等是措辞的更高要求。对外话语体系的受众是国外人员，其创新措辞除了考虑基本要求，还要考虑文化和语言差异等带来的复杂性。

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需要体现话语形式风格。风格是主体选择和使用话语的内在个性和稳定特征，在话语形式上集中呈现、充分展露。民族差异带来民族话语风格，如整体性、辩证性、含蓄性、形象性是中华文明思维的特性，充分体现在话语实践中，表现为中华民族话语风格；二元性、直接性、抽象性是西方思维的特性，这些形成了西方话语风格的民族特征。群体差异带来群体话语风格，例如，群众话语是群众化的表达方式，为群众所理解、掌握和使用，是典型的群体话语风格。个体差异带来个人话语风格，例如，新生代网民习惯使用网络话语。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把握话语风格的基本特征和规律，通过合理运用话语风格，更高质量地陈述事物和构建意义，让受众在接受时减少不确定性。

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需要以受众的文化层级细分，形成、调整和优化对外话语结构。“对文化资源占有的不同，既是社会分层的重要表现，也是社会分层的深层次原因”。^[9]受众的文化层级细分意味着受众因文化差异而有不同的接受需要、接受期待和接受基础，也就意味着适应不同受众需要不一样的话语。一般来说，国外受众按文化层级可分为精英层和大众层，精英层包括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等，大众层包括普通大众和特别大众等。精英层话语的权威性、思想性、专业性、系统性、抽象性等突出，大众层话语的浅显性、生动性、形象性、可读性等鲜明。政治精英对应政治话语体系，学术精英对应专业话语体系；普通大众对应大众话语体系，特别大众在大众话语基础上显现类别和个性标签。不同文化层级的话语按照一定方式组合，形成对外话语结构，并基于话语本身、受众情况以及二者间关系的变化进行结构调整和优化。

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需要以话语主体的层级细分，形成、调整和优化对外话语结构。对外话语体系的作用和功能集中体现为话语主体的目的和意图；反过来，话语主体通过掌控对外话语及其结构，实现话语体系的功能和作用。因此，根据话语主体细分对外话语的层级，并据此认识和优化对外话语体系的结构与功能，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对外话语主体在新时代的深入改革中形成了新格局和新体系。具体来说，我国的对外话语主体体系主要包括五类：政府部门、企业、媒体、智库、大众，对应形成对外话语体系中的官方话语、企业话语、媒体话语、智库话语、大众话语。这些话语结构随着话语主体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需要以新技术影响受众的层级细分，形成、调整和优化对外话语结构。技术是出版传播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影响渗透到出版传播的方方面面。受众是影响出版传播消费和供给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技术对受众的影响成为分析和理解技术对出版传播影响的重要方面。新技术为出版传播带来颠覆性影响，改变了受众消费习惯、相关话语体系及其结构。以新技术的影响细分，对外出版传播受众可简单分为传统读者层和新兴用户层，再根据新技术的影响程度可将新兴用户层细分成不同的群体。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深度应用，圈层化、社群化日益凸显，精准的用户画像产生细分度越来越高的层级和群体。对应这些层级和群体，对外话语体系的层级和类型越来越丰富多样，其结构越来越精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10]主题出版“走出去”基于引领内容，发挥自身能力和优势^[11]，以合适的路径，满足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需要。其中，对应需求是前提，发挥能力和优势是重点，找到路径是关键，产生效益是目的。在话语方面，主题出版“走出去”既提升和赋能对外话语体系中已有话语，又为它带来新的话语，并以此调整和优化话语结构。在传播方面，主题出版“走出去”创新传播渠道、平台和模式，释放和扩大对外话语体系的价值。在效果方面，主题出版“走出去”连接和服务关键受众，检验和提升对外话语体系的效力，以结果和效果逆向推进对外话语体系建设。^[12]

创造主题出版“走出去”新概念，夯实对外话语体系的基础。概念是话语的基本构成单元，对外话语体系需要富有特色的概念，因而概念的发明、意义构建、阐释等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任务。“主题出版是中国特色的出版经验，也是我国在出版实践中凝练出的出版制度安排”。^[13]就内容而言，主流价值文化是其核心。就出版而言，主题出版横跨专业出版、大众出版和教育出版。主题出版是时代和社会主流概念的组织者、催生者、传播者、创新者。这些概念或是事物的全新表达，或是已有概念被赋予新内涵、新形式，或是关系的变化带来概念的新意义。“话语体系构建的核心是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术语系统”。^[14]主题出版“走出去”新概念不断融入对外话语体系，为其建设进行引领、提供支撑。

创造主题出版“走出去”新范畴，铸就对外话语体系的框架。新范畴是“对新的框架体系的发明与再造”^[15]，既赋予事物以特定的意义系统，又为这种意义系统提供认识和理解的思维模式、路径和方法。主题出版是全部出版活动的“主心骨和脊梁骨”^[16]，构建社会主流认知框架，引领主流价值文化。主题出版“走出去”为国外受众认识、理解中国与世界提供了新的认知框架，让他们接受新的意义、价值、情感熏陶。主题出版“走出去”新范畴融入和支撑对外话语体系，为它构建认知框架，引领其思维、意义和价值的取向、标准与准则。例如，主题出版“走出去”着力传播的新范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国外受众提供关于地球、世界和人类的新认知框架。

创造主题出版“走出去”新表述，增强对外话语体系的魅力。新表述是沟通系统和言语策略系统，为话语的呈现和使用提供新形式、新方法。主题出版“走出去”在两方面的突破，为对外话语体系魅力的充分展现提供空间和机会。其一是对话和交互。主题出版“走出去”尊重文明多样性，不认同文明冲突论，强调在交流互鉴中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主题出版“走出去”丰富多彩的交流互鉴活动，既扩大对话的空间和机会，又发挥对话的优势与效应；既构建对话机制，又适时互动，及时减少不确定因素，增强信任。其二是讲故事。主题出版“走出去”的叙事体系是讲故事，它将道理和情感融于故事，以事实和数据支持故事的真实性。主题出版“走出去”既发动国人讲好自己的故事，也邀约外国人讲述我们的故事。静态看，对外话语体系是言语系统。动态看，对外话语体系是言语策略系统。静态的言语只有在动态的言语策略使用中才能释放话语的能量，展现话语的魅力。“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已成为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的‘方法论’共识”。^[5]主题出版“走出去”的对话、交互和讲故事，既实现和达成对外话语体系的效力，也展现和增强其魅力。

构建主题出版“走出去”新渠道，畅通对外话语体系的传播通路。实体书店、读书俱乐部等线下渠道属于传统渠道，电商等线上渠道已归入传统领域。所谓主题出版“走出去”新渠道是围绕线上新流量平台为小众提供精准服务的通路，它所依托的流量是新的，所提供的服务具有定制特色，所带来的用户体验是系统的持续的。新渠道超越地域、国家、社会的限制，连接和聚集特定用户群，结合内容和技术，集产品、服务、体验、评价等于一体，聚焦用户与内容、服务的匹配度和融洽性，让用户需求与出版话语融合。对外话语体系在主题出版“走出去”新渠道中得到更便捷、高效的传播。新渠道是环状的，其拓展如同涟漪一圈圈扩散。新渠道是非中心的，其影响是平行的，在多个场域得到多个力量源。例如，一群用户围绕“一带一路”话题展开讨论，形成意见场，线上的这个点就是渠道。主题出版“走出去”主体捕捉到了这个点，就可以开发这条渠道的价值，通过提供出版物等满足需求。在线上，这样的点随时随地出现，只要超过临界点就有市场价值，就是渠道。

构建主题出版“走出去”新平台，扩大对外话语体系的传播空间。主题出版“走出去”新平台指数字平台，是主题出版物、用户、出版主体、出版服务商等共存和实现价值的网络空间和线上生态。高效流转、即时体验、交互共享是新平台带来的价值感和获得感。在新平台，大数据驱动需求和需求的满足，内容、话语及其价值与用户的体验一致，用户共享带来满足感和获得感的指数效应。需求满足度高、用户满意度高、出版价值效力高，是对外话语体系传播空间张力的体现，同时，用户以及平台的扩散力拓展内容、话语的传播空间，进一步扩大内容、话语的价值。显然，主题出版“走出去”新平台塑造和扩大了对外话语体系的影响范围，使其超越实体传播的局限，传得更广、更宽。“主题出版不仅注重内容，深刻把握和传达时代精神，在新技术应用方面也是一马当先”。^[16]这充分体现了主题出版“走出去”新平台扩大对外话语体系的传播空间。

构建主题出版“走出去”新模式，增强对外话语体系的传播力量。路径和机制是模式的主要内容。一般来说，主题出版“走出去”的路径是版权输出、成品输出、合作出版、资本运作等，其机制是国际化选题策划机制、本土化翻译机制、海外推广机制、IP协同机制等。主题出版“走出去”新模式指真正进入并掌控国际出版产业链。“不进入国际出版产业链，或者本身不是国际出版产业链的一环，就难以实现国际话语和国际表达”。^[4]我国出版界正以国际化视野打造新型主流出版传媒集团，使之成为国际出版产业链的链主，以国际出版传媒集团的地位和价值，引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真正实现对外话语体系的国际化和对外话语的国际化表达，增强对外话语体系的传播力量。

以主题出版“走出去”国际话语权增强对外话语体系的合法性。对外话语体系的合法性至少包括合理性和合规性。“国际话语权建构的关键是对公共议题的诠释方式及其认知框架的合法性争夺”。^[15]对外话语体系必须具有阐释力，其构建的意义系统要符合认知与接受规律。国际话语权往往体现为制度和规则的制定权与解释权。对外话语体系的合规性体现为与传播所在国制度和规则的一致程度以及对它们的改变、调整能力。主题出版“走出去”形成出版国际话语权，并通过这种权力拓展出版以外的权力，提高和强化对外话语体系的合理性和合规性。

以主题出版“走出去”国际话语权扩大对外话语体系的影响力。“道德感召力、现实解释力和思想穿透力”^[17]是国际话语权的关键，也是对外话语体系影响力的评价标准。主题出版“走出去”传播和倡导基于利益共同体的义利观、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的实际行动、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让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信”^[18]，增强和扩大对外话语体系的影响，提高国际话语权。

主题出版“走出去”引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具有必然性、战略性和必要性。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作为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其要求和目标与主题出版“走出去”结合，形成了主题出版“走出去”引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内容，具体体现为话语内容、话语形式和话语结构上的需要。主题出版“走出去”处于快速发展中，其引领路径是主题出版“走出去”在话语、传播和国际话语权上的创新突破。因为主题出版“走出去”发展的不充分，未能充分发挥引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作用，所以，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需要反过来促进主题出版“走出去”的发展。无论主题出版“走出去”还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都是紧迫任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亟待更多投入和更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