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社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肩负着服务大学教学和科研的使命，其出版结构往往立足于所属大学的办学宗旨和学科优势，形成独具特色的学术出版品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全国一百余家大学出版社都进行了“转企改制”，由既往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转变为服务学校同时面向社会的市场主体。尽管如此，大学出版社的主要职责和历史使命没有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出版特色也没有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出版社只适合做学术出版而不适合做更具现实性、时政性的主题出版。从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的辩证关系可以看出，大学出版社凭借自身优势，顺势而为，能够做好主题出版的特色、风格和高度。

首先要说明的是，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是出版界不同分类标准下的两个概念，两者并不在一个逻辑层面，笔者只是从它们的结合点上将其“相提并论”。主题出版是就出版物的思想内容、价值观念等而言的，它属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以区别于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类图书出版和金融、法律等一般社会科学类图书出版。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题出版要求。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认为，主题出版几乎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历史进程^[1]。而学术出版是相对于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而言的，学术出版物具有明显的专业特点和学术价值（主要用于学术研究）。以往许多人片面地认为“国家队”的人民出版社和地方人民出版社等综合性出版社更适合做主题出版，而专业性出版社尤其是大学出版社更适合做学术出版，造成这种偏见的原因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的条件下，出版社的经济实力和编校力量有限，在处理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的关系时往往容易顾此失彼，不能很好地统一起来。大学出版社具有学术出版的优势，同时存在大众化主题出版的不足，因此可以“扬长补短”，使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也就是说，大学出版社需要认真思考怎样才能使学术出版体现主题意识，同时又使主题出版做出学术内涵、学理深度、历史厚度的问题。主题出版物如果缺乏学术性、科学性、创新性，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是虚假繁荣。

高水平、有持久生命力的主题出版呼唤大学出版社的积极参与。近年来，一些大学出版社在打造有深度、有温度的专业类主题出版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主要包括学术出版的主题化策略、主题出版的专业化内容和主题出版的大众化表达三个方面。

学术出版是大学出版社的底色。注重学术出版与主题出版的融合是近年来诸多大学出版社的共同追求，北京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北大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大社）表现最为突出。在连续数年中宣部公布的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名录中，北大社、人大社皆榜上有名，甚至一年数种，尤其是人大社成效最为显著，如2016年全国重点主题出版物96种图书选题中，4种来自人大社。从2017年至2021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来看，北大社的选题包括《“一带一路”协同发展研究》（2017年）、《中国航天事业为什么成功》（2017年）、《国家发展战略与宏观政策》（2018年）、《四十年与四百年：中国再崛起全面影响全球》（2018年）、《“为了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100年》（2020年）；人大社的选题包括《时代大潮与中国共产党》（2017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2017年）、《“走近马克思”小丛书》（2018年）、《中国人的理想与信仰》（2018年）、《马克思与<资本论>》（2019年）、《对话中国》（2019年）、《“中国之治的成功密码”丛书》（2020年）、《数字解读中国：中国的发展坐标与发展成就》（2021年）、《消除贫困：中国的承诺》（2021年），这些选题各具特色，充分发挥所在大学的优势学术力量，同时紧扣时代脉搏、回应国家战略需求。

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大学出版社往往因地制宜，利用学校、学科、学者（作者）资源，做有特色的、富有创意的主题出版。例如，暨南大学出版社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2015年）、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的《“画说初心”丛书》（2019年）、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系列丛书》（2020年）等均入选中宣部重点出版物选题，将主题出版与所在大学和出版社的学术传统、文化品牌统一起来，找到专业出版与主题出版的契合点。大学出版社的主题出版应该独辟蹊径，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切忌盲目跟风和简单重复。

主题出版的公信力离不开学术体系和专业内容的支撑，科学严谨的主题出版物才更具竞争力。现在的主题出版从最初单一的时政类图书出版为主，逐渐走向结合出版机构专业特色的更有包容度的“大主题出版”。学习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刘向军认为，做好主题出版，除了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还需要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脉络和最新发展形成清晰认知，站在理论与实践最前沿^[2]。把政治性很强的选题做出学术水平是大学出版社的强项。例如，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华中师大社）发掘本校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学科资源优势，于2020年配合本校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一流学科建设，组织策划了“创新基层治理论丛”（2021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该学院的学者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理念，对乡村振兴中的基层治理进行了大量的、长期的田野调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该丛书以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发展理念为主线，以我国基层治理为研究对象，遵循社区协调治理、绿色治理、开放治理和共享治理的逻辑，开展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社区党建、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社区居民参与、网格化管理服务、社区民主协商、矛盾解决机制构建、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研究。该丛书是基于大量实践调查的理论总结，书稿内容“有图有真相”，不仅具有理论性和思想性，同时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关注的既是社会治理领域的大事、要事，也是关系老百姓利益的身边事；该丛书既能作为专家、学者的研究参考，也能作为基层治理实践者和管理者的经验借鉴，适用性较强，受众面较广。这样的主题策划是长期积累、水到渠成的，与那些急就之章、应景之作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主题出版内容的“高大上”，曲高和寡，以往常常被做成了高头讲章而束之高阁。为达到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目的，大学出版社必须倾力打造大众喜闻乐见的分众化主题出版物，注重学术论著的大众化表达，将学术性和大众性结合起来。许多大学出版社在进行主题出版的选题策划与运作时，千方百计发挥自身学术优势、特长，将富有学术含量的主题出版物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以便于传播。例如，2014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上海交大社）推出了《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收录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富有特色的重要语句，将其分为“形象比喻篇”“俗文俚语篇”和“诗文引用篇”等几个部分，进行语境、语源分析，并阐述其思想内涵、现实意义与社会反响，从语言文化的角度为广大干部群众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提供了一个读得进、记得住、用得上的读本。出版方和作者通力配合，尽可能在主题出版物中加入研究的成分、学术的含量。该书两年内重印12次，销量已经超过50万册，收获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丰厚的经济效益。2017年、2018年上海交大社相继推出了《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军事卷）、《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外交卷），借助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科优势和优质作者资源，上海交大社在主题出版实践中形成了大众化特色，值得大学出版社学习和借鉴。

学术出版与主题出版之间并没有大的鸿沟，二者在某种条件下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例如，南京大学出版社运作几十年、刊行两百多种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响当当的学术品牌。该社抓住党和政府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机会，与相关院系合作，推出《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本》，均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和经济效益。

尽管大学出版社越来越重视主题出版，积累了不少主题出版经验。但相比于以时政出版见长的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地方人民出版社如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侧重学术出版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大学出版社在主题出版方面的差距还比较大。因此，进一步提高认识，探索规律，主动学习和借鉴兄弟单位的主题出版经验，对于大学出版社来说，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在主题出版方面做得风生水起的浙江人民出版社，社长叶国斌曾将《孙子兵法》中的“道”“天”“地”“将”“法”用于精品出版特别是主题出版，认为主题出版应该从策划、编辑、营销和获奖几个方面着手。笔者曾撰文提出主题出版要把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把“有意义”与“有意思”结合起来，把内容与形式结合起来。^[3]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将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进行“无缝对接”。

诚然，并非所有的学术出版物都具有主题意蕴，也并非所有主题出版物都具有学术特征。大学出版社要兼顾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就要善于寻找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的结合点，开发既能体现主题出版特点，又具有学术出版特色的选题。上海人民出版社政治与理论读物编辑中心总监鲍静曾说，在选题策划时她会坚持几个标准：一是学术性和原创力，二是时代性和生命力，三是可读性和传播力^[2]。历来以学术出版尤其是以西学译介著称的商务印书馆在主题出版方面不甘人后，高度重视将自身定位、特色与时代需要结合起来。据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于殿利介绍，商务印书馆在探索主题出版过程中形成了几个板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有厉以宁主编的“中国道路丛书”；在依法治国方面，开发了“法治中国丛书”；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方面，推出了“抗战大迁移系列丛书”；在“一带一路”方面，则有“丝瓷之路博览丛书”“欧亚备要丛书”^[4]等。商务印书馆注重将适应时代之需的主题出版与自身的出版方向、品牌定位与形象有机结合起来，值得大学出版社学习和借鉴。

新时代的主题出版给大学出版社提出了新要求，大学出版社的学术资源和学术标准保证了主题出版学术含量和出版质量。例如，2011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精选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主题出版重点图书20种，华中师大社的《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成功入选。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是享誉世界的辛亥革命研究重镇，实力雄厚，成就不俗。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时，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与华中师大社共同推出了共35分册、约1 500万字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荣获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就是该文库的其中一本。再如，教育部社科司公布的“2021年全国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项目名单”中，清华大学出版社以4个选题入选而位居前列，4个选题分别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与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共产党与经济建设》。显然，清华大学出版社的主题出版也充分利用其学术出版的优势，把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大学出版社主题出版的竞争力离不开大学出版社长期形成的学术特色，更离不开作者队伍在相关主题研究领域的深厚积累。主题出版物的作者既要有强烈的现实敏感性，又要有长期的学术积淀。出版社在物色作者时要重点考察作者的专业背景、同行评价、写作风格及其著述的影响力，并根据该类选题在国内的出版情况、同类竞品、未来预期等进行论证。“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后推出的《中国协商民主的逻辑》《论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执政史概要》等多部重点图书所取得的良好效益，都得益于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因为有像郑必坚、金冲及、肖甡、李捷、冷溶、李君如、王长江、林尚立、权衡、苏长和等这样的高端作者，才保证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主题出版取得的成绩”。^[5]优秀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这对主题出版来说依然适用。

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学出版社要做好主题出版，作者队伍建设是重中之重。上海交大社的“平易近人”系列图书的主编是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锡喜，陈锡喜教授是上海交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兼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主持“新世纪的挑战和党的理论创新”“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建设的调查研究”“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重构和话语主导权的掌握——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为背景”等省部级以上课题10余项，由此可见陈锡喜教授在主题研究方面的积淀之深厚。华中师大出版社在主题出版方面虽然也借助了社会资源，但主要还是依托华中师范大学优势学科杰出学人的作用，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著名学者章开沅、李会滨、徐勇、罗福惠等先后成为华中师大出版社主题出版物作者。

营销是主题出版关键的一环。目前，学术类主题图书出版仍然以纸质图书为主，电子化、有声化、短视频化严重不足，出版社需要研究与优化主题出版多媒体一体化传播的方式与方法，提高阅读效率，增强阅读体验，最大限度发挥主题类图书的学习引导功能^[6]。大学出版社要把学术类主题图书的发行视为一项长效工作，厘清主题图书出版的时间脉络，结合国家大事、重要节点、热点话题等做好发行工作。例如，举办权威作者的讲座，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以专家荐书的形式举行图书推荐会；通过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等进行学术类主题图书的营销活动。实践证明，主题出版物并不一定是板着面孔的高头讲章，也可以是生动活泼的热门书、畅销书。不少学术类主题出版物的销量高达数十万册，甚至上百万册，主题出版的社会价值因读者的众多而更加彰显。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具有学术含量的主题出版物可以是大众市场的宠儿，能够满足细分市场不同受众的需求。

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华中师大出版社策划出版了重点主题出版物《永远的恩格斯》，入选2021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良教授，集十五年之功所编撰的《永远的恩格斯》一书通过回顾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密切合作和共同战斗，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完善和不断发展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还给读者呈现了恩格斯立体、丰满的伟人形象。该书用丰富的史料和晓畅的语言，让读者明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也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方法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还让读者真正懂得恩格斯是一个无私、无畏且无我的思想家。该书出版后引起了较强的社会反响，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都以该书的出版为契机，举办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的活动，并把该书作为主题教育材料推荐给师生；《长江日报》记者对作者进行了专访，对作者的写作历程、图书的框架脉络和思想主旨等进行了整版的深度报道；人民网、光明网、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社会科学报》、《湖北日报》、新浪、搜狐等媒体也进行了相关报道。可以说《永远的恩格斯》是主题出版分众化的有益探索。

从根本上说，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重点工作无不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及时出版相关主题图书，既是服务大局，更是服务群众。主题出版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导向，其发展前景是非常光明的^[7]。相信大学出版社通过编辑、作者等多方联动和共同发力，会推出更多政治导向好、学术价值高、读者适应广的主题出版精品。

主题出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所有出版单位的基本任务。在中央大力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大学出版社需要持续探索主题出版的学术化、学术出版的主题化，大学出版社的主题出版应坚持内容为王、学术为根、技术为用，在优质内容供给、传播方式呈现、精品力作打造等方面狠下功夫，守正创新，抓出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