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英文学术期刊（以下简称社科英文刊）在我国参与国际交流、传播文化成果、提升国际话语权、彰显软实力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无法充分满足国内学者学术发表的需求，整体传播力和影响力明显不足。在当今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国际冲突不断加剧、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提升话语权，对我国社科英文刊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社科英文刊应如何与之相适应，是一个值得深刻反思和不断探索的问题。

与科技类英文期刊相比^[1]，我国社科英文刊起步较晚，刊物数量少，刊载量低，被国际权威检索系统收录的社科英文刊更是凤毛麟角。1980年中国大陆只有《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Social Science in China）一本社科英文刊，直到1993年才有了第一本经济学的英文学术期刊《中国与世界经济》（China & World Economy）。2000年前，中国大陆主办且具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的社科英文刊仅有6种，2000年后成增长态势。大部分社科英文刊的主办单位均是国内学术研究实力较强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其中，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社科英文刊涵盖了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成为我国社科英文刊的一支主力军。2010年开始，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外译项目开始对一些社科英文刊给予资助，2015年后支持力度逐渐加大，社科英文刊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然而，已有研究表明，虽然办刊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多数期刊集中在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并以季刊的形式出版，出版量和活跃度满足不了广大作者的学术发表需求，有些已经办了多年的期刊发文量甚至出现了萎缩。^[2]虽然独立出版的形式在我国社科英文刊发展的过程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但2010年后创刊的期刊更多首选国际合作出版模式，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学者主办的社科英文刊版权归外方所有，在出版方面以外方为主导。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外文期刊评价名单及分类公示》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社科英文刊共有51种，其中有17种未获得CN号；^[3]有21种被ESCI、SSCI或SCI检索，被检索占比达41%；相比国际合作出版的社科英文刊而言，国内独立出版的社科英文刊被检索的仅有7种；采用开放获取（open access，简称OA）出版模式的有8种，其中7种均为国际合作出版模式，但这些期刊均未进入SSCI。如表1所示。

整体来看，当前我国社科英文刊与国际同类期刊相比，在文章质量、发文数量、出版模式、运营理念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很多深层问题值得思考，亟待行业从结构上破解难题，整合资源，将供需有效结合，扩大影响力，推动社科英文刊走上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从我国社科英文刊整体的发展现状看，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①出版模式和运营理念未能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大趋势；②专业编审团队和语言服务培育不足；③学术评价体系导向制约了稿件质量；④传播力不足导致社会和经济效益较差，难以形成各领域的品牌效应，国际竞争力弱。

随着我国社科英文刊的发展，以期刊编辑部为主体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即“借船出海”的合作模式已成为我国社科英文刊“走出去”的主要方式，其主要优势体现为见效快、成本低和可复制性强。虽然“借船出海”的出版模式在我国社科英文刊发展初期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弊端，尤其当前我国在知识产权和文献数据版权的推广运用方面缺乏本土主导权，大量电子资源都掌控在外方，限制了更多的话语权。^[4]且直接采用国际合作的模式，由编辑部付费，也造成了我国资助资金的大量外流。因此，行业亟须找到一种既可以助推我国社科英文刊高质量“走出去”又不会造成出版资助外流浪费的出版模式。

目前，国内社科英文刊出版的模式多采用纸质和电子相结合的方式，纸质出版仍占较大比例。国内出版社对新媒体的投入不足，出版的商业运营模式还无法与国际出版的运营完全接轨。很多期刊认为国际合作可以冲破国内出版运营存在的一些约束，然而国际合作的推广效果并不明显，原因在于我国社科英文刊在国际上体量很小，一些期刊的学术质量不高，经济收益差，出版商不愿投入太多。因此，如何解决新的出版和运营模式与现阶段期刊质量的提升之间的关系问题，需要在出版的运营理念上有所创新。

专业的编审团队包括主编、编委和审稿人，他们在期刊成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本研究对51种社科英文期刊主编的统计结果来看：近半数主编虽为各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但他们的海外学术背景明显欠缺；各刊的国际编委虽然多为知名学者，但他们来自不同地区，研究领域存在差异，交流深度不足，在期刊发展过程中的参与度较低，未能充分发挥出他们在期刊国际化过程中的作用：审稿人相较中文期刊可选的范围很窄，特别是可参与审稿的国际学者数量有限，意识形态较强的期刊更难找到适合的国际审稿人。

这一现象是社科英文刊普遍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着刊物的编校质量。缺少专业编辑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人事制度；二是绩效考核机制。^[5]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主办的社科英文刊为例，目前这些期刊的编辑多为科研人员转岗到编辑部，缺乏办刊经验和系统的编辑业务培训，有些编辑的英文水平也达不到要求，直接影响了期刊的编校质量。此外，科研单位和高校以科研和教学为主，忽略了编辑部的人才梯队建设，人员结构不合理，也制约了刊物的长期发展。从绩效考核机制来看，基本是参照中文期刊“一刀切”的做法，与成长中的社科英文刊实际情况脱节，甚至一些单位的绩效考核单纯看编辑人员的编辑加工量，忽视了文章的策划和编校质量，没有建立对编辑更有效的激励机制，造成编辑队伍的不稳定，间接影响了刊物编校质量的提升。

语言表达是对接国际交流的重要手段，由于文化、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差异，高质量的英文专业翻译人才和服务机构难觅。社会科学研究有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语境，语言翻译和词汇的转化成为社科英文刊的一大难点。各刊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语言质量的提升，但一些期刊的语言表达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与高质量专业翻译人才匮乏和语言服务不到位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社科英文刊的高质量发展。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科学引文索引（SCI）为主的国外评价体系普遍得到国内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认可，但该评价体系是建立在西方研究和话语权之上的，国内学界对其过于依赖导致“唯影响因子论”，也影响了科研人员的投稿方向，造成国内大量优秀成果的外流，导致国内社科英文刊缺乏优质稿源。刘丽英等对我国科技论文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目前的科研评价导向的作用下，有67.59%的作者会优先选择国外期刊投稿。^[6]由于国内社科英文刊的数量较科技期刊相差很远，发文量少，这一现象更为突出。

目前我国社科英文刊的评价体系主要有两个：一是知网（CNKI）每年发布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二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截至2021年，这两个评价系统仅对有CN号的英文期刊做评价，而由中国学者主办无CN号的期刊不在评价之列，这两个评价结果目前在国内学界认可度都较低。从我们对国内重点高校社科英文刊发文的评价标准的调查来看，大多数机构仍以SSCI与SCI等评价体系为主导，以各学科领域中的重要期刊排名为参考来制定符合各高校和各学科需要的评价办法。正是由于我国缺乏统一的、认可度高的社科英文刊评价体系，各学术机构不得不参照国外的评价体系制定各自的政策，造成大量优质稿件流向海外，国内出版的英文期刊很难获得高质量的稿源，成为国内社科英文刊发展的一个严重羁绊。

话语权问题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要拥有更多的话语权需要建立自己的国际话语体系，提升国际传播力则是推动话语权建立的关键手段，规模化的数字平台可视为话语权传播的重要载体。^[7]由于国内能够有效推广社会科学英文成果的平台太少，数字资源分散，整体的出版和传播实力与国际有较大差距，多数期刊不得不“借船出海”，而这种方式的话语权又相对较低，最终导致了社科英文刊整体的传播力不足。

由于社科英文刊的发展滞后，发文量低，关注度弱，培育成本高，传播力不足，话语权较低，因而形成了编辑与出版的高投入、低收益的局面，刊物基本上都是靠政府和高校的资金支持得以维持。正是由于社科英文刊的专业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仍处于较低水平，很难形成品牌效应，无论从经济收益还是社会效益看一直处于困境之中。

目前，中国社科英文刊的整体发展水平仍较低，存在上述一些发展中的羁绊，国际传播力明显不足，社会和经济效益有待提升，个体期刊在走入国际学术领域时困难重重，无法形成合力来体现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整体发展的面貌和水平，没有充分发挥出在国际学术领域中中国的话语权，因此，亟待从编辑团队、出版社和国家三个层面根据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特色进行系统性的改革，助推社科英文刊逐步走上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现阶段对于我国社科英文刊来说，“借船出海”的出版模式已很难适应长期发展目标的需要，可以通过借鉴其他方式，如通过股份合作或收购国际有一定影响力的出版集团来实现“买船出海”，或与本土数据库和出版集团进行深度合作，建立为我国社科英文刊服务的专属数据平台，从而实现“造船出海”的出版模式。^[8,9]这两种出版模式可以在更高的平台上实现“走出去”，传递更多的中国声音，同时也可以将知识产权、数据版权和推广应用的主导权掌握在我们的手上。对于OA发表的新模式，建议分阶段实施，在期刊发展的初期阶段减少在国外的OA出版，鼓励在国内出版OA期刊，避免资助资金的大量外流。对发展到一定阶段并具有影响力的期刊，国家可给予OA出版资助，这样在扩大优质期刊在海外影响力的同时，可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我国社科英文刊走向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发展过程中既要借鉴国际出版的先进经验，同时也要考虑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异。要让国际接受中国的理念，需要建立一个国际上可接受、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运营模式。该模式要在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前提下，寻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二者的均衡发展。出版机构要转变经营理念，加大线上出版的力度，充分利用媒体融合的优势，建立更加完善的数字资源网络，将数据资源的蛋糕做大，为我国社科英文刊的出版营造一个更为有利的发展环境。

具体来看，在主编人选方面应尽量选用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来担任，有利于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主编对期刊的引领作用；编委会不仅要有一定比例的国际学者，同时还应充分发挥编委会的实质性作用，编辑部应定期与他们开展多形式、多元化的交流互动活动，共同探讨期刊的发展战略；在审稿人队伍建设方面，可通过参与国内外学术会议和交流不断发掘适合的审稿人，建立审稿人数据库；此外，期刊还可以借鉴国际经验，设立一些学科的执行编委或副主编，充分利用他们对各自领域研究的熟知度来扩大审稿人范围；编辑部应起到监督和协调的作用，特别是对一些交叉学科的文章，应把握好送审人，避免因送审错误出现丢失好稿件的现象。

专业的编辑队伍建设应从人事制度和绩效考核上给予充分的支持。对科研转岗的英文编辑人员应严格执行持有效的责编证上岗；在目前的编辑培训课程中，增加英文学术期刊的专项培训；鼓励英文编辑与国外开展交流和合作，外事部门要在政策上积极配合，从人员的素质上对接国际标准；在英文期刊和编辑的绩效考核上，应制定与中文刊差异化的评价标准，需要有关部门充分调研，通过调整激励机制来充分调动编辑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专业翻译技能的培养方面，可以通过高校的学科建设来实现人才与市场的对接，在高校设置专业的英文写作课程，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学者英文写作和翻译能力弱的问题；同时鼓励更多期刊推出原创英文文章，解决语言翻译困难的问题，这也是对接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

学术评价体系是各学科发展的风向标，起到重要导向作用，也关乎期刊发展的质量。国家相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进行全面调研，对现有多个评价体系进行深入的比较，结合我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建设需求，既要注重评价体系的适用性，也要考虑学科的差异性，扩大评价系统中由中国学者主办的英文学术期刊的收录范围，从源头上改变目前完全由西方主导的评价体系，鼓励作者更多地将优质稿件投给国内机构主办的英文学术期刊，从根本上解决高质量稿源不足的问题，以此推动稿件质量的提升，在评价体系中也更多地体现我们的话语权，推动社科英文刊发展走上良性发展道路。

从目前国内的出版平台来看，可供社科英文刊选择的专业出版和传播平台十分有限，很难在短期内迅速提升社科英文刊的影响力。从国内出版社层面看，需要在专业人才培养和英文传播平台的搭建上给予更多的投入，加快多媒体建设，形成期刊与出版社的良性循环，以出版单位平台建设促进期刊影响力的提升，通过期刊影响力的提升吸引更多的读者，从而反补出版收益。从国家层面看，需要尽快加大网络和多媒体平台建设和资源整合：一方面可以依托现有的网络平台，搭建与国际接轨的英文学术期刊平台；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出版机构的媒体融合战略，逐步扩大对英文学术期刊的推广力度。

国家应根据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不平衡和英文学术期刊需要培育时间长的特点，在“质”和“量”上有不同的考量，积极推动一些学科英文期刊的发展。通过培育领军期刊来带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英文期刊的成长，吸引更多由中国学者主办、版权在国外的期刊转回国内，形成合力，提升整体传播能力，通过规模效应来带动双效提升，从总体上彰显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力量。

中国社科英文刊作为中国话语权构建的重要载体，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价值。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和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是中国社科英文刊的历史使命。需要行业通过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来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和期刊出版模式，创新运营理念、加大传播力度，促进双效提升，助推社科英文刊高质量发展，发挥其在对外传播中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