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对“全民阅读”的持续倡导和对“书香城市”的大力推动，还是对“健全现代文化产业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文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始终贯彻，这一切都诉诸着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也预示着出版业发展的巨大机遇。尤其自2016年6月《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以来，一系列省市具体扶持政策也相继落实，围绕租金补助、项目补助（如创新经营补助、参加书展补助）、贷款贴息等展开。根据2021年4月发布的《2020—2021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可知，我国目前实体书店总数约为7万余家，2020年新开书店的数量为关闭数量的2.6倍，达到4 061家。^[1]就全国范围来看，近20年间实体书店数量增长到了原先的12.6倍。^[2]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政策引导在实体书店数量扩张上发挥的重要驱动作用，使其尽管面临着网络销售渠道的挤压、阅读方式的改变、持续的疫情防控要求，也依然可以迎风而上；另一方面，一些特色化主题书店的经营策略也不断在实践中被检验。因此，本文聚焦于部分实体书店作为研究样本，围绕其呈现的基本特征与经营策略展开相关研究。

目前，以实体书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着眼于转企改制的背景，探讨国有书店的转型路径，以新华书店为主；二是探讨老牌连锁民营书店的经营策略，多以个案研究的方法展开，如西西弗书店、茑屋书店、诚品书店、言几又、方所、先锋等，也包括近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以个人为标志性阅读品牌符号的书店，如许知远的单向书店、樊登书屋、晓书馆等；三是对实体书店的多元考察，研究视角也不再局限于营销理论与商业模式的提炼总结，还包括场景叙事、书业生态、文化IP、知识交往、第三空间等，研究对象也延伸到其他独立书店和当当、亚马逊网店的实体化等。

考虑到研究的差异性与样本的可获性，同时结合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实体书店总数不降反增的一个现实状况，本文将考察对象锁定在由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主办、百道网承办的“年度主题书店”评选活动中的获奖书店。评选标准包括目标市场定位、图书选品品质、空间设计和运营，同时对开业或重装升级重开的时间做出了限制；由书店自行申报，行业协会、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投票产生。2017—2021年，获奖书店共计66家。本文选取原因有三方面的考量：一是在于其具有一定的正面代表性，实体书店总数量众多，研究无法从整体上给予全部书店一个精细化考察，加之具体经营有好有坏，评选活动可以为研究做出一个前期筛选；二是尽管聚焦于“主题”，但评选出的书店几乎涵盖了国有书店、连锁民营书店、其他实体书店以及个体经营所有类型，从经营图书的范围来看也包括全品类的图书选品，这里的“主题”更接近“特色化经营”的意味，具有一定的研究参考价值；三是连续五年的考察涵盖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问题的发现和近年来书店发展趋势的总结提炼，这些书店具有一定的实体书店现状的代表性。以下，将分别从书店的数量与地理位置分布、出资类型与经营特征三个方面对主题书店的基本概况进行解析说明。

如图1所示，近五年获得“年度主题书店”荣誉的实体书店涵盖了我国23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北京市以15家居于榜首，这与《2020—2021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中显示的北京在2020年以639家新开书店数量位列第一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从书店的定位来看，北京实体书店在多样性呈现上更具优势，既有关注特殊群体的善缘书舍生命主题书店和少数民族的团结书社，又有聚焦于某一小众领域选品的艺术书店，如以音乐为主的MPK黑胶书店、关照女性的雨枫书馆·清华馆、以古今中外地图元素为装饰的地图主题书店、聚焦摄影活动的像素书店等。浙江省以8家书店位居第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书店并不只是聚集于省会城市杭州（3家），还见于宁波（3家）、丽水（1家）、温州（1家）等城市。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的代表，浙江的实体书店更多体现了其与地方文化、乡村开发的关联性，如面向吴山景区且以旅游群体为主打客群的吴山晓风·杭州博物馆分店，以良渚文化为核心的杭州晓风书屋良渚博物馆店、以甬地文献传播和鄞州地方文化传承为主的宁波四明书局·堇书房。第三梯队中则以华东地区的省市为主，包括上海（5家）、江苏（4家）、福建（4家），也有颇具代表性主打红色文化的陕西（5家）。

一般来说，按照出资方式分类的实体书店主要可分为国有性质的书店和民营书店。前者包括新华书店体系、出版社主办的书店、国有企业作为主要出资人控股的书店（如建投书局、中信书店）等；后者既包括连锁品牌书店，如大家熟知的西西弗书店、先锋书店、诚品书店和茑屋书店等，也包括众多独立书店。此外，还有一些个体工商户经营的小书摊。由图2可知，国有性质的书店仍然是整个实体书店的主力军，占到了所有书店数量的55%，民营书店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灵活的经营策略和个性化服务取胜。然而各种书店在实际发展中并不完全是以单一出资方式而存在，资源优势互补与合作在近年来新建的书店中体现得越发明显。

首先，是对传统社企合作方式的扩展，合作双方不再局限于出版社和民营企业，也可以是其他国有性质的文旅单位，如济宁孔子文化旅游集团与青岛朴宿文旅集团共同打造的山东曲阜文脉·孔子书房，设立在三孔景区内，以儒家文化的挖掘、整理、传承为主线，已经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新地标。

其次，政府机构、部队单位、政协组织也参与到当地书店的建设中，而非旁观者。如海南三沙凤凰新华永兴书屋，由海南凤凰新华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联合驻岛海军驻西沙永兴某场站共同开设，作为驻岛官兵的学习园地；江苏南京的江宁商量书房由当地政协与中国文史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合作，图书选品着重体现政协工作“有事好商量”的特征与江宁本地文化，也代表着政府职能建设与企业文化事业建设交融发展的新模式。此外，还有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机构的合作，如陕西西安乐乐趣童书馆，作为荣信教育文化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的一个大规模针对儿童阅读教育的建设项目，直接隶属于西安市高新区党工委宣传部。

再次，是文化事业单位的深度融入。如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鲁迅书店就是中原传媒与北京鲁迅博物馆合作的结果，地处传统四合院内，除了鲁迅著作外还有同时期的其他大师的相关传记和著述以及“新文化运动”方面的专题史料，在内容上呈现出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

如图3所示，66家年度主题书店的经营面积以500m²内为主，其中不足100m²的有三家，其中两家都位于大学校园内，一家是位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团结书社，一家是位于宁波大学图书馆东南角的四明书局·堇书房。占地在500～1 000m²的主题书店中，国有与民营几乎各占一半。超过1 000m²的书店则主要以新华书店系统为主，福建漳州的海西博文书店（文旅书店）、陕西西安的樊登书店锦业时代店、湖北武汉的时见鹿书店解放公园店则是为数不多的超过1 000m²经营面积的民营书店。尤其是由纽宾凯集团有限公司出资建立的时见鹿书店解放公园店，经营面积达到7 000m²，将东方美学、私家园林、空间精神融入“城市与自然共生”的设计理念中，以国风沉浸式高端艺术生活馆，再造时见鹿IP国风游园打卡新地标。与此相应，除了个别大型书店的职工人数超过30人，大部分主题书店都将人力控制在10人以内。

从图书品种来看，店内图书超过1万种的有26家，占整个样本书店的39%（如图4所示），大都是立足于全品类经营或者人文社科大类经营的国有书店。个别专业主题经营的书店在图书选品上十分丰富，尤其是艺术类书店，如位于武汉市武昌区螃蟹岬湖北美术学院旁的视觉书屋，图书品种保持在2.1万种左右；将国内外新锐艺术家群体作为服务对象的北京三里屯PAGEONE为1.7万种，选品上以精选中文艺术类图书为主，以优秀的引进原版书为特色，配合其他类别高品质图书。图书品种在5 000～10 000（含）之间的有21家，≤5 000种的为19家，基本与书店的经营体量保持一致；一些专业性过强或只聚焦于少数群体的书店选品基本保持在两三千种左右。

通过样本书店的具体材料和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主题书店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的特色化发展道路，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依托自身优势积极求新谋变，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精神特质和文化地标。以下将从四个方面呈现主题书店的主题优势，深入分析其经营特色。

抛开以往全品类图书选品和大众化的普遍定位，主题书店在差异化发展的实践中开始逐渐关注一些少数群体，包括女性（精细化到母婴群体）、儿童、残障人士、少数民族等。如西藏拉萨的古修哪书坊以藏族和藏文化为核心，以提供藏学书籍和开展相关“仪式性”民族文化活动为特色；中央民族大学校园内的团结书社与全国民族类出版社紧密合作，优选民族文化、民族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精品出版物，并提供不同民族阅读需求的书单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多家主题书店发挥书店的公共文化空间作用，与当地党政机关合作，打造全新的城市景观。如广西玉林市新华书店城市书房由玉林市党群服务中心与玉林市新华书店共建，创新党员学习形式，也为普通市民提供接受党建教育的机会，打造城市党建的新样板。从时间纵线上来看，主题书店的定位和主题更加垂直和全面，覆盖的领域也更加多元。在主题设定方面则更多体现出了创意与资源优势的强强联合，包括戏曲、绘画、音乐、户外旅行、动物、航空航天等，如表1所示；其中，也体现出了特色符号在凝练书店发展方向上的重要作用，如以贾樟柯为标志性代表的山西平遥电影宫新浪潮书店，与平遥国际电影展联动，逐渐成为山西最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地标之一。

图书选品既是一家书店的特色所在，也是与读者进行精神交往的重要渠道。主题书店在图书选品上注重小而精，不做大而全，切合书店主题选择图书，也因此培养固定的读者群体。浙江杭州市的中国丝绸博物馆晓风·锦廊书店在图书的选品上以丝绸纺织、考古文物、艺术与设计为主；江苏苏州古旧书店以专营收购、收藏、销售古籍、旧书、文史哲书、美术画册、书法碑帖为主；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妇幼简阅书吧主打亲子阅读和健康护理，为宝安区数万儿童及产妇带来精神抚慰。

在选址布局上，无论是新华系书店还是民营书店都不再聚集于黄金商业区，而是主动将店面铺设在社区、博物馆、校园等“新市场”。减轻租金压力的同时开辟新的市场，使书店的服务对象更加聚焦，垂直服务某一类群体。北京外研书店东升科技园店开在科技园内，因此服务定位于科技园企业、员工以及周边小区居民；北京鲁迅书店开在鲁迅博物馆内，闹中取静；佳作书局·中央美院店与中央美院联动，强化艺术气息。同时，主题书店与周边环境、本土文化等深度融合，充分依托实体空间强化主题特色。坐落在首特钢创业园区内的北京全民畅读特钢店，装潢风格与园区20世纪60年代保留下来的工业遗存充分结合，工业元素突出；湖南新华书店集团衡阳县船山书城，位于明代大儒王船山的故乡，店名即来自此，作为湖湘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书店形象识别系统与当地文化历史人文融合。

店内的陈设布局则与主题辉映，强化受众到店后的空间沉浸感，加强文化氛围的营造和烘托。如延安中国红色书店，充分利用空间，打造了六处红色历史场景，还原延安保育院旧址场景，打造“儿童阅读主题公园”，勾连历史与现代，使红色历史可观可感；江苏南京的先锋虫子书店不仅虫子陈设多，还将书店入口做成被虫子噬咬的景象，并在店内通过光影的方式立体展示书店主题。通过建筑陈设、装置造景和视听再现等多种方式打造的空间环境进一步凸显了主题书店独树一帜的特色，成为当地独特的文化标识。对比近几年的主题书店可以发现，书店的陈设布局从最初的地缘亲近，再到文化贴近，直到现在的空间沉浸，实现了从物理空间到精神世界，再到精神物质协同的全方位体验，主题特色更加强化。

随着读者阅读和文化消费习惯的改变，主题书店的运营理念也紧跟时代，随之变化。部分书店尝试围绕特定群体的喜好和需求开展业务，招募会员形成固定社群，致力于打造口碑效应、树立品牌文化。同时在技术上升级换代，以智能化管理驱动书店转型升级，以适应知识传播新时代的要求。北京像素书店立足“为摄影人服务”的理念，选择图书、举办活动，成立专门的出版机构和设计工作室，策划摄影画册，精准服务摄影爱好者；福建厦门的十点书店利用线上线下渠道招募书店会员，为会员提供特色专属服务；陕西汉中书城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动运营革新，推出自助智能查询缴费机、24小时无人借书机等便捷服务，方便读者自主自助购书。

在特色服务方面，主题书店一方面切合主题做针对性强的文化服务，另一方面从业态上着手变革，提供“书店+服务”，并延伸出咖啡、餐饮、文创等，还利用实体空间，为读者个性需求提供展示平台。北京雨枫书馆·清华馆的用户三分之二为中青年妈妈，因此书店在运营上围绕女性、亲子深耕细作，提供自由借阅、图书回购等阅读服务，书女学堂、微光读书会等互动服务，雨滴咖啡、企业书栈、古琴课等增值服务。湖北武汉的时见鹿书店解放公园店内提供人文茶膳、沉浸式禅茶剧场、咖啡甜点、汉服体验馆等复合文化服务。陕西延安的富县新华书店为当地群众提供摄影、绘画的交流展示平台，和亲子阅读、诗词朗诵等文艺活动，依托实体空间搭建文化桥梁，满足读者的差异化需求，强化其参与感和体验感，2021年书城销售收入170万元，较上一年增长173%，带动书店消费，促进了经济增长，实现两个效益的统一和提高。

互联网时代的主题书店非常注重触网融合，积极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服务、扩大宣传，疫情时期更是主动转战线上，在线营销。福建新华永定土楼读客书屋提供扫码免费享受Wi-Fi，在线选书、移动支付和离店后的新书信息、活动信息推送服务；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蒙新连锁马文化主题书店利用直播平台带读者云逛书店，并参与当年的内蒙古自治区文化产业线上博览交易会，观看量突破2.2万，远超线下的读者规模。此外，线上渠道也是服务读者群体的创新形式，在线为读者提供品牌活动、图书营销等云端服务。2020年初疫情肆虐，福建福州的榕图大梦书屋通过抖音、快手、微信直播、新浪直播等新媒体平台，将线下活动内容导入线上，并结合线上的知识分享、讨论、优惠福利推送等，给读者在线营销服务，通过阅读缓解书店读者和周边居民的焦虑情绪。

线下活动往往被视为主题书店彰显特色、涵养文化、培育品牌，同时强化用户黏性、增强读者联系的重要途径。主题书店的活动包括店内的主题活动、店外的拓展活动以及异业合作的跨界活动。江苏南京的先锋诗歌书店打造公共交流分享空间，经常性举办以诗歌为主题的诗人分享会、新书发布会、诗歌诵读会、诗人见面会等，成为爱诗人间的乐园。湖北武汉的视觉书屋在遭遇疫情后重新装修，联合当地自媒体、出版社、文创品牌等积极发声、扩大宣传；同时尝试走出书店，主动对接读者，走进大中小学校园等增加曝光度。四川成都的新华文轩格致书馆尝试通过异业合作的方式拓展文化创新与体验空间。如与科技馆合作，举办了为期四天的“当国学遇见科学”夏令营活动，实现国学与科技的跨界融合。

从整体上看，这些书店在具体联动营销的策略上走出了一条“引入书店与走出书店”“线上资源赋能与线下资源反哺”相结合的新道路。

本文讨论的样本主题书店既包括历史悠久重新改造升级的老书店（27家），如陕西延安富县新华书店（1956年成立，2020年改造）、天津外文书店（1994年成立，2019年改造）等，也包括近几年的新建书店（39家）。或许，目前我们还无法确认在持续经营的道路上他们是否会一直成功，但至少在当下，其经营理念与策略的转变，切实为书店的经济收益增加与社会效益提升做出了贡献，一定程度上提振了行业的发展信心。这些小而美、小而精的书店不仅能够成为当地的文化地标，融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可为各地实体书店的“主题化”探索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方向，从而更好地凝练特色，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政府政策的保驾护航是实体书店能够继续保持增量的最主要原因，也是其开展差异化发展和“主题化”探索的有力保障，尤其在新冠疫情反复的当下。从2013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次联合财政部办公厅，发布给予12座试点城市实体书店奖励扶持的通知，到2014年56家实体书店收到共计9 000万元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再到2016年《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围绕国家层面“救书店、促发展”的基调，目前有21个省级行政区相继颁布了相应的实施意见、通知和行动计划。^[3]作为2021年荣获“书店之都”称号的北京市无疑是政策出台数量最多、力度最大的（如表2所示）。2018年7月《北京市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颁布，标志着北京市已把实体书店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2018年10月《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资金管理办法》推行，各区也相应出台若干实施政策。其他配套政策也陆续落地，形成一套较为全面的政策扶持体系。如《国务院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通过免租或低租场地等方式落实对实体书店的场地支持；《关于继续加大中小微企业帮扶力度加快困难企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措施》则聚焦疫情期间的中小微企业，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减少企业负担。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实体书店创新程度、发展数量与地方政府投入成正相关，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主题化”的政策扶持既表现在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支持上，也呈现在明确精细的政策条文中。一是财政投入的多少，尤其是直接的资金支持。北京市近五年累计投入超过4亿元，为史上之最。^[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北京则灵活调整帮扶方案，将重点放在房租补贴上，并适当增加补贴书店的数量、扩大覆盖面，通过提前预支房租成本补贴来缓解书店的现金流压力。与此同时，各区分别调高补贴资金金额，以运行补贴、建设补贴、优秀奖励等方式加大支持力度。二是政策条文的具体程度。随着实体书店扶持项目的年度申报逐渐常态化，具体帮扶要求也在实践中不断被细化。2021年北京市率先且首次在颁布的政策中明确和细化了实体书店扶持条件，包括主营业务、持续经营时间、实体经营面积与出版物经营面积占比、出版物品种数量等。这一系列的量化指标有助于保证图书经营在实体书店中的主业地位，从而真正达到书香城市的建设目的。

除开一系列强度大、可实施性高的扶持政策外，实体书店“主题化”的政策引导则主要表现在布局上，既包括物理位置的分布，也包括所承担功能的主题聚焦。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中书店布局的引导，进校园、进商圈、进社区成为各地政策的共识，形成了“书香校园”“书香医院”“书香公园”和“文化进景区”等，有利于我国实体书店网格化的布局与管理。二是公益性职能承担的引导，要求书店始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原则，融入当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承担一定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几乎所有书店均作为本地“全民阅读”推广的阵地，不定期开展公益性的文化展演、讲座与图书捐赠活动，常态化图书借阅服务。三是书店设立与国家其他发展战略相配适上的引导。除了紧随文化强国战略的指引，力行“书香社会”建设与“全民阅读”推广外，这些实体书店还通过文创产品等助力国家乡村振兴，以红色主题和理论读物的宣发为主服务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在图书选品与活动策划上注重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如内蒙古马文化书店来自“蒙古马精神”的启发）。

近年来虽然因为经营问题，许多书店被迫一再迁移店面以便减少商租成本，但作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体书店大都还是尽量分布在城市人群较为密集的商业区、文教区等地。书店所在地的街道文化与人群特征是其开展“主题化”探索的重要依据，这就要求主题书店的场景塑造与功能服务必须与街道里巷的人们产生更紧密的生活关联。我国的社会组织结构经历了从“单位人”到“后单位人”的转变，从改革开放前的“单位制”到“街居制”，再到现在的“社区制”。^[5]劳动力在城市间的频繁流动，导致居民之间越来越陌生，社会人呈现出“原子化”和“悬浮”的特征。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逐步推进，居民的社会需求发生了很大转变，其生活资源的获取途径不再是单一的依靠行政单位，而转为在社会网络中进行社会参与，进而获得归属感。^[6]因此，书店进社区某种程度上是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契合，服务于基层社会的再组织，从而有助于新型社会关系的构成。

从书店自身经营来看，稳定的客流和到店率是维持书店正常运转的基本前提。与此相悖的是，市场具有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而自由市场的一个重要发展诉求就是“减少交易摩擦”，这也是项飚提及“附近”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7]当人们不再去客观感受物理世界与人的构成，而享受与扁平世界点对点的“即刻满足”，实体书店的“实体”就无以为继，这也是各地扶持政策中注重对书店网格化布局的一个重要原因。一般情况下，实体书店的消费者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高黏性消费者，主要来自周边有固定阅读或文化体验习惯的人；另一种是偶然消费者，包括商区分流者、网红打卡者等。显而易见，抓住周边各种潜在消费者、培养阅读方式与文化消费习惯、持续增加黏性是书店提升经营能力的必由之路。

作为宁波历史悠久的新华书店之一，开明书院成立于1988年，在经历萎靡不振的阶段后于2018年完成升级改造，根据所在地东鼓道周边的特色群体将自身定位于“青少年主题书店”，图书选品与活动策划也围绕此展开，有效连接了附近的家庭单位。湖北武汉的红T书店在注重与周边社区联系方面则提供了更加多样的形式示范，如依托新华书店平台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宣讲、健康科普、安全宣传等公益服务；与社区居委会联合开展结对服务，提供力所能及的文化教育体验和志愿服务；打造居民十五分钟阅读圈，服务于学生放学后的课业与社区居民休闲。在武汉新冠疫情肆虐期间，承担起发放抗疫读本、宣传疫情知识的责任，在自身资源整合的基础上策划一系列战“疫”阅读活动，并通过前期成立的书友群和亲子活动群展开，在释放焦虑情绪、重塑邻里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精神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场所，主题书店的文化特色既离不开人的滋养，更离不开自身的实体空间。无论是人还是实体空间，必然与其所处的物理空间位置有着天然的关联。如果我们将书店看作是一个“媒介”，那空间和地方的同时在场就自动赋予了其“地方性”，书店也由此具备了与其他物体/商品完全不一样的特质。地方性来源于地方感，而地方感是指一个地方的特殊性质，也指人们对于这个地方的依恋与感受，既包括客观层面的物理形式或历史特性，也包括主观层面的由个人经验、想象与记忆发展而来的地方依附。无论是段义孚对“恋地情结”^[8]（topophilia）的引入，还是赖特（Wright）对“敬地情结”^[9]（geopiety）这一概念的提出，都诉诸了一个道理，即地方感是由体验而来，在人与地方互动中产生，涵盖媒介、人、社区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这也是为什么说到书店大家总会提及情怀的重要原因。因此，实体书店发展的好坏一定程度取决于因地制宜的能力，既要满足当地人的地方感诉求，又要充分利用在地资源突出优势。

感知与情感在地方感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机制，除了传统意义上人们天然的对故乡与家的依恋之外，还涉及对自然风光的沉迷、对宗教圣地的朝拜和对文化底蕴的归属（如表3所示）。^[10]如西藏拉萨的古修哪书坊，根植于悠长的佛教文化与藏文化，书店陈设以汉、藏、英等十来种文字的藏学书籍为主，内容涉及西藏宗教、天文历史、医学等，随着藏文化的全球热与西藏旅游业的发展，“到古修哪接受文化与智慧”这个说法已成为游客们的口头禅。此外，可被感知的地方性元素还包括建筑物、特殊人物、历史事件、节庆、特殊物产等，如陕西汉中书城、陕西延安中国红色书店、天津外文书店、陕西延安富县新华书店、内蒙古乌海竞人书店、安徽合肥徽州书局等均邀请著名书店空间设计专家三石先生作为建筑把关人，北京市新华书店抗战馆书店则对标历史事件，北京鲁迅书店和山西平遥电影宫新浪潮书店分别以鲁迅和贾樟柯为标志性符号。

与此同时，书店的发展一定与当地的资源禀赋相关联。虽然不同省市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发展不一，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政策分布不均和支持力度的差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二三线城市乃至边远地区发挥地方资源优势和特色的一个切入口。除去我们对文化水平高低的标准认知，书店在地性与文化自认性相统一主要体现在与地方性文化元素相勾连的程度上，包括传统民族文化、区域文化、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如位于福建省漳州市的海西博文书店，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能够为读者提供大量多样的台湾地区原版图书，在场馆设计上则更多融入了漳州本地文化；位于江西省吉安市的井冈山红色书店则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自然将自身的发展定位于红色文化的提供与服务上，选品聚焦井冈山时期革命历史的近万种红色书籍和党史音像资料，同时能够承接各种单位的党建活动，融宣传、教育、销售于一体；同样位于吉安的江西新华吉水杨万里书店则聚焦于国学、庐陵文化、吉水先贤文化。

在不断求新求变的道路上，实体书店对复合业态的探索经历了从1.0时代“书店+咖啡”的简单融合，到2.0时代多种业态空间的融合，再到3.0时代定位于连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文化生活空间社区，书店的内涵与外延随着业态的创新也在不断被拓展。这些样本书店无论是在“主题化”凝练与“特色化”定位上的巧思，还是在物理空间与陈设上的用心，抑或在管理方式变革与活动组织上的创新，都是致力于为读者提供全新的阅读体验和生活方式，为其他在曲折中前行的实体书店“主题化”探索提供了不同参考，也给予其差异化竞争的样本借鉴。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回答开篇提出的“疫情期间实体书店数量不降反增”的问题，读者的需求和信赖当然是书店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党和国家的强力支撑则是书店能够在特殊时期继续存活的主要力量，而书店立足于自身特色的改革创新才是其能够持续前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与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