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以下简称“四新”），是国家高等教育“质量革命”的战略一招、关键一招，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界面对世界科技与产业技术变革的创新之举与必然选择。^[1]通过推进“四新”学科发展，撬动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与新理念、新目标、新要求相匹配的教材建设是“大厦之基”，也是“驱动之轮”。然而，在人工智能、VR/AR、5G、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智媒技术推动“智媒时代”逐步到来的背景下，传统教材出版方式既无法满足“四新”建设对各学科教材思维前瞻性、技术前沿性、应用智能化、内容融合化的需求，也缺乏足够的市场竞争力与价值增值空间。大学“四新”教材出版必须拥抱智能时代、应用智媒技术、加快业务流程改造，以教材出版的智媒化转型推进“四新”建设有的放矢、有效推进。

自2017年“复旦共识”起，我国“新工科”建设逐渐起步。2018年11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方向，“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2]。“四新”建设被视为高等教育“从教育思想、发展理念、质量标准、技术方法、质量评价等人才培养范式进行全方位改革”的重要内容，是高教界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做出的“教育应答、时代应答、主动应答、中国应答”^[3]。在此形势下，实施“四新”学科建设，成为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领域的工作重点，也是大学教育出版特别是教材出版新的发展方向与服务对象，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高等教育旨在培养推动社会乃至时代进步的各类人才，满足行业、产业发展的紧迫需要，“四新”建设作为引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中国方案”，既要求建立全新的专业体系，也要求对已有传统专业体系进行改造和重构，前者体现“四新”学科的创新意识，后者凸显“四新”建设的融合特征。与原有学科建设模式不同，“四新”建设高度依赖信息化、智能化新技术应用，立足于科技创新与转化，注重学科交叉融合，其具体指向经过信息化、智能化转型或升级后的新工科，与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技术紧密融合的新医科，充分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新农科，以及与理工科技术交叉融合的新文科。在“四新”建设背景下，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相关联的资源配置、平台建设、人员配备、任务分工，都必须瞄准科技经济前沿，凸显交叉融合特性，符合下一代技术发展趋势，服务于面向未来的学科发展和教育布局。

教材是教育活动开展的“导航仪”“基地座”与“定盘星”。大学教材作为高等教育开展的重要工具、教育资源的重要载体、教育改革的内容基石，是“四新”建设的基本前提和关键抓手。大学“四新”教材直接服务于“四新”，必须符合“四新”建设的发展理念与建设目标，有助于推动“四新”学科教学活动开展。在多方共推“四新”建设的过程中，大学“四新”教材的开发正蓬勃兴起，各类教材出版机构，无论是国家级、省级教育出版社，还是大学直附属出版机构，抑或是从事教育出版业务的社会商业出版社与相关出版企业纷纷进军“四新”教材出版，高等院校也积极组织教师参与“四新”教材编写，形成了一股热潮。以“新工科”教材建设为例，浙江大学出版社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于2018年7月共同设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并推动新工科规划教材申报、立项与出版，2019—2022年间共收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南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中国石油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105个选题，分两批共立项58项新工科规划教材。笔者于2022年5月在京东图书以“新工科+教材”“新医科+教材”“新农科+教材”“新文科+教材”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搜索到图书商品多达上万件，其中以教材和专著为主体。

在“四新”建设的整体战略目标下，相关学科教材出版既要在内容上及时融入前沿技术知识，推进学科融合，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未来趋势，也要在形式上从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智媒出版转换，体现智媒时代的技术特点和应用场景，形成符合未来需求的教材出版模式，同时要以知识集成度更高、覆盖面更广、供需匹配效率更高、用户体验更好的配套知识服务，更好地发挥知识传播与智慧启迪的作用。这正是大学教材出版由传统模式向“智媒化”转型的核心要义与时代内涵。“四新”建设过程中，大学教材出版的智媒化，贯穿于出版业“电子化—数字化—智媒化”的历史性转型之中，但又遵从“四新”学科建设的需求，显现出鲜明的需求牵引与目标导向的特征。其并非全然是教材出版在出版数字化转型浪潮下自然过渡的结果，也是国家政策引导与教育部门、高等院校有的放矢、逐步推动，出版机构积极求新求变、针对性开展工作的结果。

在“四新”教材建设兴起趋势下，此类教材出版如何更好地实现“智媒化”？如何更为有效地融入智媒技术和前沿知识，满足未来使用需求？“四新”教材智媒化出版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对“四新”建设的促进作用？这是值得学界思考与研究的话题。加强大学教材出版对智媒技术的融合与应用，推动传统教材与数字化教材融合发展，以教材出版智媒化推进高等教育改革，是教育出版界必须面对和努力解决的问题。

媒介作为人类身体的延伸，每一种新技术和新媒介的出现，势必会对原先的文化边界和生产方式带来深刻的变革。^[4]“智媒化”是在智能技术与媒体信息技术快速变革与发展应用潮流下，出版传媒等行业出现的一种整体业态变化。对于出版传媒业的智媒化转型，彭兰在《智媒化：未来媒体浪潮》年度报告中指出，智能化媒体时代要解决的是人、物、环境这三个变量的关系以及与之适配的内容和服务，内容与服务之间也会产生更深层的互动关系。^[5]笔者也曾研究指出，智媒技术引发传媒生态变革，必然影响出版业等传媒相关行业的生存发展，传媒出版机构必须突破自身资源与要素局限，实现高水平、高效能的媒体融合，要适应新兴技术发展潮流，加强智能化、数字化出版探索，实现全方位转型。^[6]在高等教育“四新”建设新背景下，本文所论述的大学教材“智媒化”，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其特殊的指向，既包括了应用智媒技术的出版业务流程改造，也涵盖了教材内容对智媒前沿科技知识的吸纳、融入，以及教材知识服务功能与模式的变化和拓展。近年来，我国教育出版机构以“创新”与“融合”为目标，尝试应用智媒技术开发大学教材产品，在推动教材出版智媒化转型方面已有一定成果。

“四新”建设是高等教育应对科技革命和国际竞争挑战的一种战略性选择，无论是新工科、新医科，还是新农科、新文科，均对适应智能时代来临和信息技术发展有着明确的诉求，要求新的学科建设在理念、知识、工具、平台等方面优化升级。因此“四新”学科教材出版必须将信息化、智能化的新技术成果融入教材之中，要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VR/AR、物联网等智媒技术改造和重塑教育出版的生产、设计、审核、校对、呈现、印装、发行、知识拓展、用户管理等各个环节，使大学教材更好地满足“四新”学科建设对教材使用的前瞻性、前沿性、智媒化的需求。

当前大学教材出版机构尝试结合系列新兴信息技术对传统的纸质形态教材进行改造，初步建设了一批有针对性的数字化教材，并着力构建更加全面、立体的“四新”教育资源体系，以适应新要求、新任务。主要做法有三种：一是在“四新”理念指引下，广泛利用二维码扩充传统纸质教材物理承载空间，拓展专业知识和实践案例资料，打造与“云”端结合的新型教材。如在“新工科”理念下，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满文庆编著的教材《光纤通信》参考CDIO工程教育理念和“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要求，通过二维码拓展大量项目实践资料，并引入了OptiSystem软件仿真实例，提升教材的实践指导性与技术前沿性。对照“新医科”建设要求，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王晨光、计晶晶主编的《医用物理学》（新医科版）教材全书内容在保证医药类专业物理课程本身的系统性基础上，凸显新形态教材的新颖性和实用性，将教材关键知识点视频、知识拓展内容及全部附录等以二维码链接的形式置于书中，使纸质空间和数字空间相互交叉、融为一体，令叙述变得更加清晰，内容更加丰富。二是构建大学教材配套数字资源库，包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的数字化资源，形成涵盖电子教材、教学资源、学习工具、题库测评、动画游戏、辅助视频等的“教材资源包”。此种形式，既方便授课教师灵活开展教学活动，也便于学生按需使用，增进理解，高效复习和巩固所学知识，同时能便捷地实现师生、生生及教师之间、高校之间的教学资源合作共享。在“新医科”领域，国内18所高校共同搭建起中医药自信教育平台资源库，140门课程视频教材及配套资源已入库并实践；^[7]青岛科技大学联合东北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初步建成我国首个工科高等教育“机械类专业系列核心课程英汉双语教学资源平台”，将我国“新工科”教材建设的信息化、平台化理念落实，在资源搜索、教材学习、课后巩固、教材拓展方面对学生助益良多。^[8]三是将信息化、智能化的理念与思维贯穿于教材建设和实践中，弱化纸质教材的形式，打造主要依托数字教材的“数字课堂”，以数字化、智媒化教材为主来组织教学活动，适应“网课时代”的沉浸式学习、教学环境。如在“新文科”建设中，高校与出版机构合作，借助5G通信技术、智能录播技术和教学云资源平台，以往流行的“小沙龙”式线下讲座得以优化为“大网课”式线上教学新模式，“中国政法实务”“中国新闻传播”“中国经济大讲堂”等有序启动并开展，系列在线“金课”均是直接在数字化教材和教学资源库的基础上录制，这些“金课”广受高校师生好评。在“新医科”理念下，温州医科大学与人民卫生出版社研发出“眼视光虚拟仿真实训系统”，通过沉浸式场景、科学交互设计实现虚拟场景中的互动学习，学生在如同身临其境的观察与感受中即可完成学习。^[9]

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与学科间知识“破壁”，在教材立项和教材内容方面更好地体现数字化、智能化科学技术对各行业的渗透与整合，打造适应未来“智能社会”的教材体系，改变大学教材长期以来存在的与社会脱节、与产业脱节、滞后于科技发展的现状，是“四新”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指出，技术和数字化在改变一切，“四新”建设要力争实现新工科与新医科、新农科交织交融、相互支撑，新文科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注入新元素。^[10]根据数字智能社会的发展趋势对大学学科专业设置和教材知识体系进行重组、更新，是技术影响教育、教育引领产业的必然结果，也是教材建设服务于“四新”建设的必然要求。

在智媒技术迅速发展的大势之下，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和教材出版机构瞄准学科交叉前沿，面向未来智能社会，以“四新”学科专业设置指南为参考，编撰和出版了一批“四新”教材。如郑州大学出版社《智能科学与技术：计算仿真》（2021）以智能科学与技术这一新兴的交叉边缘学科为方向，以人工智能与认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为核心，旨在帮助学习者通过建立拟人智能水平的智能系统解决科研问题；天津大学出版社《智慧农业农村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2020）系统地介绍了智能技术服务于农业综合平台、农业数据共享、农作物智慧识别等技术和运用，是农业与信息产业相结合的融合型大学教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精准医学出版工程系列丛书，将健康医疗大数据、生物信息新技术的研究成果融入“新医科”背景下转化医学、精准医学和智能医学的教材编写中，将推动健康中国、疾控前移的意识贯穿于高等教育过程中；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人工智能法律基础》（2021）主动推进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学科融合，介绍法律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实现路径与实践应用，从法律领域回应国家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政策与现实情况。为促进“新工科”建设，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向全国高校征集立项了两批共58项新工科规划教材，其中绝大多数为人工智能技术、机器人、工业设计、大数据等方向，如《机器人视觉与感知技术》《工业机器人运动学与轨迹规划》《智能制造技术基础》《工程、伦理与社会》《虚拟现实（VR）用户体验设计》《智能音乐与创新设计》《区块链技术》等。这些教材基于智能信息社会的到来对各行各业和各个学科的影响进行前瞻性的思考与总结，结合新的社会环境下行业间的交叉融合与学科间的知识整合来编写和出版，更贴合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对传统社会、传统产业的改造与重塑，能更好地推进前沿性知识传授和创新性人才培养，服务于未来经济、社会与产业发展。

“四新”建设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而言是“面向未来、谋划未来、引领未来”，立足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历史关口，践行“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质量理念，优化人才培养全过程，力争取得科技发展与人才培育的先机和优势。这意味着，“四新”建设过程中的教材开发与教材出版也应当以服务教学活动开展为核心，结合新兴技术发展来提供符合学生学习需求和教育活动场景的知识服务，推动教学活动从课堂向课前、课后延伸，从线下课堂的知识灌输向随时随地的知识服务转型。近年来，许多大学教材出版机构纷纷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开展需求洞察并进行用户画像分析，在此基础上适时改进教材产品，推出符合用户使用习惯和使用场景的知识服务体系。

一是通过优化教材网络分类索引和功能系统，为高校师生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方案。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网络平台设置了高等职业教育、高等继续教育等模块，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人大芸窗智慧教育融合出版平台，通过芸窗数字教材、芸窗慕课平台、芸窗职教学苑、芸窗考试培训、芸窗e财会等分支平台提供以高校师生需求为导向的个性化学习解决方案，服务于高校师生对教材的不同使用诉求。二是针对不同时空范围的应用场景，开发多种智能终端和教材资源。如清华大学出版社建设了在线课程平台“文泉课堂”“文泉题库”、在线阅读平台“文泉书局”、院校专有知识库“文泉学堂知识库”等，并配套有综合教育与专业知识内容阅读平台客户端，围绕高校师生课程学习、文献阅读、资料搜索、巩固练习、强化备考等不同使用场景开发各类教材和应用平台。三是打造服务于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数字化、融媒化知识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免费或收费的知识服务，其本质上是“基于用户目标驱动的，面向知识内容、解决方案及增值服务的服务”。^[11]如人民卫生出版社走“出版-在线教育公司”一体化发展的道路，独家推出“人卫智网”系列平台，迈出了知识服务平台化发展的步伐。该社打造了“人卫教学助手”平台，提供课件管理、教学管理、学生学习管理等功能，通过客户端，教师可以方便地组织内容实施教学、创建课程、添加教学单元，提供数字化课件、图文、作业、视频，完成课程教学设计，利用App，学生可以便捷地完成教师发布的任务，在手机端学习、答题方便快捷，还能实现师生互动与学生间在线互动。依托数字知识服务平台，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九版医学教材在原教材基础上全面升级，引入丰富的数字资源、全面的试卷测评以及实用的案例内容，可在PC端和手机APP查看，并借助大数据对教师教学、学生学习进行跟踪分析。

大学“四新”教材出版兴起并向智媒化出版转型，是大学教材出版机构积极适应“四新”建设高等教育改革的结果，也是高等教育发展与教育出版行业适应和融入“智媒时代”的结果。“四新”教材出版的智媒化转型，推动着大学教材形态多元化、教材选题前瞻化、教材内容前沿化、教学工具智能化、教材服务多样化。但由于“四新”教材建设的探索性、技术发展的阶段性、智媒化转型的复杂性，以及出版机构“四新”教材出版人才、经验欠缺等原因，大学“四新”教材出版智媒化转型仍存在一些明显问题与不足。

大学“四新”教材出版在智媒化转型过程中初步形成了新的生产和服务模式，推动衍生出新的教材内容、新的产品形态与新的用户关系。大学教材出版机构以开发创新型、融合性教材为己任，力争借助智能技术改革创新，但目前“四新”学科教材的智媒引入还不深入，停留于表面。

一是教材内容的智媒特征体现不够，内容更新不及时。由于教材出版和更新周期长，智媒技术发展快，政策环境变化快，已有出版体制机制较保守等因素影响，出版机构在大学教材出版过程中不能将信息化、智能化的理念和意识及时贯穿其中，造成教材内容和案例滞后、未能应用最新的智能科技成果、教材不够贴合高校师生用户需求等问题。例如，某专业出版社出版的地质专业教材，名义上为“新工科”教材，但其中所介绍的地理遥感测量与定位方法事实上已经落后和过时，基本被产业界淘汰，诸如此类的教材知识滞后，不利于实现“四新”学科建设目标。二是教材出版智媒技术应用急于求成，未能结合教材特色提升核心竞争力。大学教材出版机构普遍意识到应以用户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智媒技术应用于教材出版发行，拓展大学教材新形态，以求在产品创新上取得积极成果。然而，一些出版机构盲目追求形式创新，急于迎合技术浪潮，未结合自身特色和已有基础克服传统出版弊端，造成智媒应用“只达其表、未进其里”。如国内某积极研发智慧教材的出版集团是最早开展此业务的出版机构之一，由于没有认清自身的核心优势与价值，盲目投资开发数字化教材，但没有相匹配的销售渠道与销售能力，业务连连受挫。

以“四新”教材建设为目标，教材出版机构纷纷加速内容生产和产品形态的数字化转型，令大学教材本体及其知识服务体系均呈现出了新面貌，且向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转型发展，^[12]但当前大学教材出版机构在智媒应用方面过度依赖外包公司，且大部分资源投入仍在产业链中下游的低端环节，枢纽环节投入不足，影响了内外出版资源整合。

不少出版机构将智媒改造和应用的业务外包给其他专业机构，如将体验式配套教材的业务外包给VR/AR技术公司，将农业智慧沙盘教学系统外包给物联网技术公司，将大宗物流、教材知识产权、用户调研等重要环节交托给专业的物流公司、法务公司和咨询公司等。这种将某些环节和业务独立外包的做法，虽弥补了大学出版机构在技术基础方面的不足，但外包程度过高导致业务链整体联系不够紧密，后续维护和运作效率不高等问题。

从平面教材到电子教材、立体化教材，我国教材出版标准始终综合考虑教育、出版和技术三方面的特性，制定一系列教材编审标准、出版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教学资源技术标准并已有成熟经验。^[13]但已有规范性文件和制度不能完全覆盖新的“四新”智媒教材，相关应用标准和评价体系的缺失影响了大学“四新”教材的智媒化转型。

一是新型“四新”教材形态丰富，但应用标准和规范不完善，导致一系列问题。大学出版社共建资源库或与专业技术企业合作是一些大学教材出版机构开发“四新”教材过程中的共同选择，既共享教材资源，又减少投资风险。但诸如智慧农业物联网采集的实验数据、教材资源库及服务平台获取的用户数据等信息资源的归属问题，数据信息泄露的责任风险问题，电子教材资源复制及传播的追责问题，多媒体音视频内容及素材的抄袭问题，直接触及了行业道德诚信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边界。二是大学智媒教材质量良莠不齐，不利于优质教材遴选与推广。在“四新”学科建设指导下，各大学教材出版商在学科建设中都着力开发案例共享库、金课资源库、信息化平台等新形态教材资源，这对现有的教材体系划分提出了新的要求。伴随智能媒体发展及应用，若未对形式丰富的教材资源制定评价标准，以规范大学智媒教材的内容质量和出版质量，就会对进一步的教材研究和开发、学科差异性教材选择、智媒技术合理合法应用造成影响。此外，一些出版机构推出的所谓“四新”教材质量欠佳，若缺乏相应的行业标准规范，则导致劣质教材流入市场，影响出版行业生态和高校教学质量。

“四新”学科建设是针对高等教育的革命性要求，智媒技术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立足点。“四新”建设的目标与内涵决定了“四新”学科教材出版要进一步推进智媒化转型，进一步将信息化、智能化的理念和新技术成果融入大学教材的主旨和内容之中，使教材更加思维前瞻、贴合时代，以符合未来应用需求和技术场景。出版机构“四新”教材出版要从树立智媒化意识、强化核心竞争力、打造产业聚合链、优化现有机制和教材评价标准的角度入手，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服务于培育创新型、融合型人才。

大学“四新”教材出版的智媒化转型要处理好知识体量、知识载体、知识受众和知识传播的关系，提高智媒融合教材的优质内容挖掘和开发能力，推动智媒出版向高质量发展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前进，提升知识服务能力和水平。

在内容挖掘方面，要运用多种手段开发和推广优质教材，在选题策划、案例选取、营销发行等方面与时俱进、贴合受众。一是要利用出版大数据量化大学教材选题依据，采用可视化图形技术呈现教材关联体系。在“四新”学科建设背景下，大学教材选题要突出学科融合的特征，通过国内外专业智库、数据库了解时下学科的热门选题，以政府部门政策文件为指导选准符合“四新”学科规划和教育发展需求的大学教材选题；要瞄准学科交叉和关联领域，运用大数据技术描绘的“知识图谱”等方式实现信息可视化，发掘各子学科间、知识点间的联系，寻找学科教材体系建设的突围之路。二是要通过信息采集和数据分析打通多元市场调研渠道，挖掘用户痛点，科学分析高校师生需求。突破以往“自上而下”的教材规划与开发模式，采取多种调研方式了解高校师生需求，及时调整出版机构的教材推荐和营销计划，通过建立读者社群和日常交流机制打通反馈渠道，推动大学教材的内容建设更贴合用户。三是要主动适应智能媒体终端，提取可呈现于轻量化媒介、适应当前传播环境的大学教材内容。打破固有认知，为手机、平板电脑、便携式投影仪等轻量化移动设备开发多媒体属性、易于呈现的数字资源，结合常见使用场景，针对课堂、自习、公共交通等不同场所开发差异性教材资源，以满足用户不同场景需要。

在知识服务方面，可通过多形式多手段强化“四新”教材的用户黏性和核心竞争力。一是要改进大学教材出版平台的搜索引擎和智能推荐系统，重塑知识关联方法，对用户的主动搜索辅之以知识关联内容呈现，引导用户跳转浏览优质“四新”教材资源。采用上移式的关联机制，力求多样化的平台内容搜索。二是要建设教材出版专家系统，为高校师生提供教材资源智慧咨询服务，通过与用户的对话解答用户疑问，收集用户教材资源使用的反馈意见，既能减少平台维护的人员投入，也提升师生用户的使用获得感。三是采用内容推荐算法工具，与渐进式、迭代式教材开发相结合，扩大“四新”系列教材影响力。利用算法推荐在小范围内进行教材资源试验，通过用户数据多维度分析和实时反馈，并根据用户意见建议及时修订再编，即以渐进式教材推荐与迭代式教材开发结合的方式，保证大学教材质量，提升用户口碑。

“四新”教材出版的智媒化转型对出版机构体制机制、生产模式和人员配备提出了新的要求，出版机构须推动人员体系和制度体系转型升级，将信息化、智能化的思维和理念融入出版机构流程改造之中，引进和培养一批专业人员。

在出版机构人员结构调整方面，一是要主动对已有员工加强培训，从出版转型的角度入手，帮助教材编校人员接纳智能出版的思路和方法，学习领悟“四新”学科教材建设的需求与内涵，掌握智媒应用的实操技能。二是要建设专家咨询团队，邀请政府相关部门人员、大学教师、技术专家、出版行业管理人员等加入智媒教材研发队伍，作为出版机构“外脑”，广纳意见与建议。此外，要积极调整管理结构，推动出版机构向扁平化管理模式和矩阵式协调模式转型。

在生产模式转型方面，要重塑资源分配体系，资源配置向“四新”智媒教材开发倾斜。当前在出版机构教材出版模式中，编辑、发行、校对、印刷等基层部门的人员、资源占比大，管理、营销、数据、客户等高端职能部门少甚至部分缺失，应重塑资源占比，将生产要素投入产业链上游的市场、研发、设计等核心环节中，从智媒技术应用入手，为广大师生提供上游增值服务，如提供高清晰度、高分辨率的教材资源，虚拟现实教材数字资源和体验式教材产品等。

针对“四新”教材标准缺乏、知识产权保障困难的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应广纳建议，制定相关教材新标准，消除当前知识产权保护的灰色地带。

在技术应用过程中，一是要主动探索引进业界智媒科技新成果。大学教材出版机构要主动接触科技公司，参与各类科技展会、企业产品推广发布会，了解智媒行业创新的最新成果，筛选适合“四新”教材出版建设的优质方案。如华为公司2021年推出的数据存储与机器视觉智慧医疗解决方案，为“新医科”智慧教材提供了新思路，出版机构可从其中选取适合的方案纳入教材资源库和案例库中。二是邀请科技精英加入教材编审工作。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相关技术企业及其管理人才，既是大学教材内容更新的源头活水，也可纳入教材编审策划主体当中，为教材选题、编写、呈现形式提供有效建议。三是搭建教材资源共建智慧平台。采取“部省司处共同发力、上下联动，各地各校同频共振、协作并进”的方式，加强校地企合作，既依托政府政策支持将教材出版做大做强，也借助企业技术实力共建教材资源平台，同时依靠校际联盟推广教材成果。

在“四新”教材质量保障方面，一是由政府牵头建立“四新”智媒教材建设领导机构，拟定新兴教材体系和标准，提升内容质量和出版质量，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细则，从课程教学、教材改进、专业建设、教材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进行研究和顶层设计。二是优化智媒时代和“四新”学科背景下的新兴专业结构，加强紧缺专业教材编写工作。如“新工科”中网络安全、国家集成电路等重点，“新农科”农业智能装备工程、农业信息化等重点。^[14]

大学出版机构要积极推进“四新”教材的建设，通过其智媒化转型，更好地承担兴趣激发、教学引领、知识传播、思维训练与资源支撑的作用，使其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与世界一流高等教育发展方面起到更大作用，从而为实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健康中国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提高国家文化影响力的目标培养关键领域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