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1年8月召开的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了到2035年把我国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在这一大背景下，民族出版作为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在繁荣公益出版事业的同时，激发出版产业活力，形成公益为主、兼顾市场的融合发展模式，成为当前民族出版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落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文化强国战略等工作的紧迫任务。

民族出版是我国民族文化事业发展、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任务的重要抓手。广义的民族出版泛指面向民族地区的出版活动，狭义的民族出版指各出版机构采用少数民族文字或关于少数民族题材的知识内容以出版物的形态向公众传播的出版活动。^[1]本文研究的民族出版包括广义和狭义的民族出版活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出版担负着传达中央政策、国家法律法规到各民族地区，将各民族地区的社情民意传递给党和政府的重要功能；承担着党和国家致力发展民族文化事业、保护和传承优秀民族文化、传播先进科技文化、助力民族地区文化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任。21世纪以来，民族出版在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文、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方面积极落实国家战略部署，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持。

在各项政策扶持下，我国民族出版规模持续扩大，从零散、小规模起步，如今已经成为我国出版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据2021年《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披露的数据，截至2020年末，包括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在内的少数民族大省的出版机构数量和出版物的数量均较改革开放前大幅增长；全国共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图书5 622种、3 701万册，期刊229种，报纸103种，其中图书出版较1978年（750种和874万册）分别增长6.4倍和4.2倍。从出版物种数、印数和印张三个指标来看，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吉林是我国五大民族出版地。

在民族出版规模快速扩大的同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出版市场所占比例逐年提升。通用语言文字的快速推广，有力地推动了公益性民族出版事业大发展，民族地区文盲率快速降低，文化水平上升直接助力脱贫步伐加快。民族出版直接间接地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支撑。

我国出版业从事业体制转型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之后，进一步引入以市场为导向的转企改制，逐步形成公益为主、兼顾市场的融合发展模式。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出版业转企改制全面展开，除少数公益性出版机构外，绝大多数出版机构都完成了转企改制，与此同时，政府职能也从“办出版”向“管出版”和“服务出版”转型。2009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推进公益性新闻出版机构体制改革，构建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推动经营型新闻出版机构转制，重塑市场主体。《指导意见》颁发后，除了明确为公益性出版机构外，2010年底前我国经营性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机构基本完成转制。党的十八大后，我国继续深化文化体制和出版体制改革，出版事业的公益性和出版产业的市场性分工逐渐明朗。与这一大背景相适应，我国民族出版事业的公益性和市场性共同形成公益为主、兼顾市场的融合发展模式。

民族出版事业的公益性、非营利性，主要是指面向少数民族文化受众提供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出版物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者的公益性民族出版物。这一事关国策的出版行为，往往因为成本大于收益而由政府主导，主要依靠财政补贴以保证生产运作，所提供的出版产品和服务是公共产品。民族出版的公益性是以谋求社会效益为目的，一般具有规模大，政府投资多，服务年限长，少数民族受众受益面宽，对各民族、对国家影响深远的特点。

民族出版活动的交流是双向的，既要向民族地区提供发达地区的文化普及和文化引领服务，也要向汉族及海外读者提供有关我国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和非遗等精神产品，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积极作用。

2007年11月，中宣部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扶持力度的通知》，通知明确了“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属公益性文化事业，承担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任务的单位是公益性出版机构”；《通知》要求中央和地方财政按照“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的方针，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增加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财政补贴，并逐年有所增长。出版体制改革后，国家在推进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体制改革、建设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措施，民族出版事业更多地担负起了公益出版的职责。“东风工程”2007年在新疆实施，因实施效果良好，“十二五”期间实施了《“十二五”少数民族新闻出版东风工程建设规划》，推广到５个民族自治区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省。“东风工程”为民族出版加大了中央预算内投资，实施民族文字出版基地建设、党报党刊和民族文字出版机构设施建设和设备配备、基层新华书店网点建设、流动售书车配备等70个基本建设项目。2017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做好国家民文出版项目库建设工作的通知》，将民文出版项目资助以民文出版项目库的方式进行统筹管理，并与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工作相衔接。资金管理方面，由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拨付支持资金。^[2]

民族出版在具备公益性特征的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市场性。特别是出版体制改革以来，民族出版机构在保留少部分公益类出版事业单位的同时，多数转制为经营性文化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云南省民族出版为例，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全省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3.12%（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云南全省8家图书出版机构和9家音像出版机构大部分涉足民族出版业务，2009年大部分出版社转企，仅有云南民族出版社和德宏民族出版社等依然保留事业单位身份。云南民族出版社是以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图书为主的综合性公益文化事业单位，是全国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图书文种最多的出版社，主要承担少数民族双语教材，用西双版纳傣文、景颇文、傈僳文等18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各类图书。德宏民族出版社隶属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是我国唯一设在地级城市的民族出版社，也是我国距南亚、东南亚最近的出版社，其出版发行业务面向全国，辐射泰国、缅甸、越南、印度、老挝等国家。在云南民族出版社保持本地区公益性出版的主导性地位，并承担公益性出版的各种社会责任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市场化导向的出版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云南省其他大部分出版机构开始转制为经营性文化企业，如云南民族文化音像出版有限公司、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教育出版社等。这些出版机构面向省内外读者出版民族经济、历史、文化、地理、语言、文学、艺术、教育、医药、卫生和民族古籍、民族风情等多学科、多门类的汉文和民文图书，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随着近年来各民族地区对民族出版需求不断提高，这部分民族出版机构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不断提高出版质量和管理效率，取得了较好的市场业绩。

近十多年来，我国民族出版机构在从事业性质向企业性质转变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已经摸索出不少公益出版和商业出版有效结合和互相促进的成功经验，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不过，随着发展环境的不断变化和信息技术对传统出版产业的冲击加剧，民族出版机构在探索公益性与市场性相结合的实践进程中，开始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福利经济学的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不能提供最优数量的公共产品的情况下，就需要政府投资和举办有关事业来保障全社会的公共产品需求，出版产业同样如此。我国民族地区多处于区域经济欠发达地区，很大一部分地区在“十三五”末期才实现了脱贫；民族地区财政财力较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要弱很多，地方财政支持力度有限，民族出版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税收优惠扶持，因此民族出版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呈现出产业属性（市场性）弱，公共服务（公益性）强的局面。这种发展环境下，民族地区大部分经营性出版社由于市场相对狭小，存在印数少、印张多，生产成本较高的问题，逐渐对国家出版基金、国家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资助和国家级民族文化项目资助等资金来源形成依赖，市场活力不断弱化，这些转制为经营性文化企业的民族出版机构不会把大量资源投入社会效益明显但亏损严重的民族出版项目中。与此同时，公益性出版机构依靠国家财政补贴，除了员工工资等维持其经营管理的固定成本外，可以支撑的民族出版项目非常有限，也远不能满足公益性出版事业发展的要求，最终使得公益性出版物的供应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市场化出版产品的发展也明显放慢，只能不断侵损前期出版体制改革取得的积极成果。^[3,4]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在国家“脱贫攻坚”“精准扶贫”措施的帮扶下，不少贫困地区刚刚实现“摘帽”。新基建尚未普及民族地区，移动通信、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完善。随着5G网络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普及，在我国少数民族贫困地区，4G信号受限于地貌、环境等自然因素，无法保持畅通。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落后，对信息的学习和处理能力，对手机、计算机等数字出版阅读需要的技术和设备的掌握程度差异较大，存在难以弥合的“数字鸿沟”；出版企业在数字出版建设的能力和效果普遍落后于出版发达地区。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55个少数民族人口为12 547万人，占总人口8.89%。少数民族人口绝大部分居住在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云南、贵州等地，我国22 00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有19 000公里在民族地区，约占陆地边境的86%。这些地区正是“一带一路”沿线通往中亚、东亚、南亚、东南亚的重要区域。我国很多少数民族与接壤国常常同属一个跨境民族，彼此语言文字及文化接近；“一带一路”沿线中亚、东亚国家经济相对落后，本国出版业不发达，西方发达出版业较少渗透，从理论上看具备良好的出版贸易条件。从出版传播的角度，具有国际化的优势。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出版外贸活跃地区主要集中在出版业发达的东部地区，以北京最为集中。“一带一路”沿线中亚、东亚国家是我国对外经贸和文化交往的重要地区，民族出版在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应尽快谋布局、谋发展。

在国家深化供给侧改革、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背景下，迫切需要加快探索民族出版充分融合公益与市场双重属性的民族出版发展路径，促使民族出版更好地承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历史责任。

在国家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背景下，合理统筹民族出版需要从内外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从内部管理体制看，公益性民族出版机构人事制度、劳动制度、分配制度改革还不完善，民族出版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还不够高，需要革新公益性民族出版机构管理运作机制。公益性民族出版机构应正确处理公益性与经营性的关系。2009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民文和汉文分开出版，确保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优惠政策落到实处。在公益性民族出版机构内部进行公益性部分和经营性部分相互分离，通过对经营性部分市场化运作提升经济效益，以此来反哺和支持公益性出版，促进两个部分分类管理、协调配合。

另一方面，从外部市场拓展、提高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公益性民族出版机构不仅要利用好政府各项补贴、专项资金和优惠政策，使国家扶持民族出版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使“好钢用在刀刃上”，与此同时，经营性民族出版机构同时要树立市场营销观念，做好市场细分，选定目标市场、找准市场定位，在合适的细分市场做好做强，逐渐形成自己的品牌形象和竞争优势，通过良好的经营管理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逐渐减少对政府财政补贴的依赖。

要保障以上两方面改革取得实效，就需要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事业单位不需要内部竞争、绩效评价的错误观念，出版机构的人事管理应该是选贤任能，明确能者多得、劳者多得、不劳者不得。为此，公益性民族出版机构要继续深化内部管理机制、人事制度、劳动制度、分配制度改革，并在出版实践中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并不断完善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建立健全符合实际的激励机制，提高员工的积极性。

民族出版要深化供给侧改革，落实去库存、去产能、补短板，减量提质，促进民族出版高质量发展，推动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融合发展，加快民族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民族出版创新发展。

首先，要加快创新出版方式，借助大数据实现以销定产、按需出版。民族出版应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库存积压、提高周转率、促进民族出版高质量发展。民族出版可借助数字化、信息化以及大数据技术来创新出版决策方式，实现以销定产、按需出版的生产方式。大数据技术在部分行业中的应用主要是通过收集、整合用户数据，构建用户画像，进行精准营销以满足用户需求，提高广告投放效率和用户决策效率。民族出版同样可以通过大数据智能平台“对用户、产品、交易、营销、流程、内容等数据的整合挖掘，为出版社图书的印数决策、选题策划决策、营销决策等提供数据化的分析依据”，根据用户需求进行选题决策、印数决策，以销定产，提高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例如延边人民出版社通过新闻出版“东风工程”项目平台，完成了“图书采编信息化协同编纂建设项目”“朝鲜文全民阅读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按需出版系统建设项目”，在推进民族文字提升数字化生产能力和民文数字出版产品与服务方面取得一定成果。

其次，应不断争取政府加大对民族地区数字出版扶持力度。出版业的相关财政扶持项目主要有国家出版基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金、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农家书屋工程、东风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民族出版机构要积极利用好各项专项资金，促进民族出版数字化建设。可以建设民文数字出版基地，整合资源、统一指导，共商共建共享民文数字出版经验，积极争取国家对各项民文出版项目的资助和对民文数字出版的支持力度。

最后，要努力提升人才综合素质，加快引进数字出版专业人才。通过培训和再学习，提高原有人才的数字化技术水平。对于引进的数字出版专业人才，不仅要提供培训使他们学习民族政策、法规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提供较优厚的待遇，还要建立激励机制，使其自身价值得到发挥。

出版体制改革后，公益性民族出版机构内部将公益性部分和经营性部分相互分离，通过对经营性部分市场化运作提升经济效益，以此来反哺和支持公益性出版，促进两个部分分类管理、协调配合。在此基础上，公益性出版的重点工作是要进一步推动和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这是民族出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抓手。国家通用语言统编教材的推广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文化认同培育、民族精神构筑的重要平台，涉及“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等重要问题，是推动国家发展和民族繁荣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基本要求。出版业承担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出版发行的重任，而民族出版更需要配合国家需要，进一步发挥面向民族地区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出版的主渠道作用。^[5]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民族出版应在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抓住外部机遇，发挥自身优势，培育民族出版国内市场，拓展民族出版国际市场，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民族出版应依托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等，积极探索开拓民族出版国际市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拥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市场潜力。近年来，藏学、蒙古学、西域文化、彝文化、古纳西文化、民族医学等已成为国际热门研究领域，世界上许多大型图书馆和研究机构，都收藏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2016年3月“澜湄合作”启动，为西南出版业走向湄公河五国提供了发展机遇。2015年和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两度考察云南，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发挥好文化引领作用，为云南出版业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指明了方向。为此，我国民族出版应充分重视“走出去”的机遇，发挥各自的地域优势，积极拓展民族出版国际市场，在破局国内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市场狭小的困境同时，让我国的优秀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和理解。近10年来，云南教育出版社、云南民族文化音像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等充分利用地缘优势，积极响应国家将云南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的发展战略，积极实施出版“走出去”战略，推介中国文化、云南文化“走出去”。近年来，国家日益重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增强国际传播话语权，而要讲好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特色，更不能使我国各民族的文化传播缺位，尤其是在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西方媒体主导世界舆论并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情况下，我国少数民族真实形象和民族政策与西方主观意向存在很大偏差，民族出版“走出去”不仅承担着传播优秀民族文化的任务，更担当着传播真实民族形象、占领国际舆论高地的艰巨使命。

民族出版是我国民族工作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民族事业的一部分。民族出版的双重属性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繁荣民族出版事业、发展民族出版产业是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双轮”，双轮驱动才能走得稳，不能将两者简单割裂，要同时促进民族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