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新形势、新挑战的战略选择，是构建竞争新优势和促进国际合作的重要部署。文化产业要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加速产业能级跃升，更好地发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与支撑作用。当前，文化产业发展处于阶段性转换的关键窗口期，规模扩张带来的驱动力逐步减弱，面临市场竞争加剧、技术迭代加速、供需结构性矛盾、发展不平衡、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等诸多挑战，亟待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体系，在更高层次上推进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达成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本文基于产业生态理论探讨文化产业双循环发展体系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以及驱动机制，为新发展格局下提升文化产业的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产业生态理论是基于生态学思维研究产业系统的理论体系，将其作为文化产业双循环发展的理论分析工具，有其适用性及独特优势。一是遵循系统观，全面涵盖对文化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类要素，是一个综合性强、解释力高的理论视角。二是共生网络、生态位、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等产业生态理论的重要概念与思想，有助于深化对文化产业双循环发展机制的理解。三是超越个体行动者利益与兴趣的视角，解析系统整体稳定性与演替的机理与规律，明确文化产业双循环发展的动力来源。

将文化产业双循环发展体系与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类比分析，如表1所示，两者在系统特性、主体协同、动态演化等方面存在共性。文化产业双循环发展体系可视为产业生态系统，通过共生式、网络化的关联和循环，使得资源要素可以得到有效利用、产品与服务的效益价值得到充分挖掘，整个过程提升了系统的整体效益。产业生态系统具有的系统性、多样性、循环性、本地性、渐进性等特征^[1]，是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由此，我们构建了文化产业双循环发展体系的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从系统性来说，行动主体、资源要素、产品与服务、外部环境及其相互联系构成有机整体；从多样性来说，行动主体及其间的联系互动是多样化的；从循环性来说，资源要素、产品与服务在不同的行动主体之间循环流转，形成产业链循环、产业内循环、产业间循环、区域循环、国际循环；从本地性来说，行动主体会适应当地的外部环境并处于相互依存的关系，相较于国际循环，国内循环占据主要地位；从渐进性来说，依赖于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且不断更新和演化。

行动主体是参与文化产业双循环发展的各类主体，包括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社会组织、个体创作者、消费者等，属于生态学隐喻下的生物成分。行动主体之间耦合形成复杂网络结构，每一个行动主体占据着一定的资源和能力位，与其他行动主体发生相互作用，形成资源要素、产品与服务等的流动，既存在竞争替代关系，也存在互补共生关系，并在企业、行业、区域、国家等不同尺度上形成集聚。

资源要素是文化产业双循环发展体系中行动主体开展文化生产活动的必要条件，主要包括人才、文化创意、版权、技术、资金、信息、数据、土地、设备等，属于生态学隐喻下的非生物成分。资源要素具有稀缺性，是行动主体获取优势地位的关键来源。获取优质或异质性资源要素、提升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及产出效益是行动主体之间建立联系与合作的重要动机。

根据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文化产业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等，相关产品与服务包括出版物、影视、动漫、游戏、短视频、直播等。文化产品与服务呈现海量特征，从生产者流通至消费者，在不同的国家、区域之间流转，也属于生态学隐喻下的非生物成分。文化产品与服务具有商品和意识形态双重属性，且意识形态属性高于商品属性。这是相较于一般商品与服务，文化产品与服务所具有的特殊属性。^[2]

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科技环境、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国际环境等。外部环境与行动主体之间存在广泛的互动，行动主体在与外部环境的适应与协调中不断演变进化、优胜劣汰。对于文化企业来说，要加强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识别与应对能力，才能在变化的环境中获取持续的高绩效。^[3]

在文化产业双循环发展体系中，行动主体在特定的外部环境下，彼此之间时刻发生着基于资源要素、产品与服务流转的互动关系，形成国内循环、国际循环，并在循环中趋向生态学隐喻下的平衡状态。通过循环，行动主体可以获取资源、提升效率、降低风险、放大效益，与其他行动主体形成共生关系，提高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从而提升文化产业的整体效益和竞争力。

在文化产业双循环发展体系中，产业链循环占据基础性地位。文化创意经由创作者、生产者转变为文化产品与服务，通过不同的传播渠道到达消费者，最终由消费者消费，以货币形式补偿创作、生产、传播环节消耗掉的资源要素，同时提供反馈信息，形成循环。达成良性的产业链循环，一是生产和消费的平衡，要求生产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二是创作、生产、传播三个环节的结构和功能平衡，保证文化创意能顺利转化为文化产品与服务并最终到达消费者；三是有效的信息传递，产业链循环离不开信息在不同行动主体间的传递；四是资源要素、外部环境具备充足的保障和支撑能力。产业链循环是否畅通、动力是否强劲，是文化市场规模与效益的决定因素。以出版业为例，数字出版产值2009年就超过了传统出版业，这源于数字出版的生产成本更低、传播效率更高、消费群体更广泛等，其产业链循环表现出相对更大的优势。

产业内循环表现为资源要素在文化产业的不同细分类别之间流动。由于文化创作环节的投入巨大、具有很大的市场不确定性，为了分摊成本、降低风险、发掘并放大商业价值，我们应采取改编、联动、授权、战略合作等方式联合开发，打造以跨媒介叙事为特征的IP，实现价值增值，形成产业内循环。除文化创意、版权的流转外，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也可通过产业内循环，提高利用效率及效益，比如视觉特效技术可应用于影视、动画、游戏等，一定程度上实现共享。产业内循环推动了文化产业不同细分类别的转型升级，也促进了不同领域的文化企业彼此合作、互利共赢。以网络文学的头部企业阅文集团为例，其通过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合作，支持网络文学作品出版；还通过与腾讯、喜马拉雅等企业合作，改编开发影视、动漫、音乐等，实现IP的全产业链开发。

文化产业具有明显的融合特性，与其他产业之间存在较强的联动性和渗透性。文化产业不仅通过生产和销售文化产品与服务影响其他产业，更重要的是将文化创意作为资源要素提供给其他产业进行产品与服务创新，提升其内涵品质，促进营销推广，为非文化产业（如旅游业、制造业等）带来竞争优势以及更高的附加价值。对于文化产业来说，可以从其他产业获取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创造新的消费业态、场景，拓展发展空间和消费市场，是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商业回报的重要途径。文化创意已成为贯通文化产业与非文化产业、形成产业间循环的核心要素。例如，服装、文具、食品、日用品、电子产品等在文化创意的加持下提升销量和产生溢价，也为文化创意的版权方带来巨大的收益。

区域循环有两种类型，其一是产业集聚、协同发展，表现为文化产业园区、创意街区、创意城市、文化产业群、文化产业带等；其二是优势互补、合作帮扶，体现为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等存在差异的不同区域文化产业协调发展。文化产业具有地理邻近性集聚的特点，倾向于围绕重要集群聚集，从而受益于“溢出效应”和其他外部经济。^[4]通过以产业集聚、协同发展为内核的区域循环，有助于促进资源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关键资源要素的积累、共享及高效利用，发展壮大文化企业，撬动文化消费市场，建立区域特色文化品牌。培育强大的文化产业集群，已成为大城市群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举措之一。^[5]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等文化产业群都在积极推动一体化发展，形成区域优势，提升文化市场竞争力。文化产业集群在城市地区较多，特别是大都市，在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相对稀少^[6]，通过基于合作帮扶、优势互补的区域循环可解决文化产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文化产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向发展水平低的地区输出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开发当地的特色文化资源，发展下沉市场，获得商业回报。

国际循环是指全球文化产业体系的大循环，资源要素、产品与服务跨越国界流动。文化企业通过向国外转移生产能力、与国外企业交流合作、开展贸易活动等，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和整合价值链。排斥效应和挤出效应是影响企业参与国际循环内生性激励的主要因素。发达国家企业排斥发展中国家企业为竞争对手生产或服务行为，也不愿看到其超出预期的价值创造活动，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企业难以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7]随着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在西方发达国家滋生蔓延，各国的法律法规、文化产业政策、文化市场监管机制、文化贸易规则等存在差异，可能导致国际循环出现断点、阻点，限制资源要素、产品与服务的跨国流转。

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的重大发展战略，在文化产业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当文化产业的文化功能表现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时，其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象征和内容。^[8]在此意义上，首先要构建强大的国内文化产业体系，坚定文化自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出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增强文化认同并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国内文化内容消费市场越大，文化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优势越显著^[9]，为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奠定重要基础。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加强国际文化合作，充分利用国际文化市场和资源，为文化产业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并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进而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提供重要支撑。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存在不同的平衡状态，从初级、简单的平衡状态向高级、复杂的平衡状态演化，生产力和稳定性越来越高，产业生态系统也存在类似的演化。对于文化产业双循环发展体系来说，如何推动高级化演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是发挥政策推动、需求拉动、技术驱动、平台赋能四大机制的驱动效应，促进循环的畅通，提升循环的动力。

产业政策是文化产业双循环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对政府来说，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不仅是由于文化的重要性和保护本国文化、提升软实力，而且文化产业已成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具有巨大的经济利益。^[10]一方面，产业政策通过培育文化企业、发展新型业态、发掘消费潜力、改善消费环境等，扩大文化产业规模，拓展文化消费市场，实现文化产品与服务更多、更大范围、更高质量的供给与流转。比如，国家出版基金自2007年设立以来，遴选资助了6 000多个优秀出版项目，催生出一大批精品力作，撬动着数以亿计的出版产业规模。^[11]另一方面，产业政策通过提升资源要素的供给质量、引导资源要素的集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融合发展、加强国际合作等，促进资源要素流转，优化资源要素配置。以文化产业园区为例，中央到地方都有出台相关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目前已命名和创建中的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达到40家，集聚文化企业10.91万家、从业人员121.31万人。此外，产业政策重视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助力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互相促进。当前，我国文化贸易政策进入战略发展期，改善文化贸易结构和输出具有高端价值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是主要政策目标。^[12]

既要体现GDP，又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有机地解决二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的矛盾，是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13]由于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出于国家文化安全、地区利益等考虑，产业政策可能会限制文化产品与服务以及资源要素的流动，从而一定程度上对文化产业双循环发展起到阻碍作用。过多的扶持政策也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导致损害其应有的竞争能力。^[14]

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是文化产业双循环发展的根本驱动力。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及教育程度的提高，精神文化消费总体呈现上涨态势，带动文化消费市场蓬勃发展。文化产品与服务大多生产成本高、交易成本低，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助力回收成本、提高利润，吸引和集聚更多的资源要素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生产更多的文化产品与服务。虽然我国文化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但尚滞后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差距，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可成为产业链循环的强劲动力。同时，文化消费需求向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演进，推动了文化产业供给质量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需求拉动在区域循环、国际循环中亦发挥着重要作用。欠发达地区、农村以及国外文化消费需求的增长，提升了向其输出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动力。低线城市、农村等下沉市场消费潜力的进一步释放，已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对于产业内循环、产业间循环，需求拉动还发挥着特有的作用。基于粉丝效应的受众基础是文创IP衍生开发的重要动力。一个已受到市场认可，具备流量和影响力的文创IP，在开发其他衍生产品时，粉丝将成为天然的传播和消费者，营销成本和市场风险都相对较低。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产品与服务的符号价值、象征价值，包括个性化、审美、故事性、文化内涵等，愿意购买具有文化价值的产品与服务，并支付更高的费用，这消融了非文化产业与文化产业之间的边界，推动了两者融合发展、合作共赢。

科技创新对文化产业双循环发展的驱动效应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同时由于新兴技术的复杂性程度提高且迭代加速，也要求产业体系中不同主体之间深化合作。首先，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融通和整合文化产业生态的各个构成部分。以5G、物联网等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超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以及人工智能、AR/VR、区块链等在文化产业领域应用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等，消解了产业体系中不同环节的壁垒，优化了资源配置。其次，通过融合创新，可以催生新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提升消费者体验。数字文化新业态发展潜力巨大。2021年前三季度，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比上年同期增长26.1%，以视频直播、创意广告、智能文娱设备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带动作用持续增强。^①然后，提升产业循环的效率和效益，推动文化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型，实现价值链的高端化攀升。以出版为例，基于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智能化出版生产、数字化流程管理、专业化知识服务平台等，改变了传统的出版方式、内容、流程等，有助于提高出版机构的内容生产效率、编校质量以及对用户需求的响应能力等，也催生了出版新形态，提升了终端的阅读体验。最后，实现更精准的链接与协同。互联网有助于实现不同行动主体间便捷的联系与合作，特别是充分融通了创作者和消费者，文化消费已成为随时随地、无边界的消费形式，激活了大量的长尾市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消费者画像、定制生产、精准营销、智能推荐、市场预测等领域提供支持，有效打通循环中的反馈环节，实现供需均衡匹配。

平台的价值是整合、共享与对接，其对文化产业双循环发展的关键赋能作用在于为资源要素、产品与服务提供展示、流通的空间与渠道，促成行为主体间更便捷、更广泛、更深度的协作与联系，属于产业生态系统中的共生界面。平台既包括线上平台，也涉及线下平台，涵盖文化产业的不同类别及其与相关产业融合创新的业态实践。以2021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为例，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共有105个国家和地区约2 200家展商参展，达成的各类版权输出意向和协议4 835项，引进意向和协议2 486项，促进了版权贸易和国际文化交流。

平台推动文化产业从“产—供—销”的线性系统演化升级成为双循环发展体系，打破各类边界的限制与束缚。首先，平台通过召集社会化生产者、提供辅助资源两种方式催生内容生产的规模化和异质化。^[15]比如抖音、哔哩哔哩等数字内容平台为普通人提供了创作与传播的渠道，只要愿意，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并能让自己的作品得到传播和关注，且不受地域限制。其次，以资源要素共享、对接为主要功能的服务型平台提高了资源要素的流转效率和利用效益。如网易结合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建设数字文创服务与创新平台，提供版权保护、交易流通、IP孵化三大服务，为文创作品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促进文化创意这一资源要素的产业化开发。最后，国际性展会、文化交流活动、国际合作项目、文化出口基地等，是国际循环中文化产品与服务以及各类资源要素集聚与流转的重要载体，为文化出海带来新的动能。以出版“走出去”为例，要推动数字资源服务平台、跨境电商平台、网上版权贸易平台、数字出版平台、社交媒体平台等数字化国际传播平台建设。^[16]

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要采取系统发展观的思路，全面促进产业链、产业内、产业间、区域以及国际循环，充分发挥政策、需求、技术、平台的联合驱动作用，推动产业演化、转型与升级，建立良性互动、健康有序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要以内循环为主体，强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互相统一，推进供需动态平衡，产业内广泛链接，产业间融合协作，区域协调发展；要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提升国际竞争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要加强文化产业政策的引导与支撑，完善顶层设计，优化具体的政策措施；要提升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好地发挥需求的拉动作用；要推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发展，促进文化产业价值链高端跃升；要培育新型文化生产与消费平台，优化资源配置，拓展消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