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以下简称外译项目）自开始实施至今已经有13年，为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搭建了重要平台，对中外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出版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从项目成果角度看，2017—2021年底，共计有936部学术出版精品立项，其中相当一部分立项成果已经成功实现海外传播，为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和构建国际学术话语权做出了贡献。从队伍建设角度看，外译项目“使一批国际化学者脱颖而出，并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1]，也培养了一大批专业化的出版和翻译人才。从海外合作角度看，外译项目为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凝聚了海外学术出版合作资源和渠道资源。从项目管理角度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办）一直致力于提升项目管理能力，结合国际局势、党和国家国际传播战略要求，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不断调整申报立项要素，积极征求申报推荐目录，“多次进行政策调整和改革，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独具特色的走出去项目政策，吸引其他走出去项目学习其经验”。^[2]

本文选取外译项目中既反映“十三五”重要成果又能够体现“十四五”新标准、新要求的2017—2021年立项结果为统计数据，通过对其中多种要素的数据梳理和对比分析，总结和预判外译项目在不同年度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同时，参考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总结分析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存在的一些共性和难点问题，从理念调整和顶层设计角度出发，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为进一步构建中国学术叙事体系，创新推动我国学术出版在“十四五”期间高质量“走出去”提出建设性意见。

外译项目设立于2010年，由国家社科办组织和推动。该项目旨在挑选国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的学术出版精品，扶持其海外译介和出版发行，加强世界对“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的了解，促进国际对中国智慧的理解和认同，以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从传播学视角看，外译项目是一个国际传播工程，项目在设立和传播过程中，涉及传播过程的几大要素，因此本文按照申报主体及相关要求（传播主体-Who），申报和立项内容、立项结果（传播内容-Says What），国外合作出版机构（传播渠道-In Which Channel）三个方面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从申报人资格角度看，根据历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申报公告》（以下简称申报公告）可知，外译项目申报主体包括国内学术出版机构、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人员。申报人是项目申报主体，是保证项目质量的决定性要素之一。五年来，申报公告对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人员在学术素养和翻译能力两方面的要求不断拓展和细化。从2021年对申报人资格要求的变化可以看出，外译项目重视吸纳更多小语种（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人才，同时也注重申报人主持项目的实际能力。

从申报形式角度看，2017年各申报主体均为独立申报；2018年出现国内高校或科研机构人员与国内出版机构联合申报的情况；2019年开始出现出版社之间的联合申报，并持续至2021年。申报形式的变化体现外译项目管理以效果为导向，重视流程控制，致力于多主体协同完成项目，打通遴选学术著作、保障翻译质量、开展版权合作等各个重要环节。

根据2017—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名单》（以下简称立项名单）可知，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外语类高校和综合性高校申报立项的数量比较多（见表1），共有来自191所国内高校的科研人员参与外译项目，参与立项的国内高校数量逐年增加（见图1），呈现稳步上升趋势；有18家国内科研机构参与了20项外译项目；国内出版机构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学术类和大学出版社（见表2）；参与外译项目的国内出版机构达82家，各年的国内出版社数量也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见图2）。

参与主体的数量变化，体现出外译项目的管理呈现两个趋势：其一，该项目是一个逐步成长和壮大的项目，吸纳了更多的国内高校、科研机构及出版机构参与到申报行列之中。其二，充分关照参与主体的专业性和稳定性。申报主体数量尽管在不断增长，队伍在不断壮大，但是主要集中在一些语言类、综合性高校以及学术类、大学出版社。这些申报主体能够为学术作品内容质量和翻译质量提供保障，或者提供专业化出版服务和运营管理。一些长期参加外译项目的高校、研究机构和出版机构在历年的申报中仍然保持立项成功的优势。

根据申报公告可知，各年度申报公告对主题的表述不断进行调整，如从2018年起，申报公告在“领域一”中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特别强调，并且在2018年和2019年的公告中，“领域一”还增加了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研究。此外，2020年的公告中，“领域四”增加了“特别是有助于推进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协调合作的优秀成果”。

外译项目资助范围的确定，体现了项目实施的根本目标。每一年度项目主题的调整及对一些主题的特殊强调，说明项目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并充分体现国家意志。因此，项目主题具有不断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和以满足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目标的鲜明导向性。

根据申报公告，外译项目“资助文版以英文、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等5种为主”。2017—2021年，外译项目的立项文版达27种，各年度的立项文版数量变化分布统计见图3和表3。

从图3和表3可以看出，外译项目立项文版分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文版数量，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二，英文版一直占有绝对优势，韩、俄、日文属于第二梯队；其他小语种应该排在第三梯队。其三，“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文版受到重视，但是立项数量不够多，且不稳定。英语是全世界使用国家最多、覆盖面最广、大多数国家学术精英通用的语种，因此英文版的立项品种还将持续领先，“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小语种文版的立项申报将受到特殊重视。

2017—2021年，外译项目立项总量达936项，各年的立项数量分布如图4所示。五年来，立项数量除2019年有所回落外，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9—2021年立项数量直线上升，2021年突破200项，达到自2010年外译项目实施以来的最高值。

外译项目的立项数量从2019年开始明显增加，而且每年增长幅度比较大。随着全球局势的发展变化，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事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外译项目立项数量将会继续呈现逐年递增趋势。

从2019年起，外译项目区分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期刊类三种。各年度三种类别项目占比如下（见表4）。

根据表4统计结果来看：其一，重点项目占比较少，尽管2020年比之2019年重点项目立项数量增幅较大，但是2021年数量回落，说明国家社科办对重点项目立项抱持慎重态度，不盲目追求其数量增长。其二，绝大多数立项为一般项目，五年来立项总数占比高达91.64%。其三，期刊类数量少，占比低，五年来立项总数仅占比1.54%。

在外译项目的传播过程中，根据国家社科办官网发布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国外出版机构指导目录》（以下简称指导目录），2017—2021年，共计有来自17个国家的78家国外出版机构被列入其中，各年度参与项目的各国出版机构数量分布如下（见图5和表5）。

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国外合作伙伴是外译项目的版权购买、编辑加工和营销推广机构，这些合作机构承上启下，成为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传播枢纽。图5和表5呈现的数据表明：其一，参与项目的国外出版机构数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正在得到更多国外合作伙伴的支持与肯定；其二，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和日本的出版机构是合作的主力军；其三，尽管与我国开展学术出版合作的“一带一路”小语种国家数量目前还比较少，但为下一步我国与更多相关国家开展合作打下基础并提供了样板。

外译项目至今已经有13年历史，成就斐然，有目共睹。但是，学术著作的写作、翻译、海外出版和传播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从上述数据分析及其他专家学者的研究结果看，外译项目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和难点。

2019年国家社科办设立，2021年开始向申报主体广泛征集推荐选题，并据此形成推荐选题目录，可谓是在强化重点、优化主题、集思广益方面下足功夫，并取得较大成效。但是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百年变局，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如何形成“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的中国学术叙事体系，如何“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3]正是外译项目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难点。

从统计数据看，目前外译项目的小语种项目还是少之又少，覆盖面也比较低。一方面是即使小语种国家，能够阅读学术著作的学者一般都具有英语阅读能力；另一方面我国目前针对“一带一路”小语种国家的国别化学术选题还比较少，而且能够胜任这类专著的翻译人才也稀缺。翻译问题一直是影响外译项目成功与否的核心问题，跨文化传播也是学术翻译中的难点问题，译者“用他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形式、方法与思维在国外的接受度不够高”^[4]。由此可见，选题针对性、选题质量和数量、学术翻译人才建设和保证翻译质量都是扩大小语种项目所亟须突破的瓶颈问题。

学术规范反映了我国学术创作出版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学术研究逐步走向更加规范与不断对标国际学术标准的发展轨道之中。很多国外学者对中国学术存在刻板印象，因此必须重视我国学术研究的学术规范问题，要注重图表、标注、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等细节处理，要体现我国当代学者的学术素养。国外学术专著的编写、创作方式和我国的学术著作在内容组织、语言风格、排版设计等方面往往有很大差异，这种学术叙事方式的不同也影响外译项目在海外的传播效果。

外译项目是国际传播项目，需要能够监测和评估其国际传播效果，形成完整的、具有反馈机制的传播过程，但是我们的项目评估仅仅能够进行到项目是否在国外出版社正式出版、是否被国外高校或者公共图书馆收藏这一环节。对著作的翻译水平、阅读效果、借阅数量、国外同行评价等，都没有开展调研并获取客观数据，因此整个外译项目的传播环节不完整。不完整的传播过程严重影响了对外译项目这一系统工程的不断优化和改进，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对外译项目国际传播效果的反馈与评估机制。

除了外译项目，我国还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等项目，这些工程（项目）共同为推动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搭建平台。外译项目是中国学术著作海外传播的标杆工程，其所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问题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反映了我国学术出版在“走出去”进程中所取得的共同成就及面临的共性问题和发展瓶颈。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历史交汇期”^[5]，面临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舆论环境，各种挑战和纷争不断出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我国出版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6]国家新闻出版署出台《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2021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2022年4月），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出版“走出去”和中国社会科学成果“走出去”提出更高要求。

“十四五”时期，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目标更加高远、任务更加艰巨，迎来了创新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想”明白才能“做”明白，笔者认为，由政府部门、高校、科研单位、出版社和期刊社共同组成的传播主体，需要同步调整思路，勇于直面问题，寻求突破，在原有系统化思维的基础上，着重强化学术化思维和数字化思维两种思维模式。

（1）学术化思维。“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3]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创新发展迫切需要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破”与“立”。“学术外译与传播的成功离不开与之相关的系统研究，国内相关管理部门和出版机构、专家学者需要重视学术外译与传播的研究，勾画学术外译与传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体系与框架”^[7]，要“吸引一批相关领域的学者一同构建中国学术著作海外传播的理论体系，加速推进中国学术著作走向海外”。^[8]学术研究治理和提升学术外译项目管理，是推动学术出版“走出去”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做好顶层设计的前提和理论基础。

（2）数字化思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国际传播链条上的各个要素都处于不断创新、创意发展变化之中。“互联网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效率与精准度，能够丰富中国出版国际传播的载体和路径，提升数字出版产品跨文化、跨语种的传播能力”。^[6]机器翻译、数字阅读、数据库和多元数字化国际传播平台促生学术出版的数字化生产和传播，形成新的传播模式和更高效的传播效果。人工智能对传媒业已不再是新鲜概念，万物互联、智能传播的时代已经来临。因此，学术出版“走出去”必须与时俱进，积极探讨学术出版制作、生产与传播数字化、智能化的国际传播模式。

“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3]在调整和转换思维的基础上，对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工程更需要通过做好顶层设计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国际传播战略的最新部署。相关政府部门、高校、科研单位及出版企业，需要联合互动，共同参与顶层设计的策划和组织，同时也要通过踏实、稳健的工作实践去实现新目标，完成新使命。

（1）做好开展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顶层设计。要从学术研究视角出发，加强对我国学术出版国际传播工作的整体认知、理论构建和实践指导。国家社科办和教育部课题项目是各个高校、研究机构最重视的纵向科研项目，因此可以通过设计重大、重点和一般项目的方式鼓励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和出版领域专家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出发，从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角度对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内容体系、文化功能、传播规律、实践方法、评估机制、人才培养等进行系统研究，要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在核心期刊推出专栏文章发布研究成果，切实做到以理论指导实践，不断提高国际传播效果。

（2）做好强化国际传播过程全要素管理的顶层设计。根据拉斯韦尔的5W理论，传播过程的构成要素包括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和传播反馈，“这五种要素是传播过程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在任何一种人类传播活动中，它们都是缺一不可的”。^[9]强化顶层设计包含两方面含义：其一，在各个涉及学术出版“走出去”工程（或者项目）管理中做得好的方面要发扬光大；其二，针对存在的难点和瓶颈问题要提升管理水平，努力解决实际问题，推动项目取得更好的国际传播效果。“走出去”学术著作的内容与主题、翻译质量、人才培养、海外受众调研、传播效果等都是全要素管理和评估中的难点问题。关于究竟要资助哪些学术著作“走出去”，很多专家和学者对于国际传播中的学术叙事问题进行了专项研究，值得我们从学术创作和出版视角进行反复学习、深入理解、活学活用、创新布局。关于海外受众阅读兴趣调查和对已经“走出去”的学术著作的传播效果评估问题，需要以全球化、专业化、长效化的方式动员海外留学生、华裔学者、海外合作出版企业协助完成，从而建立起良好的评估反馈机制。

（3）做好全方位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顶层设计。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深入普及和广泛应用的当今社会，尤其在各个国家阅读学术著作的“社会精英”人群中，学术内容的数字化传播和数字化阅读已经成为常态。“媒体的深度融合和媒介系统的智能化发展带来国际传播活动内容的丰富和内涵的拓展”。^[10]要进一步突破学术出版以纸质为主的出版模式，鼓励推出更多数字读本；要鼓励学术出版物融合文字、图像、音频、视频、元宇宙等多种媒介形式全面描述和表达学术成果；要搭建国际学术传播平台，运用平台技术和远程资源服务功能，为读者提供“产品+服务”的新型学术阅读服务模式；要利用数字化传播网络和平台为我国学者和海外读者建立沟通、交流与反馈机制。线上沟通快捷、方便、高效，为提升我国学术出版国际传播效能提供了可行性。因此，学术出版“走出去”必须抓住数字化、智能化大发展的时代机遇，以技术赋能创新推动学术高质量“走出去”。

面对风云变幻、日益多元化的国际社会和发展迅捷、日新月异的传媒环境，根据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发展现状，以外译项目为代表的各大项目和工程需要明确发展目标，把已经取得的成绩和优势发扬光大，更需要直面问题并勇于突破瓶颈，共同营造更好的学术著作国际传播的文化生态。在“十四五”期间，我们要以系统化思维、学术化思维和数字化思维创新推动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让学术出版在“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方面发挥效能，担当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