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数字人是人类触达元宇宙最初阶的方式。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的成熟与更迭，虚拟人的应用场景迅速得到扩展，现已延伸到娱乐、教育、金融、医疗等诸多领域。虚拟数字人是具有数字化外形的虚拟人物，是“存在于非物理世界中，由计算机图形学、图形渲染、动作捕捉、深度学习、语音合成等计算机手段创造及使用，并具有多重人类特征（外貌特征、人类表演能力、人类交互能力等）的综合产物”。^[1]当前虚拟数字人有两种技术路线：一种是中之人虚拟人（Meta Human），是在通过CG建模、手绘等制作方式完成形象创作后，借助中之人联合动捕和面捕技术实现虚拟数字人的驱动；另一种是超级自然虚拟人（AI Being），从创建、驱动、内容生成到实现交互的全程均由AI（人工智能）技术完成，不需要自然人参与其中。相比之下，后者在智能化程度与可延展空间上更具优势，将成为虚拟数字人未来发展的主流模式。

图书出版业作为拥有海量IP的内容运营商，在虚拟数字人的开发和应用上有着与生俱来的天然优势。数字内容资源、作者以及作品中完整的人物设置和情节设定，都为图书出版企业进行虚拟数字人和虚实场景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原型和素材。作为未来元宇宙时代的核心应用，业界和学界都需要对虚拟数字人在图书出版领域的身份构建和存在模式进行探讨和思索，相信在未来科技的赋能之下，虚拟数字人凭借极为丰富的智库和极具个性的人设，将使图书出版流程更加智能和高效，将为读者带来更加贴心的精神陪伴与服务。虚拟数字人在图书出版领域的应用可渗透到整个出版产业链条，按照角色和功能不同，可分为虚拟作者、虚拟员工、虚拟偶像和虚拟伴读四种身份类型。

作者是图书出版行业中整个内容生产链条的源头和起点，将虚拟数字人应用在图书创作领域将极大提升出版业信息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虚拟作者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定制化的生产模式将为大众文化生活注入新的活力，虚拟作者的高度可塑性和实时交互性也会为出版机构的图书营销和运营增添更多可能。

文化产业的技术演进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机器复制、机器生产和机器创意。当今世界文化产业发展正处于机器生产时代与机器创意时代的临界点。进入21世纪以来，大数据、深度学习和人工神经网络技术不断升级和突破，经过长期持续的数据喂养，人工智能的文本生成能力不断增强，创作功底愈发深厚，涉猎领域也愈加广泛，人工智能已经逐步变身为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者。未来的元宇宙时代，基于人工智能的虚拟作者将打破图书出版业原有内容生产模式的桎梏，完成跨媒体语义理解和内容精细编辑，根据受众需求进行智能化、定制化的自主内容创作。

虚拟作者的创作过程与人类写作一样，也是利用语言文字和符号图像来描绘客观世界、交流思想感情、传递知识信息的创造性劳动。根据创作方式的不同，虚拟作者可分为“自主创作”和“人机共创”两种应用形态。其中，“自主创作”是指虚拟作者在人工智能算法驱动下独立自主地完成写作，在此过程中无须人工干预。“人机共创”是指虚拟作者与人类协作完成写作，在写作过程中提供全方位辅助。而两种应用形态的边界就在于机器是否参与内容生产创意决策。

在“自主创作”模式下，虚拟作者进行内容生产的流程大致如下：“首先，由计算机科学家设置一套机器学习的基本算法；其次，提供海量相关内容训练这一算法模型，使其通过机器学习了解内容特征；再次，训练后的模型可以自动生成内容，若要不断提高机器的智能化水平，还需不断对机器生成的内容进行人工评估与反馈，让算法不断优化，直到生成可读性较强的内容。”^[2]

虚拟作者完成自主创作需要以下三种主流算法的技术支持：文本分析技术、经典自然语言生成算法和神经网络序列生成算法。在实际操作中，会按照不同的创作要求将多种算法集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文本分析技术主要解决的是写作素材的“输入”环节，用于抽取素材中的摘要、关键词、标签、情感倾向等特征，便于后续写作使用。经典自然语言生成算法和神经网络序列生成算法则被用于语言文字的“输出”环节，具体包含三个核心步骤：篇章规划、微观规划和表层实现。篇章规划是确定图书各个章节的标题和段落布局，并匹配符合各主题的相关素材。微观规划是将素材进行加工处理并生成句子。表层实现是将已经生成的文字按照人类的正常表述习惯进行润色和完善。

在自主创作模式中，虚拟作者是作为独立的创意主体而存在的，是具有超强的学习、思考与创造能力以及独特的性格特征与写作风格的“类人”化机器。相较于模版化的新闻写作而言，图书出版领域的自主创作对于虚拟作者而言更具挑战，虚拟作者需要集多维度的知识挖掘、跨媒体的内容组织、高效能的内容输出、人格化的审美表达和全流程的运营参与等多元功能于一身，将成为融合出版时代内容生产的有效方式与有力支撑。

虚拟作者是利用传感器和算法来认知世界，有着超越人类的学习能力，而人类作者更擅长的是用智慧和情感去感悟世界和表达自我，虚拟作者与人类作者之间的协作能相互之间激发灵感，产出意想不到的创作成果。

在人机共创模式下，作者可以根据人工智能的推荐自由选择某个故事主题和某种特定的语言风格，设定出故事发生的背景和人物角色，由作者完成开头部分，然后由人工智能根据作者的设定来完成剩余部分的文本创作，人工智能会创作出多段不同内容的文字供作者选择。

当然虚拟作者在人机共创模式中的作用不仅于此，虚拟作者可以在整个内容生产过程中为双方的写作提供多种辅助性支持。在创作之初，虚拟作者可以通过算法分析发现当下社会热点和读者喜好，推荐合适且有创新性的图书选题。写作过程中，虚拟作者能够针对作者正在创作的内容提供实用的、多元化的写作素材，大大节省了作者自己搜索和收集资料的时间，有效地保证了作者思维的连贯性。同时，虚拟作者还可以依托强大的语料库和语义理解功能，进行实时的自动纠错和写作联想，并提出有建设性的写作建议及改进建议，大幅提升创作效率。

在人机共创模式中，虚拟作者在创意活动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而更多彰显的是其工具价值。虚拟作者在创意灵感触发、知识图谱构建、读者需求理解和工作流管理等方面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人机协同与交互的过程中实现机器智能与人类智慧的优势互补，从而释放更多创意能量。

虚拟作者在图书创作中拥有着独特的优势。其一是融合化的输出形式。虚拟作者可以打破媒体形式以及语种的限制，在短时间内一次性输出跨媒体、多语种的融合化内容，同时虚拟作者与VR/AR技术深度结合，能为读者带来全感官的阅读体验，由此可见虚拟作者在出版融合背景下具备更强的适配能力。^[3]其二是无边界的知识储备。“从知识社会学来看，信息时代以前，出版是大规模记录和传播人类知识，实现学习知识—创新知识螺旋式文明进步的最重要手段。”^[4]面对信息的爆炸式增长，虚拟作者可以在机器学习算法的支撑下，以现有的知识资源为基础“食材”，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训练来快速整合与发现新知识，所以说虚拟作者可扩展、无边界的知识结构能为读者带来更大价值的信息增量。其三是全方位的内容风控。虚拟作者在数据抓取与内容组织过程中可以通过信源控制和语义分析，有效屏蔽黄赌毒、暴恐、侵权和误导未成年人的各类违法违禁信息，避免在出版物中出现存在意识形态导向问题的内容。在国家层面推动数字内容治理的大背景下，虚拟作者参与图书内容生产更有助于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内容生态。其四是个性化的按需定制，虚拟作者在创作过程的事前、事中及事后都能实时获取读者的需求信息和反馈意见，依托相较于人类作者更为强大的大数据分析能力和快速响应能力，虚拟作者可以根据读者的身份背景、知识水平、阅读习惯等个性化信息为读者量身定制图书内容，甚至达到“千人千面”。其五是全流程的互动参与。虚拟作者从角色创建、数据喂养、内容输出到交互反馈，都与出版机构保持着不可割裂的联系，经过出版机构持续精心打磨的虚拟作者甚至可以成为出版机构的独占性自有资源，这就决定了虚拟作者相较于人类作者的可支配性更强，从而实现创作主体与出版流程的全面捆绑与深度交融。

但同时，虚拟作者参与图书内容生产也面临一些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和解决。首先，虚拟作者所创作的作品更多的是对已有信息的拆解、重组、类推和概括，略显程式化和机械化。未来虚拟作者的发展需要兼顾技术精进与人文思辨，在机器创意时代技术为文化产业祛魅的基础上进行“光韵”的重塑与回归，使读者实现情感层面的认同与满足，让人类重拾内心自然萌发的对于艺术的尊敬与膜拜。其次，虚拟作者实现自主创作，对于现有的版权体系和审查机制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相关人士从法理和伦理上进行深入探讨。

虚拟数字人赋予了人工智能技术拟人化的外形和有温度的沟通。在出版领域启用以虚拟编辑、虚拟客服、虚拟主播等为代表的多种职业角色的虚拟员工，将推进传统出版流程的智能化改造，有效帮助出版企业降本增效。

选题策划环节在整个图书出版流程中占据最首要和关键的地位。

虚拟编辑可以依托数据挖掘算法和深度学习技术，通过分析当下国内外的热点事件和词汇、传播的热度和频度来判断读者的阅读需求倾向，拟出初步的选题方向，并形成相关领域的知识图谱。依据对竞品图书的作者信息、定价信息、渠道信息、销量信息、读者信息、评价信息以及阅读行为信息等数据的综合分析，可以预判读者反馈和模拟图书销售情况，对该选题进行社会影响力评估及盈利预测，从而帮助出版机构进行科学的出版规划和营销决策。选题贯穿整个图书出版流程的始末，虚拟编辑能够以跟进式、主动式的工作模式，实时把控图书出版流程中各个节点的进度和质量，与编辑、印制和营销岗位人员进行深度交互，汲取意见并适时调整方案。

虚拟编辑的引入将倒逼图书出版业自身加速供给侧结构改革，让选题策划从“经验驱动”向“数据导向”转型，有效提升市场需求的清晰度、选题定位的精准度和出版流程的可控度，形成良性竞争与协同创新的出版业态。

与此同时，虚拟编辑可以依托长期积累的海量关键词库，基于关键短语提取、感知词法分析、依存句法分析、浅层情感分析、自动摘要索引等一系列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调整和纠正稿件中存在的各种措辞、句法、常识和逻辑等方面的问题，并通过大数据分析比对，识别和筛查出存在安全和版权隐患的内容，有效提升审稿效率和质量，确保内容安全。

虚拟客服是虚拟数字人中相对成熟和广泛的一种应用场景。出版机构可以借助虚拟客服直接触达读者提供图书推介、图书订购及相关增值服务，为出版机构私域流量池的构建、内容的精准分发以及商业变现创造更多可能。

在虚拟客服的服务模式上，出版机构可结合出版机构自身的品牌调性，对虚拟客服进行专业知识、业务流程、解决方案和沟通话术等方面的系统培训和训练，强调实时服务、按需服务、主动服务、持续服务的工作理念，帮助读者解决选书、买书、读书和评书的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在虚拟客服的服务内容上，虚拟客服可以根据读者的基本属性、行为特征、交易数据、心理特征等信息，精准识别读者的需求与偏好。对潜在的消费群体着重进行热门图书推荐、促销活动推送和购书流程指引，积极促成转化；对既有读者及时、适时地提供活动资讯、书评文章和文创产品的推荐服务，提升读者的留存率和复购率。

在虚拟客服的人物设计上，鉴于出版作为文化行业的特殊性，可以选用富有知性感和亲和力的人物形象，针对不同读者群体和图书类目也可采用不同的形象设计方案。除了要打造“好看的皮囊”，更要赋予其“有趣的灵魂”，精心营造“人设”。

虚拟客服将凭借高专业度的知识库和语料库，高拟人度的表现力和感染力，重塑图书出版产业链条，带给读者更精细化的服务和沉浸式的体验。

图书直播带货是后疫情时代出版业应对消费环境更新的一种主动探索，在拓宽传统图书市场空间的同时，也创新了知识服务方式，而起用虚拟主播，对出版机构来说不失为一种加速“破圈”的手段。

在图书直播带货中，主播的知识素养、互动方式和人格魅力是提升用户认可度和购买率的决定性因素。

从受众需求的角度来看，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受众对媒介的接触与使用都是基于个人的意愿和需求。虚拟主播在知识储备和信息提炼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能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领会图书的核心要义并了解衍生知识，极大地降低了读者的信息接触成本，有效帮助读者构建闭合的知识圈体系，同时能够快速准确地响应用户需求和询问，极大地增加用户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从交互体验的角度来看，在真人直播的场景中，用户的交互诉求无法得到充分关照和逐一满足。而虚拟主播可以借助算法模型进行文本分析和关键词提取，从海量的用户反馈信息中快速且精准地感知到用户的高频需求并及时给予有效满足。利用多模态情感识别与分析技术，虚拟主播可以在多线程实时交互中敏锐捕捉到用户细粒度的情绪与情感动向，动态调整沟通话术和营销策略，在最大程度上给予用户情感补偿。

从受众审美的角度来看，在直播带货的过程中，身体被客体化为一种身体符号，经过媒介“编码”而生成身体景观，进而成为身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

相较于真人主播，虚拟主播在造型、声音、人格和技能等方面具有更大的新鲜度和娱乐想象空间。虚拟主播的孵化可以让出版机构与读者粉丝之间产生深度而持续的情感连接，为产品盈利和品牌维护创造便利条件。

与传统的自然人相比，虚拟员工在知识学习、数据处理、流程管控、工作强度和服务意识等诸多方面都有明显优势。虚拟员工的启用将为出版产业面向数智化、标准化、服务化和品牌化的转型升级创造新的有利契机。

2020年以来，中国出版业开始从信息化、数字化演进到数智化发展的新阶段。“在数智化阶段，智能技术将与内容产品服务创新及业务流程优化等场景进一步融合，全面赋能出版业全链条、全场景的转型升级，依托新技术建立一体化内容协同生产传播新体系，进一步释放内容生产力。”^[5]虚拟员工作为诸多前沿科技的集合体，将为出版产业带来生产工具与服务模式的全面革新，形成以数据为关键性生产要素的智能化内容生产与传播服务生态。

“融合出版的标准化主要集中在内容生产、服务创新、平台建设、传播渠道以及经营管理五个方面。”^[6]虚拟员工是以结构化数据为基本特征，基于预设规则与框架的产物，具有先天的标准化基因。在人机协同作业过程中，虚拟员工能够将其在基础术语、知识关联、质量评价和用户画像等方面的规范和模型嵌入传统出版工作流，有效缓解现阶段编辑出版人员标准不清晰、执行不统一的现状，迅速提升整个出版产业的标准化水平。

服务化要求出版机构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强调用户的决策力和参与度，将服务意识渗透到图书产品从策划、生产、分发到运营的全部环节，建立起产品与服务一体化的新型生态链，实现出版机构与用户之间的协同共享与价值共创。虚拟员工的应用，将从真正意义上把用户纳入图书生产与服务体系之中，消除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屏障，达到产品内容共建共享的理想状态，而这正是服务化的最高级阶段。

与品牌文化模因契合度高的虚拟员工，可化身为出版机构的“品牌官”和“代言人”，其与生俱来的潮流感、亲和力和专业度，更能吸引用户产生共情，从而衍生成为品牌引爆点。虚拟员工或能作为一种数字创意资产持续为出版品牌带来利益增长与价值增值。

随着政策加持、标准规范、用户增长和资本追逐，虚拟数字人已经从概念转向产业化发展阶段，出版业借助第三方平台实现“虚拟人自由”指日可待。而出版机构需要考虑的是，当虚拟员工真正“入职”后如何与普通员工相互赋能和共生，避免让虚拟员工沦为道具和噱头，而是真正实现在智慧驱动下出版机构从内容提供商向知识服务商的转型升级。

图书出版机构处于文化创意产业内容生产的上游位置，在IP化上具有独特的、天然的受众基础与资源优势。未来图书出版机构需要对文本价值进行充分挖掘，对产业生态进行重新审视。以图书作品中的虚拟人物和角色为原型的虚拟偶像的开发与运营，可以视为元宇宙产业发展背景下图书出版行业基于自身核心优势实现价值增值的可行路径。图书出版领域所孵化的虚拟偶像，相较于停留在书本中的人物角色，在叙事逻辑、交互体验和粉丝效应方面都实现了颠覆式的进阶，其可感知、可养成、可消费的特点为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也为出版机构带来生产与营运方式的全面革新。

图书作品中的虚拟人物和角色，是作者在作品中创作和构建出来的集合姓名、性别、身份、形象、性格、习惯和经历等多种元素于一身的非真实存在的综合体。依托人工智能和全息投影技术制作而成的虚拟数字人，能通过三维实体物理空间的信息数据组织方式，将书中的人物角色立体化和实体化，内容叙事逻辑由原先的“线性叙事”转向“超媒介叙事”（transmedia story telling），“即在文本叙事、内容体验以及受众参与等层面，形成多元式的话语异质”^[7]，为读者带来更加具象的感知和丰富的体验。

读者通过深度的互动交流和情感代入，对角色和作品的内涵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感悟。“这种参与性环境打破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使得参与者成为知识与信息的生产者，成为一种‘produsers’。他们不只是传统意义上参与到内容生产中，而是对存在的内容进行合作性持续性的建立与延伸来追求其深层的意义。”^[8]

网络文学平台在虚拟人物角色实体化方面已经实现从内容单向输出向双向互动的飞跃。通过角色“活化”将作品中的“纸片人”变身为可交互、可设定的“生命”。用户可以根据个人对人物角色外貌形象的想象以及性格特征的理解进行个性化设置，从而让剧情发展和互动感受更加符合自己的预期。

读者在依据个人喜好对故事剧情进行创作改编以及对虚拟角色进行人格养成的过程中实现了自我投射与情感认同，获得私人定制式的专属体验。更为重要的是，读者以反哺的方式，不仅丰富了虚拟角色底层的知识图谱，更为出版机构内容创作与IP运营提供精准方向。

参照虚拟偶像模式而建制的虚拟人物角色将成为图书出版行业集聚粉丝群体，增强IP效应的有效载体和媒介。

著名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曾在《粉丝的文化经济》一文中提到：“对于文化工业来说，‘粉丝’已经成为一个额外的市场，他们不仅经常大量购买衍生产品，还提供了许多宝贵而又免费的有关市场和偏好的反馈。”^[9]艾媒咨询（iiMedia Research）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39.6%的互联网用户平均每天要为虚拟偶像花费1～2个小时，29.7%的用户会花费2～3个小时。源于图书文本、背后有“故事”的虚拟人物角色具有更加丰满立体的人设，更容易与粉丝之间建立情感连接，从而在虚拟偶像与粉丝的双向赋能中无限放大IP价值。

聚焦到图书出版领域，受众的核心需求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内容阅读，而是上升到即时满足与个体成长层面，图书出版服务的核心目标也应从向读者提供相对固化的信息载体转向按需推送的集成式知识服务。

“广义的数字出版知识服务是以信息搜寻、组织、呈现为基础，以知识生产、传播、消费为流程，以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要为宗旨，以个人知识社会化、无序知识有序化为目标的社会活动。”^[10]虚拟伴读是具备信息检索、摘要与整合能力，能实时响应用户个性化、场景化的知识需求，以融媒体形式输出知识解决方案，为用户提供情感陪伴与学习向导的智能化工具，可以作为图书出版向知识服务转型的有效媒介载体。虚拟伴读的出现，意味着内容传播渠道与呈现方式的创新升级，通过数字化内容的深度加工来充分放大内容价值，释放企业内生动力。基于图书内容而衍生出的知识产品相比基于互联网内容而形成的知识聚合，在优质度、可信度、延伸度和系统度上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虚拟伴读的功能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对情境的识别和对情绪的体察是虚拟伴读掌握用户惯习和理解用户需求的一种主动式策略，是虚拟数字人智慧能力的突出体现。虚拟伴读可以通过用户所处环境、脸像、声音、文本和肢体行为等信息来判断场景氛围和鉴定人类生理指标，从而实现基于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的人机交互。虚拟伴读“对于情境认知和情感交互需要由大量复杂精细的传感器进行多维的感知和辨识，同时进行多元融合的信息处理和人工智能的计算方法。在用神经网络语言模型对于神经元连接权进行智能化处理后，人们可以使智能机器人在特定情境中及时捕捉和感知各种信号，从而做出准确的反应和处理”。^[11]

以虚拟数字人为样态的虚拟伴读，是情感化设计的产物，因其高度写实化的形象与极具辨识度的人设，更易与读者之间构建一种以情感为链接的强关系。虚拟伴读数字人的设计需要从情感化设计的三个层次——本能层（外观样式）、行为层（使用体验）和反思层（个人满足）入手，在人物形象性格的亲和度、用户情绪体察的细腻度方面寻求突破，最大限度的发挥产品的情感价值。用户在虚拟伴读情感陪伴过程中所形成的情感依附，将对用户黏性产生正向影响，更有利于知识的持续有效传播。

图书出版构建知识服务体系，需要以全景式思维，打造集成化的知识服务闭环。借助虚拟伴读，图书出版机构能够实现阅读场景的全线渗透与打通，将内容的生产、传播、消费与反馈聚合到同一平台。

虚拟伴读在大数据、知识图谱和自然语言理解能力的加持下，在用户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实时知识顾问的角色。基于既有的以及不断扩充的用户画像数据，虚拟伴读可以精准地判断和分析出用户的信息与知识需求，在对用户的理解接受能力、知识获取欲望、阅读行为偏好、时间分配规律、内容消费水平等信息进行综合评估测量的基础上，为用户量身定制学习规划，跨媒介整合学习资源和素材，自动生成精选书单与内容摘要，并为用户推送相关电子书、实体书或音视频课程的购买入口。同时，用户可以在虚拟伴读所营造的圈层化的知识场域中汲取知识养分，共享阅读感悟，形成基于社群的知识传播与价值共创。内容使用和消费过程中的用户需求与反馈信息又可以反向刺激内容生产，从而形成从内容生产、传播到消费全链路的良性循环。知识服务闭环不仅有效避免了用户分流，更有利于用户知识获取的结构化与精准化。

虚拟数字人有着先天的信息服务优势、超强的全链适用能力和成熟的行业案例参照，在图书出版领域具有广阔的想象与发展空间，虚拟作者、虚拟员工、虚拟偶像和虚拟伴读四种身份是虚拟数字人在图书出版产业链条中的创作、编辑、运营和服务环节的应用构想，未来将颠覆传统图书出版的生产与营运逻辑，以更加智能、高效的手段完成定制化内容的创作生产，以交互式、场景化的方式满足用户的多元知识诉求，从最大程度上激发产业内生动能，提升产业核心价值。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技术至上的倾向会让图书产品的人文价值受到数字逻辑的影响。只有对技术赋能保持理性期待，方能让其回归技术本质，最终建构人的主体性与技术的自主性相平衡的新型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