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出版概念自2003年提出，至今已走过近20个年头。多年来，主题出版一直是出版行业的中心工作之一，也是相关管理部门进行顶层设计和重点部署的领域。做强做优主题出版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业发展的首要任务。^[1]随着党和国家的导向更加清晰、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提升，主题出版理论与实践建设呈现出许多令人欣喜的现象，但仍存在若干问题。加强和优化主题出版管理，在于全面推动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提升主题出版的思想性、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和导向性，强化主题出版物内容选择、组织、传播的实效性和主题出版领域意识形态安全管理。出版作为一项意识形态工作，在体现国家意志、塑造和输出价值观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主题出版作为出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主题出版及其意识形态功能研究是应国家之需、民族之需和时代之需。笔者将主题出版的意识形态功能拆解为“解读”与“塑造”两个层面，探究主题出版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主题出版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就意识形态工作做出重要批示和深刻阐述，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明了方向。在长期的主题出版实践和理论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问题也始终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和出版社、作者、读者各方都持续关注的关键问题。但在主题出版领域内，何为意识形态，又是一个内涵复杂且外延动态构建的概念。同时，对于主题出版如何“解读”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研究者们进行了持续关注，并不断对其重要性进行阐释。

“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源自西方近代哲学家对社会意识与现实关系特别是与现实政治关系的分析研究^[2]，最早由特拉西（Distutt de Tracy）在其著作《意识形态的要素》中提出。但意识形态概念获得理论上的重大意义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确立了意识形态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并称之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思想观点。^[3]在马克思以后，意识形态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和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约翰·B.汤普森（John B. Thompson）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所表达的意义被用来为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服务。^[4]然而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界说，总的来看，本文将意识形态理解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为维护和发展其统治而建构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5]。

根据马克思意识形态的内涵，主题出版的意识形态是指在主题出版的政策导向、内容组织与阅读推广中必须体现国家和政府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这种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一方面来自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现状，体现的是国家与政府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通过主题出版政策制定、选题规范和内容组织等方式渗透于主题出版物之中，希望广大读者在主题出版物阅读过程中能够对这种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进行认识、认同与践行。

在我国的社会语境里，往往把意识形态等同于政治意识形态，但在主题出版中，意识形态的领域范畴要更为广泛。界定主题出版中的意识形态，需要对其外延有所规定，把握意识形态的总体性以及由此所区分的领域。借用学者陈锡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分类，在实践中，我们可以根据意识形态所反映的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矛盾和冲突关系的密切程度，区分程度不同的四个领域：政治生活领域、思想文化领域、日常生活领域以及国际交往领域。^[6]这一分类方式在主题出版的实践中也具有适用性，同时也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主题出版概念的界定和完善提供借鉴。

现有研究中专门针对主题出版“解读”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虽较少，但多位学者在相关研究中提及意识形态，并强调意识形态功能和属性在主题出版实践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郝振省等指出，主题出版必须为巩固我们的政治上层建筑而服务，必须无条件地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流思想文化；^[7]周蔚华认为，主题出版从根本上是围绕党和国家大局，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功能；^[8]谢清风指出，主题出版作为体现党和国家意志的出版类别，必然更被重视，更会成为落实意识形态责任、体现意识形态建设作为的重要路径和方式^[9]，等等。总体来看，学界从多个视角出发将主题出版“解读”主流意识形态总结为载体说、阵地说、功能说、组成说和路径说等多种基本论说（见表1）。可见，主题出版“解读”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是目前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显然已经成为主题出版研究中必须被提及的话题。

主题出版具有题材重大、导向鲜明、时效明显、社会效益显著等特点，在整个出版活动中，它最能体现党和国家的意志，体现出版工作的意识形态属性。^[15]主题出版活动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内涵，而意识形态的特质又支撑了主题出版物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意识形态渗透于主题出版活动中，主题出版物是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的载体和传播的工具，其内容、规模、多样性和时效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度、幅度和效度。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是主题出版活动开展的重要推动力，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上升为意识形态^[16]，引导着主题出版发展。读者接纳和阅读主题出版物的过程往往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强化与渗透的本质。

由此，笔者认为主题出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从本质上可以被看作是主题出版对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即主题出版在个体意识与社会之间起到的中介作用，并可借用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再生产”理论进行阐释。他将意识形态放到整个社会再生产的视域下，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简称ISAs）概念。他认为，社会再生产在根本上是通过国家机器得到保障，国家机器分为“强制性和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前者包括政府、行政机构、警察、法庭和监狱等等，它们通过暴力或强制方式发挥其功能；后者包括教育的、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传媒的、文化的等诸多方面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意识形态方式发挥作用。^[17]在这一理论下，意识形态不再是作为单纯的观念上层建筑而出现，开始具有了客观的物质支撑，在社会现实中成为一种真实存在：每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有其独特的国家部门或社会机构作为其存在的现实支撑；每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将在现实的物质实践中变为一种对象化的客观实践。^[18]

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作用的形式和机制是不同的，也一直在不断产生众多新兴的意识形态形式。主体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中最重要的因素^[17]，有如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承担着主体再生产的职能，是占据主导地位、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相应地，教材是教育的法定文本，在出版领域中则由教材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主导作用。教材作为知识制度化、合法化的文本，作为个体社会化进程的基本载体，再生产主流意识形态是其重要职能之一^[19]，其鲜明的意识形态功能早已被研究者所揭示。从这一角度出发，主题出版作为被单列的重要出版业态，以其独特的出版特征和地位，所形成的主题出版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以被视为教材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种有益补充，开展主题出版业务的出版社就是其存在的现实支撑。从功能向度上来看，主题出版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此时担纲了教育出版的职能，二者都反映并再生产了主流意识形态。

主题出版物的出版过程是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塑造”，将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主题出版物中的精神指向实现的。这一过程从实现方式上看，可以被简单划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显性的再生产，对应着主题出版概念的内涵部分，题材关注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有效配合党和国家不同时期的主题主线，这类主题一般每年都会由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管理部门进行预先部署，如中宣部近期发布的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选题方向包括突出“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聚焦主题主线，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营造良好氛围等六个方面。^[20]另一种则是隐性的再生产，对应着主题出版概念的外延部分，扩展到各个领域对主旋律的弘扬以及对核心价值观的宣传，题材上也从过去纪念性、叙述性、论证性文体为主，转向各种文体并行，如报告文学、小说、诗歌、儿童读物等^[21]，在传播手段上则通过融媒体、音视频或VR/AR等多样化方式触达读者，形成一种潜在的、无意识的流露，对读者的“召唤”，从而使读者在“无意识”中更容易接受和认可出版物真正传达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并得以践行。

《意识形态与课程》中阿普尔（Michael W. Apple）通过对意识形态、霸权、学校的选择性传统、课程、知识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分析，揭示了文化在学校课程里的再生产过程。其中，选择性传统（Selective Tradition）导致了某些价值和实践得到重视，而另一些价值和实践则被忽视、排除、淡化或重新解释。^[22]阿普尔的课程意识形态理论或许可以成为解开主题出版意识形态再生产机制的一把钥匙。与其相似的是，主题出版亦是通过作者、编辑和一定的选择性传统，对其中蕴含的特定主题或知识内容等进行选择、过滤和重新解释，人为地赋予某些主题或知识以“高位”。但不同于教材作为法定文本可以通过课程得以再生产，主题出版的再生产还需通过出版社和发行商的宣传和营销，被读者市场接纳、阅读，才能强有力地保证这种“高位”主题或知识被等值地塑造与延续。由此，笔者试图从政策、价值和意蕴三个层面入手，提出主题出版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路径。

国家和政府主体通过制定主题出版政策，规定主题出版建设需要体现怎样的思想价值体系，构成了主题出版意识形态的政策性存在方式。其中，首要的是针对主题出版门类制定专门的制度和规范，系统确立主题出版意识形态的建设方向和组织管理制度体系，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理念上，探索主题出版的顶层设计。自2013年，主题出版呈现一种趋势——从以出版业自下而上报选题的“基层探索”为主，逐渐强化为以国家管理层自上而下总体策划的“顶层设计”为核心。^[23]而这种顶层设计上的部署应随着主题出版的实践发展进一步深化，如以形成主题出版政策作为引导主题出版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对主题出版建设的基本理念、价值取向与内容途径等进行规定，深刻认识到主题出版与社会治理的紧密关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4]二是在标准上，完善主题出版的审查制度。即在对包含数字出版新形式在内的主题出版物的编纂、审查、出版、发行和选用上，区别于一般出版物，尤为注重对政治倾向、理论观点的把关，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规范准则。同时，通过发布主题出版物标准对主题出版的性质、理念、目标等进行规范，建立主题出版的内容评价机制，将意识形态要求摆在首位，并在评价机制和奖励政策上对真正的精品主题出版物进行鼓励。三是在管理上，建立主题出版的管理体制。如成立专门性的国家主题出版委员会、国家主题出版管理部门等，保障主题出版的意识形态特征，严格防范出现意识形态问题。对于出版企业而言，可成立专门的主题出版部门，重视主题出版编辑队伍建设，挖掘主题出版优秀作者资源，搭建主题出版编写人才库。

出版本身因其意识形态特性而带有政治性，而主题出版的政治特性尤为突出，它承载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引领和教育民众之责。^[25]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主题出版建设中强化政治性、强调意识形态再生产功能和属性，就可以不重视知识的科学性和完整性。相反，系统、规范的知识体系有助于更好地体现主题出版的意识形态特征和意图，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在主题出版实践中，政治性和知识性二者不可偏废，是相互融合的关系。选择什么知识、如何组织和使用知识进行权力干预，是实现意识形态再生产社会功能的重要议题：一是知识选择方面，强化权力主体的介入和预判。强化国家与政府等权力主体的介入，使其依据当前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对未来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预判进行知识选择，将有利于主题出版更好地体现国家与政府的思想价值体系。二是知识组织方面，注重呈现逻辑和排列结构。主题出版的知识组织是对主题出版物知识结构的程序性安排，主要表现为知识呈现逻辑及其排列结构。这一过程隐含着读者对知识获取的目标与过程，也渗透着意识形态再生产。三是知识话语方面，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效果。话语是特定情境中的言谈方式，不同的话语方式深植于不同的文化情境，体现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与价值信念。^[26]主题出版正是通过不同的知识话语来选择或指向某种特定的思想价值，使其内容隐含着“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意识形态问题。话语效果不佳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混淆、模糊、遮蔽主流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意图。

主题出版意识形态建设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在出版过程中不能因为迎合市场需求而忽视主流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也并不是游离在人们日常生活之外的，而是渗透在人们生活中，是社会生活再生产的一部分，反映着日常生活的思想体系，并转变为人们的生活方式。^[4]主题出版“上接天线，下接地气”的特征已经成为学界、业界共识，也就是意味着要在保证权威性、严肃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主动追求生动性、创造性。如同黑格尔（G. W. F. Hegel）所说，意蕴总是比直接呈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东西。^[27]意蕴是主题出版的意义、意指所在，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能直接呈现出来的，是由读者自身感悟到的。主题出版多在意蕴层面下功夫，提升主题出版主流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主要可以体现在内容形式的生动性和传播手段的生动性两方面：一是在内容上，切忌文字的堆砌和单纯的说教，而是要提出创造性的解释和表达并贴近读者生活实际，增强可读性和吸引力，才能真正鼓舞、感染并引导读者。正如中宣部在2021年发布的选题重点中，就直接鼓励“大家”写“小书”，强调针对不同受众群体的特点，推出深入浅出的分众化作品。在形式上，确保纸质主题出版物的文质兼美，在书名、封面设计等方面精心打磨，争取让读者“眼前一亮”。同时，进一步拓展主题出版产品形态，如App、数据库、有声读物、短视频甚至“剧本杀”等多元化的出版形式。二是在传播手段上，不断推动主题出版融合发展，才能不断提高主题出版的传播效果、提升主题出版的引导力度。^[28]我们要创新主题出版传播方式、整合营销渠道，针对不同类型的主题出版物建立读者画像，面向读者对象的动态需求实现个性化的精准传播，利用好融媒体、场景化的传播平台和工具，构建情境化的阅读场景，以主题阅读促进主题出版。此外，还要在出版公共服务中拓宽传播渠道，将主题出版融入当前全民阅读、农家书屋、知识普及等出版公共服务工程建设中，全方位提升主题出版的意识形态传播力。

即便主题出版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文化载体之一，具有天然的传播优势，但是它又不能完全决定意识形态功能的实施效果。主题出版的意识形态“解读”与“塑造”过程，是作者、编辑、读者和社会公众等的“共谋”，多方参与者在写作、编辑出版和阅读的过程中也会融入个体性或社会普遍性的意识形态，且受他们过去知识和经验的影响，导致这些意识形态不一定与主题出版的本意一致，甚至会导致内容和理解上的“异变”。为此，探究主题出版中的意识形态功能如何按照预设的轨道有效实施，提升自身主流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能力和水平，以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实现对主流意识形态“有效度的内化”，对于当今主题出版理论和实践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课题。“十四五”时期，探讨变革时代主题出版的意识形态功能问题，对于锚定我国建成出版强国的远景目标，彰显出版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的作用，无疑也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仍有待日后的进一步系统总结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