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利益相关体博弈的关键点，图书价格起伏关乎着整个出版产业链条的运转，关系着上下游各个环节直接利益的相互碰撞和协调。^[1]国家新闻出版署2021年12月发布《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加强出版物价格监督管理，推动图书价格立法，有效制止网上网下出版物销售恶性价格战，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我国出版业长期面对电商平台低折扣售书带来的市场失序问题，且一直在致力于寻求解决之道，该规划再次掀起图书售价的讨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对图书价格的主张分为商品派和文化派。商品派主张图书价格应任由“看不见的手”进行调控，文化派则主张应将图书作为文化产品进行价格保护。其中，日本存续100多年的图书转售价格维持制度始终处于争论之中，尤其是近年来数字出版的崛起对该制度形成了更大的挑战。该制度的存续因由和运行逻辑为我国图书定价的多元讨论和有序发展提供了一个思考视角。

日本图书定价制度又称转售价格维持制度。该制度规定出版社制定图书价格，经销商和书店既无权涨价也无权降价，采取统一价格进行售卖。这一制度始自1919年，至今已实行百年有余。该制度终结了日本图书价格的恶性竞争，保障了日本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但日本各界对于该制度一直存在诸多争议。

日本1953年修正《反垄断法》，规定图书不再适用于《反垄断法》，而是继续实行转售价格维持制度。这一立法行为在当时被认为存在三个理由：①商业惯例说，出版物的定价销售实行多年，再加上二手书市场亦能平抑物价，因此出版物并没有给消费者造成价格过高之感，消费者接受度较高；②弊端不明说，日本出版社较多且一般为中小规模，出版市场竞争激烈，因此对于转售价格维持制度的适应性较强；③文化关怀说，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多种类出版物的自由发行是维持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必然要求，且全国价格统一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文化均等化。^[2]

随后，由于经济迅猛发展带来的物价上涨以及经济低迷期持续停留在高位的零售价格，图书转售价格维持制度遭到了社会批判。因此，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于1977年开始调查图书出版业有关转售价格维持制度的交易状况，重新对该制度进行审视。此次调查的结果仍然是继续实行出版物的转售价格维持制度，但对其中具体的合约方式进行调整。^[3]1979年10月，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在《有关出版物交易公平化的指导》中对具体合约方式进行了修改，首先，对转售价格维持制度的实行对象进行修改，由最初的全部出版物修改为由出版社决定哪些出版物被纳入实行范畴；其次，对时限放宽，即出版社可根据情况将某些出版物从实行范围中剔除；再次，出版社要对实行商品进行明确标注。^[4]修改后的制度于1980年5月开始实施。

成立于1994年9月的日本转售问题研究委员会对出版业废除转售价格维持制度表现出积极态度，在1995年7月发表的中期报告中明确表示“图书是否能满足消费者功能上的需求仍需探讨，今后要在进一步了解实况的同时，从消费者利益出发对出版主体进行监督”。^[5]日本鹤田研究会又于1998年1月发表了名为《关于著作物豁免制度的处理》的最终报告，指出著作物豁免制度“从竞争政策的角度来看理应废除，但也要考虑到其与文化推广与传播方面的关联”。基于这份报告，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将是否豁免的决定推迟了3年^[6]，并于3年后的2001年发布《有关著作物转售制度的处理》，表示现阶段该制度仍存续。2004年，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长竹岛表示应取消豁免，但在2008年的著作物转售协议会中，该建议再次被搁置。^[2]

媒介技术的迭代带来了媒介环境的改变，2010年被视为日本数字出版元年，此后，日本数字出版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根据日本《电子书商业调查报告2021》，2020年日本电子书市场规模达4 821亿日元，较2019年增长28.6%。^[7]面对全新的媒介环境，转售价格维持制度的弊端也渐渐凸显。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阅读数字读物，导致传统图书日益滞销。经销商与出版社之间签订的订退货协议使经销商与书店的进退货行为并不会对其造成实际的经济损失。经销商在没有滞销压力的情况下，大量进货又退货，结果造成40%的图书废弃率，压力最后都转嫁到了出版社身上。此种背景下，图书价格僵化、流通系统固定化的弊端就不再适应数字化时代，也不符合重视效率的交易习惯。日本各界关于转售价格维持制度的废止与否以及电子图书定价是否应纳入转售价格维持制度范畴之内的讨论也愈演愈烈。世界各国针对电子书的定价政策多有调整，法德等国实行的转售价格维持制度将电子书也纳入实行范畴之中。但在日本，转售价格维持制度并不适用于电子书，自2010年亚马逊进入日本以来，日本的电子书销售和流媒体每月无限阅读等服务得到快速发展。日本亚马逊多次举办电子书的打折促销活动，如每日限定特价、周限定特价等，并采用返还会员积分的方式进行变相打折。亚马逊还推出了针对学生群体的优惠项目，即学生购书可享受10%的优惠。以亚马逊为首的大型销售平台，用降价促销的方式销售电子书，使长期受保护于转售价格维持制度的日本传统出版业饱受打击，而针对学生购书优惠的行为更是使图书转售价格维持制度形同虚设，因此遭到诸多出版主体的反对。^[3]

目前针对图书转售价格维持制度的争论仍在持续。支持方认为转售制度一旦废止，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图书价格的恶性竞争以及对文化普及与传承的损害。反对方则主要聚焦于转售制度系统僵化、有损效率的问题。无论如何，自1953年日本图书业的转售价格维持制度在法律层面上被确认后，尽管处于持续不断的争议之中，但始终没有被废止且保留至今。这说明该制度具有一定的存在合理性，也的确维护了日本出版市场的稳定。

日本图书转售价格维持制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社会各界的意见历经多次修正与完善，灵活的政策调整是日本图书转售价格维持制度确保生命力的重要保障。根据日本全国出版协会与出版科学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纸质出版物销售额为6 445亿日元，同比增长4.2%，其中，图书为3 686亿日元，同比增长4.8%。应该说，日本图书转售价格维持制度通过其独特性、经济性和文化性等运营逻辑，在维护市场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出版业始终主张从图书的独特性出发肯定转售价格维持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图书作为商品的独特性与其他商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不能将图书与其他商品一概而论。该理念主要体现于1994年9月日本图书出版协会、日本杂志协会、日本图书代理协会以及日本书店商业组合联合会四个组织向公平交易委员会提交的《关于8月8日听证会的补充说明及意见》，以及日本图书出版协会和日本杂志协会于1996年发表的《针对“论点公开”的意见——出版物转售制度所发挥的作用》一文中。该理念的主要论点有三：首先，图书等出版物是提升国民知识与文化的商品；其次，图书等出版物是以内容吸收为目的的；再次，图书等出版物的替代性极低。因此，日本图书出版协会认为，综合考察出版物的特殊商品属性，将图书等出版物的流通与其他商品置于同样的经济基础之上考虑明显欠妥。图书定价不只应考虑制作成本，同时还需将图书内容作为流通的重要因素考虑在内。

此外，图书作为商品的价值评价存在极大的个体差异，不同个体可能对同一本图书褒贬不一，无法形成统一的评价标准。图书出版的特点为出版书目多、图书内容和主题具有较强的特殊性，不易受到价格竞争的影响，但很难对某本图书的销量进行预测，因此书店在挑选图书进货时存在一定的风险。在某些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特定种类的图书可能会出现销量的激增或锐减。如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日本因小学停课，家庭教育用的教材﹑参考书﹑青少年读物的需求较往年提升了3～4倍。^[8]图书作为独特性的商品，转售价格维持制度能够极大限度地降低出版社与书店所要承担的滞销风险。

日本商圈位置的分散化导致众多小规模贩卖者的存在，因此逐渐形成了经销商作为中介的流通链条和委托销售制度。委托销售制度是指签订带有退货条件的购买合同，即购买方在一定时间内保留向供给者退货的权利，如书店有退货需求，则由经销商进一步将书店退给出版社的图书再次分配给其他书店。经销商从出版社手中拿到图书后按照需求向各书店进行配送；同时各书店如果要退货，也要经由经销商。经销商将图书按照种类进行整理，在出版社规定的时间退回到出版社的仓库中。退货合同的签订不仅可以增加出版社的出货量，同时对于书店来说也是降低销售风险的一种手段。^[9]

根据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公布的《出版指数年报2021年版》来看，2020年日本纸质出版物的销售额占据整个出版市场的75.7%，电子出版占据24.4%，可以看出纸质书刊仍然是日本出版业的主要收入来源。日本图书流通体系主要建立在转售价格维持制度以及委托销售制度的基础之上，该制度在维护日本图书市场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转售价格维持制度的存在，价格方面的控制严格限制了经销商的销售活动。日本出版业的流通过程由包括小学馆、集英社、讲谈社、新潮社和角川书店等在内的出版社，包括日本出版贩卖公司、东京出版贩卖公司在内的代表经销商以及独立书店（书店和便利店）等三者构成。^[2]日本主要书店包括纪伊国屋书店、丸善CHI控股公司和Village Vanguard连锁杂货店等。其中图书经销商的市场占有率为60%～80%不等。^[10]

图书作为转售商品，无论在大型书店还是在中小书店，都以同一价格（有例外）销售。虽然进货价格略有差异，但基本持平。图书的终端批发价格大多是定价的77%左右，出版社以定价67%～70%的价格向经销商供货，经销商收取8%～10%的差价，最终以77%左右的价格批发给书店。扣除退货部分的实际差价率只有6%左右，其中还包括2%的全国配送费。与此相对，德国大型经销商的差额率采用买断制，平均为12%，配送费用由书店负担。^[10]因此在日本，图书经销商的利润是非常低的。如今也出现了大型书店不通过经销商而直接同出版社进行交易的直销方式，但中小型书店如果不通过经销商很难获取通畅的进货渠道。而在英国、德国等国家，出版社与书店的交易以直销为主，经销商在其中只能起到补充或辅助作用。基于日本图书销售渠道的特殊结构，日本图书出版业形成了独特的经销方式，奠定了转售价格维持制度的基础。

日本经销商一般会根据出版社、书店的规模以及交易期限等设定不同的交易条件，这在提高收益以及根据出版社及书店的信用进行风险管理方面具有较高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因此日本出版界普遍认为，转售价格维持制度与委托销售制度的共同实行，在保持相对稳定价格的基础上，能够降低图书销售方，尤其是中小书店图书滞销的风险，加快图书的流通速度，确保书店与消费者的利益，具有较强的经济意义。

日本图书转售价格维持制度被视为日本国民均等地获取知识的制度保障。如果图书出版市场完全依赖“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则可能损害国民平等获取信息的权利。为了消除此种弊端，政府应制定文化政策或通过立法进行调节。^[11]

图书具有文化普及、保护与传承的作用。这种不可替代性正是图书不同于其他商品的文化特性，因此图书转售价格维持制度发挥着知识传播、教育教养等维持文化水准的社会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助力于日本的文化保护与传承。正是由于日本出版物转售价格制度的存在，才使得多种类多主题的图书得以发行以满足日本民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一旦这一制度被废除，普通民众获取图书将变得困难，且进一步对文化普及产生恶劣影响。同时，面对激烈的价格战，书店极有可能将进货目标锁定在漫画等畅销书上，导致学术类图书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图书难以出售。基于此，日本出版界在诸多场合反复强调图书的文化性，呼吁重视图书在文化传承与保护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要求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考虑这一特殊功能，给予图书出版业以定价制度层面的关照。

日本图书转售价格维持制度在饱受争议中存续至今，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其存在合理性。其嬗变历程与运行逻辑对我国图书价格的讨论与立法带来一些启示。

首先，我国图书价格立法应明确图书在文化层面的特殊属性和文化传承方面的巨大作用。日本出版业始终主张从图书的独特性出发肯定日本转售价格维持制度的合理性。图书既具有一般经济属性，又具有独特的社会和文化属性。因此，图书定价制度不仅属于经济范畴，还属于社会和文化发展范畴。我国图书价格立法不只需要考察图书的经济效益，更应站在文化发展的高度上进行思考，在承认图书文化性与独特性的基础上进行考量。

其次，我国图书价格立法应保障图书流通链条中多方主体的利益。图书价格是出版产业链条中各主体博弈的关键点，事关各方直接利益。日本出版业在转售价格维持制度与委托销售制度的基础上，在出版社、经销商、书店等主体间建立了稳定的流通体系。我国在图书价格立法时也可以通过设立委托销售制度来降低图书销售方的滞销风险，同时建立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以避免图书销售方随意退书带来的资源浪费等问题。

最后，我国图书价格立法应坚持可持续性与弹性相结合的原则。面对电子出版的崛起，日本出版业在继续实行转售价格维持制度的基础上，承认“限时折扣”和“会员卡积分返还”等弹性执行行为，有效应对了全新媒介环境的挑战。基于此，我国在推动图书价格立法的同时，也应根据国情与市场状况承认一定的弹性销售行为，保证市场活力。

国外图书定价制度具有不同的发展背景、历程、逻辑与效果，生搬硬套未必适应我国国情。我国出版业应立足自身的宏观环境、市场现状与发展路径，针对现阶段出版产业出现的各种图书价格问题，构建科学合理的、双效统一的图书定价制度，保障出版业的有序发展，实现文化强国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