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一词出自《史记·礼书》，是指恪守正道；“创新”一词出自《南史》，是指懂得变通、勇于开拓。守正与创新，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守正是创新的根基，只有守正才能固本强基；创新是守正的源泉，只有创新才能笃行致远。历史发展表明，守正创新是中华文脉绵延数千年不断、中国共产党铸造百年辉煌的成功之道。[1]
文化如斯，政党如斯，人才培养自然也不例外。在当今社会变革、文化交融、经济发展、科技进步背景下，人才培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为新时代我国出版人才培养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出版人才培养渐成研究热点，研究的主题从过往的中外比较、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习实训等转向新媒体、智媒、媒体融合、新时代、新文科、文化强国背景下的出版人才培养问题。研究议题的变化，充分反映了当下出版人才培养的新需求与新动向。探讨新时代的出版人才培养工作，可以有多维视角，本文拟从学科交叉融合视角谈谈出版人才培养的守正与创新之道。本文所讨论的出版人才培养仅限于高校的出版学教育，涵盖本硕博等各个层次，不包括其他出版人才培养方式。
1 学科交叉融合与人才培养变革
《学科分化与融合的历史》[3]一文（以下简称“聂文”）清晰地梳理了学科发展从综合到分化再到交叉融合的过程，即学科从原始社会朦胧的“浑然一体”（综合），经柏拉图学科分类思想影响，再经16—18世纪科学革命的影响，进而形成现代学科分类体系（分化），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学科交叉”或“跨学科”术语的出现与科学界、教育界等的广泛认同或接纳所带来的新一轮学科交叉融合（再综合）。从聂文对学科发展史的简要梳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学科发展到今天所处的历史阶段。
今天我们所说的学科交叉或学科交叉融合，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方科学界。192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伍德沃斯（R.S.Woodworth）首次提出Interdisciplinary（学科交叉或跨学科）这一概念。伍德沃斯对学科交叉或跨学科领域的理解是指超越一个已知学科的边界而进行的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研究领域。1937年，《新编韦氏大词典》和《牛津英语词典（增补本）》首次收入“学科交叉或跨学科”这一术语；20世纪50年代，这一术语已在社会科学界被普遍使用，20世纪60年代，这一术语被自然科学家、教育学家等广泛使用。[3]我们从学科发展实践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学科分化与学科交叉融合这两种趋势并存，成为现当代学科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
聂文还回顾了我国学科交叉或学科交叉融合的历史进程。20世纪50年代，一批新兴交叉学科如运筹学、技术经济学、科技史等相继创立，受到学界的重视。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关于工程控制论的研究，大大拓宽了控制论的研究领域。1985年4月，我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我国跨学科理论探索的一个高潮，一系列跨学科学的专业理论成果相继出版。如中国科学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冼鼎昌撰文《新世纪科学发展的特征：学科高度交叉融合》[4]，代表了科学界对新世纪学科交叉融合态势的认知。进入21世纪以来，学科交叉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和重视，不仅《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对此有专门部署，国务院学位办在学科设置、教育部在人才培养等方面也充分考虑到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影响。
以上是学科交叉或学科交叉融合的由来及其在我国的发展情况。那么，学科交叉或学科交叉融合对人才培养有什么样的影响？
众所周知，现代高等教育是建立在“分科立学”基础之上的，即按学科或按专业培养人才。“分科立学”也源于西方，我国近现代的高等教育从“经世之学”到“分科立学”，是受到西方影响而形成的。[5]近代以来，高校人才培养基本是按学科专业进行的，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培养目标、师资队伍、知识体系、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培养具有不同科学素养和技能的专门人才。
对照学科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高等教育的“分科立学”其实是与近代以来学科的“分化”一脉相承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学科的分分合合到了近代建构起了“分科立学”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客观地讲，近代以来“分科立学”的高等教育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方面，它契合了学科阶段性发展的内在规律，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履行了“使人成其为人”，实现了“人的完成”的教育使命[6]，培养了学科分化背景下的专业人才。
当然，在新一轮的学科综合阶段，“分科立学”的教育模式也逐渐暴露出弊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钱旭红曾指出，分科教育的弊端是“人为地对学科进行了划分，不利于学生采取更关联的视角来理解科学的整体意义，也局限了学生用多学科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能性”。[7]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对科学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8]显然，这类面向复杂问题的研究，不是单一学科或具有单一学科知识背景的人所能胜任的。因此，学科交叉融合就具有了时代的意义，“分科立学”的人才模式也就有了改革的必要。这正是今天我们探讨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人才培养问题的意义所在。
当学科交叉融合成为学科发展的主要特征时，当下以“分科立学”为主的高等教育该如何应对？学科交叉融合对出版人才培养又有什么影响？人才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因应之道自然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守正创新”应是正道之一。
2 出版人才培养的“守正”
如前文所述，守正的“正”，意指“正道”或“根基”，那么，出版学和出版教育的“正道”或“根基”是什么？在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为什么要“守”？又该如何“守”？关于出版学和出版教育的“正道”或“根基”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出版学的学科基础理论和出版教育的功能中去寻找答案。
首先，我们从出版学的学科基础理论来看，出版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出版学的“正道”或“根基”。出版学之所以能被称为学科，是因为它有着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的研究对象——出版现象。[9]出版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经济现象。作为出版学研究对象的出版现象，是一种建制化的社会活动，它是以产业化的方式实现社会文化建构之目的。出版的本质是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选择、传播与传承活动；出版的形式则是商务、是产业、是经济，它以价值让渡的方式向消费者提供出版产品或服务。基于这一认知，笔者将“以产业运作方式实现社会文化构建之目的”理解为出版学的“正道”或“根基”。事实上，出版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和“商务”这两个维度，出版学的学科知识体系也大致是围绕这两个维度而建构起来的。因此，将“以产业运作方式实现社会文化构建之目的”理解为出版学的“正道”或“根基”与当下出版学的研究不仅不矛盾，还可以很好地调和“文化”和“商务”之间的对立。
然后，我们从出版教育的功能来看，培养出版专门人才是出版教育的“正道”或“根基”。康德将教育的使命定义为“使人成其为人”，教育就是实现“人的完成”。在“分科立学”的教育背景下，任何学科专业的高等教育都是以培养专业化人才为目标的，出版教育自然也不例外。综观我国所有开设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高校，尽管有的加上了“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等装饰语，但几乎全部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中都有“出版专门人才”“高级出版人才”等相关表述。用康德的话说，出版教育应该是“使人（学生）成为出版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出版教育的“正道”或“根基”就是培养专业化的出版人，而不是其他。如果与前述的出版学的“正道”或“根基”结合，那出版教育的“正道”或“根基”就是培养“以产业运作方式实现社会文化构建之目的”的专业化出版人才。即使在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出版教育培养专业化出版人才的“正道”或“根基”也不应该动摇。
我们找到了出版学和出版教育的“正道”或“根基”，接下来要解决的是为什么要“守”以及要坚守的是什么的问题。关于为什么要“守”，我们可以从学科交叉融合的提速和“新文科”的推出这两个方面来理解。
学科交叉融合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科发展所呈现的一种显著特征。进入21世纪，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对经济社会变革影响的深入、所面临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人才竞争的日益加剧等因素，倒逼学科布局的变革与调整。在这一系列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学科交叉融合态势变得越来越激烈。在此背景下，“分科立学”的弊端或不足充分暴露出来，学科关系的重构在所难免。
近些年来我国的因应举措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育部在传统学科分类基础上，设立新的交叉学科，如微电子、智能科学与技术、区域国别学等；二是传统学科的“再造”，即一些学科微调学科内涵、丰富学科的方法体系和研究范式等。前者虽然动作比较大，却只涉及部分学科领域；后者虽然只是微调，却适合于大多数文科学科。“新文科”的推出，正是高等教育为因应学科交叉融合的高速发展在人才培养上所做出的一种反应。“新文科”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首先提出的，其主要指向是文科人才培养，而不是文科科研。“新文科”是基于现有传统文科的基础进行学科中各专业课程的重组，形成文理交叉，即把现代信息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学等课程中，让学生进行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实现知识扩展和创新思维的培养。[10]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所涉及的“新文科”建设内容也不过是发展理念、专业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重点领域分类推进、师资队伍建设、特色质量文化建设研究与实践等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11]在“新文科”建设中，我们一定要将“交叉学科”和“学科交叉”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交叉学科”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学科交叉”更多的是一种学科研究或人才培养范式，是由已有传统学科主导的一种新的学科思维，而不是一门新的学科。2020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相关专家探讨交叉学科的研究时强调，学科交叉不等于交叉学科，学科建立有其自身规律，需要知识分化融合并形成相对独立的人才培养体系。[12]
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面对学科交叉融合的提速，出版人才培养为什么要“守正”了，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捍卫出版学的学科独立性和自主性。学科独立性和自主性是学科的生命所系，这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铁律。如果因为学科交叉融合而丢失了出版学的学科独立性和自主性，那出版学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就偏离了“正道”、失去了“根基”。几乎所有学科面对这种变革时都有着同样忧虑。因此，我们强调“不能在学科融合中失去‘自我’”，“新文科”的融合一定要拿捏好“度”。[13]如果过度融合，就又回到了中国传统的“混沌之学”，也就违背了“新文科”的旨趣。更何况，出版学自身的学科社会认同尚存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旦过度强调交叉融合，失去“自我”将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坚守学科的“正道”或“根基”是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出版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正道”。
出版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所要坚守的就是培养“以产业运作方式实现社会文化构建之目的”的专业化出版人才这一“正道”或“根基”。在当下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出版高等教育中出现了一种新动向，即以交叉学科范式来建设出版学、培养出版人才，无原则地放大技术对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影响。笔者不赞同将出版学定义为交叉学科，始终坚持出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观点。[14]出版虽然对技术有一定程度的依赖，但出版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一种纯粹的社会文化经济现象，技术对出版现象的存在和发展有影响，但其影响更多只是形式上的，而非本质上的。因此，不管技术如何发展，出版人才培养仍然应该坚守文化这一“初心”，技术只是为文化服务的。
3 出版人才培养的“创新”
世间万物瞬息变幻，唯有“变”才是不变的真理。出版人才培养的“守”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守”是为创新奠定一个坚实的“根基”，为创新寻找一条“正道”。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出版人才培养的“变”或创新，虽然是多维度的，但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变”或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1）转变教育观念。转变教育观念主要是解决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出版人才培养的目标认知问题。当下我们要改变纯粹的“专才”教育，树立“通专并重”的出版人才培养理念，这是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出版人才培养“创新”的基础。“分科立学”时代，“专才”教育是共识。出版人才培养虽然也强调“厚基础、宽口径”，但其培养目标、知识结构和课程体系的设置却都是围绕培养出版“专才”这一教育理念来设定和组织的。树立“通专并重”的出版人才培养理念，是要在“坚守”培养“以产业运作方式实现社会文化构建之目的”的专业出版人才基础上，关照“博雅教育”和多学科教育。①我们要重视出版人才的人性教育，关注出版人才的眼光、识见、精神和情感的教育，而不是纯粹的出版学科知识的传授；②我们要弥合出版教育的文理“鸿沟”，基于新文科范式，培养文理复合型出版人才；③我们要关注数字技术在出版发展中的应用，培养知识与技能并重的新型出版人才。
（2）优化知识结构。知识结构大体涉及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学科的知识结构，二是人才的知识结构，两者是高度关联的。出版人才培养是以出版学科知识塑造专业化出版人才的一项系统性工程。所谓优化知识结构，主要是针对出版人才培养而言的。在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出版业的人才需求也有了新的变化，单一的出版学科知识满足不了以问题（如出版市场低俗化问题、阅读需求不足问题等）、工程（如对外出版工程、主题出版工程等）或战略（出版强国战略、融合出版战略等）为导向的出版发展需求。因此，基于出版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以重大出版问题、出版工程和出版战略为导向，从而优化出版人才的知识结构，是当下出版人才培养创新工作的关键。笔者认为，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出版人才的知识结构应该是以出版学科专门知识为核心，由思政、人文、经济、管理和技术等学科基础知识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当然，受培养单位的资源、学制、学时和课程设置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培养单位对出版人才知识体系的要求可以各有侧重。
（3）强化业务技能。出版学属于应用文科范畴，其人才培养必须满足出版行业发展的职业要求。毕业生的专业胜任力，应该成为衡量高校出版教育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胜任力”是哈佛大学戴维·麦克利兰（David·McClelland）教授基于专业人才选拔在1973年提出的一个人力资源管理范畴。高校基于“胜任力”培养人才、企业基于“胜任力”选拔人才，已成为发达国家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信条。当前，国内一些出版企业对出版专业毕业生“不感冒”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毕业生的“胜任力”不足。国内一些高校出版学专业，有出版实践经验的师资不足、理论教学与出版实践脱节、实习实训环节缺失，毕业生胜任出版业务工作的能力严重不足。出版人才培养创新，应该围绕专业胜任力的提升，不断强化面向重大出版问题、出版工程和出版战略需求的出版业务技能的培养。毕业生业务技能的强化，主要应突出如下几个方面：①对出版制度和政策的理解和领悟能力；②对出版流程的驾驭和掌控能力；③对出版市场的营销管理能力；④对出版技术的应用能力。
（4）转变培养方式。培养方式决定人才培养效果，传统的出版人才培养方式主要以“学院制”为主，专任教师以课程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学生仅在本专业范围内接受单一的专业训练。“学院制”是建立在“分科立学”基础之上的，与当下的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态势相悖。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高校为适应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需要，开始尝试“书院制”人才培养方式。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七所高校发起成立亚太高校书院联盟[15]，开启了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人才培养的新范式。笔者认为，“书院制”应该成为出版人才培养的新范式，以满足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对出版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与此同时，“政产学研用”的协同配合也应该成为出版人才培养的有益补充，比如，在中宣部出版局主导下推出的出版“学科共建”机制就是很好的尝试。
4 结语
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的出版人才培养是一个困难的研究议题，需要教育专家和出版学者的共同研究，单一的出版学视角未必能找到科学的答案。笔者的上述思考，更多的是基于出版学科视角，期待有教育学专家能够关注这一议题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