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底，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学科体系”。[1]这是党和政府从国家层面第一次在出版学学科建设方面明确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学科体系”的要求。从1952年出版总署第一次提出在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开办新闻编辑出版系到今天，经历了70年的曲折历程，经过不懈努力，出版学学科建设终于有了新的突破。当前，如何围绕人才培养来构建出版学学科体系已经成为出版学关注的热点问题，笔者就此谈谈个人浅见。
1 出版学学科建设的目的——明确“为谁培养人”是出版学学科建设的首要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2]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对出版学学科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个人理解，在这三个问题中，明确“为谁培养人”又决定了“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它既是出版学的根本问题，也是出版学学科建设的首要目标。
我党历来重视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2021年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3]这里既指出了为谁培养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也指明了培养什么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还提出了怎样培养人（“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对于出版业而言，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发布的历次重要出版文件都将明确“为谁培养人”作为人才建设的首要目标，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述，但基本思想却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首先要培养和提高出版从业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坚持“革命化”，坚持“又红又专”。
将明确“为谁培养人”作为首要目标，实际上是哲学上的价值与事实两分法在人才培养中的反映。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既要从事实出发，坚持研究中的客观性、科学性，同时又需要根据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价值判断，对其研究对象的效用进行评判，社会科学领域要摒弃“价值中立”的错误倾向。改革开放前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过分强调价值判断而忽视科学研究及人才培养的客观性、科学性，只重视所谓的“红”或“革命化”，忽视专业性，把专业性人才说成走“白专道路”，把那些真正的专业技术人才说成“反动学术权威”，从而一度使我国的科学研究及人才培养走上了歧途，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改革开放后有一段时间，我们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学科建设中过分强调其“专业性”，忽视了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价值性，其结果必然导致过分重视专业技能的培养，过分重视如何培养人，而忽视了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有学者甚至发表文章主张不仅社会科学研究需要坚持“价值中立”，社会科学中的人才培养包括教学领域都要坚持“价值中立”，有学者甚至将它提升到学术从业者道德准则的高度。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加上传播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转企改制后出版单位经营压力的增大，在理论研究和教学领域，弥漫着“技术至上”“经营优先”乃至“娱乐至死”等思想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出版学学科建设中，则是过分强调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忽视了出版的核心价值——为谁出版以及用什么尺度进行出版的问题，似乎如果不掌握新的出版技术或如果不懂经营就不配做出版研究或教学工作。这种思想倾向在出版实践领域则走得更远。由于我们一度忽视了对学生出版价值观的教育或者缺乏对他们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导致在出版实践领域一度出现如果不能赚钱或者不能策划出畅销书就不配做出版人的潮流。近年来，我国出版界出版了一些低俗出版物，有的甚至是文化垃圾（比如《平安经》），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些出版物的出版单位不是不懂出版技术或者不会进行出版经营，而是忽视了出版的本质及其社会价值，忽视了出版是按照社会规制对个性化作品能否进行社会化传播进行选择、判断、把关和优化的过程，这种重视“术”而忽视“道”的现象其实是丢掉了出版的“灵魂”。如果出版教育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出版业就有可能拜倒在技术的“石榴裙”下，把技术变成异己的力量，成了单向度的人；出版业也有可能变成金钱或资本的奴隶，为了经济利益而向“三俗”低头。这两种状况在当代中外出版业中都屡见不鲜，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因此，明确“为谁培养人”或者出版学学科培养出来的未来出版人价值导向如何，是我们在出版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中需要关注的首要问题。出版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要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取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价值取向等作为人才培养的首要目标。
2 出版学学科建设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中国特色出版学的核心内容
（1）关于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把出版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宣传自己主张的坚强武器，强调出版是党的宣传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出版物作为商品，通过面向市场而不断发展壮大，在这个过程中，出版业同时也具有了产业功能，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出版的产业属性得到了理论和实践界的广泛认可。然而，出版的基本功能首先是教化育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出版就其本质属性而言是其意识形态属性，出版的产业属性是从属性的，是随着商品或市场经济发展衍生而来的。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决定了出版发展的重点和方向，出版业虽然具有产业属性，但如果过分强调其产业性，盲目追求产值、规模、利润等经济指标就会将出版引向歧途。这些年来，我国出版业所进行的转企改制、资本运营、公开上市等做强做大的行为，其根本目的是巩固党的意识形态阵地，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高质量信息、知识产品的服务需求，更好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而绝不能为了所谓做强做大而放弃意识形态阵地。
（2）关于出版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出版的党性原则，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出版物的党性原则，指出党的出版物是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出版“应该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要坚决执行党的纲领、党的章程、党的策略决议和“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成为社会主义巨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7]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媒体（包括出版）的党性原则，系统地提出了党性原则的几个主要内容：一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二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三是要坚持党媒姓党，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做到爱党、护党、为党。出版的人民性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我党的领导人始终一贯的主张。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观点，他反复强调，媒体（包括出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取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牢记党的初心，将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8]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出版管理部门发布的出版文件反复强调出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笔者认为，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从初心上来看，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本身就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②从目标上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项伟大使命和奋斗目标，这项使命包含了为国家谋富强和为人民谋幸福两大任务，为人民谋幸福这一使命就把党性和人民性内在地统一起来了；③从现实党的执政性质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变成了执政党，成了全国人民的领导力量，但党的执政地位是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也是党性与人民性统一的重要标志。在出版学科建设中必须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统一，既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将这个道理讲深、讲透，并把它转化为理论和学科建设的自觉行动。
（3）关于出版自由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在一段时间内，出版自由似乎是个敏感话题，出版理论研究和教学中很少涉及。马克思主义历来对出版自由高度重视，同时对出版自由有着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借用并扬弃了出版自由这一思想武器，给它赋予了新的内涵。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出版自由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中所形成的思想武器，在近代启蒙思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出版自由观批判地吸收了从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时期到当代的社会责任理论，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出版自由观。马克思认为，出版自由既是工人运动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人民的权利”；[9]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出版自由是虚伪的、自相矛盾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版自由是资本的特权、资本的自由，而无产阶级是无法获得出版自由的机会的，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新闻审查制度往往把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加以无情的扼杀，因此，出版自由是有阶级性的，它本质上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服务于它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服务于它所从属的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出版自由不是为所欲为，它是有界限的，这就要求出版自由一方面必须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在行使个人自由权利的时候不能以牺牲他人的自由为前提，而应该将他人看作实现个人自由的条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把出版自由与出版社会责任、个人自由与人的全面发展内在地统一起来了。
（4）关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这个问题是贯穿出版理论和实践始终的基础性问题，鲜明地体现了出版的本质要求。出版的本质是出版主体如何处理精神产品（作品）的个性化生产和社会化传播之间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能否社会化、如何社会化、社会化的效果如何等判断的标准，是能否符合公众利益。如果个性化的生产主体和公共利益相一致，达到生产者的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相统一，这是最佳结果，是必须加以鼓励的；如果个性化的生产主体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了个体利益，即私人成本大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正的外部性，那么社会就要通过某种方式对其进行物质或精神上的弥补，这也达到两者的一致性；可如果生产主体为了个体利益而牺牲了公共利益，也就是私人收益大于公共收益，私人成本小于公共成本，社会为了这个生产主体付出了额外的代价，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负的外部性，这样的精神生产就不能让它社会化，生产主体就必须做好把关工作，坚守出版的社会责任。如果生产主体对于这样的精神产品没有起到把关作用，让它流入社会，给社会带来负的外部性，就必须对这样的生产主体给予处罚，以弥补社会由于该生产主体没有履行好职责而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从这几种情况来看，生产主体坚持社会公共利益优先是前提，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此前提下达到两个利益的统一，如果两个利益发生冲突，损害了公共利益，这样的个性化产品就不能允许其社会化。出版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都必须遵照社会化规制要求，把社会公共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加以判断，将其作为能否将个体性精神产品社会化、如何社会化、社会化效果如何等的判断依据，要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5）关于技术赋能与技术向善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如何正确看待科学技术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把它看作革命的力量，看成人的肢体的延伸，看成推动生产力变革的最重要因素或“第一生产力”。马克思主义同时认为，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生产关系，科学技术如果运用不当，会导致其异化。马克思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11]科学技术的这种两面性或者“双刃剑”性质在出版业同样存在，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有清晰的认识。出版业是与技术具有高度关联的行业，每次出版业的大变革、出版形态的大变化都是由于技术的大进步而引起的，每一次技术变革都给出版赋予了巨大的能量，技术进步一直是出版发展的动力之源。新一轮科技革命给出版业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移动互联、AR/VR/MR、元宇宙等技术在出版领域被广泛运用，促进了出版与其他媒介的深度融合，极大扩展了出版边界，增强了出版的表现力和吸引力，提升了出版的传播力。然而，这些新技术如果不被加以正确引导，不仅不是社会的福音反而会给社会带来危害，比如，青少年陷入网瘾而无法自拔，导致他们学业荒废、身心健康受损、社会适应性差等；再比如，一些短视频内容低俗拜金，除了内容发送者的素质有待提升，更主要的是视频技术发展导致监管难度增大。因此，技术越发达，人们对技术使用者的要求就越高；技术赋能越强大，人们对技术向善的要求就越强烈。我们在数字出版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技术赋能与技术向善的关系。
（6）关于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其创立过程中就批判地继承了从古希腊到近代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人力图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鲜明地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2]出版作为文化传承的最主要载体，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功不可没。但文化传承如果离开了发展现实、离开了创新，不仅文化自身失去活力，而且会变成僵化的教条，成为束缚社会发展的障碍。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通”。[13]出版业在文化传播中承担着将最新思想、理念、知识以及科技成果传播给社会的重要职责，在文化创新方面同样功不可没。出版学研究一方面要总结出版业在文化传承及文化创新中的作用和功能，同时出版学科本身也有一个传承中国优秀出版文化（包括传统优秀出版文化、近代优秀出版文化、中国共产党红色出版文化以及当代先进出版文化等）和出版理论创新的问题，通过出版理论的创新推动出版业的发展与进步，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7）关于文明互鉴与国家主体性的关系。如果说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关系是一种历史的、纵向的、时间上的关系，那么文明互鉴及国家自主性体现的就是一种横向的、空间上的关系。文明只有在不断地交流、沟通、比较、对照、互鉴中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性。中国共产党人是善于学习、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立者们无不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成长历程中，关于解决如何处理文明互鉴与自主性关系的问题，既有毛泽东等一代又一代领导人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惨痛的教训，比如丧失了自主性、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外来的文化不加选择地照搬照抄等，这些导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走了一些弯路。在出版学学科体系建设中，这个问题同样不可忽视，我们要注重研究西方出版学的研究成果并对其合理的成分进行批判性地借鉴和吸收，同时更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出版环境、出版制度、出版流程、出版话语体系等与西方国家有根本差异，照抄照搬他们那一套出版话语、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是注定无法建立起中国自主的出版学知识体系的。在出版学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要吸收西方出版理论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要充分吸收和借鉴他们关于出版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但更主要的是要扎根中国出版实践的沃土，产生中国自主的出版学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国际上本来就没有成形的出版学学科体系，这虽然给我们构建出版学增加了困难，但也给了中国出版学界发挥主动性、施展创造性，构建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空间。对于出版而言，国家主体性还涉及文化自信和文化安全的问题，我们只有建立起自主的出版学知识体系，才能建立起文化自信并对文化安全高度关注，使出版成为国家民族文化的防火墙，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此外，在文明交流、交往、沟通过程中，总体上还处于西强我弱的境地，在对外传播中存在有理说不出、有理无处说、说了无人听等窘境，这就需要我们在出版人才培养中加强对国际出版市场相关内容的教育，培养学生具有世界眼光，能够分析国际读者对出版物需求及阅读偏好，从而提高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针对性，扩大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能够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和全面的中国。
3 出版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本体——出版学学科建设必须面向出版产业实践
出版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涉及出版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与出版业发展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既关乎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更关乎出版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出版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实际上涉及出版理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是出版学的本体论问题。
古今中外，各种理论和学科无不是建立在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归纳和综合的结果之上，同时它们也在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修正和完善，反之，这些理论成果或者学科总结的范畴、结论、原理和规律等要回到实践中加以检验，实践既是理论的出发点、源泉，也是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同时还是理论研究的目的。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实践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之一。就出版而言，我国出版实践已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形成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但相对而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出版理论研究远远滞后，一直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出版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版理论界开始对出版实践认真加以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出版基本概念、范畴、原则及分析框架，总结了一些规律性认识，出版学逐步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并得到国家、学界和社会的认可，被列入相关学科目录，但这仅仅是第一步，而且不是最重要的一步。一种理论是否能够站得住，这个学科是否具有社会价值，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能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是否能够被应用到实践中去并对实践起到指导作用。
出版学理论体系以及出版学学科体系当然有自身的学科逻辑，作为一门学科需要建立符合学科一般性规律或学术范式的内在理论体系或者学术体系。但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4]出版理论不是空中楼阁，它来源于实践，是人们对长期出版实践的总结并随着出版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出版的一些基本概念、流程、原则、方法等都是从出版实践中总结的结果，出版学所总结的这些认识是否正确还需要回到实践中加以检验。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及技术的进步，出版实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出版理论界要不断根据这种实践变化而对原有概念、范畴、理论等加以修正、完善，甚至进行颠覆性重构，对出版实践的未来发展做出科学判断和预测，而这些理论总结或者研究成果是否正确，还要回到出版实践中加以检验。可以说，如果离开出版实践，离开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不能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出版理论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样的理论必然没有生命力，最终会走向枯竭。
我们对出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加以认识，但其具体如何结合即二者结合的过程却有很大的差异。就宏观层面而言，出版理论要密切关注出版实践，及时总结出版实践中的经验，及时发现出版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困惑，发挥理论“批判的武器”的作用，将经验层面上升到规律层面，并发挥理论的抽象性、系统性、普遍性、预见性等优势，为解决出版实践中的问题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使之变成“武器的批判”。在这个过程中，出版理论也得到提升，其价值也获得更加充分的体现。这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其目的是将出版理论加以提升。就微观层面而言，高校出版人才培养同样要遵循理论联系实践的人才培养模式，但其具体过程与宏观结合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学生们在课堂上获得了一定的出版理论知识，但要对这些出版理论能有更为深刻的认识，还需要让学生有接触出版实践的机会。“实践出真知”，学生通过出版实践一方面对出版业有了深切的体验，另一方面又对所学的出版理论进行了再认识、再检验，在这个过程中加深和扩展了所学的理论，其最终目的是让学生为将来的出版实践进行扎实的知识储备，以便更好更快地适应将来出版实际工作的需要。如果单从某一个过程而言，似乎与我们平时所习惯了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过程有很大的不同，但如果我们将教与学、理论与实践综合起来看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就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仍然是一个实践—认识—实践—认识—实践……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出版理论及人才培养的源泉在出版实践，通过上升到理论，成为出版研究及人才培养的养料，再经过一系列实践检验，使师生的出版理论加以提升，再通过出版理论指导实践或者通过学生未来参与出版实践，最终又回到实践中去，这样的每一次螺旋式的旋转，不是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上升过程，从而推动了出版理论和出版实践再上新的台阶。
在以往的出版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的确存在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一方面，很多出版理论研究者对出版中的问题并没有深切的认识，仅仅根据媒体或各种材料中的现象去“分析”和“解决”问题，或者根据国外的某些理论、模型、方法植入过来，解释出版问题，指点出版“江山”，其结果必然是要么纸上谈兵、要么隔靴搔痒，无法让人感受到“理论的力量”；另一方面，很多出版从业者整日忙于日常烦琐的事务中，无法及时吸纳出版学术前沿的营养，所发表的文章，就事论事、经验总结居多，将之进一步提升到理论层面的文章少而又少，对学科建设帮助不大。这两种状况不改变，出版学学科建设就难以获得根本突破。当前，出版学学科建设和发展获得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而出版实践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出版业遇到了很多困惑和现实问题，更需要两者密切协作、优势互补，在共同推动出版学学科建设方面找到新的合作机遇和发展空间，反过来为解决出版实际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4 出版学学科建设的共性与个性——依托自身优势办出专业特色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将矛盾的共性和个性或者说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看作矛盾问题的精髓，并进一步指出，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就是不懂辩证法。毛泽东还将运用矛盾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解决问题的方法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看作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看作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正确处理出版学学科建设中的共性和个性的矛盾也是解决出版学学科建设问题的精髓。这里有3组共性和个性关系需要我们加以正确处理：
（1）出版学与其他学科的共性与个性关系。出版学作为一门哲学社会科学，必然具有一般学科的共性，有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学科边界、范畴体系、学科范式、学科建制、科学制度、科学规范、学科共同体以及学科研究方法等，这是任何一个学科都必须遵循的学科一般原则和规律，如果不具备这些共性，它就不能称得起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出版学作为一门学科，它首先又必须具有学科自身的特点，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内在逻辑。出版学要研究出版的一般规律，比如出版对象（即作品）的个性化生产（个性）与社会化传播（共性）的矛盾，从而涉及出版选择、把关及编辑优化问题；出版学要研究出版的内在流程的一般特点及其规律，从而涉及根据技术的变化进行出版流程再造及优化管理的问题；出版学要研究社会规制及其在出版管理中的运用，从而涉及出版法规与伦理以及出版宏观微观管理问题；出版学要研究如何将出版产品实现最大效益问题，从而涉及出版经营问题及如何运用最新的传播技术使其最大范围的传播问题；出版学要研究出版的内外部环境或者出版场域问题，从而要对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政策环境、技术变革等进行研究分析。
（2）出版学科的国际性与中国特色的共性与个性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谈到中国式现代化时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5]这一原则对于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也是适用的。出版学同样既有国际出版学科的共性，又有鲜明地中国特色。也就是说，作为一门学科，出版学还要按照学科的内在逻辑将概念、范畴、关系、连接、边界、方法、逻辑结构等用一套自洽的学科叙事框架表达出来，这些无论对于任何社会环境下的任何出版学科都是适用的。然而，出版学是具有很强意识形态性质的学科，与不同国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尤其是社会制度有着深度关联，因此，各个国家的出版学对出版基本范畴、出版流程、宏观和微观管理制度、出版内外部环境、经营理念等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又有很大差异。中国出版学根植于中国出版的土壤，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制度、管理规范和伦理要求，有自己的出版价值理念和效果评价体系等，因此，我们在出版人才培养中，必须保持和坚守中国特色，形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特色出版学及其人才培养体系。
（3）出版学学科人才培养具体模式的共性和个性关系。出版学学科建设必须有一些基础性的课程，这些课程构成了出版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必须掌握的内容，比如出版学、编辑学、出版物营销学、出版管理学、出版美学、中外出版史、出版法规与出版伦理、数字出版学、出版研究方法等，这些课程内容是作为一个出版专业的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这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共性。但每个学校的背景、品牌、学科优势、培养学生的重点又各不相同，不能整齐划一地采取“一刀切”的办法，采取一种培养模式，各个学校应该发挥自身的特长、品牌和学科优势，在出版学学科建设的某些领域发挥优势，比如，依托文学背景下的出版学学科可以侧重于培养学生编辑方面的技能，使其在内容规范及审核把关方面发挥优势；依托经济管理背景下的出版学学科可以发挥出版经济、出版产业、出版管理方面的优势，在出版经营管理方面发挥优势；依托技术特别是计算技术、信息技术背景的出版学学科可以发挥数字出版新的出版技术应用方面的优势；依托外语相关学科建立起来的出版学学科可以在出版国际化尤其是国际版权贸易、国际合作、出版“走出去”等方面发挥优势。这些又体现了出版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的个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包含着个性，是对个性的升华，从而使出版学成为统一的出版学整体；个性又体现、丰富着共性，将共性具体化、多样化并加以深化，使出版学各具特色。在这种共性与个性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中，出版学及出版人才培养在不断进步和发展。在这方面，国内外都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可供我们借鉴。国外高校比如美国爱默生学院出版专业课程设计侧重于写作、编辑与出版实务等方面的内容；美国拜欧拉大学则侧重于与出版产业相关的课程教学，开设了超过10门与产业和经营相关的课程；美国阿肯色州立大学则侧重于印刷技术与管理，开设数字出版概论、出版物管理、出版物评估、平面媒体传播概论、数字画面制作与设计、图像转换教程、制版技术概论、数字印刷导论、平版印刷技术、凸版印刷技术、数字传播革新、视觉传播管理、口头传播、多媒体技术、电子商务等课程；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出版学侧重于多媒体出版，开设了新媒体透视、多媒体导论、新媒体图像设计、新媒体印刷术、新媒体图像制作、图像成像原理、多媒体出版、跨媒体出版、新媒体编程导论、新媒体选择、新媒体编程、印刷原理、印刷媒介融合、数据分析教程等课程。国内高校比如武汉大学出版学除了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外以发行和经营管理见长；北京印刷学院除了出版学基础理论外以印刷与包装技术、设计艺术见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则致力于将科技传播与出版结合形成特色。这样的典型案例还有很多。因此，在遵守出版学一般规律的基础上，依托各个学校的自身优势办出出版学的特色，将是未来我国出版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一条可行路径。
5 结语
出版学学科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坚守出版理论目的论（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灵魂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本体论（实践与理论）和矛盾论（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充分借鉴其他学科及国外出版学学科建设的经验，按照教育部提倡的新文科的学科建设理念，打通政、产、学、研、技之间的界限，打通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技术学科之间的固定边界，扎实推进出版学学科体系建设，培养适合新时代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合格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