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威海）召开，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作了题为《积势蓄势谋势　识变应变求变　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的主题报告，提出要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应用型复合型文科人才，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同年12月，教育部发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交叉学科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陆续推出的学科设置新政策代表着党和国家对当下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视和期望。学科交叉融合发展，不仅有助于增强不同学科领域间的交流合作，也为各门类的人才培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鉴于此，我国出版人才培养应当把握学科交叉融合所产生的历史性机遇，重新梳理发展现状并审视不足，有针对性地总结出既符合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内部规律，又不失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与方法，为文化强国和出版强国战略目标添砖加瓦。

在出版学科发展的历程中，出版人才的培养始终是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革命志士便开始自发印刷各类进步读物，创办《向导》《劳动界》等刊物和“闽西列宁书局”等机构^[1]，由地下工作者和进步工人一同印刷革命传单与书报，在各种封锁之下宣传马克思主义，鼓舞和唤醒广大群众。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各级各类出版机构和国统区的各类地下书店及出版机构在对敌斗争中摸索出灵活的“编、印、发”模式，投身革命出版的人才队伍日益壮大。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人才培养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科学化发展之路。1950年，全国新华书店总店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开办新中国首个出版发行培训班，培养社会主义出版发行人才。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开设书籍装帧设计本科专业。同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开设出版专业。1958年，文化部创办文化学院并开设印刷工艺系，1960年招收第一届本科生，后旋即停招，该专业并入中央工艺美院。^[2] 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在中央工艺美院印刷工艺系基础上组建全国第一个出版印刷类高等院校——北京印刷学院。1983年，武汉大学开设第一个全国图书发行专业。1984年，胡乔木致信教育部，由此，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编辑出版专业开办；此后，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也相继开设此类专业。1993年，国家教委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正式将“050110编辑学”列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同时将“编辑学”列入国家高等教育的本科招生目录。^[3] 1998年，教育部对《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做出进一步调整，将“编辑学”“出版发行学”“印刷技术”等已开设的与出版相关的专业统一定名为“编辑出版学”^[4]，作为隶属于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编辑出版本科专业建设点67个（含新增备案），数字出版本科专业建设点22个（含新增备案），每年培养5 000多名出版专业本科生。在研究生教育方面，2010年，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获批，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4所高校成为首批获得出版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的培养单位；截至2022年，全国共有34所高校获批招收出版专业硕士，后有3所停招，实际运行31所。与此同时，部分高校还依托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信息管理学和图书情报学等一级学科，招收出版学相关方向的博士生，每年30人左右。

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学科的人才培养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持续为祖国的文化建设输送人才，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培养的一批大学生，目前已是各自工作岗位上的核心领导和业务骨干。但从长远来看，出版学科的人才培养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与困难。

（1）出版专业的学科归属混乱，现有的出版专业招生和培养归属的学院和学科五花八门。比如，以浙江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校将出版专业设置在文学院，归属“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以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为代表的一批高校将出版专业设置在信息管理学院，归属“图情档”一级学科；以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安徽大学等为代表的高校将出版专业设置在新闻传播学院，归属“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此外，还有将出版学科设置在出版集团的。由于各高校出版专业从属于不同的一级学科和学院，培养方案、师资构成和学习重点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将出版专业设在文学院的高校，多开设中国古代文学史、文学理论、古代汉语等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将出版专业设在新闻传播学院的高校，则以新闻传播学的基础课程为主，附加一点编辑学、发行学、计算机排版等课程内容，与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区分度不明显。目前我国出版专业建设的领军高校是武汉大学，设有编辑出版和数字出版两个方向，学生除了要完成编辑出版基础课程外，还需完成数字资产管理、网络受众分析和信息系统设计与应用等课程。^[5]

（2）专业培养方案与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①随着科技不断发展，无论是大数据和互联网传媒等新兴行业，还是传统的报业和出版业都有很大的出版人才缺口。与此同时，行业对人才队伍的质量要求也在提高，传统的文字编辑难以驾驭实际工作中面临的新挑战，复合型出版人才是当下和未来人才培养的重点。但我国高校出版专业的培养方案大多仍沿用十几年前的课程设置，以编辑学概论、编辑实务、中外出版史和出版法规概论等传统出版课程为主，内容一成不变，而与数字出版、新媒体营销相关的新课程所占比重不大。②近年来，我国出版“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一系列“走出去”的举措亟须拥有国际视野和良好外语沟通能力的专业人才，而过去往往忽视了对出版专业学生外语能力的要求和培养。③学生普遍重理论知识的学习而轻相关技能实践，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学校设置的实践活动还有许多有待改进优化之处。由于知识和技能未能及时更新，难以领先甚至跟上出版业发展的脚步，毕业生在求职应聘过程中，其竞争力往往不如计算机专业或其他专业的毕业生。以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的招聘公告为例，在图书编辑岗位类的招聘中，数学类、电子类和法学类都要求相近专业的毕业生^[6]，说明出版业界侧重于专业对口，而对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有排斥。这里虽有误解的成分，但是也反映出出版专业教育需要提升水平。

（3）出版学科的高端人才严重不足。出版高等教育作为出版人才培养的第一梯队，需要配备大量本专业出身、素质过硬的高水平一线教师。然而，由于出版学科此前未能独立招收博士研究生，其在高校中的师资力量主要来源于中国语言文学和新闻传播学两个一级学科毕业的出版方向博士，目前直接招收出版专业相关方向博士的院校仅有10所，而受招生名额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实际招收及毕业的博士人数很少，这就导致出版专业科班出身的专业师资力量很少，有的院校甚至没有出版专业出身的教师，而由其他近似方向的老师兼任主要的课程教学工作。据统计，出版专业教师的平均年龄还偏大，有的院校出版专业由于师资紧张，师生比例甚至高达1∶35，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出版专业教师缺乏的现状。^[7]由于专业师资力量匮乏，年轻教师储备不足，导致出版科研产出低、话语权小，进而使许多学校的出版专业面临“边缘化”窘境。从长远来看，这些情况还将继续影响师资后备队伍的建设。业界出版高端人才稀缺的现象更为明显，截至2021年，我国现有的580多家出版社中具有博士学历的工作人员比例不足2%，高层次出版人才严重匮乏是传统出版行业转型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使在新兴数字出版领域中博士学历从业者也不足10%。^[8]相较于其他以科技和创新为生产驱动力的行业，出版界的高精尖人才可谓是少之又少，而一个行业想取得健康、持续性发展，特别是还要完成转型升级的时代使命，需要大量高层次人才的投身与推动。

出版硕士专业学位设立之初，教育部提出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才兼备，掌握出版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能够综合运用多学科专业知识解决出版业实际问题，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出版业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9]，这个要求在今天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依旧适用。作为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出版学科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才能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持续贡献自己的力量？笔者认为，学界与业界需携手向前、共同努力来寻找答案。出版学科独特的学科建设优势，就是拥有强大的业界支持，这是其他学科较少具备的。出版业要融通学界和业界以便快速达到以下人才培养目标。

其一，培养具有党性原则、人民立场和家国情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传承人。新时代的出版学科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大背景下，首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党、热爱人民，有坚定的爱国立场与敏锐的政治嗅觉，发自内心地认同并热爱自己国家的历史与文化，热爱党的出版事业。这些都是守正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要防止打着融合的旗号来贩卖一些攻击、影射党和政府或者有违公序良俗的出版物、教科书问世。出版的第一属性是思想文化属性，也叫意识形态属性，这是出版符号的表意性决定的。因而，出版是思想文化和舆论攻防的重要阵地。出版人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坚定的拥护者，做中华文化的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承者。新时代，出版人要服务于国家和时代的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承担时代赋予的文化使命，并在工作岗位中践行“传承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的职业使命。

其二，培养专业素质扎实、具有多学科交叉背景和融通能力的复合型出版人才。学科的交叉融合是时代发展趋势，新时代的出版人才往往要“一专多能”，不能仅是具备出版单一学科的知识背景。在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当下，各国各地、各行各业的竞争，说到底仍然是人才的竞争，在各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硬实力及文化软实力的彼消此长过程中，人才的争夺始终处于关键地位。因此，我们对复合型出版人才的培养要突出“一专多能”：一方面，学生的专业素养和专业基本功必须非常扎实。在硬质和软质出版时代，出版工作已经开始要求具有政策、文化和专业技术等多种复合知识背景，比如，甲骨文的契刻出版需要熟练掌握甲骨文的政治礼仪制度、宗教文化规约、凶吉语言系统以及龟甲的契刻技术等。到了虚拟出版时代，出版又与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紧密相关，这就要求现代出版从业者除了继续保持良好的政治认知水平、扎实的文化学术素养和过硬的语言文字功底，以确保出版的思想文化内容具有先进性，还要兼备美学修养、数字技术、传播技巧等，以确保能跟上行业发展的步伐。

其三，培养具有高超经营管理能力的综合型卓越出版人物。出版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和科技属性，在商品交换时代，出版还具有经济属性或称商品属性。党和政府要求文化企业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有学者提出，在互联网时代，出版人才需要具有全方位的市场运作能力，要准确把握市场动向，掌握消费者心理，针对目标消费群体进行选题。^[10]当下的出版工作不再只是单纯的文字编辑与加工，一名优秀的出版人要参与出版项目从初期策划、约稿、组稿、编审、校正、制作到后期宣传营销等各个环节，方能保证产品质量。这就需要从业者懂得整合团队资源，把控选题方向，熟悉公众号等新媒体运营，加强与读者社群的联系，最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这正是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出版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其四，培养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阔胸怀和纵览全球风云的国际视野的国际化出版人才。随着中国出版与世界出版的交流融合不断加深，“走出去”和“引进来”成为新时代出版发展的重点。特别是中国出版“走出去”，可以带动和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我国出版业要建立完善的国际市场，需要出版企业和出版人有能力根据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背景和需求差异，做好出版国际渠道、市场规划布局。^[11]这就要求新时代出版从业者必须具备广阔的胸怀与视野，洞察国际出版界的新情况和新动向，对出版“走出去”的目标国家及企业要有深刻了解，同时拥有与国际同行沟通的基本能力，这也正是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方式的优势所在。我们对国际化出版人才的培养，除了需要学生融通各学科的专业知识外，还需要他们融通出版“走出去”所在国的文化习俗、风土人情等。出版人本就被要求做“杂家”，这个“杂家”有时还要是“里通外国”的“洋杂家”。当然，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推动中国优秀出版物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也要为中国读者引进全球的优秀作品，积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成果。

党和国家历来一直十分重视出版人才的教育与培养工作。在学科交叉融合大背景下，中宣部、教育部等部委陆续落实多项举措助力出版“政产学研用”的融通。2022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16家出版智库遴选培育机构名单，其中既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的相关机构，也有以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人民邮电出版社为代表的知名出版企业，以此来融通各方力量，打造高端出版智库，锻造出版人才队伍。

（1）“共建”既是“政产学研用”融通培养出版人才的创新之举，也是出版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有效形式。2022年7月，在中宣部指导和教育部支持下，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共创一流新学科，同圆出版强国梦”的“首届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宣布，由北京大学和中国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和广东省委宣传部、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市委宣传部、四川大学和四川省委宣传部、北京印刷学院和中国出版协会共建出版学院，希望以先行共建的五所出版学院为抓手，带动出版学科实现整体高质量发展。^[12]这次会议所释放出的信号对出版学、业两界无异于吹响了集结号，先行起步的五所共建学院（研究院）应结合自身学科积淀和师资力量，以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理念，为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质量出版人才做好示范。会议还决定设立专门的出版学科共建工作联络处和专家组，协助主管部门抓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融通“政产学研用”，为出版人才培养工作献计献策。共建学院（研究院）应就人才培养的关键性问题定期举办研讨会，交流宝贵经验。共建学院（研究院）要以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为目标，为出版专业的学生提供广阔的平台，鼓励学生在完成必修课程后，按照自身职业规划，修读其他学院的课程，既要重视历史类、经济类等人文社科课程，也要重视信息技术类的课程，让学生补齐数字出版方面的知识短板。与此同时，在人才培养上，各高校应发挥自己的地域优势和院校特色：比如，与上海市委宣传部共建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学院，立足上海近现代出版重镇的历史资源优势，依托完备的出版产业体系，“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上海特点、国际影响的复合型高端出版人才培养基地”^[13]；与四川省委宣传部共建的四川大学出版学院着重突出“西部特色”，培养弘扬西部历史文化、助力西部大开发建设的出版人才；北京印刷学院则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好数字出版、出版印刷等特色专业。

（2）教材和教学是出版人才培养的基石，教材编写和教学改革必须适应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当下，融合出版逐渐成为全球化市场的主角，出版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必须在理论上回答业界提出的时代之问。在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学界若采用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和固化的培养方案，必定无法与高速发展的出版业相适应。学科交叉融合是时代发展大势，教材必须更新，教学必须改革。目前高校所用出版学科教材，有些内容相当陈旧，观点仍停留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学科知识和理论建构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在学科交叉融合大背景下，我们应根据出版学界和业界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重新规划和编写一批新的教材，具体来看：①我们应该根据学科交叉融合的现实要求，将文学、史学、哲学、传播学、管理学、统计学、信息科学等学科范式引入出版学，进行学科交叉和文理交融。②我们应该依据媒体融合、出版融合、数字出版、数字人文、大数据分析、元宇宙等新技术和新形态的融合发展趋势，进行前沿性的新兴出版学科方向的教材编写。③我们应该重视学生与世界交融握手的能力，即“走向世界”的能力，通过开设国际出版贸易、国际出版法规等相关课程和聘请有经验的外教进行英语教学等方式提升国际视野和国际交往能力。有条件的学校还应深化与国外院校的合作，进行访学交换和海外人才引进等模式的尝试，为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培养融合式出版人才。④出版专业要与出版职业活动相结合，只有适应了出版专业学生的职业发展逻辑，我们的培养才更可能让学生有效地接受。^[14]

（3）学科最大的交叉融合是理论与实践的交叉融合，要强化“双导师制”等融合式培养制度。出版学科作为一个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一直以来与业界的联系都十分紧密。在本科教育阶段，学校通常要求学生在大四前往相关单位实习，但现状是应届生的升学和就业竞争愈演愈烈，许多学生在实习时不得不兼顾考研或求职而分散精力，且实习时往往接触的都是表层的、浅显的、重复的内容。学校应以“业界导师主导+专题实践”的实习实训模式，讲授业界知识和实操内容，使学生真正能深度参与到出版实践的各个环节和整个流程，鼓励学生在大二、大三的暑期提早开始实习，加大实操实训力度，以此解决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时缺乏专业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问题。在研究生教育阶段，部分院校在设置出版专业硕士的培养方案时就推行“双导师制”，聘请出版界的业务骨干和中上层领导为行业导师，学生由学校导师和行业导师联合培养，双管齐下，这是出版专业硕士培养的特色之一，但在实际推进的过程中，由于学生长期在学校进行理论学习，存在与业界导师联系不够等客观现状，使部分业界导师仅为“挂名”，指导作用甚微。在出版高等教育未形成规范前，许多进入出版界的新手都是跟在行业前辈身边学习，以老带新的“师徒制”是出版行业常见的人才训导模式，而“双导师制”要想获得预期的良好成效，需要充分借鉴师徒制模式中的做法与经验。学生应制度化地定期定时主动向业界导师汇报情况，行业导师也应提高人才培养责任感，除与学生定期沟通，由业界导师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习单位情况为学生量身制定切实可行的实习实训计划，及时为学生解答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这种“双向主动”范式，可以形成双导师组合的优化搭配，形成学术导师和行业导师的优势合力，切实提高学生的学术素养和实践技能，达到“1+1>2”的效应^[15]，使学界和业界融合培养模式真正落到实处。

（4）我国出版专业硕士培养已有12年发展历史，对出版学科交叉融合及人才培养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作用。现代出版人才培养，依靠业界培训和学界培养双轮驱动，高等院校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一轮。自2010年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点设立以来，已有先后4批34所高校获批设立出版硕士专业培养点，目前正常招生的有31所，北京大学2016年停招、苏州大学2020年停招、华中科技大学2021年停招，这3所高校停招对出版专业硕士招生和培养甚至对出版全链条的人才培养都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已获得出版专业硕士招生资格的高校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招生资格，本着为文化强国和出版强国乐育英才的态度，努力增强本校出版学科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支持学生开展创新创业训练，提高编辑出版业务技能^[16]，加大力度引进青年人才，建设教师梯队，大力扶持出版学科成长。近些年，有学者提出出版专业硕士应加强分类指导，注重个性化培养，按照学生的本科专业背景和兴趣分成按学科类别划分的小组，以不同侧重点进行培养^[17]，张志强教授认为目前出版专业硕士的培养，存在“缺少个性、呈现趋同化”的问题。^[18]在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已有的招收出版专业硕士的31所院校可结合本校人才培养的需要进行资源整合，尝试培养具有交叉属性强的特色出版专业人才。我国出版专业硕士培养12年的探索历史，前承本科、后继专业博士，对于出版学科发展和出版人才培养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意义。

（5）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出版专业博士设立对于出版学科建设和出版高端人才培养影响深远。出版学作为一个二级学科，各高校根据自身情况将学位点分设于文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和信息管理学院等，在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课程设置也各不相同，难以形成统一的人才培养及评价标准，尤其学术博士学位培养挂靠在其他一级学科下，各有侧重点，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与挂靠学院的其他学科区分度不大，学术边界不清晰，加上出版学科的博士招生指标极少，许多学生在完成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习后，继续深造时往往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其他一级学科，这非常不利于出版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和出版行业的转型升级。2022年9月14日，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正式公布，“出版”增列进入新版学科目录，位列“文学”大类之下，目录代号为0553，标志着出版学科人才培养可以授予出版博士专业学位，意味着我国出版学科实现了“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一条龙式的全层次培养格局。出版专业硕士继续深造的路径变得宽阔，也更具专业性和延续性。数十年来，出版学界和业界人士一直为出版增设为一级学科而奔走努力。^[19]出版专业博士的设置，为未来出版增设为一级学科铺砌了新的坚实台阶，出版的高质量、宽覆盖、可持续发展，也呼唤着出版学作为一级学科来发挥自己的作用。^[20]未来，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在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层面能得到进一步区分与细化，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各自的就业方向将更加明晰，这样就能从根本上缓解出版高端人才不足和动手能力不强的问题，为出版学科和出版产业的高质量协同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6）学科交叉融合视域下，学界和业界要形成“接力培养”模式并倡导“终身学习”理念。我国出版业和出版学不能故步自封。理论、模式和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具有创新性强、周期短等鲜明特质，因而，出版从业者更不能原地踏步，只有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储备，探索更多可能性，才能不被行业淘汰。因此，我们在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培养外，还要帮助出版专业学生养成“终身学习”的意识与能力，这也是推进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必要条件。^[21]英国出版的学界和业界联系紧密，学校教研人员与出版企业、出版商学会、出版培训中心和出版协会等常常就业内紧迫问题开展研究，为出版企业发展提供咨询，并为出版企业的职员开设在职培训课程。^[22]我们应尽快推进形成学界和业界“携手培养”和“接力培养”出版人才的新模式，同时帮助学生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和理念。学界和业界要在出版从业者培训上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要“扶上马，送一程”，通过定期举办讲座、工作坊和短期培训等方式，由学界专家为新入职员工解读国家关于出版的最新政策、前沿研究成果及软件应用。与此同时，出版单位要不断健全完善编辑培训教育制度，引导编辑做好职业规划，培养合格的学习型编辑和学者型编辑^[23]，与学界的“本科—硕士—博士”相对应，在出版业界形成“基层—中层—高层”完整人才培养链条。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学界和业界必须形成“接力培养”模式并倡导“终身学习”理念。

党和国家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出版业的发展，《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出版工作是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24]大力发展出版学科，培养大量高层次和高质量的出版人才，既是出版教育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也是建设文化强国、出版强国和构建书香社会的智力保障。新时代的出版人才不能再满足于做知识的搬运工，而是要做知识的生产者和文化的引领者，既拥有对社会现状和行业发展的观察与感知能力，又具有挖掘和预测社会热点的敏感度，能够引导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阅读新风尚。在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我国出版人才的培养任重道远，唯有遵循出版学科交叉融合规律，方能培养出符合新时代要求、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复合型出版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