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西方学者John McCarthy就提出了“人工智能”这个概念，最初将其定义为一门研究课题，主要是对人的行为进行模拟，可以将其当作一门新技术科学，也可以将其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信息模拟，是当前较为重要的技术变革。2016年被视为“人工智能元年”^[1]，我国在大数据、云计算、图像识别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人工智能技术更是应用到了人们的生活当中，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积极作用。当前，信息化建设在我国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出版行业在传播方式和运营模式中也出现了改变，由传统的单向传播到如今的融合传播，将电视、广播、互联网等传播方式进行结合，促进新闻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提升。基于此，本文通过案例对比的方式，对出版行业的融合传播和经营模式展开研究。

传统的新闻模式是线性生产模式，这样能够促进对话新闻模式的发展。无论是机器还是人类，都需要进一步增加新闻的互动性，其中包括语音搜索、AI播报等，这些模式的应用程度完全取决于受众的喜爱程度，提高新闻传递率的同时，也保证新闻模式出现转变。譬如在《人民日报》当中，机器人“小端”就在会中起到了视听的作用。随着各大互联网公司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在出版行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譬如机器人解说篮球赛事等，完全颠覆了传统的传播模式。在应用了人工智能之后，原有的把关模式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进行信息识别的时候，需要做到精准、优化，在新闻审查中应用人工智能，不仅可以识别其中的“关键词”，还能够识别“舆论”等。可以提高新闻传播的时效性。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是一种人机结合的新理念，通过人机的协同，在对话中实现功能互补，帮助读者对有害评论进行识别。

人工智能让行业之间的融合速度更快，对于出版行业也是如此。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互联网行业与出版行业产生了跨界的合作，这样可以产生更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且在媒体加速融合的过程中，人工智能需要与出版行业进行跨界的合作，从而对现有的资源进行优化。除此之外，在媒体当中，内部的部门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融合，无论是大数据采集还是智能生成，都有可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提高整体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在人工智能进入出版行业之后，出版业需要提高技术与资本的双向发展，保证人才的升级，激发人们的创造性。

出版需要经过生产、加工等环节，最后将出版内容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从而进行传播。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传播的渠道也变的更加多元化。如果传播渠道受到了局限，那么再好的内容也难以实现自身的价值。一般来说，传统的传播形式往往是通过直面营销进行传播，也就是进行大面积的发行，从而达到扩大传播范围的目的。这样的传播方式也有一定的优势，可以与读者进行直接的接触，但是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并且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受众人群也受到了较大的局限，让出版的内容与受众的群体存在错位。对此，出版单位可以进行融合传播的出版方式，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以及短视频平台上进行出版，扩大受众人群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同时，借助大数据的分析，确定读者的阅读偏好，为每个读者都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除此之外，在数据调查中，传统的调查方式存在调查程序复杂，调查成本较高的问题，且数据存在一定的偏差。^[9] 5G视域下的人工智能，能够对相关的数据进行收集，并且基于消费者的阅读习惯进行针对性的分析。无论是阅读内容还是阅读市场的数据分析，都能够在人工智能的运算下，降低调查的成本和时间。能够对区域性的出版业目标群体进行精确的分析，预测消费者的阅读偏好，对相关内容和结构进行组织，从而进行精准化的推送，通过融合传播的方式，让传播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人们获取信息更加方便，不再对知识的积累过度依赖，而是在大数据的加持下，人们获取信息有着时间短、速度快的特点，但是人们对此产生的认知比较浅。虽然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写出内容，但是自身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且机器人在选题时更加关注的是关键词，没有一定的前瞻性，如果只是对当前社会热点事件进行关注，那么出版的内容会出现同质化的问题，不利于出版业的发展。^[10]

信息化进程不断的加快，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都得到了较大的应用。譬如腾讯的Dream Writer可以在1分钟之内将新闻稿推送到受众群体中。科大讯飞公司的机器人在2017年也通过了职业医师考试，并且成绩位列前茅。智能机器人虽然只是设定的程序，如果长此以往发展下去，机器人可能会取代部分职业，为很多职业群体带来了很大的生存压力。在出版业的应用中，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出版步骤简化，代替部分编辑的工作，这就导致编辑人员必须学习人工智能相关知识。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十分复杂，有着很强的专业性，如果不能熟悉掌握这些技能，很有可能会被时代所淘汰。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所以在很多方面都有着个性化需求。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为了满足群众的个性化需求，在某个时间段基于受众的阅读喜好，人工智能可以对其进行精准的推送。长期坚持下去，受众的喜好就会被掌握。但是，受众的知识储备始终无法提高，所收集到的信息都是碎片化信息，导致自身的视野越来越狭窄，难以促进社会的进步。^[11]虽然当前最流行的文化是大众文化，包括通俗性、娱乐性、依赖性等，这样的内容无法提高群众的精神力，且那些真正具有深度的内容会被忽略，这样就弱化了出版的使命，没有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科学技术进行传播，社会发展受到了限制，社会责任感较为欠缺。

虽然人工智能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但是我们始终要明确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人工智能是通过人所创造的，终极目的是缓解人们的工作压力，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和谐发展，将人从简单、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让其有更多的时间去进行有意义的工作。在出版的过程中，人必须要起到核心的作用。编辑工作不只是从写书的角度对文章价值进行判别，还要处理其中的关系，这也是编辑的优势。所以说，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出版业中，也只是将其作为生产工具所使用，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在选题当中进行认真的判断，充分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只有将人类和人工智能进行完美的结合，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在传播方式上，也需要由人类进行选择，一般是选择融合传播的方式，即在电视、广播、互联网以及短视频平台上进行多重的传播，保证传播力的提升。除此之外，不能完全相信人工智能的数据分析，基于数据分析，相关人员还要进行进一步的判断，观察是否合理。出版行业是知识传播的引领者，不仅要充分的彰显人文情怀，还要提高对其社会价值的影响，对时代的发展有引领作用。^[12]

将内容进行优化是出版行业本质的要求，也是出版行业的本职工作之一。可以说，出版业承担着引领时代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责任。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人们在学习方式和阅读习惯上都出现了一定的改变，人工智能可以根据人们的喜好推送更加精准的文章。出版行业自身的优势就是在于创新，人工智能可以作为创新的工具，但是无法成为创新的主体。对此，我们要清除地认识到，人工智能可以对内容上进行加工，让其更加优化，但是在创新和社会责任感上是无法与人类比拟的。因此，出版业应与人工智能进行密切合作，初步建成以知识体系为基础，计算知识服务的跨学科内容生产模式，不仅要保证出版内容的优化以及融合传播的应用，还应充分利用让人工智能技术，让其更加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对社会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于人工智能所生成的作品版权归属应该如何界定成为当前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对于版权归属问题具有一定的争议。但是具有代表性的是由西方学者Annemarie Bridy所提出的“雇佣理论”，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所生产的作品版权应该归属于雇主，而不是程序的设计者。那是因为在生产的过程中，程序员并没有参与到其中。在我国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学者熊琦所提出的“法人作品”制度^[13]，人工智能并没有被赋予法律的人格，但是在智能生产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利益，一般会涉及三个主体：编程制造者、投资者、使用者。编程者主要是创造性智力劳动者，虽然没有参与到生产中，也为生产活动提供了基础条件，也可以将其作为利益诉求人之一。对其，我国应该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进行完善，从而对相关的版权归属问题进行保护。如果出现了版权归属问题纠纷，必须要对侵权或者违法责任进行追究，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互联网都将成为人们沟通的主要渠道之一，许多的数字内容都会因为互联网的崛起而得到高速的发展。在这样“智能连接”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用户之间还是用户与机器之间都能够进行精准的匹配，从而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在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之后，价值的实现会变的十分容易，赋予出版行业新的发展模式。譬如，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数据的处理能力，对于用户的需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通过算法系统的应用，让读者阅读到自己喜爱的内容。在未来的发展中，人工智能技术还会与全息投影等技术进行结合，充分的表达出“智能连接”的魅力，从而保证人工智能的全面发展。

在人工智能时代，出版业将收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无论是生产内容还是传播方式都需要进行改善。当前，人工智能在出版业当中的功能表现在语言处理、自动翻译、图像识别等，虽然能够提高工作效率，缓解工作人员的压力，但是应该更加进行科学、合理的应用。人类相较于人工智能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应该进行人机协同，进行合理的分工。让人类占据主导地位，将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工具使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捷之处，但是不能过分地对人工智能产生依赖，只有深度融合，才能保证出版业竞争力的提升，起到引导时代知识潮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