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生产力，在不同的生产关系和历史条件下，会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与面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及其开展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活动，创建了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生产关系。自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红色政权的进驻在陕甘宁、华北等现代科学春风不度的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播撒了现代科学的种子；所结出的累累硕果，被后来的科学史专家视为一种人间奇迹：“在那样地广人稀、文化落后、交通不便、毫无工业基础的偏僻山区，在短短几年内，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了基本自给的工业体系，选育推广了农作物良种，提高了农业耕作技术和单位面积产量，在群众中普及了科学技术、文化知识。”^[1]这是同一时期、同一战争历史情境下的其他并行政权难以望其项背的科学文化成果。本文即以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独立自主执政这一决定性的生产关系为论述的基本性前提，通过整体性考察这一时期中共在其治下所出版的科学图书知识谱系，具体看出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当时艰苦异常的战争环境下，结合政权现实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富有成效的科学实践活动。虽然说，科学实践活动与科学图书出版之间不必然是一一对应关系，但由于前者为后者提供需求动力，后者为前者提供知识支持，这种相互为用的共生演化关系，使得两者在方向、目标和维度上具有了高度的一致性。本文立论的逻辑前提即基于这种一致性。

对发生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党的科技思想和科学实践活动的研究，以武衡、丘若宏等学者的成果为代表，已有相当的数量，但从科学图书出版的角度对之进行整体性描述和系统化阐释，迄今鲜见来者。本文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对科学图书出版进行量化统计的基础上，试图对以下问题做出解答：根据地和解放区科学图书出版是何面貌？遵循了怎样的发展优先次序？蕴含了怎样的现实动因？发挥了怎样的政治与生产力功能？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出版宣传工作。然而，政治宣传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出版工作的唯一目的。1927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创建自己的军队，建立了以苏维埃根据地为基础的革命武装政权的时候，科学图书的出版就成为其出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政党政权一旦开始了独立自主执政，不管这种执政是局部区域性的还是临时流动性的，都不得不面临所辖区域的有效社会治理问题，只有把后方的经济生产和医疗卫生等事关民心军心的工作做好，才谈得上对前方战争有持久切实可靠的保障。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政权高度重视科学生产实践及科学图书的出版，反映了一个尊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现代科技生产力价值的深刻认知，以及有的放矢地将现代科学成果化为己用。在严帆所著的《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第二编第四章中，记载了红军长征前苏维埃政权出版的多种相关科学图书书目，即是这种认识和施政逻辑的必然结果。本文在研究思路上一如严著，通过辑录相关科学图书书目，以见科学图书出版的整体概貌；在论述的时空范围上，则是接续严著，起于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讫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横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的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科学图书出版情况进行量化描述和历史分析。

本文的书目数据来源，是利用近年来开发上线的民国图书数据库如“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纸质形式出版的综合性书目如《民国时期总书目》、专题性的革命文献书目如《北京图书馆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简目》《（山东省图书馆）馆藏革命文献书目》，以及商业性的旧书售卖平台如“孔夫子旧书网”等，共21个数据来源的书目和文本信息，经过烦琐的合并、查重、比对、核校、排序、统计等文献整理工作，辑出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与科学相关的图书共921种。统计时，不同出版机构出版的同名书视作不同种书，同一出版机构重版某书的情况很少，为方便统计，也视作不同种书。

这921种科学图书，分别来自256家出版机构。如果把这些众多的出版单位按照机构性质进行归类，可以看出，根据地和解放区科学图书出版者身份，并不仅限于像新华书店这样的专业性书店，而是广泛涵盖到了军队、学校、报社和政府行政机关。其中，军队与军校系统88家，新华书店等书店系统83家，政府行政机关系统61家，学校系统15家，报刊社系统9家。主体多元是根据地和解放区科学图书出版的重要特点之一，它有利于各部门结合自己的实际需要，独立自主地进行针对性的图书编辑与出版。就像军队系统的科学出版活动遍及八路军总部、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冀晋军区、五师政治部等不同区域、不同番号、不同层级的军队一样，其他系统的出版机构在区域分布上也同样星散各处。多点作业、遍地开花是根据地和解放区科学图书出版的重要特征。

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如果从总的出版效率而论，多主体共同参与、多区域齐头并进的科学图书出版行为，其实并不划算，因为只有出版生产的集约化和规模化，才是降低单品种图书排版与印刷成本的不二法门，而之所以这样各自为谋，乃是战争环境下的情非得已。长期以来，各根据地和解放区被分割成互不联通的块状，彼此之间书刊难以通行，在出版上的分头分散行动，就是近乎唯一的现实选择。中共中央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出版发行困局，在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以指令性方式，明确提出去中心化的多头应对之策，要求“每一较大的根据地上应开办一个完全的印刷厂，已有印厂的，要力求完善与扩充，要把一个印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各地纷然出版的科学图书，是中央指令产生出来的实际政策效果。一山呼而百谷应，战争时期党强大的统一调度能力的背后，是其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从时间轨迹来看，辑录的921种科学图书中，除了110种出版年份不明外，其余的811种均出版于1940年中央指示发布之后的各年份。此前，科学图书少见出版，并不是党中央对科学不重视，而是当时集中于延安的出版工作受到了纸张印刷严重不足的制约。1942年底，中央号召各地全面开展大生产运动，一方面生产实践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另一方面大生产促进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出版的物质条件，这些都大大助推了自然科学图书在各地方的规模化出版。自此以后，自然科学图书的出版与年俱增，1943年12种，1944年33种，1945年40种，1946年69种，1947年147种，1948年204种，到1949年达到295种的峰值，这是解放区面积日渐广大、出版能力日益增强的结果。

科学内容包罗万象、脉络多端，特定时空历史条件下的任何主体和机构所进行的科学实践活动，都必然会有所取舍与分殊。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政权，从军事战争和生产生活的切己需要出发，为科学实践活动确立了实用为先的基本原则。应该说，这一原则是在陕甘宁边区的自然科学大众化运动中得到明晰和强化的。边区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1941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专门指出，“科学的中心任务当然是经济建设，在目前对于军事建设更为必要。至于科学对于启蒙运动和理论水平的提高，却是永久的远大事业，目前并不是迫切的问题”。^[2]同年早些时候《解放日报》发表的题为《提倡自然科学》的社论，则明确标出了边区发展科学的适用范围与差序等级：“首先我们现在提倡自然科学，是为着改进边区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技术，发展与提高边区物质的生产……其次我们现在提倡科学，是为着扫除边区人民迷信的、愚昧的、落后的思想，和不卫生的习惯，普遍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3]

《解放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其功能定位不仅仅只是作为人们了解时事信息的阅读性文本，还被要求作为各级各地党组织用以开展工作的指导性文本。因此，《解放日报》社论所订立的基调、所论述的观点、所指引的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央的意志与决策，具有某种类文件的政策规定性。

笔者检视与统计1942年始各根据地和解放区所出版的科学图书的类别构成，不难发现，《解放日报》所确立的实用为先的原则得到了全程贯彻与落实。在科学这个方向维度所构成的知识谱系中，科学图书大致由四类构成：其中，医疗卫生类的图书最多，计541种；工农业生产科学类的图书次之，计201种；科学常识类的图书150种；军事科学类的图书29种。很显然，这些图书都可以划归到人们通常所指的实用性图书范畴，分别应用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生命、生产与生活的不同方面：或为生命健康保驾护航；或为工农业生产增产增效；或为普及科学常识提供知识助力；或为赢得战争提供技术支持。实用性的内涵，宽泛而多歧。在战争形势下印刷物力整体不充足的情况下，为何根据地和解放区对这四类图书特别青睐，给予了它们优先性与集中化的出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置身于根据地和解放区具体的历史时空情境中，考察这些图书分别对应着怎样急迫的科学应用场景。

根据地和解放区医疗与卫生类图书之所以大量出版，是因为这些图书指向生命的医疗救治与身体的健康保养，任何时候都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知识领域。在战斗频密的战争年代，对作战前线大量的伤病员进行及时有效医治，更是每个军队必须着力解决且不容迟滞的现实问题，它不仅仅出于对前线官兵的生命关怀，更直接关乎保存并补充军队持久稳定的战斗力。据傅维康的《中国医学史》记述，仅华东战场在1946年7月至1949年12月的3年多时间里，解放军医疗卫生系统就完成了收治伤员34万多名的任务，其中，经过短期治疗归队参战的共22万多名。^[4]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战争时期医疗类图书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如此频密性的出版，并且军队是其核心的出版主力。

这些军队出版的医疗图书，很多直接供给军队医护人员进行业务学习使用。曾任军委总卫生部部长的姜齐贤在晋察冀军区卫生部1945年翻印的上下册两本的《军医必携》正文前，这样写道：“在敌后战争中，进行卫生人员的在职学习，是必要的而且可能，几年来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可是多带参考书籍则难！我们对此有过一些办法，这次把《军医必携》翻印，也是为的便于携带，虽然它有些记载，今天我们还用它不着，可是对其中医疗技术的学取，是有帮助的，要在运用得当。”该机构至今出版的其他5种图书都与战争医疗救护有关。

医疗医药方面的图书具有较强专业性，阅读对象主要为包括卫生人员在内的医务工作者，但对于《怎样养娃》《怎样带小孩》这样的图书，则明显具有医学知识普及性质，面向的是医务人员之外的一般人群。渤海妇联编的《怎样带小孩》，改编自彭庆昭撰写的同名著作，结合渤海本地的情况，稍加增减而成。正文前的“前言”特别强调：这些抚育小孩的知识，都“经医师审定，认为所提供的方法都可实用”；同时还点明，编印此书的目的是帮助妇女干部懂得更多的保育常识，以更好地抚育革命后代。之所以将妇女干部作为主要读者对象，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些妇女干部自身就需要了解婴幼儿养育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根据地和解放区广大妇女群众基本上不识字，若要对她们进行抚育小孩的知识普及，就不得不依赖于这些识字妇女干部的口头讲解。干部先教育自己，再教育群众，这是根据地和解放区很多科普读物共同的传播模式：识字的干部是直接的阅读者，再通过干部们的口头传播，更多的群众成为二手读者。这一从编辑出版到阅读传播的知识链条完成过程，可看作是党有意识地以知识的方式普惠群众，从而建立群众基础、赢得群众拥护、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手段之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工作就是革命工作。

像《怎样带小孩》《人与病》这样以大众卫生教育为中心内容的书籍，在根据地和解放区还出版了很多。在当时缺医少药、医疗资源普遍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大众卫生教育，改变个人不良卫生习惯和改善公共卫生整体环境，有助于减少疾病的侵袭，特别对各种传染病的防治，有可见的实际效果。传染病因为传播速度快、波及人群广，对生命危害大，所以受到特别重视。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编印的《黑热病的防治》《霍乱》《回归热》《疟疾》《伤寒》《夏季脑炎》、东北行政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编印的《鼠疫预防工作须知》《麻疹花鼓》、延安新华书店1944年出版的《预防出水出斑病》、华中新华书店1949年出版的《天花》等书，都细分到了一个个具体的传染病类型。从这种细分书目中，我们得以窥见当时这些传染病曾经肆虐以及受到政府高度重视的历史真貌。

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卫生类书籍还有其他细分维度，如东北书店出版的《春天的传染病》《夏天的传染病》，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编印的《夏季卫生》等，这是时间维度的卫生关注；《农村卫生》《城市卫生》《行军卫生》，是着眼于空间维度的区别对待；而《妇婴卫生常识》《妇女和小孩的卫生常识》《助产常识》，则与前文提到的《怎样养娃》一样，是以妇女儿童为重点生命关怀对象。就像春夏季是各种疾病的高发季节一样，妇女儿童则是当时死亡率居高不下的特定人群，而传染病的罹患程度最为强烈，这些图书在根据地和解放区之所以大量出版，都有其急迫的现实依据。

根据地和解放区工农业生产类图书的出版，高度关联于这期间开展的全员性与全域性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口号，是在“敌祸天灾、军民交困”的现实倒逼之下，由党中央自上而下发起的一场生产自救运动，它发轫于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部分留守部队在战斗和训练之余从事农副业生产而实现自给自足得到的启示，继而在1942年党中央统一部署和政策要求之下，向各抗日根据地推广与扩散，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生产建设和军事战争交织并行，无有偏废。大生产运动经历时间长、覆盖范围广，是相关图书得以持续编印的土壤与动力。

大生产之“大”，主要表现在从事生产劳作人口构成上的大变化，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村农业劳动力，而是党、政、军、民、学各种不同身份与群体的人们，广泛参与到以衣食为中心的劳动生产实践中来。这些平常各有司职的机关和部队人员，原本可能不懂也不需稼穑，然而一旦党和政府要求他们吃的粮食、蔬菜和肉类等食物，必须完全依靠自给，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去学会开荒种地，掌握相关的耕种和饲养技术。于是，相关知识的图书就派上了用场。

以延安的中央印刷厂为例，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延安附近的流通沟划拨作该厂的农副业生产基地。在这里，中央印刷厂组织的农副业生产队在四年时间里，烧木炭约23万余斤，满足了全厂生产生活的需要；收获粮食300余石，解决了全厂职工的口粮问题；羊由36只发展到200余只，改善了职工的生活；锯木板300余丈。^[5] 1943年8月13日《解放日报》刊载通讯：中央印刷厂菜园每天能收西红柿五百斤，茴子白、辣椒亦有大批收获，全年菜蔬全部自给外，盈余部分还赠送给《解放日报》等兄弟单位以及在市场出售。由此不禁让人产生联想，在1944年2月9日《解放日报》上刊载的新华书店·华北书店出版的丁景才著的《怎样种西红柿》《怎样种瓜》《怎样种菠菜》《怎样种茴子白》等图书出版的消息，一定会得到包括中央印刷厂在内的延安数万名业余农作的“机关人员”的钟情。

通过调动大量非农人口在本职工作之余兼顾农副业生产，是实现全面增产增收的有效手段。与此同时，在农副业上引进新品种、改良旧作法、推广好经验，也被视为提升产能产量的重要途径。各种以“怎样”“须知”“新法”“指南”等命名的农业知识小册子，或由农业专家编撰，或由地方农业管理部门编写，或由书店编辑部编辑，都致力于实现这一重要目标。这些实践性强的小册子，内容上，通俗易懂，即学即用；形式上，或以单行本发行，或被编排到系列丛书之中，不少丛书名直接以“生产”名之，既应时又应景，如“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丛书”“群众大生产知识小丛书”“生产建设丛书”“生产运动丛书”“生产小丛书”“生产丛书”“农业生产指南”等。相比于单行本，丛书作为一种出版运作方式，体现了编印者对大生产建设方方面面的整体性理解与统一性规划，显示了大生产运动是一个立体多元、相互联系的系统化工程。

在这些单行本和丛书当中，有近30种是关于庄稼果蔬、家禽家畜虫害病害防治为中心内容的。若望编的《六畜病防治法》，又名《六畜平安书》，讲述的是关于牛、羊、马、猪、驴、鸡的疾病防治与喂养方法，可能是根据地和解放区这一类书中版本最多、印数最大、流传最广的普及读物。就像关于人的传染病有细分的专书一样，关于农作物的病虫害防治也有专门的细分著作，作物中的麦子、棉花、水稻，虫害中的蝗虫、红蜘蛛、蝼蛄、黏虫、蚜虫、夜盗虫，都有论其防治的专书出版。如果说，通过增添人员以增加投入的方式实现增产增收，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则是在减灾减害基础上，力求将可能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在这一增一减之间，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其中，发挥了及时雨般的作用，党政军民均得其沾溉。数百年来，当地民众按照祖传老法从事耕作与喂养，每当病虫害发生，往往一筹莫展，束手无策。相比之下，这一类防治主题的出版物，教给民众的都是妙手回春的好法子，最能凸显现代科技的力量，最为群众所接受。

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长期以来主要活动于广大的农村乡土地区，根据地和解放区依托的经济基础也是农副业生产所提供的物质供给，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在其间出版的生产类图书，在结构上大大偏重于农副业范畴。工业范畴的图书，如1945年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建设处编印的《打铁法概要》《炼铁法概略》《铸造法概要》《简易土染法》等，也有一些零星出版。随着解放战争最后阶段大批工商业城市的相继收复，工业生产及工业化的问题提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重心议程，相关图书的出版明显大为增多。吉林书店出版的机械类图书、抚顺矿务局编译委员会以及东北书店编印的有关煤矿开采及矿山卫生与安全类的图书、华东工矿部第二军工局编印的《电木粉制造初步总结》《冶铁学纲要》《电工基础常识》《二硝基萘》等图书纷纷出品，意味着生产类图书出版结构正在悄悄发生着重大变化。正是从这些生产类图书的起落消长及多维多点展开的具体出版情境中，我们得以窥见党所号召和组织的大生产运动的全部发展过程及整体历史图景。

党中央落脚陕北后，毛泽东同志注意到当地民众的落后状况，并将之概括为边区三大害：迷信、不识字和不讲卫生。基于这种落后的社会实际状况，相应的教育实践活动在各根据地和解放区规模化开展起来：通过识字教育解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文盲问题；通过卫生教育培养大众良好的卫生习惯；通过科学教育破除民众动辄求神拜仙的落后观念与行为。

所谓迷信，它表现为一种严重的神秘主义倾向。对于长期存在于包括根据地和解放区在内的中国广大乡村社会中的神秘主义传统，当时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党的理论家如胡乔木、艾思奇等人都对其进行了历史溯源、原因分析及危害阐明。胡乔木在延安《中国青年》杂志1940年第2卷第11期上发表的《反迷信提纲》一文，是最具有哲思的一篇专题研究文章，在他看来，“迷信的根本基础就是相信神仙鬼神命运灵魂等等超自然超物质的东西的存在，相信这些东西支配着天地日月、风雨雷电、水火木石、舟车门灶、生老病死、成败祸福，总之是支配着世界和人生的一切”，“人类这种对于‘天’的莫名其妙、无能为力的情绪，就产生了迷信”。如何破除这些广存于民众心中的根深蒂固的迷信呢？毛泽东的结论是“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6]，胡乔木也深信科学与迷信是一对此消彼长的概念，前者是后者的终极克星：“科学一天天进步，迷信一天天消亡。”循此思路进发，科学常识类图书在各根据地和解放区源源不断地被编印出来。就像生产类图书映现了大生产运动的整体图景，医疗卫生类图书再现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状况，科学常识类图书的出版又是如何反映其助力破解迷信“迷局”的呢？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第2章所统计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科学常识图书150种，这个数字并没有把医药卫生与工农业生产类图书包括进去。事实上，这两类图书中的大部分，都属于科普性质，在昌明理性精神、破除迷信陋习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就人的生存本质来说，医药卫生关乎人的生老病死，衣食生产关乎人的基本生计，是人的生命中最为基础性的两个方面。而在当时传统的农业社会条件下，其中令人“莫名其妙、无能为力”之处，所在多有，这就为各种神秘主义的流行，提供了滋生的温床。特别是医药卫生落后而导致的高人口病死率，给了那些装神弄鬼的巫医神汉乘虚上位的机会。因此，当《人与病》这样的知识读物使人们普遍接受在生理的框架下关于疾病的认知，并以“怎样”“须知”“新法”等命名的知识小册子为读者提供简明易行的方法路径，就自然而然地把巫医神汉在神灵系统里的解释和行为逼退到了死角。科学进场之日，就是迷信退场之时。

书目显示，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的科学常识类图书除了重点关注卫生与生产两大类而外，还广泛涉及天文、地理、天气、动植物等多方面内容。诸如生命起源、宇宙构造、地球历史、现代发明、自然征服等，都有相关图书出版。华北书店1943年出版的《风云雷电》《日月星辰》两书，版权页标明的印数各为3 000册，已然相当可观。但这个数字与1947年以后出版的许多科普图书动辄5 000册以上的情形相比则瞠乎其后。后来居上的原因应归功于解放区出版物质生产条件的好转，也说明解放区喜读科普读物的人数增多了。

根据地和解放区最受读者欢迎的外国科普作家，大概非苏联作家伊林莫属了。伊林的名著《十万个为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统区就曾经畅销一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也同样备受青睐，科学的价值跨越了时空与体制的分野，具有普适性。华北新华书店、山东新华书店、抗战书店、大连大众书店、东北书店等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书店，都先后翻印过该书，其中有4家书店的版权页上明确标注了印数，总计达32 000册。该书译者董纯才与彭庆昭一样，都是根据地和解放区常识教科书的编写者与活跃的科普作家。

本土作家除了董纯才、彭庆昭外，《科学常识》《天气讲话》《自然现象二十讲》的作者夏川，《天空的秘密》的作者坚白，以及编著《地球和宇宙》《水》的陈大年，因为他们所编之书印量大、版本多、传播广，都有资格归入当时科普名家之列。他们在编写这些书时，主要的目标对象也许是针对人生启蒙成长期的青少年人群，所讲述的知识和道理，用现代的观点来看，不过是对日常事物和周遭环境进行常识性的解释而已。然而，如果从当时的时空情形出发，这些被称为科学常识的道理，对于那些祖祖辈辈一直生活在闭塞的乡村社会的广大民众来说，不啻是具有启蒙性质的新知。只是不同于青少年儿童的启蒙是从一张白纸开始，成人世界的启蒙则是对过去盘踞在他们脑海中的神灵信仰体系的颠覆与置换。这种神秘主义主导的知识信仰体系，自近代以来被笼统地名之为“迷信”。要想彻底地驱散迷信的神秘迷雾，就必须借助科学的理性力量，王希坚在《万事不求神》一书中，将之形象地表述为“刨神根”和“戳纸老虎”。

然而，迷信作为一种有长久传统和复杂情形的信仰体系，在乡村社会有相当强固的根基和不可小觑的势力，党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虽然在普遍意义上反对任何迷信，但在与之长期斗争实践中，没有采取激进的暴力手段逼迫巫医神汉就范，而更多地诉诸对群众进行间接性说服与教育工作，这正是图书作为知识载体发挥其教育功能的核心意义。科普图书大量出版，即出于这种现实的需要。

本文考察战地政务下中国共产党在其自主执政区域范围内所开展的富有成效的科学图书出版活动，这些科学图书的出版与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科学实践活动，互为表里、相互支持，其背后的原动力都是服务于战争状态下党的生存和发展大业，同时又兼顾群众的生活与福祉，是党所倡导和践行的群众路线的一部分。因此，从比较的视野来看，这种以政治实用和民众关怀为导向的科学图书出版活动，明显不同于民国时期那些市场主体下的商业出版逻辑，也不同于同一时期其他政权形式区域内的出版工作内涵，而有其特定的出版面貌、结构和运作方式。

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版主体的多元多样和分散行动，不是缘起于通常情况下的市场竞争，而是受党的政策要求和开展工作实际需要驱动的结果。伤病的苦痛需要消除，卫生的不良带来疾病，衣食供给不足直接带来生存上的隐患，因而需要投入人力和技术进行生产自救；迷信活动不仅可能会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它也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党的革命信念的直接绊脚石。解决这些横亘在党的政权面前的生命、生产、生活与信念等问题，都需要借助于现代科学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为科学实践提供助力的科学出版工作，有理由、事实上也是被党认定为具有革命工作的政治属性。既然是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的各地区、各机构、各部门，因地制宜创造条件，克服当时出版物质上的种种困难，纷纷从事于相关科学图书的编印，也就不足为奇了。既然出版是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也似乎就不必在意出版营收的多寡，因为革命利益才是党的最大利益，所以我们看到许多机构部门出版的书籍，甚至都不标价格，从大概率上讲，这些书是免费分发给相关人员使用的，即便是新华书店这样的专业出书机构，也是尽可能地低价售书，充分照顾到读者普遍贫弱的购买能力，某些科普图书印量巨大，与书价便宜是有直接关系的。同理，像彭庆昭、董纯才、王希坚等作者的科学著作在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广泛翻印，不必去征求他们的出版许可，因为作者普遍自觉自愿地放弃了通常意义上的版权，这背后的逻辑也是在革命理念下，将政党的集体利益和群众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所有这些出版现象，在同时期的国统区是看不到的。

现代战争离不开科学，同时期国民党政权也同样重视科学生产力，但从科学图书的出版结构情况来看，主要偏向于工业和军事类的书籍，这与根据地和解放区重点关注农业书籍的情形迥然有别。这不仅因为前者依托于城市，后者扎根于农村，更为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是一个真正能深入群众且具有高度组织能力和号召能力的政权，当确定了卫生条件缺乏、封建迷信和生产不足是政权面临的三大迫切现实问题时，便着手发动广大干部和群众投入巨大热情参加到相应的实际工作中来，科学大众化运动、大生产运动、卫生运动、反迷信运动随之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这种以政治运动方式进行的高强度集中性动员，是国民党政权望尘莫及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科学图书编印机构的应时而起、相关科学图书的持续出版，可视为这种强有力政权领导下推行的有为政治的结果。本文研究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科学图书出版史，即从书籍史的角度为党在科学应用上的“有为”实践，提供了一个轮廓分明的历史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