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35年，我国将实现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为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从战略层面描绘了文化建设的整体和长远规划。出版行业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出版企业作为文化自立自强的主力军，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承担起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重任。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不断发展、改革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2006年7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提出推动有条件的出版、发行集团上市融资，鼓励出版集团企业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并购重组，鼓励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领域，中国出版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经过多年努力，2018年文化企业公司制改制基本完成，各类出版企业从事业单位转变为企业，并有多个出版集团上市融资，出版产业呈现整体繁荣态势，资产规模、销售收入、利润水平都取得了大幅增长。

但伴随着大数据、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多平台、跨领域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大众阅读习惯的改变，倒逼出版行业必须进行更为深入的变革。对出版企业来说，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和相关产业的高速发展为出版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和发展机遇，同时也为出版企业的产品创新、营销、服务等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大众阅读习惯的改变、按需印刷的普及，尤其是新冠疫情的深度冲击，给出版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境。当前，大部分出版企业还处于体制机制的转型期，经营理念还未彻底转变，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体系、制度建设等方面都未能跟上经济社会的发展步伐。同时，意识形态、著作权纠纷、资金管理、合规经营等方面存在的风险加剧，从整体来看，出版企业面临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呈集聚发展态势，对出版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业进入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出版强国建设的新阶段。出版业的首要任务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出版导向、价值取向。同时，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冲击持续、投融资风险加剧、新冠疫情影响未消、国际国内局势风云变幻等因素都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今世界局势复杂多变，新冠疫情影响还未完全消退，俄乌冲突不断加剧，逆全球化的趋势日渐猖獗，这些因素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比较大的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测算，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由2021年的6%急剧回落到3.2%，与此同时通货膨胀水平居高不下，全球经济陷入困境。在这种大背景下，外部环境因素必然对出版企业的发展产生很大冲击，国外市场需求进一步减小，国内市场也因新冠疫情影响和大众阅读习惯的改变而逐渐萎缩。根据开卷发布的《2022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指出，2022年图书零售市场较2021年同比下降了11.77%，新冠疫情影响、大厂裁员、居民收入下降等因素依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众消费的意愿。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图书等产品的生产方式及产业结构不断更新，也使出版行业的市场格局发生着巨大改变。出版企业的竞争趋于白热化，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科技不断进步、市场环境变化巨大、政策调整力度和速度加快，这些宏观因素使出版企业准确把握市场环境和读者需求的难度大增，更难以及时正确做出相应的适应性调整，给企业发展带来长期的系统性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我国的出版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国务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对把好出版物政治思想关作了明确的规定。出版物作为出版企业的核心产品，起点就是作品的选题，选题方向对出版物能否获得最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起着决定性作用。选题风险是指选题不当、没有达到预期效益以及选题未经审批或者备案即予以出版而面临处罚的风险。首要的表现是由于把关不严，导致选题政治导向、意识形态、舆论导向不正确，或重要选题未做重大选题报备，违反出版规定，这是造成选题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类风险发生的概率相对较少，但一旦发生，对出版企业来说往往是致命的。如近些年来个别教材教辅内容和插图出现严重问题的情况，不仅对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成长造成了不良影响，而且也给出版企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更常见的风险表现在选题论证不充分，在选题论证过程中由于信息获得的有限性及市场需求变化与实际出版物出版时间的差异，会有很大的可能导致对市场需求估计不足，出版物达不到预期经济效益；在选题论证过程中，因为程序问题、决策问题带来的选题方向偏差也是造成选题风险的重要因素。选题风险会严重影响出版企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进一步对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产生严重阻碍。

出版物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所承载的内容具有专属性。当前，随着著作权人法律意识的增强，著作权纠纷层出不穷。虽然著作权纠纷更多是由作者原因造成的，但一旦发生著作权侵权的事件，出版企业往往会成为首先被追诉的对象。除出版企业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赔偿损失、停止侵权外，侵权行为还会在新媒体等各类媒体平台上快速传播，这对企业的社会形象、声誉和品牌都会造成恶劣的影响。此外还出现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维护“著作权”之名，向出版企业进行恶意的勒索、诉讼。这些著作权纠纷对企业来说都是很大的风险，一方面企业要面对侵权事件诉讼进行调查、应诉；另一方面还要对侵权行为进行追索和追讨。这一过程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同时相关纠纷会给出版企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社会影响，有时甚至可能造成致命的打击。

影响出版企业财务管理的因素越来越多，如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剧烈、企业规范的管理要求越来越高、互联网时代图书销售的寄售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新冠疫情影响还在持续等。第一，出版企业股份制改革持续深化，民营资本不断融入出版产业链上游和下游，投融资规模不断扩大，这些利好因素助推出版企业快速发展，同时也给出版企业的财务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和挑战。特别是在出版企业开展大规模投融资活动过程中，如投资项目达不到预期收益，会造成资金流不畅，甚至资产损失；融资过程也会产生大量债务，不仅面临按期支付各种债务利息的风险，同时还面临债务过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风险。总之，财务风险有可能瞬间让企业陷入绝境。第二，图书出版业的发行方式还是以寄售制为主，除自媒体平台的销售外，无论是线上销售平台还是线下实体书店等销售方，很容易受市场环境影响，导致出版企业回款周期变长，甚至发出的图书“有去无回”，特别是新冠疫情对线下书店的影响更甚，出版企业大量应收账款变成坏账损失，这些因素造成出版企业资产损失风险加大。第三，在出版企业内部，存货导致的风险也不容小觑，出版企业的存货由用于生产的纸张和待出售的图书产品两部分构成，为了保证生产要求和规避纸张涨价风险，一般出版企业都会集中采购一批纸张，纸张老化变质甚至报废、纸价下跌等，都会给企业财务造成较大损失。对于已经入库的出版物，风险在于对市场需求预估不足或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出版物滞销，也会带来存货损失。此外，作为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及保值要求保证各类资产不损害、不流失，监管压力难度大、任务重。

企业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靠人才驱动。新时代，对于出版企业更是如此，出版企业的发展需要精通传统出版、新媒体出版、知识服务等领域的复合型人才，但对于大多数从事业单位转企的出版企业而言，在人才机制方面缺乏优厚的条件，因此很难吸引优秀人才，人员流失的风险也急剧增加。另外，由于现在人们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在用工方面涉及的人员仲裁、诉讼风险也越来越高。

新形势下出版企业面临的风险呈现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企业发展必须积极应对风险和挑战，所以主动进行风险管控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以最小的风险防控成本获得最大的安全保障，从而实现企业规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合规管理是新形势下防范风险、保障发展安全的首要手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都对企业加强合规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国资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强调，要着力健全合规管理体系。为了完善中央企业法治建设，加快提升企业依法合规经营管理水平，着力打造法治央企，保障企业持续健康发展，2018年国资委正式发布了《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成为推动中央企业全面加强合规管理和合规体系建设的标志。该文件从合规管理的重点、职责、管理运行和管理保障等方面为中央企业的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提供方向和理论支持。作为出版企业，不仅担负着参与和推动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而且作为意识形态阵地，也肩负着把握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的社会责任，必须把企业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按照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将合规管理体系建设摆在首位。

从国际局势来看，俄乌冲突持续，中美关系恶化，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加大，国有企业面临更多的外部挑战；从国内形势来看，经济增速放缓，新冠疫情导致市场需求下降，新媒体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更多出版相关业态，企业面临较大的生存环境压力、业态融合压力，尤其对于出版企业而言，出版市场的持续低迷，大众阅读习惯明显改变，出版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不仅要大力提升风险防范能力，更要自觉加强合规经营风险管控。如果一旦违规，轻者造成经济利益损失，重者遭受行政主管单位处罚，甚至触犯法律，进而损伤企业信誉以致停业整顿、倒闭。因此，加强合规管理是企业应对市场竞争的基础，是提升企业防范风险能力的迫切要求。

企业生存发展必须以法为矩、依规而治，这是领先企业取得发展优势的重要“软实力”。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全面步入新常态发展通道，双碳经济的发展推动全球经济格局进行重新调整。出版企业作为知识服务行业的重要一员，要想在新经济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全面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不断增加自身竞争优势，着力增强商誉，不仅要为国内用户提供优质服务，而且也要积极参与版权引进和输出，参与国际出版服务和竞争。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在企业内部建立国际上公认的合规管理体系尤显重要。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在开展国际业务时，当企业经营发生违规时,已经建立并实施了有效合规管理体系可以作为企业和其经营者减轻甚至豁免行政、刑事或者民事责任的抗辩，这种抗辩有可能被行政执法机关或司法机关所接受。这对于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开展业务经营尤显重要。

2022年是中央企业的“合规管理强化年”，为进一步推动企业合规管理工作持续深化，9月国资委出台了《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这是加强中央企业合规管理的里程碑式文件，为下一步企业进行合规管理指明了方向。该管理办法以国资委令的形式印发，对中央企业进一步深化合规管理提出具体而明确的要求，明确了企业为切实有效防范合规风险、经营风险的关键机制和措施，是新形势下企业降低风险损失，确保良性循环、稳健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必须要做，并且一定要做好”的事情。

出版业既是党的意识形态重要阵地，又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既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又是关系民生的行业。出版企业既是党的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要承担者，也是中央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企业的文化宣传属性对其加强风险合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出版企业按照国家的总体要求，并结合自身特点加强合规管理是现阶段的迫切之举。

合规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营造合规管理的整体文化氛围是重要之举。《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从学习、培训、教育、践行四个维度对合规文化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强调了企业领导人员的带头作用。出版企业应该将全员合规管理作为实现企业良性发展的基础性工作，让合规意识渗透到每位员工。在出版企业内部，首先应当将合规管理纳入党委法治专题学习，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出版企业班子成员要不断强化合规意识，积极倡导，主动学习，充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带头依法依规开展经营管理活动。其次要建立常态化合规培训机制，学习合规制度，明确合规经营的要求和准则，建立红线意识，树立底线思维；同时，可用案例分析等方式开展警示教育，提高广大员工依法合规应对风险、化解矛盾的能力。通过开展出版全流程合规教育和培训、签订合规承诺书等方式培养全员合规意识和强化诚信经营理念，逐步构建和营造出版经营全过程的合规管理氛围，为企业推行全面合规管理打下良好基础。

建立规范的合规制度和体系是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基础。合规制度体系不仅包括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行业准则、国际条约等建立合规管理基本制度，还包括根据企业自身业务特点及所处行业特点，找准合规管理的重点领域，制定重点领域专项合规管理指南，同时还应及时对制度加以修订完善，并做好落实情况的检查与反馈。对于出版企业而言，首先要结合出版流程长、风险点多、涉及领域广等特点，针对选题策划、三审三校、印刷装订、图书发行、新媒体宣传等具体出版环节，深挖每个环节合规风险点，制定详细的合规管理制度文件，重点聚焦于选题立项是否论证充分、经费预算是否合理、审校质量是否达标、印装成本控制是否得当、发行合作是否规范、资金回款是否及时、媒体宣传是否到位等。其次按照出版企业的特点和流程，认真梳理合规管理的重点领域，特别是制定出版领域的反腐败与反贿赂、业务招待、招投标管理、反不正当竞争（图书定价过低或过高）、商业秘密保护（合同保密）、个人信息与数据安全（作者信息）等重点领域合规制度；此外，还要结合出版企业的日常管理，制定综合性通用合规文件，如商业行为准则、员工手册等；同时还需要结合管理流程细化会议与活动举办制度、财务与报销制度、业务招待的申请规范等。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根据出版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寄售制销售方式、著作权风险大等特点，还需要制定防范意识形态风险、减少资产损失的重点合规制度，例如对出版主题的审查制度、出版物内容的审校制度、出版物著作权的维护和追索制度等。只有搭建通用管理合规制度、业务流程合规制度、重点领域合规制度等相结合的全流程分级分类制度体系，加之对相关制度的适时修订，并做好落实检查的闭环管理，才能保证合规管理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循。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强调，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在《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中首次将“党内法规”明确规定为一种合规义务。明确规定党委（党组）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的领导作用。在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中，强化党组织的领导地位是根本。在出版企业中，由于能否把好出版物的政治方向关、意识形态关、舆论导向关是摆在第一位的风险点，所以做好选题论证决策和内容审校决策是规避风险的关键。这就要求出版企业要把加强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放在首位，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高度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引领出版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履行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构建党组织领导下的以党的先进理论和思想为引领、以优良政治素质为基础、以坚实的党性修养为保障的出版决策体系，为防范意识形态和导向风险提供有力支撑。

在做出正确的决策之后，全流程监控对于出版企业的合规管理也非常必要。按照中央企业风险管理“三道防线”制度，“第一道防线”是业务部门，主要由出版企业的策划、编辑、印制、发行、宣传等业务部门做好各自领域的日常合规管理工作；“第二道防线”是合规管理部门，主要由社务办、总编办、财务部等相关部门负责起草合规制度、对经济合同和重大决策进行合规审查、开展合规培训等；“第三道防线”是纪检监察和审计等部门，主要负责对合规要求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对违规行为进行调查、追责等。在《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中，首次提出设立“首席合规官”并由法律顾问兼任。出版企业还可以根据企业实际，设立董事会（社务会）领导下的合规管理委员会，领导合规管理部门对企业全业务流程开展合规管理工作（图1）。

信息化建设是助力企业合规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对数字化时代企业合规提出的新要求。在合规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技术赋能，用信息技术的手段优化合规管理流程，进而带动合规管理落地实施。第一，出版企业应依托信息化优势，加强风险预警和动态监测，将合规制度、要求和相关措施嵌入业务流程，通过数据分析和数据可视化工具，实时监测各项合规风险；要强化过程管控，借助专业人才、软件和技术探索建立合规管理在线监管系统。第二，要加强对意识形态、选题策划、合同签订、著作权保护、绩效考核、人才选拔等重点领域和关键节点的管理，实现合规风险即时预警，对违规行为主动截停。第三，要加强合规管理信息系统与财务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其他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实现数据共用共享。第四，在推动合规管理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过程中，应同时重视对敏感的合规信息、调查信息等设置严格的保密机制措施，保护商业秘密、合规案件的专项处理进程和相关人员的个人隐私。第五，当前出版企业的业务流程信息化建设均比较完善，要结合出版企业各自的特点，将合规制度嵌入业务流程中，从业务流程前端的出版物选题策划，到最终的产品销售实现全链条的合规监控，即时预警合规风险，实现合规管理体系高效实时运行。

企业合规管理要做到“向前走”与“向后看”并重。对企业来讲，为保障合规管理的有效性，强化和完善监督与问责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要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的有效性评价机制和合规风险评估监控机制，定期对合规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全面评价，及时发现合规管理体系的问题和不足并做出适当调整和完善；同时，对于重点业务的合规情况适时开展专项评估，对合规风险和违规问题及时报告、整改并问责。二是在人才考核与选拔方面，应该将合规管理情况和违规记录纳入对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履职的考核，将违规行为性质、发生次数、危害程度等作为考核评价、职级评定的重要依据。只有形成完整的合规管理闭环，才能保证企业合规管理的有效性，从而有效减少或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

合规管理体系的全面推进和实施与专业的人才队伍建设紧密相关。《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提出企业要设立首席合规官，建立专门的合规管理部门。合规体系建设不仅需要懂法律的专业人才，同时涉及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行政管理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而且合规管理是关联企业全流程的系统工程，尤其需要专门的复合型人才。因此，需要把吸纳和培养高素质法治合规人才作为依法合规治企的基础，建立以专职合规管理人员为骨干的法治合规管理队伍，创新法治合规人才培养机制，拓展法治合规人才成长通道，持续完善法治合规人才梯队建设，稳步提升法治合规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把懂法律也懂业务的综合型人才吸引到企业合规管理队伍中来。对于出版企业而言，由于需要处理大量著作权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传统出版融合产生众多新业态，加之意识形态风险很高，着力发展懂法律且懂出版的复合型合规管理人才队伍就显得更加重要。

出版工作是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大力开展合规管理是出版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发展环境，出版企业要通过强化党组织对合规管理工作的领导，在企业内部营造良好的合规文化，构建全流程分级分类合规管理体系，完善决策体系建设，加强合规管理信息化建设，坚持查改并举，注重合规管理人才培养，从而全面提升出版企业合规管理水平，推动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有效应对国内外经营风险，切实保障出版企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