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类图书是图书门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不断提高，“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成为科技出版工作者的重要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沈括的《梦溪笔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这些在科技史上迸发出璀璨光芒的成果无一不是通过出版进行传播与普及。新时期，我国在科学技术领域依然成就斐然，对这些成果进行传播是科技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和使命。

有别于文教、儿童、文学、社科类图书，科技类图书专业性强、读者面窄、行业属性明显、市场营销后劲不足，在销售表现上落后于前述几类。科技类图书编辑时常感到，从选题策划到出版发行，整个流程下来付出大量劳动，但市场表现平平。逐年下滑的印数足以表明专业图书的读者将越来越少。如何改变现状，是每位科技编辑需要面对的问题。

（1）选题策划被动。科技类学术专著选题伊始，相当一部分是由作者提出想要出版一本相关学科的著作，编辑在已成形的内容上发挥能力，沿着作者的思路进一步策划、执行。对于一本相对成熟的书稿，这不失为操作性强、出书效率高、成果显著的方式。同时由于考虑到作者的权威性，编辑在形式、内容方面大多尊重他们的意见，在非必要的情况下尽量减少调整。但这往往容易与市场脱节，不能最大限度满足读者需要。

（2）印数有限。科技专著有明确的读者对象，他们往往是相关从业人员或在校学生，群体聚集，购买力有限。传统印刷常常有一定起印数的要求，供大于求造成库存积压，差价提成产生额外成本，面临亏损风险。对于市场评估印数较少的选题，出版社往往忍痛割爱，也一并切断了隐形利润的获得。

（3）品种同质化。目前图书市场不乏选题重复、内容雷同的学术著作，一方面反映了学术研究领域中存在研究低层次重复问题，另一方面则反映了编辑选题策划时缺乏创新构想。出书品种过分集中，大量重复出版，不仅浪费了巨大的资源，而且加剧了出版社之间的竞争，不利于出版业长期健康发展。

（4）销售渠道有限。科技图书专业性强，受众聚集，较少开展广泛的营销。销售渠道局限，进一步加剧了销量下滑之困。

（5）版权贸易逆差。我国在版权贸易中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引进远远大于输出，比例极不协调。许多市面上畅销的图书实则为引进版权，进行了本土化的图书，而国外出版社对我们出版的专业图书兴趣寡淡。

（6）数字出版只见产出，难不见利润。众所周知，在数字出版领域，真正做得好、市场前景光明的产品是由IT公司、互联网企业、硬件生产企业主导的^[1]，传统出版产业的数字产品或流于形式，或读者接受度低。数字出版虽来势汹汹、前景无限好，但以出版社一己之力难以驾驭，加上商业模式和营利模式不清晰，使资金实力并不雄厚的出版社捉襟见肘，一直处于推广不开、涉入不深的境况。

对于选题策划与市场脱节的问题，可以分几种情况进行协调。一是作者是业界翘楚，其团队研究成果属开创性的，出版的读物属于学科前沿的学术专著，对读者可起到指导或引领作用，那么可以作者的成果为主，编辑从出版角度进行配合。二是编辑主动出击。目前的科技图书编辑多有专业学科背景，可充分利用自己的学科优势，根据所了解的专业领域的动向，查阅专业文献资料、拜访知名学者，挖掘有出版价值的选题。三是编辑通过对读者调研、与发行人员交流、对市场分析，策划符合大众口味的图书，从编写内容到版式设计，再到装帧设计，全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多管齐下，重点营销。

任何图书的策划出版都应以读者需求为首要考虑。一本有良好市场表现的图书，一定是从选题策划开始就将市场因素考虑在内。这需要编辑对市场有预判，对学科有深度了解。学术专著往往被视为权威发声，即便在当下获取信息的渠道如此多元，人们更愿意寻求一本专业读物来答疑解惑。从市场来看，也表现出人们对科学、严谨的专业图书的购买倾向性。调查显示，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受大环境影响，图书市场用户更加关注医疗领域，医疗类图书的用户偏好度增长最为明显。根据京东图书大数据，预防医学（卫生学）品类图书销量，2020年是2019年的5倍^[2]，足见知识鱼龙混杂状况下专业图书的正本清源作用。2020年初《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出版，该书以读者需求为落脚点，两周内87.2万册纸质书就被配送至上海16个区。

近年来，按需印刷的产生，既较好地解决了印数有限的问题，又大大缩短了印刷时间，还丰富了图书种类，是数字技术在印刷环节的极好实践。此外，学术性图书尽管发行量有限，但把握好长尾效应，努力开发长尾品种，前景可观。长尾效应是统计学名词，正态曲线中间的突起部分叫“头”，两边相对平缓的部分叫“尾”。^[3]从人们需求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需求会集中在头部，这部分可以称之为流行，而分布在尾部的需求是个性化的、零散的小量的需求，这部分差异化的、少量的需求会在需求曲线上面形成一条长长的“尾巴”。所谓长尾效应，就在于它的数量上，将所有非流行的市场累加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比流行市场还大的市场。巴诺（Barnes & Noble，美国最大的实体书店）的平均上架书目为13万种，亚马逊有超过一半的销售量都来自在它排行榜上位于13万名开外的图书。如果以亚马逊的统计数据为依据的话，这就意味着那些不在一般书店里出售的图书要比那些摆在书店书架上的图书形成的市场更大。由此可见，长尾品种图书不仅能满足读者的多元化需求，而且有巨大的盈利空间。

解决产品同质化问题，第一，可“量好家当”深挖已有储备资源，如有些有悠久品牌历史的出版社出版过非常优秀的作品，在当时取得了非常好的反响，只是由于社会变迁，逐渐淡出市场。对于这种优质选题可进行二次开发，结合时代、与时俱进，拓展出有新时代特色的产品，或延伸、增补新品种，或在原有产品线上拉长链条，保持经典图书的品牌影响力和鲜活度，同时也可在细分板块形成新品牌。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的“中医经典·跟读名师手记”系列图书，就是在“中医老课本”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的系列选题。第二，可与优质作者进行深度合作，随着科研团队研究进程的不断推进，势必有新的成果产出，据此可与作者展开深入合作，规划选题。第三，开发新兴学科，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时事热点层出不穷，物联网时代的到来必将孕育无数新领域、新契机。第四，走专业化、特色化、个性化的发展道路。专业化、特色化是保有市场青春的永动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医学编辑部聚焦医学临床，以打造专业、权威、实用的高品质医学图书为特色，于2014年成立医学临床与工具书出版中心。该中心为首批12家“上海学术·专业出版中心”之一，曾以总分94.5分位列“上海学术·专业出版中心”的榜首。专业化和特色化就是取得这些成绩的法门，而前述的长尾效应的本质就是强调个性化，客户力量和小利润大市场。

受新冠疫情影响，选题申报、书号审批、出版销售与之前都有所变化，新书出版品种走低，而精品策略成绩显著，单品成交额上扬。如《中医基础理论》（五版教材）自1984年出版以来，印次已逾75次，单次印数均过万册；再如《黄帝内经素问译释》《黄帝内经灵枢译释》《金匮要略译释》《伤寒论译释》等“古籍译释丛书”延续了较好的销售；另还有“费曼物理学讲义”丛书等凭借优质的选题构思、权威的作者团队、优秀的图书内容，年销过万册。由此可见，开发出版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经典之作是占领市场的必经之路。就精品意识而言，编辑要确立相应目标，打造精品出版物，塑造个性出版物，编辑有新探索、新观点的优质出版物，以在新媒体环境下为优秀文化的传播提供知识导航功能。

面对销售困境，首先应充分利用作者渠道，这是专业图书的优势，需要不断加强，专家会议、学术论坛都是良好的销售方向。其次，面对发行渠道的多种多样，应对症下药，合理利用。新华书店，图书种类庞杂，对单本图书来说应做好图书分类、准确的上架建议，便于读者精准找到。专业书店，针对特定人群，对口性强。私营书店，经营灵活，品种选择聚焦性强。高校科研机构用书、馆配销售具有定向性，是稳定的销售渠道。网络销售覆盖面广，延展性强，对推荐依赖性强，用户购买多以网络口碑、关键意见领袖引导、参考榜单、亲友推荐等为依据，这些形式也是图书内容评价方面的重要影响因素，表明口碑对于图书销售的重大影响。其他渠道，如政府采购、农家书屋、社区书店具有特定性，需量体裁衣。

传统观念，购买力旺盛的地区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尤其是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能力。近年来，调查发现下沉市场精神需求旺盛，三到六线城市新用户数量占比逐年上升，成交量及成交额占比也逐年上升，图书市场渠道逐渐下沉。低线市场指一二线以下城市的市场。事实上，我国人口分布绝大多数是在这些城市或区域，如果能把握好这一市场，前景可观。据2022年京东双十一“巅峰28小时”统计，图书成交额同比涨幅明显。地域分布上，东北地区图书市场增幅明显，成交额同比增长247%，另有54个城市的图书成交额同比增长超100%，其中大多为六线城市，推动六线城市图书成交额同比增长46%。^[4]下沉市场的开发一是源于平台联合发力，如京东持续推进的“领阅人”计划，拼多多发起的“多多读书月”；二是知识普惠观念的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阅读大面积普及是必然趋势；三是国家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倡导全民阅读，平台推进补贴计划，促进平价图书的推广；四是随着Y世代、Z世代的逐渐崛起，图书用户年轻化越来越明显，他们对非物质类产品的渴求度明显提高。业内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移动互联网在城市及农村地区普及，非重点城镇居民对内容消费的需求不断增加，在线图书消费在这部分地区的市场发展潜力有望进一步得到释放。科技类图书也应把握这一趋势，发行人员应适当倾斜资源于低线市场，农家书屋、社区书店都是不可忽视的渠道。

版权输出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过去科技类图书的版权贸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落后造成的，但是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不断攀升，我们是有改善现状的土壤的。当前的“走出去”主要还是通过版权贸易译介为外国文字，借助外方的平台进行传播。这一传统方式不利于自身话语权的构建和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必要借鉴国际出版商的经验，将出版与数字产品和期刊建设等结合起来，有所作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医学临床与工具书出版中心目前版权输出项目签约超过40种，其中《张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多语种版权输出项目19种。事实证明，立足原创、精品策略，努力挖掘传统、有价值的文化，向世界传播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是可以走出中国特色的版权输出之路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基于我国日新月异的大众传播技术手段，凭借政治经济力量的有力支撑，科技文化工作者只要把握机会，将特色选题落实、将优质内容呈现、将传播工作做到位，一定能实现总书记强调的，“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

出版社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取得竞争力。得天独厚的内容资源、扎实深厚的文字功底、对行业动向了如指掌的编辑团队是我们的竞争优势所在。出版企业不仅需要一款单独数字技术软件产品，而且需要一个能够帮助构建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出版科技生态环境，数字出版技术和升级换代后的数字产品要高度整合、有效配合。基于此，首先，作为内容供应商，还是要以优质的内容取信读者，打好群众基础；其次，敞开胸怀与互联网拥抱，寻求技术支持，完善平台运营、终端载体；最后，出版社联合，互惠共享，取长补短，人力、财力最大化，实现内容、平台、终端三位一体的商业运营形式。随着云阅读、云中图书馆、云出版一系列概念的提出，数字出版迎来了新方向、新机遇。

应该看到，目前国家整体科技热，对于科技类图书是利好消息。随着AI、VR、元宇宙、智能家居等科技领域日益受到关注，预示着科技类图书市场将不断扩大，把握发展时机对于相关从业人员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