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出版涉及的问题是多元化的，不仅涉及政治问题，也涉及经济问题，单纯地从政治学或者经济学角度，都无法很好地做出解释，因此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观察思考。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与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的相互关系，强调在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下经济活动的规律性和社会性。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受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等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不同社会的经济形态和特点。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政治经济学也有着丰富的指代对象，包括亚当·斯密等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卡尔·马克思等开创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曼瑟·奥尔森等开创的整合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等。从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来看，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同时关注政治和经济的学问，关注经济背后的政治因素和政治行为的经济逻辑。政治学和经济学是观察事物的不同视角，经济学关注利益的获取及其合理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产生赢家和输家，进而会演化成不同的利益集团，每个利益集团为了争夺和巩固各自的经济利益，自然会形成作为代言人的政治力量，为了平衡代表各个利益集团利益的不同政治力量，就需要政治决策，并最终为下一轮政治经济博弈提供边界。^[1]政治是重要的，是灵魂、是统帅，没有对各个利益集团的平衡行动，就会导致各方对立，甚至产生严重的冲突，例如内乱、战争和军阀割据等。没有了政治的稳定，经济学的分析也就失去了意义。本文试图从利益、行为、秩序、规律等维度，全方位地观察学术期刊出版所涉及的政治与经济问题，并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等视角总结政治经济学分析对学术期刊出版的治理启示。

从利益的视角来看，经济学关注利益的获取，政治学关注利益的平衡。不论从经济的整体发展上，还是具体某个行业的改革创新，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所形成的政治力量都会争取政府政策的支持，从而影响经济政策的走向。2012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试图推动报刊出版的市场化改革，出台了《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对于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报刊编辑部，原则上要求转企改制，基本思路是通过先实现企业化，再逐步实现市场化和产业化。^[2]实施办法出台后，学术期刊大多数从业者持否定态度，纷纷撰文表达否定的理由，给政府和改革推动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最终政府没有强制执行，虽然原因很多，但应该就有政治角度的考量。学术期刊从业者大多数都从属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属于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在编职工，有编制、收入很稳定，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如果学术期刊编辑部转企改制，大多数从业者就会失去编制和稳定的工作环境，而且收入也就不稳定了。学术期刊出版转企改制，会直接影响从业者的利益，他们会想尽一切可能的理由，反对转企改制，争取政府出版政策的支持。但是从经济的角度、利益获取的角度，不转企改制，保持现在的依附状态，不论学术期刊产品、出版机构还是人力资源，都完全忽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学术期刊也难以有实质性的发展。因此，学术期刊的出版改革要充分考虑从业者的利益损失问题，通过主办、承办单位内部转岗等方式，转移和消化现有的存量人员和矛盾，探索和寻找利益平衡与协调的渠道，逐步达到出版改革的目标市场模式。

从行为的视角来看，经济关注市场性，政治关注公共性。公共性指向集体利益，名义上为多数人谋取福利，重在平衡，因此政治关注公共性，即所谓的政治正确。市场性指向个体利益，通过个体竞争实现相互服务、相互促进、相互提升，并最终通过税收、捐赠等途径转换为公共性。公共性往往要通过市场性来实现，但是这种转换需要一个过程，通常也难以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关注公共性是实现政治正确的捷径和多数人的诉求。在学术期刊出版领域有两种行为，时常会导致经济与政治的冲突，造成市场性与公共性失调。这两种行为中，一是图书馆的公益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出版者与受众的直接交易，使直接的买和卖的交易转换为间接交易，图书馆购买学术期刊，受众通过图书馆免费阅读学术期刊。在纸本时代，由于图书馆购买学术期刊的数量有限，因使用不便导致图书馆辐射的读者范围也有限，个人消费者占有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图书馆的公益性行为对学术期刊出版的影响有限。在数字时代，图书馆购买学术期刊数据库，读者免费阅读学术期刊，学术期刊的个人消费者占有很少的市场份额，甚至低于5%或者趋于零，出版者与读者之间没有了直接的买卖交易，出版者难以准确掌握读者需求的变化，尤其是中小型学术期刊出版机构的数字出版平台难以生存，受制于图书馆这种机构用户追求单位使用成本的制约，只有大而全的大型数字出版平台才有发展的机会，严重压抑了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创新，导致需求侧绑架了供给侧。^[3]二是开放获取行为，开放获取行为以其全民获益的形象，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但是，当我们欢呼开放获取所提供的好处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开放获取的可持续性问题，靠作者付费支撑起学术期刊出版行业，实践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开放获取的可持续性只能依靠政府和其他资助机构的资助。令人担忧的是，计划经济思维重新主导了学术期刊出版行业，表面的可持续发展，可能剩下的就是简单重复和缺乏创新，学术期刊的使命和社会责任将难以实现和履行，政治正确所带来的公共性将走向其反面。因此，为了平衡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影响，统筹市场性与公共性，图书馆的公益性行为只能限定在提供纸本学术期刊的范围内，不应该再继续采购学术期刊数据库；开放获取行为应该限定在提供信号作用的范围内，不应该谋求成为学术期刊出版市场的主角。^[4]

从秩序的视角来看，经济追求自然秩序，政治提供人为秩序。经济的主体表现是市场。张维迎认为，市场的逻辑就是通过使别人幸福来实现自己幸福的逻辑。^[5]在这样的市场逻辑下，每个人都谋求使别人幸福，相互协作、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应该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这样的市场秩序就是自然秩序。学术期刊出版者的核心追求就应该是为读者着想，想读者之所想，供读者之所需，解读者之所急，从而就会相应地获得读者的回报，销售数量的增长就会带来利润的增加。学术期刊出版者通过使读者幸福，就会自然地实现自己的幸福，市场收入、市场地位、期刊品牌、品牌声誉、品牌公信力、品牌吸引力等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和形成。这种自然秩序需要人为秩序提供边界条件或者约束条件，人为秩序通常表现为政府政策和社会政策，重大的政策决策需要政治考量和政治抉择。学术期刊的发展过程，可以视为学术期刊出版市场的自然秩序与人为秩序的博弈过程。从经济或者市场的角度来看，总是希望学术期刊出版是自由的，附加其上的人为秩序尽量少一些。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总是倾向于给学术期刊出版附加更多的人为秩序，或者追求公共性，或者追求意识形态引导等目标。图书馆的公益性行为和开放获取行为，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学术期刊出版市场的边界条件和约束条件，使自然秩序受到人为秩序的扰动。开放获取行为起初并不是政府倡导的，主要的始作俑者是行业组织、社会组织。哈耶克把自然秩序分为适于自然界的自然秩序和适于人类的自发秩序^[6]，从人类的本质来看，人类属于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因此自发秩序的本质仍然属于自然秩序。人的行为与自然界的动物和植物有相同或相似的自然规律。人对于利益，无异于动物对于食物、植物对于阳光和雨露。自然秩序表现出一种有序性和规律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的自然秩序如此，人类的自发秩序也如此，虽然自发秩序有人的参与，与人的行动有关，但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人类行动的结果，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学术期刊出版的繁荣发展有赖于对自然秩序的充分尊重，为自然秩序的运行提供有效的边界条件和约束条件，尊重和保护学术期刊出版市场买卖双方的自组织行为和诉求，对于能够扰动自然秩序的人为秩序应该逐步减少甚至取消。在很大程度上，学术期刊的繁荣发展就是从学术期刊出版的人为秩序走向自然秩序。政府对于通过财政政策为开放获取提供资助，应该慎之又慎，否则的话，可能对自由市场这种自然秩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是通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的形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建的国家级、开放型、公益性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平台，目前收录学术期刊已达2 200多种。如果这种政策性、财政资助性开放获取扩展到所有学术期期刊，那么学术期刊出版市场也就必然会逐步萎缩甚至完全消失。

从规律的视角来看，经济的内在规律是市场机制，政治的内在规律是利益机制。经济目标的实现要依托市场，政治目标的实现要依托政府。从整个经济的发展上来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市场机制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我们国家也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学术期刊出版行业身处经济发展的洪流之中，也难以长期违背经济规律。学术期刊出版需要资源配置，因此市场就应该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从政府的产生和历史演化来看，曼瑟·奥尔森认为，政府的政治诉求背后还是利益机制，追求利益是国家和政府形成的底层逻辑。^[7]虽然政府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保护产权、提供公共工程等行为，在增加政府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会对社会的长远发展有利。政府和社会之间存在共容利益，双方从根本上说是共生关系。如果这个社会确实像罗纳德·哈里·科斯所说的那样，既需要经济市场，也需要思想市场^[8]，那么作为思想传播载体的学术期刊就会有更加宽松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长远发展上，既对政府自身有利，又对社会发展有利。曼瑟·奥尔森把引导政府产生和发展的利益机制称为看不见的左手（在共容利益指引下使用权力），用以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右手相对应。^[7]学术期刊所要追求的核心目标，就是增进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共容利益，通过看不见的左手，逐渐让政府看到学术期刊的思想供给、思想交流、思想提升的多维价值，实现政府的政策支持，从而顺应看不见的右手。学术期刊的社会功能是丰富和多样的，包括提供和助力学术传播、文化传承、理念创新、科技发展、社会改革、生活安逸、精神幸福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历史已经证明套利经济只能是暂时的，只有创新经济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发育的思想市场是创新经济的前提和基础设施，因此创新经济离不开作为思想市场载体的学术期刊，学术期刊的繁荣发展是创新经济所内生的。

市场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学术期刊市场化改革遭遇诸多反对，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市场和市场化内涵的误解和偏见。通常反对学术期刊市场化的说法有：“不能简单地将学术期刊推向市场”“市场化不能保证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市场化会导致作者支付高额的版面费”“市场化会对青年学者和学生发表学术成果不利”“市场化会导致学术期刊以刊谋利”等。理解市场的内涵，首先要理解市场机制的内涵。学术期刊出版的市场机制至少要包含五种机制：一是学术期刊产品、学术期刊出版机构、学术期刊从业者等的竞争机制，相同或者相似领域的产品之间有竞争，出版机构之间也有竞争，从业者也会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流向工资高、条件好的出版机构；二是学术期刊产品的价格机制，价格应该成为学术期刊产品质量的信号，即便考虑政府或者资助机构补贴的情况下，也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学术期刊的生产成本；三是学术期刊产品的供求机制，不论是针对作者还是读者，供大于求应该降价，供小于求应该涨价，供给应该随着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四是学术期刊出版的利益机制，在社会效益优先的情况下，出版机构和从业者应该从高质量发展中获得市场回报，学术期刊产品符合市场需求，为读者带来独特的学术信息价值，就应该获得经济利益；五是学术期刊出版的风险机制，在不符合政府资助的公益性、公共性需要的情况下，不符合市场需求，不能自负盈亏的学术期刊就应该及时退出出版市场，从而形成可以依规有序进出市场的良性局面。我国目前低价纸本学术期刊的现状，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是教育经费、科研经费在补贴学术期刊出版的结果，因为多数学术期刊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主办或者承办的。学术期刊出版从计划机制逐步向市场机制过渡，就是学术期刊的市场化出版，市场化是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逐步转化的过程。学术期刊市场化出版需要符合政府各种出版政策的规定，也就是要满足特定的边界条件和约束条件，不是简单地将学术期刊推向市场，也不是不顾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市场竞争在合理的边界条件和约束条件下可以生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期刊，就像豪车、名表等奢侈品都是市场供给的一样。在供给随着需求而变化情况下，学术期刊应该从评价功能回归到学术交流功能^[9]，作者发表论文和读者购买学术期刊都不会存在异常的高价，否则过高的利润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学术期刊出版者创办新刊，这就是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功能。学术期刊出版主体只要形成有序的市场竞争，学术期刊价格、学术期刊质量、学术期刊数量、从业人员等都会通过市场调适到合理的位置，在市场机制成为内在规律、底层逻辑和基础支撑的前提下，需要有为的政府和适合的人为秩序为市场机制保驾护航。学术期刊市场需要价格信号，也需要出版企业家进行投资决策，更需要培育生生不息的企业家发展环境以及精心呵护稍纵即逝的企业家精神。我国由公共财政支撑的学术期刊供给，难以可持续地生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期刊，也无法与欧美等出版发达国家的学术期刊出版机构进行有效的竞争，反而成为其学术期刊稿源和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内容的供给国，这种恶性循环事实上是在帮助我们的竞争对手。因此，我国学术期刊出版行业不能故步自封、自我满足、夜郎自大，更不能违背最基本、最底层的人性和市场规律，需要积极寻找既能保障社会效益又符合市场规律的出版模式。

从学术期刊出版的历史发展来看，出版机构主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营利性出版机构和非营利性出版机构，二者的核心区别是发起人或者股东是否拥有分红权，非营利性出版机构的发起人没有分红权，非营利性出版机构的行为特征与营利性出版机构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从学术期刊的定价来看，非营利性出版机构出版的学术期刊价格通常要低于营利性出版机构。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是两家世界知名的大学出版社，从出版社的属性来看，属于非营利性出版机构，但是这两家出版社具有很强的市场影响力和营利能力，在中国都有办事处，也都在中国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只是发起人不能分红，作为出版机构的出版社同样会获得市场回报，这些市场盈余会用来扩大再生产和发放职工福利等。学会、协会等社团组织所属的学术期刊出版机构都属于非营利性出版机构，例如美国科学促进会、美国化学会、美国物理学会、英国皇家化学会等，这些出版机构在中国都有办事处或者代理机构，也都在中国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在纸媒时代，学术期刊的用户以个人用户为主，图书馆等机构用户为辅，学术期刊出版市场有爱思唯尔、施普林格·自然这样的大树，也有美国物理学会、英国皇家化学会等这样的小树，更有大量分散办刊的小草。随着数字时代、网络时代的来临，学术期刊出版市场的集约化程度逐步提升，用户结构也由个人用户为主逐步转向机构用户为主，绝大多数终端读者免费阅读。对于学术期刊出版市场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主要的动力来自于互联网的发展，供给侧的内在逻辑催生了学术期刊的集约化出版，作为机构用户的图书馆处于被动接受的行业现实环境之中。由于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客观的高成本，以及先发优势自然产生的垄断地位，学术期刊价格开始大幅上涨，图书馆等机构用户因资金有限而导致学术期刊采购危机，从而倒逼学术期刊开放获取出版模式的诞生，目的是对抗和抵制学术期刊过高的定价模式。虽然在集约化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发展过程之中，图书馆等机构用户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是从未来学术期刊出版市场的创新和发展来看，图书馆等机构用户为主的B端市场会降低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多元化发展的积极性。因此，在政策层面上，需要对图书馆等机构用户进行限制，助力学术期刊逐步回归C端市场，使学术期刊出版者与读者恢复直接交易和交流。从历史逻辑的视角来看，当下学术期刊出版的国际市场格局是由欧美出版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样的市场格局也是从最初的C端市场逐步演化到B端市场，互联网的发展推进了C端市场到B端市场的结构转型。在这样的国际出版格局下，我国学术期刊出版行业具有先天的后发劣势，只能另辟蹊径，回归C端市场，借助市场规律和新媒体环境，从基础做起，苦练内功，以国内市场为主，面向国际市场逐步发展。政府通过政策限制图书馆采购学术期刊数据库，对国外学术期刊数据库也应该是一视同仁的，这样就为国内学术期刊出版机构按照市场规律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学术期刊出版者可以按照自己的优势选择单刊模式、刊群模式、集约化模式等，自由选择国内市场或者国际市场。政府应该对于选择国际市场的学术期刊出版者提供必要的财政补贴，也应该培育和发展文摘期刊市场，尽量将发达国家的学术信息用中文摘要出版，这样既能提高中国学者获取发达国家学术信息的效率，又能培养和锻炼我国的文摘人才和情报队伍，为西方国家在极端条件下的学术资源断供提供替代方案。

从实践上来看，学术期刊出版面临一个四难选择：通过订阅费维持出版，读者受影响；通过APC（文章处理费）维持，作者受影响；通过机构资助维持，机构承担很大的资金压力；通过降低出版成本，读者会面对劣质的内容。从开放获取S计划的执行来看，纯粹开放获取模式的可持续性发展面临挑战。强势和大型学术期刊出版商从拒绝开放获取逐步开始拥抱开放获取，主要原因是商业出版业务不用降价的情况下能够开辟出开放获取的盈利板块，而且开始面向部分机构用户和欧洲部分小型国家推行阅读出版一揽子销售模式。政府必须为学术期刊出版市场划定合理的边界条件和约束条件，把开放获取出版模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2022年7月，中国国家版本馆（北京总馆，西安、杭州、广州分馆）正式开馆。中国国家版本馆的前身即国家版本图书馆已建馆70余年，根据《出版管理条例》规定，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出版物样品要依例向其呈缴。版本馆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扩展了版本资源，包含了古今中外载有中华文明印记的各类版本资源。版本馆丰富的数据资源是否能够开放获取，值得深思熟虑。依托版本馆的政策资源优势，数据平台建设与数字资源的集中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可以建立大而全的数据库。在这样的状况下，版本馆的数据库是否开放获取，似乎陷入两难的选择，版本馆的功能定位也陷入困境。一方面，与其他承担着传承、记录的功能馆厅，如档案馆相比，版本馆独享丰厚的数据资源。但是版本馆如果只是对丰富的资源存而不用，则无法更好地肩负起传承的重任。知识的价值不在于“藏之名山”，而在于广泛传播和使用。传承只有在不断地提及，日常化地使用中才能得到真正地延续。另一方面，如果将数据库从静态的存储转化为动态的使用，则必然会打破学术期刊出版市场的平衡，甚至带来无法估量的负面影响。在商业出版模式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开放获取出版模式作为与之抗衡的力量正在逐渐崭露头角。从开放获取的角度来看，版本馆拥有国内出版物的全部数据资源与信息，自然会超越任何商业出版平台。但从学术期刊商业出版角度来看，版本馆如果不计后果地全面开放获取海量的数据，势必会强势地削弱商业出版学术期刊的需求，压缩其盈利与生存空间。虽然包括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在内的局部开放获取，可能暂时不会有过多的影响，但由于版本馆数据资源的全面性，如果开放获取就会对学术期刊商业出版产生毁灭性的打击。因此，版本馆只能突出文化传承功能，保护学术期刊出版健康稳定的市场生态和源头活水。

政治和经济都可以视为由零到一的变量，现实的社会发展只能是二者的不同组合。因此，我们国家追求的是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政府要为市场提供有效的边界条件和约束条件，不同的市场类型更多地体现在边界条件和约束条件的不同，边界条件和约束条件设置得合理，是形成有效市场的前提。学术期刊出版市场是比较特殊的市场类型，需要政府按照学术期刊的发展需要设置合理的边界条件和约束条件。政治属于上层建筑，关注权力和顶层设计；经济在政治设定的框架内运行，关注权利和利益获取。学术期刊出版政策是政府综合平衡各方利益的结果，社会在发展，观念在转变，政策也必然会与时俱进。政治诉求和经济发展可能会出现暂时的背离，但是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也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从长远发展上来看，政治和经济必然走向融合与协调发展。虽然关于学术期刊的研究角度很多，例如学术传播、图情文献、科技创新、学术评价、意识形态等，但是关注政治和经济视角的现有文献中，更多是从政治或者经济的单一视角，考察学术期刊出版所涉及的各种问题。本文是想抛砖引玉，尝试将学术期刊的政治性、公共性、意识形态属性与其经济性、市场性、争鸣性统一考量，探寻影响学术期刊出版的政治与经济两种要素，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的可能性与达成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