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学术的关系是认知学术研究宗旨与风格、方向与方法的基础性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时代与学术关系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术界在新时代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遵循。期刊人只有切实体认、深刻把握时代与学术的关系，才能掌握好学术期刊的时代使命、发展方向、选题设计，让学术期刊成为真正体现时代精神的学术载体。

从时代出发、深刻体认时代与学术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的特质，是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无论从事实际的学术研究，抑或考察历史上的学术现象，都会首先认知自己与研究对象所处的时代，搞清时代的社会性质、发展阶段与时代要求。正是时代的特质，决定了学者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以及不应该做什么、不可能做什么。所以，有什么样的时代，便会有什么样的学术。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2]理论思维如此，学术研究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样如此。

从思想发展的历史方位出发，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3]事实表明，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再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都是时代的产物。

同时，学术与思想、思想与学派会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相互促进、砥砺发展。习近平指出：“没有18、19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1]这就不仅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关系，而且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与学术发展的关系。学术史上的学派之争、学理之辩乃至相互攻讦，客观上只会促进学术的总体发展。但是，在各种争辩乃至论战中，某一派之所以能够胜出、另一派之所以最终落败，归根到底在于看哪个学派真正洞悉了时代并超越了时代。

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分别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然而，最终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对所处的时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4]显然，没有对所处时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仅仅局限在对学术资源（即使是最新的）的汲取与改造，局限在学派争论，同样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自然，没有对所处时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也不会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会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

关于学术与时代的关系，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有所认识并加以论述。1930年，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5]这段话虽然局限在学术史内部的视野之内，但提出了身处特定时代的学者何以自处的问题，指明了自觉顺应时代潮流的重要性。

其实，从时代出发建构与评判学术，是中国传统学术观的基本特质。孟子最早树立了“知人论世”的学术原则，指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其后，韩非、司马迁、刘知幾、章学诚、章太炎等人都表达过类似看法。后人将知人论世传统升华，称之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学术路数。进入20世纪之后，从文学批评领域的形式主义思潮开始，在西方出现了一股排除社会历史背景要素的“文本中心论”，认为文学研究不必考虑社会历史背景，也不必考虑作者的意图，只考虑文本的内在要素就足够了，但这种主张始终没有被我国的主流学术界所接受。

从中西学术史的发展历程看，人们公认西方学术曾经历所谓轴心时代（公元前5世纪前后）、信仰的时代（中世纪，公元476—1453年）、冒险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公元14—16世纪）、理性的时代（17世纪）、启蒙的时代（18世纪）、思想体系的时代（19世纪）、分析的时代（20世纪上半期）、以诗学为中心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这样的划分虽然出自思想史的视角，但对于时代特征的标识，却是客观而真实的。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写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概念提出，就在于它真实揭示了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这一突破不仅具有当时的时代意义，而且对后世具有深刻作用与影响。总之，这一概念深刻表明了、例示了时代与学术的关系。

纵观中国古代思想史，也有五个学术思想的繁荣期：先秦时期，以子学为代表；两汉时期，以经学为代表；魏晋时期，以玄学为代表；隋唐时期，以三教（儒释道）为代表；宋明时期，以理学为代表。这五大学术与思想形态，无一不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因而能够成为时代的鲜明标识。

明朝之后，中国学术尚有所谓朴学时代，集中发生在清代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公元18— 19世纪中）。进入清朝的咸丰、同治、光绪年间（19世纪中期及之后），随着西学的大规模涌入，则转入所谓新学时代。辛亥革命之后，又有西学时代之说，但真正在中国立定脚跟的，是马克思主义学术，因此有马列时代的说法。

学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由于尚未形成近代的分科制度，所以学术与文学、哲学、史学具有紧密关联，难分彼此。因此，学术人物往往都是文史哲大家，成为时代的代表者和引领者。许多中外著名学术人物无不是时代的产物，发出了新时代的啼声，开启了人们的心灵。习近平引用恩格斯对于文艺复兴运动的评价，指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习近平突出强调“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指出“在我国发展史上，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发展同样与中华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先秦时期，我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鼎盛期。20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于文艺领域的创新风潮对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6]显然，学术人物、学术流派、学术潮流等，无一不是时代的产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从前面的论述出发，会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新时代的中国学人，必须深刻体认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只有从新的历史方位出发，才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学术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就在于深刻地体认新时代的时代精神、体认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努力站到新时代的时代制高点上来。这是体现新时代中国学术前沿的根本。为此，就需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也就是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为指导。

习近平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理论，必须反映时代的声音，绝不能脱离所在时代的实践，必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其凝结成时代的思想精华。”^[7]这是总览历史得出的科学结论。理论创新的出路在此，学术创新的出路同样在此。对“思想之母”没有深刻理性认同与深刻感悟的学术，必然是盲目的，绝不可能凝结成为时代的思想精华。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不断推出创新性作品尤为重要。

从人类文明的整体历史来看，世界各文明民族无不具有既能代表本民族文化发展最高水平又具有世界意义的标识性原创经典作品。它们既是特定民族的文化徽记，又是世界文明的璀璨明珠。这其中，原创性的文艺作品尤其具有文化标识与传播价值。因此，“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6]正由于优秀作品具有如此重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形成‘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之势”。^[6]

学术与思想经典的重大作用，并不在优秀文艺作品之下。从人类文明史的源头看，凡是元典性的经典作品，都具有文学、哲学、史学乃至许多方面的多重价值。《诗经》就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一部经书，它对中华民族所发挥的塑形作用，与荷马史诗对于欧洲国家所发挥的作用可谓旗鼓相当。因此，新时代的中国学术，必须要以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作为工作的中心环节。^[8]毫无疑问，“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是一个重大命题。它与文艺领域的“优秀作品”一样，无论对于民族文化，还是对于世界文明，均意义重大。

那么，高水平、独创性、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从何处来呢？除出版图书之外，显然主要来自学术期刊。这就凸显了学术期刊对于学术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学术期刊同样是时代的产物，近代以来，我国的学术期刊沿着若干个方向发展，但无不把体现时代性作为办刊宗旨。然而，真正能够洞悉时代走向、科学把握时代潮流、推动时代前进的学术期刊，是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创办的红色学术期刊。这些红色学术期刊能够把时代的前沿性与学术的前沿性结合起来，并且进一步通过期刊的前沿性将其体现出来，从而达到了“三个前沿性”的有机融合。

需要指出的是，从中外学术期刊的发展史看，凡是名刊大刊，其所发挥的绝不仅仅是平台出版作用，而是“时代引领”与“学术引领”作用。“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1]中国红色期刊的发展历程，最鲜明地验证了“思想先导”的科学性。这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作用不仅是通过学术期刊而呈现和实现的，而且往往就是期刊人主动设计、策划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期刊人”与“学界人”往往是同一批人，无论是他们的思想、著作，抑或创办期刊、选择方向，“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1]期刊出版周期短、见效快的特点决定着期刊所发挥的引领作用，往往为图书出版所不及。

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传播方面，期刊在近代中国所发挥的作用，为任何出版手段所不及。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传播，开启了中国学术真正的知识变革，成为人们思考和研究当时中国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理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学术的重大成果，总是首先通过思想理论期刊与学术期刊推出，然后才集结成书由出版社出版。

可以这样说，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的形成，以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向来与学术期刊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从呈现形式看，期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似乎仅仅是平台作用；从顶层设计看，期刊所发挥的其实是主动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与传播，是近代中国学术期刊引领学术创新发展的最大事件。

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的学术期刊非但没有遭受电子出版的负面影响，反而充分利用电子出版的优势获得新的发展与进步。学术期刊在学术研究整体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为什么会如此？就是因为学术期刊内在地发挥着学术引领作用。这种引领作用不仅体现在学者的成果发表方面，还体现在学术评价、学术考核等体制机制方面。所以，凡重要的学术期刊，基本不依靠自然来稿，而是设计选题，约请作者撰稿；或召开学术会议，从中选稿。这样一来，许多作者便被置于了期刊的选题设计、约稿引领之下。那种坐等来稿、来啥登啥的局面，早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不消说，期刊的水平、性质定位、风格特点，都引导着作者的不同写作方向与投稿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位作者的学术创新能力与水平，时常取决于期刊编辑的选题设计水平。期刊决定作者而非作者决定期刊的现象，越来越突出。

这样一来，学术期刊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便被空前地凸显出来。如何积极发挥学术引领作用，也就成为考验期刊人办刊水平的一个核心指标。

总的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一论断显然完全契合当下我国学术期刊的基本状况。要改善这一状况，端赖学术编辑们能否真正发挥好学术引领作用，这样不仅能够引导出高质量的学术作品，还能够培育出未来的学术大家或大师。

在新时代，要想发挥学术期刊的创新引领作用，应将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作为主攻方向。所谓“思想穿透力”，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穿透力”，也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穿透力”。为此，学术期刊必须强化思想与理论思维，从顶层设计出发，真正把理论性、前沿性、学术性与创新性统一起来；既支持有思想的学术研究，也支持有学术的思想研究，同时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此来发挥学术创新的引领作用。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4]新时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新时代中国的运动本质和时代发展方向是什么？学术期刊如果对此没有深刻的理性认知、理论认识、思想认同，就谈不上正确地发挥学术引领作用。

当然，学术期刊之所以是学术期刊，就在于它以学术为本。但是，它不是一般性的学术，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学术，总之，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这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正确政治方向为导向的学术，同样是以学术为本的学术。如果将二者区隔开来，就失去了学术期刊的特质。有学者时常有意无意地将“学术”与“政治”对立起来，似乎一讲政治就意味着不要学术，一讲学术就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学术，这显然是错误的看法。

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1]我们有理由切记，学术期刊的创新引领作用绝不是一件小事情，它实际上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怎样在新时代发挥好学术期刊的引领作用，使其不断成为学术创新的发动引擎，是一篇大文章。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篇重要讲话对于新时代的中国学术发展、学术期刊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学术期刊需要结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精神，予以特别关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概念，具有从文明视角标明新时代中国特质的重大意义，理应成为中国学术期刊进行选题顶层设计的总方针，从时代课题的大视角出发予以充分展开。

从党的二十大报告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蕴含着无数具有时代价值和意义的重大选题，是学术期刊取之不尽的选题宝藏。“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与总纲，将这一核心与总纲予以充分展开，即可形成学术期刊的重大学术选题。通过对这些选题的深入研究与阐释，又可以在更深层次、更广视域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解。这里，谨谈一些笔者的粗浅看法，供学术期刊界的朋友们参考、批评。

其一，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关系，这显然是学术期刊应予以深入研讨的一个重大课题。笔者认为，这并不仅仅是两个不同视角的表述问题，而是涉及两个概念的科学内涵。从中国发展的事实看，我们已经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它实际上已经在世界文明不同类型的意义上构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雄厚基础与前提。对此，有必要汲取中外文明史的研究成果，对二者的科学内涵进行更深入的阐释。

其二，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系，同样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步建设、相互作用、形成合力，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但“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发展概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则是一个文明概念。从二者的归宿看，“中国式现代化”最终也将化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样以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进入世界历史的序列。换言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是一种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文明。

其三，关于“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关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然深刻融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代红色文化，从而与中国古代文明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文明标识。中国式现代化建成之时，中华文明将形成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相互辉映的双子星座。但是，这样的划分只具有逻辑意义，并不表明二者可以分割开来。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7]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非但不会抛弃这个根脉，非但不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代替，反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自信、历史自信的深厚根基。

其四，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起点。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9]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起点。之所以称“现代文明”而不称“近代文明”或“当代文明”，正是基于这样的起点。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历程经历了一百多年。一百多年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不懈奋斗中展开，最终还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成功。

其五，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体与政体形式。世界文明史的研究表明，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明形态必然与某种特定的国体与政体形式相结合。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表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国体与政体形式，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经典。国体与政体的先进性，可以保证、护卫文明的先进性。

其六，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关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建设，也必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完成。在建设完成阶段所形成的文化形态，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其核心动力、核心内容，则是“两个结合”。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由“两个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样的新文化不仅吸收融合了“第一个结合”的全部科学成果，而且特别是有“第二个结合”作为新基础、形成新动力、构成新创造、开创新空间。以“第二个结合”为标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根脉”与“魂脉”相融合，新的思想解放、新的思想主动和文化主动由此喷薄而出。因此，“两个结合”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本质特征。

其七，“新的文化使命”“新”在何处？“新的文化使命”之所以为“新”，就在于通过“两个结合”，特别是通过“第二个结合”，形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完整形态。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标志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完整形态的形成。学术期刊的时代使命，就是为之提供学理支持，并为未来发展奠定学理基础。

其八，“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何以叫“文明”而不叫“文化”？从中国固有的概念术语来看，“文明”就是“文”之“明”，“文化”就是“文”之“化”。“明”是光明灿烂，人人可见；“化”是进入人心，人人可感。人人可感的，未必人人可见；人人可见的，必定人人可感。因此，在人类历史上，文化史远远长于文明史。中华民族具有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把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推向更高峰。当然，“文”在汉字文化中具有丰富的涵义，但其基本指向非常稳定，即指与“野蛮”相反的各类事物与现象。

其九，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两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9]显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然以鲜明的主体性屹立于世界东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期刊界应该以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觉性，去更加自觉地凸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

总之，既然学术期刊具有引领学术创新发展的强大功能，那么就需要编辑们非常自觉地去领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一重大命题。显然，新时代学术期刊新的文化使命，即在于此。在履行新的文化使命过程中，必然会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题相辅相成，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当代中国的思想主题、理论主题，自然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主题、理论主题。怎样将新的文化使命与思想主题、理论主题结合起来，真正发挥好学术期刊促进创新、引领创新的作用，既是一个挑战，也是新时代学术期刊发展的新机遇。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学术期刊是开放的平台，同样应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学术期刊的生命力则在于自觉地融入时代，推进创新。

“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4]这就是新时代学术期刊所处的历史方位。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1]结合新的文化使命，认真思考习近平的重要论述，不能不让我们对时代、学术与学术期刊的关系，对学术期刊的时代使命，生发出更深层次的理性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