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不仅在实践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且在思想上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创立了包含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共同富裕等内容的习近平经济思想，助力发展和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1]唯有深刻理解和领悟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认真总结和提炼新时代十年的实践经验，才能更好揭示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支撑。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中国经济奇迹并不是遵循西方经济学理论教条的结果，而是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与实践相互共生、良性互动中快速崛起、实现赶超，以更为雄辩的事实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全新实践，是对这一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理性认识的系统性升华，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为宽广的运用。^[3]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中国发展奇迹提供本土化解释，就必然要求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与规律性成果，并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经济学期刊是展现中国理论研究成果、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也是连接学者、学科和大众的纽带。基于此，本文以新时代十年的经济学类期刊为切入点，拟从期刊视角呈现和还原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创新与发展，旨在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探寻中国理论，不断揭示经济实践发展新特点和新规律，致力于为经济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提供助力。

本文选取6本经济学综合期刊中具有代表性和认可度的学术期刊，同时也是国家社科资助期刊为观察样本。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检索平台，运用高级检索功能，将检索条件设定为：期刊名称=“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纵横”“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评论”和“财经问题研究”；检索条件=“精确”；时间范围=“2012年1月—2023年7月”；文献类别=“学术期刊”；来源类别=“CSSCI”。共计检索出12 813篇文献。通过数据清洗剔除了新闻报道、会议通知、会议综述、征稿启事等非研究型文献，并去除重复文献，最终筛选出12 109篇有效文献作为本文进行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的研究样本。

一般而言，发文量及其随时间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及关注度。^[4]以六本经济学期刊为例，基于对经济学研究领域文献数量发表趋势的分析，可以揭示出经济学类期刊在新时代以来繁荣中国学术的动态发展之路（如图1所示）。从整体上来看，六本期刊呈现出两大显著特征：一是期刊年度发文数量总体下降。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开始步入“新常态”，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高质量发展成为社会各项政策调整、转型的主旋律，特别是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后，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类期刊也随之更为注重发文质量提升，内在强调走期刊高质量发展之路。二是期刊年度发文数量呈波动式下滑，并非逐年递减。每一种期刊在新时代十年的波动时段均不相同、各有特点，这既与期刊自身定位、栏目设置、发展规划等因素有关，又与国家经济政策、社会经济热点等相关。

总体看，新时代以来经济学类期刊发文数量总体庞大，为解释经济实践、阐释经济政策、发展中国经济学贡献了强大力量。

一方面，为更好揭示十年来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运用CiteSpace软件，在参数设置中，Time Slicing设置为2012—2023，Years Per Slice设置为1，Node types选择Author，生成了作者及合作网络图谱（如图2所示）。在图谱中，共有节点数量272个，节点所占圆圈越大，表示作者发文越多，其中主要发文作者有：裴长洪、洪银兴、逄锦聚、蔡昉、黄泰岩、范从来、顾海良、周文、刘伟、张平、丁任重、刘灿、高培勇、黄群慧、张晓晶、刘霞辉等人；共有节点间连线数141条，节点之间的连线条表示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总体上看，各节点之间的连线具有一定规模，网络密度为0.0 038，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学者较多，不同学者之间常保有较为密切的学术联系，致力于共同研究经济学领域的学术问题，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学术研究团体。

另一方面，为更好分析新时代以来经济学研究领域发文机构的分布及合作情况，笔者借助CiteSpace软件的分析功能，在参数设置中将Time Slicing设置为2012—2023，Years Per Slice设置为1，Node types选择Institution，生成了研究机构及合作网络图谱。在发文机构中，发文总数量排在前列的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等机构，这表明科研院所和高校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主力军。在合作关系上，各机构之间联系较为紧密，地域性特征明显，科研院所与高校之间的合作也在图谱分析中初具规模，这表明新时代以来经济学研究领域具有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

针对经济学期刊普遍存在内容同质化、特色不鲜明、主题趋同化、竞争白热化的一般特点，一些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打造出了极具影响的重点栏目。期刊关注热点、策划专题则是栏目发展与提升的重要举措。在专题策划方面，不仅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而且还要求必须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从现实热点出发，发现问题，回答问题，引领研究潮流。

大多数经济学期刊自2023年第1期以来，每一期都设置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个栏目，旨在刊发经济学界关于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的理论学习成果。此外，《政治经济学评论》还设置了如“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理论探索”等常规栏目。《经济纵横》设置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与发展”“区域经济”“数字经济”“产业经济”等栏目。《经济学家》则是常态化设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与“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这两个栏目。《财经问题研究》设置了“理论研究”“产业经济”“财政与税收”等常规栏目。

“研究热点就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出现频次较多且有相关联系的一组论文所研究的主要问题”。^[5]通过CiteSpace软件分析六本经济学期刊在2012—2023年的发文关键词，生成期刊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选取共现图谱上频次位于前列的30个高频关键词，生成了期刊研究高频关键词表（如表1所示）。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可以揭示各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从而呈现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及走向：（1）节点大小代表着关键词频次。学者们大多将研究主题聚焦于“经济增长”“货币政策”“政治经济学”“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共同富裕”等问题上；（2）节点中心度代表着其他关键词对其依赖程度。“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治经济学”等关键词中心度数值在图谱中较高，是经济学类期刊中连接各研究分支的重要主题，在整个经济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知，新时代十年六本经济学期刊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所要实现的基本目标之一。围绕这一主题，学界以中国经济的发展转型为研究样本展开了详尽的讨论。在宏观层面，经济学者们在中国实现了经济增长奇迹上达成共识，并对经济增长的变化表征予以研究，系统性概括与总结性提炼了关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外开放程度扩大、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等主要内容，同时还进一步从制度优势、大国优势、政党优势、阶段优势等视角入手探究了中国经济增长现象背后的内在逻辑。^[6,7]在微观层面，经济学者立足于多维度视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巴曙松等探讨金融科技创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8]；蔡新民等关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9]；王维国等聚焦于生育政策、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0]众多探讨经济增长的要素分析，加强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性思考。

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稳定至关重要。在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研究方面，王立勇等指出政治稳定性、宏观经济波动、预测偏差、货币制度、央行独立性等是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主要决定性因素，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不仅影响国内经济以及微观经济主体行为，而且还将通过汇率调整、资本流动等产生溢出效应，给国外经济体活动带来深刻影响。^[11]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苗杨等认为我国货币政策在传导GDP过程中具有显著作用，但其影响效果一般要在4个月之后显现，平均滞后长度为6个月，考虑其滞后性能更好定位货币政策的使用方向和力度。^[12]在影子银行与货币政策方面，裘翔等认为货币政策冲击下不同类型（高风险、低风险）企业部门会产生明显分化，同时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与作用会受影子银行体系影响，特别是在央行加息周期中更为突显。^[13]经济学界围绕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传导机制以及与影子银行关系等方面展开研究，提升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新时代以来，特别是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题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讲话之后，政治经济学研究迎来了发展热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一方面，学界研究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身建设。逄锦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什么、要不要建设以及形成过程、研究对象和任务、方法、主线、体系结构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深刻阐释。^[14]周文等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发展契机、建构路径等予以学理分析，提出要进行“术语革命”，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使用政治经济学方法解释分析中国经济实践与政策。顾海良分析了新发展理念的政治经济学意义^[15]；裴长洪等对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研究^[16]；丁任重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予以了政治经济学阐释。^[17]政治经济学在发展中较好地解释了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现象、新概念、新思想，利于更好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围绕这一主题，经济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高培勇等立足于整体发展观，分析了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治理^[18]，并就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主要内容、核心关键予以了重要阐释，从而明晰了如何准确理解、科学把握、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19]简新华等构建了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分析了1978—2018年中国经济数据，而后实证指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年均增长率为2.51%，但高质量发展相较于经济增长的扩张速度明显滞后，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一结论有助于更好理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实际状况。^[20]周文等认为高质量发展是生产力提高与生产关系调整的有机统一，实现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应解决好生产力内部要素的矛盾，以推进生产力自身发展，同时还要通过深化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更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解放。^[21]经济学界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丰硕、质量上乘，内容深刻、阐释有力、论述全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持续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研究收集、整理和分析六本经济学期刊十余年间（2013—2022年）的高下载文献，如表2所示。

一般来说，期刊文献的下载频次是指所刊发论文在一段时间内的全文下载次数，它作为评价文章和期刊的重要指标之一，不仅能够直观反映有多少读者阅读了该文章的总体情况，而且还可以侧面反映出学界研究的重点所在与发展方向。^[22]文章的高下载率是文章学术影响力的重要体现，高下载率文献通常都是期刊的重要文章，学界的热点文章，具有较高关注度。六本经济学期刊的高下载文献主要聚焦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等重要议题，这类议题反映了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转型方向、重要政策等，对其高度关注与深入研究利于更好总结和提炼中国经济实践中的发展规律，从而阐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新概念、新范畴、新思想。例如，就数字经济主题来说，张勋等建构实证框架以研究数字经济生产方式下数字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实证了数字金融会促进创业机会的均等化并通过传导机制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可见这一研究深化了对新时代数字经济的理解与阐发，有助于更好规范数字经济下的收入分配。^[23]荆文君等在明晰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基础上，从微观、宏观层面探究了数字经济对促进经济增长以及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进而提出数字经济发展能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供创新激励，可见这一研究在理论上、学理上、机理上阐明了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有利于更好准确、全面、完整把握数字经济以实现高质量发展。^[24]

观察六本经济学期刊十余年间（2012—2023年）的高被引文献可以发现：总体上，《经济研究》的高被引频次相对较高，在经济学界享有较高声誉与权威；《政治经济学评论》的高被引频次相对较低，表明政治经济学类的理论文章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视及发展程度仍有待提高。其中，《经济研究》的最高被引文献是鞠晓生等人在2013年发表的题为《融资约束、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的文章，被引频次高达3 084次；《经济学动态》的最高被引文献是谢家智等人在2014年发表的题为《制造业金融化、政府控制与技术创新》的文章，被引频次高达867次；《经济学家》的最高被引文献是荆文君等人在2019年发表的题为《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的文章，被引频次高达850次；《政治经济学评论》的最高被引文献是贺雪峰等人在2015年发表的题为《“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兼评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的文章，被引频次高达204次；《经济纵横》的最高被引文献是王忠宏等人在2013年发表的题为《中国3D打印产业的现状及发展思路》的文章，被引频次高达482次；《财经问题研究》的最高被引文献是张翼等人在2015年发表的题为《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经验与实证分析》的文章，被引频次高达659次。

期刊文献的被引频次与文献下载量相关，更与文献质量高度正相关，是体现文献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25]高被引文献作为期刊的重要文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界关于研究问题的学理深度与共识态度。六本经济学期刊的高被引文献主要涉及企业创新、技术创新、数字经济、农业现代化、产业转型等，其研究成果为引领经济研究方向、深化经济规律阐释、指导经济发展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就企业创新主题来说，鞠晓生等通过大量的实证数据研究，认为营运资本为企业创新活动发挥了平滑作用，且企业受融资约束时这一作用更为明显，可见该研究结论深化了企业创新与营运资本、融资约束之间的规律性认识，为国家鼓励企业创新提供了政策性启示。^[26]谢家智等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行研究，认为制造业过度金融化会给技术创新活动带来消极作用，且政府控制会加剧这一影响，从而推动技术创新理论发展，利于政府更好指导经济实践中的企业技术创新活动。^[27]

新时代十年，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经济学研究也在研究的方向、重点及范式上发生了相应转变，较好地回应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呼声，既有力促进了经济学研究的学术繁荣，又为有效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以来，经济学期刊围绕提升学术引领能力和服务国家战略需要，主动调整发展战略，积极优化栏目设置，在坚持阐释经济实践、引领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下，注重引导经济学者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发展繁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体系的加快构建。基于此，结合六本经济学期刊的发文情况，可以得出以下总体性判断。

经济学研究注重总结中国经济实践的成功经验，开始走出理论研究的象牙塔，更好地回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内的空想，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新时代以来，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实践的研究论文已大幅度减少，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伟大成就越来越无法被西方经济学理论所解释。中国的经济实践走在了经济理论的前面，提出了许多急需理论予以回答和阐释的重大现实问题^[29]，同时经济学期刊也要求研究需要体现时代性、现实性和人民性，这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实践发展上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使中国经济学研究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不再仅仅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而是走向社会、走向实践，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问题为导向，具有真正的理论生命力和现实解释力。^[30]

正如学者所言：“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伟大成功实践所呈现出来的‘中国道路’，其背后的经济学内在机理就在于始终坚持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辩证法和有机结合，并不断突破既有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桎梏’，这一对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市场和政府关系的批判性重构，预示着崭新的中国经济学的雏形。”^[31]提升中国经验至中国理论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学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的发展奇迹已成既定事实，但是对于中国奇迹的解释，中国理论界始终未能给出满意的答案。新时代以来，学者们关于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等研究，都为解释中国奇迹、阐释中国道路、构建中国理论做出了学理、道理、哲理上的揭示与说明，这有助于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从而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构建起具有主体性、时代性、原创性、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从2018年起，学界就出现了众多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术论文，例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经济研究》2018年第5期）、《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贡献》（《经济学动态》2021年12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逻辑主线与实践路径研究》（《经济学家》2018年第3期）等。这些研究成果全面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原创性贡献，科学揭示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逻辑、核心要义、主要内容与丰富内涵，有力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于指导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远意义。此外，部分经济学期刊高度重视学习、宣传、阐释、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其中，以《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评论》等为代表的期刊，设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专题专栏；以《经济学动态》为代表的期刊，组织专家学者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进行了笔谈。这些举措引领了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风尚，有助于在扎实推动中正确认识和完整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

经济学研究开始将中国国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注重充分挖掘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蕴含着的经济学元素，从而提炼出新概念、新范畴，形成中国理论、中国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为探索构建中国经济学指明了方向。事实上，不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孕育着中国经济学的独创性理论，而且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也蕴含着当代众多经济思想的最早雏形，例如：尧舜时代提出的“共工”就是管理工商业；子母相权的货币理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货币思想；墨子的交换价值、管子的轻重理论，实质上是价值规律理论的最早论述。学者们在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进程中，逐渐意识到中国经济学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经济学，特别需要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要认真地总结、梳理和吸收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智慧中有价值的经济思想，从而才能筑牢中国经济学的文化根基，形成根植于中国实践与中国文化的中国经济学。^[32]可见，中国经济学研究根植于中华文化，具有鲜明而浓烈的中华文化属性。

中国经济学研究中过度数学化、过度模型化与唯定量研究的倾向在经济学期刊的引导与纠偏中正逐渐好转。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就一直备受推崇，特别是对数字、模型的过度崇拜，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走向。然而经济学研究中过度滥用数学，会让经济学成为黑板经济学，使研究更注重模型而轻于理论，更注重技巧而轻于问题，更注重形式而轻于内容，这样的学术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用“众所不知”的语言去讲述“众所周知”的道理，淡化了经济学研究的思想性。新时代以来，特别是2016年以来，经济学期刊注重引导研究范式转变，学者也更为注重研究的解释性与思想性，认为经济学作为现代分析工具和方法，要避免过度数学化和过度计量化，且不能在实践中把零碎事实和个体观察等同于经济学理论。^[2]由此，中国经济学研究逐渐摆脱了对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崇拜，逐渐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与解释框架，初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纵观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学发展繁荣之路，可以发现目前还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数学化、模型化倾向仍然存在，需进一步从根本上予以改变。从某种意义说，当前经济学研究已变成数学研究，而且不是一般的数学，而是高深数学，错误地把简单问题数学复杂化，将经济学研究的深度等同于数学方法运用的深度。^[33]其实，经济学研究中使用数学模型本身没有问题，但当“唯数学至上”成为一种“规范”，过分依赖实证分析、重模型轻思想成为学者倾向时，那么就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深渊。马克思明确指出：“分析经济形势，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34]经济学不是数学的应用科学，它归根到底是社会科学，是一门孕育思想、培育理论的学科。^[35]当前一些西方学者也开始关注到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滥用”现象。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学界有所迷失的重要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学家错误地把披着数学外衣的完美主义理论当作真理和现实。保罗·罗默也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其中指出现有的大量文献运用不符合现实与直觉的假定以及错误的数理模型推演得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道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1]严谨、科学的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但是再精妙的计算方法也不能弥补经济学在本体论研究上的缺失。当前，经济学研究中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模型重于理论，技巧重于问题，形式大于内容的倾向依旧存在，学者们越来越失去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创新性见解和敏锐的洞察力，自然也就难以回答“时代之问”。^[36]因此，阐释经济现象、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理论本质及其规律才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数学模型只是辅助讲好“故事”的手段。更加需要当代中国经济学学者对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范式进行反思，不断加强对经济学说史与经济思想史的学习与体悟，关注时代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让经济学研究成为真正的“致用之学”。

二是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1]，不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中国经济学，都是在回答和解决各自所面临的社会重大问题时总结出来的。在肯定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为我国经济学研究提供了诸多可参考借鉴的研究方法和工具的同时，我们依旧要保持清醒的认知：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潮是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经验的学理化和抽象化，它始终将捍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理论立场。^[37]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38]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学者的重要任务和使命。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经济学也发展到需要原创理论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全新阶段，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是时代的呼唤。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进展与经济发展实践显得不太相称，政策-实践话语与学术-理论话语之间仍有割裂。^[39]中国经济学创新发展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也不够深入，特别是一些学者习惯于从西方经济学理论出发来分析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经济学发展还不能充分满足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国经济学也不能仅停留在抽象概念分析上，而要直面现实经济问题，成为学以致用的经济学科。而且，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不是自发完成的，这需要无数经济理论工作者进行不懈探索、付出巨大的努力，致力于推进新时代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不断形成更为学理化和系统化的自主知识体系。^[40]

三是经济学期刊发展如何更好走向国际化。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必然带来经济学理论的国际化问题。没有话语权、主导权，就没有传播力与影响力，中国故事和中国经济学理论自然也就不可能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了解。学术期刊是提升中国经济学学术话语体系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渠道，也是一个时代学术发展进程的标识。我国上百种经济学学术期刊中，列入CSSCI来源期刊的有70余种，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期刊约30余种。它们基本代表了我国经济学期刊的最好办刊水平，是国际社会尤其是学术界观察了解我国经济学发展情况的主要窗口，是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标识，也是展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1年5月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中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殷切期望，指出要“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41]在2023年6月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对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寄予厚望：“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42]期刊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国际上的知名学术期刊往往都具有悠久的办刊历史，经历过起起伏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才成就了如今稳固的地位和声誉。中国的经济学期刊要走向国际化，更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在每个发展阶段稳扎稳打，在时间的积累和沉淀下逐步建立起期刊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

具体来看，抓住学科前沿热点，是提升刊物影响力的重要保证。^[43]首先，经济学期刊应“外查世界经济之潮流，内审我国发展之现状”，充分展现中国经济发展巨大成就与经济学理论的学术创新。提高期刊的国际化水平，不仅需要高质量的稿源，还需要高质量的同行评议。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需要依托一支高水平的办刊团队，尤其是以一线经济学家为核心的办刊团队，包括主编、编委会成员和期刊审稿人，以及期刊编辑。其次，可以鼓励中文学术期刊提供论文英文长摘要。例如，自2017年第1期起，《经济研究》上发表的文章以英文梗概（Summary）替代原有的英文内容提要（Abstract），以方便全世界范围内的读者较完整与准确地了解所发表文章的精华与贡献。在期刊编辑部的努力下，《经济研究》成功入选2022年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人文社会科学）。最后，在融媒体时代，经济学期刊应当充分利用好新媒体的优势，做好数字化传播，例如，在Facebook、Twitter、微信公众平台上建立账号，定期挑选富有创新性的文章撰写成科普宣传稿进行全球推广，有条件的期刊还可以根据文章内容制作短视频或者作者的采访视频，多角度介绍研究成果，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吸引读者眼球。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在不远的未来中国经济总量还会继续上升。这意味着，近500年来主导世界的西方中心论受到挑战，西方主流理论主导世界的时代将成为历史。中国奇迹的发生远远超出了西方主流理论及其话语的诠释能力。在这样一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中，中国经济学的学者不能成为西方话语的“搬运工”，中国经济学研究阵地更不能成为西方理论的“跑马场”和“试验田”。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经济学研究至少在以下方面可以有所作为。

一是提倡直面现实的研究方法，彻底扭转经济学过度数学化模型化和唯定量化研究的倾向。经济学研究对数学的“滥用”，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学创新发展的“顽疾”。数学模型是分析工具，不是研究目标。思想性永远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数学模型只是辅助讲好“故事”的手段，工具必须为思想服务。中国经济学研究应该避免“数学滥用”，彻底扭转“在西方笼子里跳舞”的倾向。反对经济学研究中的过度数学化，并不是排斥运用数学工具清晰表达经济思想、析出量变过程的有益性。但是，经济学研究所用的任何工具和方法，都应为发现思想、解释经济现象和解决经济问题服务。揭示问题、解决问题才是经济学的本质和真谛。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研究，需要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指引下，透过现象洞察本质，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联系，以及经济活动相互交错的复杂运行规律。

二是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梳理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学研究充斥着大量用西方理论检验中国实践的论文。大量西方经济学理论被引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建设，却接踵出现了“食洋不化”现象，甚至有人固执地认为，现代经济学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再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用西方话语讲述中国故事，更不能固执和机械地认为，现代经济学只能是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必然要求在经济学体系上真实的理论表现。中国经济学学者应该不畏艰险，努力攀登，揭示新中国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伟大成就背后的历史和理论逻辑，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学理化的经济学说。

三是推陈出新，注重挖掘和提炼中国文化，勇于创造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概念和范畴。可以看到，目前中国经济学研究中概念范畴的使用，仍然大量存在套用西方主流概念和范畴的趋向，既没有中国的人文元素，也没有对西方概念和范畴的批判性借鉴和融会贯通，缺乏“术语革命”，未能在学理化体系基础上，打造富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和范畴意识。没有这样的标识性概念和范畴，经济学就缺乏主体性和自信力，容易陷入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事实上，中国绵延5 000年的传统文化，蕴含着许多博大精深的经济思想，远比西方经济思想起源早、影响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形成的庞大经济体量，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大量新经验和新素材，各国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期待着从中提炼出经济学新元素。未来中国经济学的创新，要推陈出新，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精华，不断展现中国经济学人的思想力和创造力，提出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经济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