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以来，如同整个国家的思想、文化、学术气候一样，历史研究朝着中国本土化转向，逐渐形成了以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本土化潮流。这构成了新时代历史学发展的主要特征，相关研究也以此展开。本文基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世界历史》《近代史研究》《考古》《史学月刊》《中国史研究动态》等专业期刊，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等综合性期刊所发相关文章，分析新时代历史学的本土化特征及实践成就。

这里的理论问题，既包括史学理论问题也包括历史理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腾飞，我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面临许多重大问题，例如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重建问题、支撑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知识体系重建问题、国际话语权问题，等等。但由于种种原因，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专注于自身领域的探讨，缺乏对现实重大问题的关注，严重脱离当下社会实践。历史学界的理论水平和提出问题、回答时代问题的能力，赶不上时代发展步伐，赶不上党和国家提出问题、发展理论的水平。对此，大家所熟知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完成了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深刻转型，走出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但历史学界并没有对这条独特的中国道路做出令世人满意的解读，并不能有效回答这个“时代之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1]因此，努力打通中国史、世界史与考古学等学科壁垒，聚焦基础性、全局性、思想性重大理论，回答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学发展创新的焦点所在。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指导思想。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唯物史观一度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甚至被边缘化。鉴于此，近年来不论是学术界还是理论界，都积极推动和加强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等重量级杂志积极刊发关于唯物史观研究的理论文章。《史学理论研究》自2012年第4期至今，持续推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专题文章。同时，设置“唯物史观”圆桌会议“笔谈”，以促进这一专题的深入研究。比如2015年第1期“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2020年第6期“唯物史观与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2021年第1期“唯物史观与太平天国研究”等。《中国史研究》自2016年第2期起，几乎每年组织“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专栏。一方面刊发唯物史观研究的最新成果，一方面结合中国历史实际赋予唯物史观新的时代内涵。同时，史学界越来越强调防止将唯物史观教条化，增强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的阐释力。例如，瞿林东先生认为，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获得新的结论,是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有效途径。^[2]

如果说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侧重在具体问题的话，那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则是真正在理论范式上对唯物史观进行创新性发展。例如，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提出“两个结合”等重要思想。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的现实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但在以往研究中，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研究较多，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研究较少。虽然“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3]这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历史科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地位和作用、文化自信等系列重要论述。这直接弥补了过去在理解和贯彻唯物史观时对中国本土历史不同程度的疏离，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作用认识的缺失。《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推出“习近平论历史科学”专栏，刊出《彝伦攸叙与守正创新——谈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基础》《论习近平的时代思考——把握新时代史学的时代精神》《论习近平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展》等文章。这些成果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历史科学的新认识，及对唯物史观的丰富与发展。可以预见，随着社会各界包括史学界深入学习贯彻“两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文化思想”等重要论述，不论对唯物史观，还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必将开启新局面，开创新境界。

作为解释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理论范式，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社会形态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随着国家重大项目《（新编）中国通史》的启动，中国社会形态问题再度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2期、2021年第4期分别推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早期社会性质研究”“唯物史观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圆桌会议笔谈。同时《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3期组织“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再研究”笔谈，《文史哲》2022年第6期推出“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道路”笔谈。这四组笔谈的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创新性阐释、“五形态”与“三形态”的进一步论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及历史分期等问题。史学界对社会形态理论再争鸣的主旨，是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进一步结合，从而解决如何正确认识和阐释中国历史发展道路问题。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前者重在对客观历史本身的考察，后者重在对历史学自身的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研究取得系列重要成就，但也有诸多需要值得注意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历史理论研究弱化乃至缺失。《史学月刊》2016年第4期推出“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笔谈（一）”，其中《试说历史学的实践性》《伟大的历史进程呼唤伟大的中国历史理论》《理论的思考呼唤创新》《书写真实的历史》等论作在不同问题上阐述了相关历史理论问题。2019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随中国历史研究院同时成立，目的就是加强历史理论的研究。自此，关于历史理论本身的诸多问题，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等重大历史问题，日益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例如，《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刊出“中国古代边疆开发与国家治理”笔谈。《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4期，2020年第2期、第5期，2021年第6期推出“西方国家如何治理空气污染”“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当代西方历史理论问题再思考”圆桌会议笔谈或专题文章。《历史研究》2020年第3期推出“历史上的制度建设与治国理政”笔谈。顾名思义，这些笔谈的推出，就是在整体上基于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制度建设、边疆开发等具体实景，总结历代治理经验以供新时代治国理政借鉴。此外，《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2014年第3期、2015年第1期、2016年第3期，连续推出“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研究”专栏，主旨就是基于中国历史自身，通过具体研究，探讨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时序与内在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历史理论的关注，并非仅仅从中国视域着眼，而是有着深邃且宽宏的世界眼光。《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推出“当代西方历史理论问题再思考”圆桌会议笔谈就是典型例证。本组笔谈针对最近十几年来西方史学界历史理论回归问题展开探讨，以推动我国的历史理论研究。

历史理论研究的兴起，无疑是新时代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当然，在具体研究上取得创新和突破，还需要面对和战胜诸多挑战。例如，如何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和社会现实经验，提升对中国历史问题的阐释力，以适应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需要。因此，有必要在深刻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的基础上，创造出能够有效解读中国经验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历史、历史科学的研究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历史科学、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两个结合”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系列重要讲话，以及相关国家政策的出台、国家历史研究机构的成立、针对历史学发展的相关贺信或回信等，构成了新时代历史学本土化转向的重要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4]历史研究向中国本土化转向的标志性事件是，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直接推动了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自此，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成为新时代历史学的中心任务。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5]这里明确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论断。与此相应，国家相关重大项目的落实，以及史学界诸多相关具体成果等，也都昭示着历史学向本土化转向。其本质就是依托高度的文化自信，基于中国历史与现实境况,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提炼出富有启发性和阐释力的本土化概念、思想、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从而能够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彰显中国智慧。

近年来，重要历史学专业期刊与综合性期刊，或组织笔谈，或组织特稿、专栏，以促进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推出“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笔谈，邀请八位知名专家围绕如何开展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从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等学科发表高见。《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推出“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研究”专栏，刊发《新时代“三大体系”建设与历史唯物主义新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中的“西方中心论”问题》等文，探讨“三大体系”建设的诸多重要理论问题。2019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研究中心”。自此，该中心不时举行学术会议，以推动相关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推出《“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2021年第6期推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2023年第4期刊发《推进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时代价值及意义——“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学术论坛”综述》。这些会议就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目标、科学内涵、话语体系建设、中外学术交流、宏观史学与微观史学的融合等问题深入研讨，内容丰富，方法多元，体现了当代学者的现实关怀，和努力开创新时代历史学繁荣发展新局面的使命担当。学界对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整体推动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近代史、世界史、古代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也大力积极推动本学科的“三大体系”建设。例如《世界历史》2013年第3期推出“中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笔谈；《历史研究》2019年第6期刊发《构建世界历史体系的方法和原则》；《史学集刊》2020年第2期刊发《论新时代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4期推出“中国近代史‘三大体系’建设笔谈”；《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5期刊发《加快构建中国近代思想史“三大体系”的新思考》《唯物史观与新时代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体系建设》，2023年第1期发表《加快构建新时代历史理论研究“三大体系”》。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或不同分支学科探讨了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问题。

增强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加强正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建设历史学“三大体系”的关键所在。因此，诸多学者并不避讳“三大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积极提出建议。例如，《世界历史》2019年第6期推出武寅特稿《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史研究》。文章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构建中国特色世界史学术体系强有力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是全球史、整体史的最佳研究视角。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叙事的层面，而是要提出问题，解答问题，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的问题。同时，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要深入发展，就需要打破中外的界限、地区国别的界限。

《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推出“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圆桌会议笔谈，认为历史研究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必须全力以赴建构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史学界从整体上对自主知识体系问题的一次集中回应。正视问题，解决问题，无疑有助于实实在在将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深入向前推进。

在学科分类上，考古学属于广义历史学，是以物质遗存为中心研究人类历史的学科。考古学是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三大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6]自此，史学界对中国特色考古学进行了全方位阐述，中国特色考古学也因此成为2021年度热点话题。

《历史研究》2021年第1期推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专题笔谈，刊发《关于中国特色考古学的几点思考》《建设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等文。《考古》2021年第4期、第9期推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特稿《中国特色考古学的主要内容》《历史节点上的中国考古学》《走中国道路：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组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特色、风格与气派”笔谈，发表《历史唯物论与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派与类型学》《考古学文化阐释的理论与实践》《历史考古的考古学文化阐释》等论作。《考古学报》2021年第2期推出《中国特色考古学解读：百年中国考古学史之思考》，2021年第4期刊发《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传统与时代使命》。《文物》2021年第6期刊发《民族与革命——百年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取向》。这些文章从不同视角深入阐发新时代考古学理论体系构建等问题，以助推考古学“三大体系”建设。

2021年是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2021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所致贺信中提出，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7]这又将中国考古学“三大体系”建设推向新高度。《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推出“百年考古视野下的中华文明及其世界贡献”笔谈，旨在为建设中国特色考古学汇聚智慧和力量。《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3期组织“历史学与考古学的融会”前沿专栏，刊发《从汉唐昆明池考古看历史考古学的文献自觉》《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从同质互补到异质互动》《探索未知　揭示本源——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的融合发展》等文，专门阐述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发展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不断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两个结合”以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系列重要论述，道学界所不能道，为学界所不能为，从中华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为新时代文化研究与建设等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直接促进了新时代文化复兴思潮的兴起。

与此相应，史学界愈加重视对中华文化的研究工作。《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6期刊发《坚定文化自信　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６期推出《新发展理念与文化自信》，《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发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容否定》。

自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两个结合”重要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备受关注，从“两个结合”角度的研究阐释呈井喷之势。例如，《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刊发《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百年实践》，2022年第6期推发《从长时段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限于专业，虽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篇名上不如“三大体系”凸显，但却隐含在繁多具体研究中。同时，众多理论报刊及综合性期刊发文，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热度。自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笔者检索时间为2023年10月16日），中国知网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命名的发文有6 597篇，为“主题”的有14 807篇；以“中华文化”命名发文4 546篇，为“主题”的有40 449篇。尽管其中统计可能有重复，也尽管报刊层次不等，但这些数字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华文化研究的热度。另外，对中华文化及中国历史文化根脉的探研，多有大作与中华文明史的研究相融合。例如刘庆柱《中华文明认定标准与发展道路的考古学阐释》一文认为，中华先民及其后人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包容特质的祖先认同、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国家认同、“中”与“中和”等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文明延续五千多年不断裂的根本原因。^[8]方辉指出，从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分析来看，支撑中华文明发展连续性最为重要的基因就是礼乐制度与礼乐文明及其所承载着的族群认同、祖先认同和文化认同。^[9]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10月7—8日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要概念。^[10]这不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研究，还是对文化强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都具有强大推动力。同时，由中国史学会传统文化专业委员会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联合创办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创刊。该刊旨在推动对中国文化做历史的研究，入古出新，实事求是，从历史中探求中国文化之新义。这可谓史学界、期刊界对中华文化认知与研究的最新进展。

继承中国古代史学优秀遗产，是发展新时代历史学的应有之义。《史学月刊》2013年第3期推出“中国慈善史研究与当代慈善发展”笔谈，2014年第4期推出“灾荒史研究的新视域”笔谈，2015年第12期推出“中国古代社会危机及其政府应对”笔谈，这些都是基于学术，发挥历史学现实价值的举措。

《史学月刊》2016年第6期“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笔谈（二）”，其中瞿林东《研究史学遗产与史学的继承创新》一文强调，要继承优秀史学遗产，在研究、阐述史学遗产基础上开辟新的道路。《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推出“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笔谈，刊发张国刚等五位学者的文章，探讨如何发挥历史研究的现实价值，以及现实又如何推动历史学发展等问题。

对此，生动实例就是面对自2019年底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杂志迅速作出反应，探讨了中外历史上的疫情防控及其经验教训，以利于世人抗击新冠疫情。《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推出“国家治理视域下的疾疫与医疗”笔谈，刊发《商代的疫病认知与防控》《庚戌鼠疫应对与中国近代防疫体系初建》《14世纪西欧黑死病疫情防控中的知识、机制与社会》等文。同时，《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刊发《明清以来的疫病应对与历史省思》。这些文章分别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角度展开讨论，以期察古鉴今、述往思来。把经世致用置于中国源远流长历史文化传统和史学成长成熟的历程加以深刻考察，继承发展，有助于我们对新时代史学的使命担当有更深刻的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入开展中国文明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与此呼应，学术界采取多学科联合攻关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全面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特质、形态及演化历程，展现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必然。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多学科联合攻关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自2001年至今，目前进入第五个阶段。该工程秉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理念，围绕公元前3 500年—公元前1 500年期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四处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20个左右的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对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社会分化、相互交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模式机制、道路特点等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考古》杂志2015年第1期、第3期、第5期、第10期，2023年第1期、第5期推出“中华文明探源”专栏，刊载相关史前文化遗址专稿。同时，《考古》作为刊载最新考古成果的前沿阵地，对在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良渚文化、殷墟等遗址最新勘探发掘情况多以专稿予以关注。

不同于《考古》以实物分析为主的研究模式，《历史研究》对特定考古遗址主要以阐释性话语叙述。《历史研究》2020年第5期推出“二里头考古与中国早期文明”笔谈，刊发《二里头与中原中心的形成》《再论二里头文化渊源与族属问题》《二里头考古与夏王朝的真实存在》等文，就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问题展开讨论。《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推出“百年考古视野下的中华文明及其世界贡献”笔谈，刊发《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中国考古学与世界古代文明图景》。这组笔谈力图揭示中华文明起源的发展脉络，展示中华文明的世界贡献。

《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专访《百年考古与中华文明之源——访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王巍研究员》，《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王巍、赵辉特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全面介绍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就，尤其是提出了“国家的出现是文明产生最根本的标志”，并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新标准：第一，史前农业取得显著发展；第二，手工业技术取得显著进步；第三，出现显著的人口集中，形成早期城市；第四，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日益严重，形成了掌握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贵族阶层；第五，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了踞于金字塔顶尖、集权力于一身的王；第六，血缘关系仍然保留并与地缘关系相结合，发挥着维系社会的重要作用；第七，暴力与战争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第八，形成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官僚管理机构。这就突破了国内外学术界曾以冶金术、文字、城市三要素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依据这个标准，中华文明只能从发现甲骨文的商代晚期开始，只有3 300年的历史，而实际上我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旨在通过阐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其一，考古学视角。《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推出专题研究《可汗祠探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刊发《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特点的考古学阐释》；《历史研究》2021年第1期推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考古学贡献》；《考古学报》2021年第2期发表《中国特色考古学解读：百年中国考古学史之思考》。这些考古学系列成果表明，无论中国古代、近代还是现当代，中华大地上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未停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二，整体中国史视角。一方面，关注中华民族起源。例如《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华夏族、周族起源与石峁遗址的发现和探究》、2022年第5期《汉族族称的出现与定型》、2023年第1期《华夏共同祖先意识的萌生发展——以“祝融八姓”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从复合制国家结构看华夏民族的形成》、2022年第1期《夷夏互化融合说》、2023年第3期《社会组织演进与北方民族中国认同的形成》、2023年第5期《秦汉以降“大一统”秩序的华夷交融演进》等文。这些文章从华夏族、汉族等不同方面，不断深化和扩展早期华夏族起源研究，认为族群的不断融合及共同意识的出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前提。另一方面，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史。《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推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专栏，刊发《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刍议》《从夏人、汉人到中华民族——对中华大地上主体族群凝聚融合轨迹的考察》《论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等文；《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推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笔谈，发表《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大夷”之力：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重要进阶》等文；《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2023年第1期分别推出圆桌会议笔谈——“如何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新时代中华文明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检视”，2023年第3期刊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论析》。这些笔谈或文章从不同视角展现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必然，展示中华民族对人类历史作出的重大贡献。《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笔谈，《史学月刊》2018年第7期推出“中国近现代民族复兴问题”笔谈。这两组笔谈则强调中华民族意识自近代以来所发挥的历史功能。

其三，世界史视角。《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推出“百年考古视野下的中华文明及其世界贡献”笔谈，2022年第5期、2022年第6期推出“文明史研究”专栏，刊发《从部落社会演进看阿拉伯早期国家生成》《从创造力看古埃及文明兴衰》《赫梯帝国灭亡再考察》《阿契美尼德王朝对波斯帝国的治理》；《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推出“如何书写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史”圆桌会议笔谈，发表《大历史观视域下的文明史书写》《文明史研究的中国视野》等文，2022年第6期刊发《文化自觉与世界文明史书写》；《世界历史》2022年第4期刊发特稿《中华文明生命力传播力及其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比较文明学视域中中华上古文明的思想文化特质》，2023年第1期推出“文明起源与早期文明交流”笔谈。这些成果说明学术界不但注重中华文明对中国历史的重要作用，而且关注在交流互鉴中为世界做出的重要贡献。

中国百年考古系列重要成果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中形成，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稳定与繁荣。从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历史根基、贡献历史智慧，同时对应战民族分裂势力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时强调，“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11]，首次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论断。新时代的中华文明史研究，不仅需要发掘新材料、转换新视角，而且需要创建新理论、更新研究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1期推出“新时代中华文明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检视”圆桌会议笔谈，刊发《增强文明起源研究的科学性》《文明史的学科定位与研究方法刍议》《文明与文明史研究的再思考》《中华文明史研究的问题和方法》等文，从不同角度探讨新时代中华文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推出“文明起源、文明互鉴与文化发展”专栏，刊发《文明的历史含义及其当代启示》《中华文明认定标准与发展道路的考古学阐释》《二里头文化的文字符号与礼制文明》等文，以促进中华文明史的研究。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在新的起点上，坚定文化自信，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2]“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命题再度强调，立即引起了理论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引发了对这一问题关注与研究的热潮。《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8期推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笔谈，刊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实践路径与价值导向》《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连续性及其文化基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特质与价值》《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等文，引领了史学界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整体性研究。之后，《历史研究》2023年第4期推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一）”笔谈，发表《〈史记·五帝本纪〉反映的政治一统与文化一统》《从有宋一代政权格局透视文明统一性》《元明清“华夷一统”到“中华一统”的话语转换》《从清史看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等文，阐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在期刊界定会如雨后春笋，欣欣向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学术本土化已成为当今学界最引人注目的方向性变动。通过对历史学重要专业期刊与综合性期刊近12年的宏观梳理，历史学本土化渐成趋势，形成了新时代历史研究本土化思潮。这无疑对构建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历史学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正面建设，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当前，以“三大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本土化思潮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认同，以“中国话语”讲述中华民族自己的历史，已成大势所趋。“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1]推动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无疑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基础性作用。

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贯穿古今中外，是一项长期、系统的重要任务。一方面需要对来自西方等国外的思想理论，辩证分析，避免盲从。众所周知，近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不论在理论模式、思想观念还是在话语系统上，深为西方所左右。如果不加甄别、一味地盲目应用，最终会导致中国史学自我历史意识的缺失。对这种状况，钱乘旦认为,当今史学界对待西学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思考、缺少批判。问题在于食而不化、不假思考。^[13]克服当今史学研究的这一弊端，需要有鲜明的自我意识和自觉的批判意识，杜绝对任何思想的盲从。不管运用何种理论范式，都必须审视其产生的前提，考量对中国历史研究的适用度。另一方面，提炼并生成富有启发性和洞见力，具有中国本土和中华文化特色的概念、思想、理论和范式。郑永年、杨丽君在2023年出版的《中国叙事》中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读懂中国，那么如何帮助外在世界来读懂中国呢？”^[14]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读懂中国”，我们又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如果“外在世界读不懂中国”，又如何构建起具有国际话语权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不仅涉及语言叙述方式，实质上承载着一定的思想取向、价值指向和民族观念，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因此，新时代历史学需要在发掘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与借鉴国外优秀思想成果基础上，从中国自身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中提炼并生成新的概念、思想、理论与范式，构建起自己的历史知识体系，从而摆脱对西方理论的过度依赖。这不但需要在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重大理论问题上有实质性提高，而且需要在概念、思想、方法、范式等理论创新上取得实质性成果。

不论是“认识中国”还是正确“解释中国”的核心，就是确立基于中国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的自主知识体系。自近代以来，西方之所以强大，不仅仅由于经济总量大、科学技术强，而且还在于创造了一套基于自己实践经验的知识体系。随着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我们必须建立起一套既能够确切阐释自己，又能够令世界准确读懂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12]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构建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要义，这无论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还是在研究范式、话语体系必将重塑“中国学术”。

一方面，正确、深入、系统、全面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今学界存在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即是否真正能“认识中国”？如果不能，那如何“解释中国”？时至2019年，黄兴涛撰文指出，中国史学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独特的人文追求，值得格外珍惜、深度阐发和继承发展，而“这一点，我们过去其实做得还很不够，也不太自信。”^[15]黄兴涛所言，无疑指出了史学界的一大问题，那就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认识严重不足。实践先于概念、思想、理论而存在，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从中外历史来看，那些真正有价值和创新意义的经典著作，都不是将思想或理论套在历史问题上套出来的，而是立足于历史真情实况的考察与探研。

另一方面，正视中西文明主旨及学术路径的不同。与西方文化、西方学术一个重大的不同，中华文化绝不仅仅致力于“术”的探讨，而是承载着“道”的传统。新时代史学研究只有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够系统、全面、完整、清晰地展现出中国历史的文化根脉、历史根基、精神气韵。对此，又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便适应新的时代主题和社会需求。当前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提炼生成新概念、新思想。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道”“中庸”“天人合一”等概念，可以直接拿来使用。第二，结合新时代新问题，生成新的概念。如“贤能政治”“道义经济”“人伦司法”“忠信管理”等概念就是充分运用历史文化的有益尝试。^[16]第三，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形成新理念。西方逻辑言非此即彼，中国理念讲相生相克；西方倡导人胜自然，中国秉持天人合一；西方文化主张对立斗争，中华文化倡导中和圆融；西方重“法治”，中国尚“德治”；西方趋“利”，中国重“义”；等等。在这种互补中，完全可以提炼出适应新时代的新理念。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核心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中国主体性”。一方面是中华文化主体性，一方面是中国学术主体性。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行之不远；失去文化主体性的民族，就会湮没于世界历史的长河。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讲话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就有了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

新时代历史研究必须彰显中国学术主体性，否则既不能正确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也不能向他人准确说明“何为中国”的问题。不论是强调中华文化主体性，还是彰显历史学的学术中国主体性，都是“自塑”而非“他塑”。这需要具备以下要素：其一，必须能够说明和解释自己。如果在话语、价值和知识上不能说明和解释自己，那么如何能够让“他者”了解自己？其二，能够让“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对这种话语、价值和知识不信服，不信任，便没有软力量。其三，“他者”能够自愿接受这种话语、价值和知识，“自愿性”是软力量的本质。^[17]

强调中华文化主体性和中国学术主体性，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是复古主义；也绝不是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中国本土之内，而是为了在认清自己的前提下，寻求中国道路的内在路径，以及与世界不同文化类型国家和平共处之道。中华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文化汇聚而成的统一体，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决定了中华民族与世界交往交流交融的价值取向。世界各种文化只有在交流中平等相待，在借鉴中相互促进，才能真正开启文化生长的可能空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收融合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文明。中国历史经验表明，只有以开阔宽宏的胸襟，学习外国优秀思想成果，中外兼容，才能将中国历史推向新的高度，才能将中华文化推至更高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学专业期刊和重要综合性期刊所推出的系列相关文章，无疑大力推动了这方面的工作和研究。中华文化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是一个开放包容、中和圆融的多元统一体，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延续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传承，铸就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和魂。正是这种强大的文化力量，熔铸了中华民族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史学研究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赓续中华文脉，才能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为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突出问题意识，彰显现实关怀，加强学术与现实的勾连，发挥历史学的现实价值，无疑是新时代历史学未来发展的重要旨趣。自古至今，历史上留传下来的任何伟大作品，无不是对现实及未来人与人类社会的深切关怀，既包括吃穿住行等物质性福祉，也包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不同层次的提升与超越。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8]因此，建设历史学“三大体系”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炼生成彰显中国主体的概念、思想、理论、范式，不仅仅是将中国自身的历史梳理清楚、阐释明白，更重要的是基于历史而创造新的历史。

新时代历史学呈现出中国本土化这一突出主要特征，并在实践中取得了重要成就。对此，国内重要历史学专业期刊与综合性期刊发挥了重要引领和推动作用。但这种本土化在整体上还只是初步，由开始转向到真正建构完成，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需要历史学界、期刊界付出艰辛的努力。努力的方向就是基于文化认同，依托高度的文化自信，既抱着开放包容的态度学习外国优秀思想成果，中外兼容，又让中国历史学摆脱基于西方经验理论范式的束缚，提炼并生成富有阐释力的概念、思想、理论和范式，从而创造能够揭示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智慧，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时代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