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入新时代，相关领域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积淀了丰厚养分。政治学是以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作为基本研究对象，以探究政治关系的发展规律为目标任务，围绕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相关领域展开研究的社会科学学科，为党和政府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新时代以来，我国政治学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丰富实践和成功探索，也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提供了绝好的条件和丰富的实践素材。两者相得益彰，共同构筑了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知识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学术话语体系。本文在此背景下，对这十年来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相关期刊刊发文章进行梳理，可体现出新时代政治学学术研究脉络以及知识体系建设进展情况，进而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来自中国特色政治学的理论支持和推动源力。

本研究拟从期刊出版产出的角度，以政治学领域中当代中国政治学术期刊于2012—2022年所刊发的学术论文作为研究样本，结合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及二十大报告展开分析，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当代中国政治的重点研究问题出发，描绘新时代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研究取得的重点突破，旨在探究我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动态趋势以及发展态势。

本文的统计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采用文献计量、共现分析、词频分析以及可视化分析的数据集构建方法，主要构建方法简述如下。

首先，对于样本期刊的选取是基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9版）人文社科方向中的中国政治（除公安管理）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21—2022）政治学、社会学期刊目录的统计排序结果，综合历史数据分析以及政治学学科发展规律，结合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这一研究主题，进而选取《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这三大专业相关度较高的代表性期刊作为研究样本，以此来构建本文的数据集。

其次，对以上样本期刊论文数据确定样本范围，本文获取的是以“文献来源”为《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作为搜索条件，再对搜索出的文献设置时间范围的“发表时间”为“2012年1月1日—2022年12月31日”进行论文数据的筛选，共获取样本期刊论文7 425篇。在数据清洗阶段筛除注释规范、期刊资讯、期刊新闻、会议综述等非研究性内容，共获得6 471篇有效文献作为样本进行分析。

再次，本文还对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进行文本分析。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期刊出版的角度对6 471篇文献进行政治学期刊领域数据集的分析。此数据集构建是基于期刊层级，进而落在论文层面，还融合了政策文本分析，相较于直接从论文层面的数据收集方法，更能体现出期刊特色，学科特征更为精准明显。

最后，本文的定量分析工具主要运用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6.2.4）对样本期刊的文献进行数据分析，在CiteSpace参数设置上时间为2012—2022年，时间切片为1年，g-index的k值为10，各时间段阈值为Top50，Node Types依次选取“Author”“Institution”“Keyword”等指标。通过计量指标对当代中国政治在新时代十年的整体产出、关键词和期刊分布等内容进行分析，以呈现出学科发展的热点和前沿。

通过中国知网挑选的样本数据文献和软件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十年来当代中国政治的大致发展趋势如下。

论文数量是衡量学科研究发展程度和规模大小的一个关键指标。以三大期刊为例，2012—2022年在政治学领域文献发表数量呈现动态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政治学类期刊在新时代十年来增进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发展路径。从整体上看，《政治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三大期刊的年度发文总量呈现稳态趋势。

这些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史党建学科研究日渐发展，政治学、行政学的研究呈稳步发展态势，加上党政机构合署改革后，有些期刊也进行了整合，故发文数量上也有较大起伏。同时可以看到，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论文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单篇论文的字数显著增长。

论文作者和机构是反映学科研究空间分布情况的显著指标。新时代十年间，样本数据中共有6 076名研究人员，分布于3 892家研究机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等成为成果较为集中的论文作者单位。其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在机构分析中的中心性都超过0.1，表明这些机构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较为重要且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仔细分析文献作者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当代中国政治学的高产作者较多，合作密度密切。发文量超过10篇的研究人员共计10人，主要有王浦劬、刘伟、高小平、胡鞍钢、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等。对其进行合作网络分析发现，各节点之间的连接强度较大，已有的合作网络不仅有同机构的合作者，跨机构合作的团队初步形成，反映出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性较为紧密，形成了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当前的知识生产更新迭代较快，对于热点问题和理论前沿的探讨研究是大部分期刊栏目设置的导向。当代中国政治是扎根中国大地和面向世界的研究，相关期刊的栏目设置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平台支持和研究导向。

从样本期刊的栏目设置来看，在常设栏目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形势，在不同时期适时组建专题栏目，以适应期刊发展和满足读者需求。《政治学研究》更集中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等相关议题，《中国行政管理》则主要关注政府行为等公共事务议题，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则具有社科综合性期刊特色，将栏目设置视野扩展至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同时还兼具党校期刊特色，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共党史、党的建设、党内法规研究等方面具有较大影响力。

总的来说，样本期刊在栏目设置和专题研究方面始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呈现出常规栏目设置各有特色、专题栏目研究紧跟时代的特点。

同时，专业期刊在不同时期的栏目设置体现出彼时的关注热点和研究动向，国家政治和公共政策深入地影响着政治学期刊的栏目设置。详情见表1。

学科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表征该领域的研究内容或者研究范畴，通过关键词分析探究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新的研究趋势。新时代十年间三大政治学期刊中，研究者主要关注“国家治理”“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应急管理”等议题。通过中心性分析发现，“国家治理”“公共服务”“地方政府”以及“应急管理”的中心度较高，表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主要围绕这些主题展开，在学术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引领地位。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看出，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相关度较高的关键词有：“新时代”“国家治理”“大数据”“公共政策”“服务型政府”“数字政府”“社会治理”“地方政府”，等等。

关键词突现是指某个关键词在一段时间内突然增加的意思，通过关键词突现性检测，可以了解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在某段时间节点内的研究热点、趋势和前沿动态等的发展变化情况。首先，通过考察关键词的时间分布，探测出频次变化率高、增长速度快的突现词，可以发现：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从2012年的社会管理、服务型政府等，到2015年的大数据、新常态等，再到2018年的新时代、乡村振兴等、2020年的高质量发展、治理效能等，研究突现是随着国家政治发展和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变化而变化的，更加表明政治学研究动向是与我国的经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其次，在关键词突现持续时间方面，“大数据”“新时代”“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的持续时间为4年，影响周期最长，是学科发展研究的热点内容。总的来看，随着社会管理事务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新技术的发展运用，学术界在2015年的研究集中在大数据方面，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2018年起逐步转向新时代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更多关注数字政府和治理效能方面的相关研究。

新时代十年，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和发展，政务界在中国政治理论、制度、文化等方面持续发展创新，以适应风云际会的国内外形势。结合样本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在如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引领中国、影响世界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和精神旗帜。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凸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学者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是在变与不变的统一中续写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篇章^[1]，从“结合”到“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个理论升华，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不断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2]有学者总结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成的内在逻辑具体体现为“五个坚持”^[3]，并提炼和总结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认为在实践中准确贯彻这一思想具有重要意义。^[4]在迈向强起来的进程中，“四个伟大”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首要特征，韩庆祥等在“强国时代”的历史语境下，对这一内涵的不同维度进行了深入探讨。^[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较多学者注意探讨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重要论述的科学构成，认为要从国家、政党、政府、社会四个维度加以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6]此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系建设是中国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由王浦劬、鲍静等人牵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合北京大学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系建设思想展开研究，由此明确其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7]

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研究是政治研究的重要内容，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新的时代命题以来，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这一命题的内涵本质和实现路径等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8]众多学者从这一内涵出发，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不断阐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价值。许耀桐结合中国治理理论与实践发展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政治权力、社会组织、市场经济、宪法法律以及思想文化等系统，可以从治理的理念、制度、组织和方式分为四个层面，是一个有机整体的时代内涵。^[9]薛澜则从制度关系入手，认为国家治理体系是治理主体在实现公共事务目标的进程中，与治理权威、机制、规则等内容相关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关系总和。^[10]

在行为取向和价值体系意义上，王浦劬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治理实践中的行为取向和价值及其均衡和谐。^[11]同时，俞可平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12]可以看出，学术界从一般性概念界定出发努力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从政治认同和政治发展等角度进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建构，为政治现代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路径。

李景鹏从实现路径出发提出，为了实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只有目标是不够的，还要创造包括培育治理主体、配套制度构建、拓展治理渠道等一系列必要条件。^[13]所以，学术界对于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还进行了理性路径探索。多数学者认为要从制度体系建设出发，通过政治权力、协商民主、政治能力等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在政治权力方面，主要集中在各类权力的分权与放权研究，何增科认为以往的全能全控型国家治理模式需要转向，应该努力构建一核多元良性互动合作的国家治理模式^[14]，旨在推动更多治理主体有序参与国家治理活动。

在协商民主方面，民主责任制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关注热点。陈家刚从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比较和制度设计以及实践等层面的研究指出，协商民主具有现代化的价值，是趋向理想民主发展的重要一环，要推动社会政治利益的总量增加并且推动制度与结构的存量改革实践，通过程序设计、技术规范发展和完善协商民主的制度实践。^[15]在政治能力方面，陈进华从国家治理体系的国家逻辑出发，从功能性视角找回国家，认为以合理性和能力性为核心向度的国家能力是治理体系现代化之国家权力、秩序、动能及其运行逻辑的功用践行。^[16]虽然学术界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路径有不同观点，但都是在国家政治制度的框架下不断探寻新的进路，以期能够增进知识生产并指导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发展实践。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化会提升治理能力水平，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为治理体系的效能发挥提供支撑。^[17]较之于体系来说，能力关注更多的是现实政治，更多的通过治理主体和制度的实践，落脚在治理能力和执行效能层面。国家治理能力是政府履行职责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十年以来，有许多研究关注国家治理能力的各个方面，涵盖政府行政管理的多个领域，反映了国家治理在现代社会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些研究有助于提高政府管理水平提升治理效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研究，是国家治理模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在政府行政管理领域，随着数字化浪潮的开启，多数学者将治理能力置于数字政府建设的框架中展开研究。梁芷铭指出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路径正在被大数据治理所产生的创造力和活力所重塑^[18]，新时代的十年发展迅速，在新的治理场景和治理结构下，唐皇凤认为要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在数据管理的全流程进行协作，进而实现国家治理结构的战略重构^[19]，从而彰显大数据在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中的独特效能。但同时，郭建锦、郭建平也指出大数据也会给治理能力带来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安全风险问题^[20]，在当代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仍需注意这些潜在问题。

公共政策是国家治理能力得以实现和检验的重要方式。俞可平认为公共政策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公共治理的效果。^[21]公共政策研究涵盖了政策制定过程、政策分析、政策评估、政策实施和政策影响等多个方面，是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利益相关者以及公众之间的复杂互动。一方面，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遵循一般发展规律，但是政策扩散却更多地呈现出散点状，因而王浦劬、赖先进认为，中国的政策扩散模式可以总结为纵向层级的自上而下的层级扩散模式和自下而上的吸纳辐射扩散模式，横向层级的学习互鉴扩散模式和不同发展水平区域间跟进扩散模式。^[22]但李瑞昌发现，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科层结构的内在冲突以及协调机制不足从而会导致“政策空传”现象。^[23]另一方面，结合政治认同和政治发展研究，贺东航、孔繁斌用“政治势能”以阐释政策执行的中国特征，凸显其背后的政治逻辑。^[24]国家认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之一，公民通过公共政策感受国家治理效能进而构建国家认同。袁明旭、左瑞凯从公共政策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功能出发，认为政策过程与国家认同建构具有交互性。^[25]在国家与人、制度与人的有机交互中，林尚立认为，国家结构体系的质量决定着其塑造民众国家认同的能力，而国家认同的形成过程也塑造着国家结构体系。^[26]因此，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需要不断优化公共政策以取得公民的政治信任进而构建政治认同感。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27]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道路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治理优势、发展优势具有充分释放的空间^[2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逐步显现，学界的研究焦点开始集中到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互动关系上来，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理论逻辑和有效路径等方面的研究。

政治制度具有基础性和长远性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效能是内在统一的，制度是国家治理的主要工具，国家治理是制度发挥的主要场域，进而构建了国家治理体系。齐卫平认为这一制度优势不仅体现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提高国家治理效能也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的展示方面。^[29]沿着这条理论脉络，吕普生总结了国家治理效能的理论框架：国家治理效能=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水平（国家制度属性×国家治理体系×运行机制×治理能力）/外部环境。^[30]也就是说，既要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又要适应主要矛盾的变化制定出能够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主要制度。在这一逻辑背后体现的是政治认同意识。杨巧蓉认为制度意识是形成制度认同的前提条件，公民基于共识的政治认同是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强大动力。所以，凝聚制度共识就是不断强化、积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意识的过程^[31]，常江等还研究在政治认同的基础上构建凝聚力强和稳定性高的“制度治理”^[32]，凸显“中国之治”的优势机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因而，对于制度优势转化路径的研究首先集中在政党政治方面。我国政党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在政党关系上的党领导一切，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优势是保障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前提。在制度与治理的双向互动中，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体系，不断推动制度话语创新，更好地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的体现。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之间具有共同因素，其中的转化机制是各类制度优势要素在国家治理场域中的嵌入、整合从而达到治理效能的动态过程。所以在路径研究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要不断优化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以及增强制度执行力，在政治发展进程中探寻制度创新推动良善之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以来，“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33]这种民主实践活动强调民主政治的广泛性和深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生动诠释。肖立辉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理论、原则、制度、程序、技术等诸多要素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充分实践。^[34]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研究可以被视为民主研究领域的一种演进，主要关注民主理论与制度、民主过程及实践的各个方面。这些研究脉络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的核心内容，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在各种情境下的运作、挑战和改进。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构建和制度体系研究是当代中国政治关注的基础性内容。理论内涵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对于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审视和扩展旨在明确其核心要素和主要特征，并与传统的民主理论进行比较，从而阐释其时代价值。张君认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宏观层面的基本原则和政治取向^[35]，唐亚林则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价值原则和制度框架在操作层面的实践形态。^[36]沿着理论概念出发，研究者还探讨了不同类型的民主参与和政治参与形态，围绕回应式民主、参与式民主、协商式民主与监督式民主等运作形态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机制。当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离不开制度体系的完善和保障。程竹汝认为，在选举制度上的授权以及在政治协商基础上的政策选择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得以实践的制度机制。^[37]通过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协商民主的相关研究，探寻设计和建立支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体系，以改进和强化民主制度，确保公众在政治过程中有更广泛的参与权利和更高的政治素养。

数字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种工具，学界关注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数字化研究，以期改进政治过程和政策制定。孟天广、季程远认为伴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实践和数字技术的普及和便捷性，集体性政治参与活动更为积极，^[38]数字民主为政府和公众提供了更多的互动与合作机会。首先，在数字政治参与方面，主要聚焦于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公众的政治参与，这包括网络政治参与、在线政治互动等，研究者关注公众在数字平台上表达政治观点、参与政治生活和对政府政策提出建议的方式等内容。其次，在数字政治传播方面，有学者发现集体化的网络介入方式能够强化网络社会空间加快信息扩散速度，从而激发政治参与积极性。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聚焦于数字民主中的数字隐私和安全、数字政治伦理和法律规范。这些研究领域共同构成了数字民主研究的核心内容，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技术如何塑造政治参与、政府治理和社会变革，以及如何应对数字时代的政治挑战和机会。

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推动国家治理机构改革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有助于优化政府机构的组织结构和职能分配，优化政府资源配置，提高政府行政管理实绩和行政效能。新时代十年，机构改革一直在路上，学界对国家治理机构的组织结构和职责、运行机制和法治框架的相关研究不断推动着政府改革，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为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支撑，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并保障国家运行稳定。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国家治理机构经历了多次改革，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我国政府治理机构改革仍在进行时。建立新的政府机构、合并现有机构、削减机构数量等是历次机构改革的热点内容，在这背后体现的是政府职权分配和划分的变化，宋世明、王君凯指出组织结构的优化在横向上应朝着“事业部制”、纵向上进行“垂直兼并”的方向发展^[39]，以推动政府整体性治理。组织结构的变化无疑会推动政府治理机构的管理方式和运作机制的变化，郭哲、曹静基于系统论和行政生态理论构建了“情景—目标—策略”框架来分析政府机构改革的权力、效率和民生逻辑^[40]，通过组织流程变革和技术变革理顺政府治理机构的权力关系。机构改革开始强调职能转变，推动政府从过去的管理者转变为公共服务提供者和市场监管者。政府机构改革聚焦于减少行政干预、简化审批程序、加强监管和服务。当然，政府治理机构改革可以是整体性的，也可以是针对特定政府部门或职能的局部性改革。大部制改革注重的是政府治理机构形态方面的有机整合，从结构的科学性出发构建协同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而整体政府则是基于整体价值强调各治理主体间的协调和整合，以更好地回应公众需求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不论是全局性的变化还是局部性的动态调整都强调不断厘清政府职能，在合理配置政府资源的基础上理顺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在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基础上，学界关注到技术因素对政府治理变革的影响，政府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实践也吸引众多研究者将目光集中到数字政府治理领域中来。大多数学者关注政府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政策、数字公共服务、数字治理体系建设等内容，政府数据共享和整合、政府数字化管理体制、政务大数据平台等成为本领域的研究热点。此外，政府治理机构的公共价值也进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学者们开始关注政府政策如何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正，以确保资源和机会的公平分配问题，政府机构如何推动环境政策和资源管理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政府机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如何实现公共价值目标等议题。可以看出，技术因素正在嵌入政府治理变革的各个环节和领域，由此也催生出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科技政治学、技术政治学、计算政治学等研究领域得到阐发，为国家理论、治理理论的更新提供了契机。

新时代十年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是改革实践的直观反映，中国政治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社会环境，宏观政策和顶层设计等内外部环境都是影响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发展走向的关键因素。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2012）至2017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现代化”相关联，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这一重要提法着眼于现代化并以其为落脚点，揭示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的内在联系，国家治理离不开现代化，现代化构成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二个阶段是党的十九大（2017）至2022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突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实践性以及显著优势，指出在治国理政中要注重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激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制度执行层面的效能。第三个阶段是党的二十大（2022）以来。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在学术界的众多研究领域中不断突显，主要集中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政府治理机构及体制改革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并对此作出了全面部署。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本质要求进行了总结概括，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在立足新时代迈向新征程的道路上，政治学期刊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更加清晰地界定核心问题，深入发掘理论资源以拓展学科研究视野，更多讲好中国故事以阐释中国经验，在把握话语体系主动性的基础上不断显现独特价值。推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更多注重本土特征，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政治发展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更多立足中国场景，以制度之治彰显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推动人民民主拓展更多应用场域，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社会主义民主实践；推动政府治理改革创新更多面向时代，以深化机构改革激发治理效能。

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在知识生产、传播、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出版者和光大者。因而，要打造一批高品质高质量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基础上，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作为首要标准。^[42]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这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为此，应在继续研究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体制演变，包括党的领导体制、选举制度、政治权力分配以及政治参与机制等的基础上，深入探索政治改革如何影响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此外，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架构能够有效解释国家发展道路，用“发展国家”理论代替和超越“国家建设”理论，应该关注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影响政治体制的演变，以及中国政治体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适应性和创新性这一时代命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33]制度优势需要通过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创新来转化为治理效能，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期刊要不断关注和反映学界研究热点，面对治理场景的不断丰富多元，跟踪研究国家治理改革实践，及时总结相关工作规律，以更加开放负责高效的态度讲好中国故事，使中国之治的故事和效能不断得以体现，不断扩大中国政治和政治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还要立足前沿，跟踪数字政府、数字治理、数字民主、智慧监管等前沿课题，研究加强和创新监管力度和方式，秉持开放性态度推动包容审慎监管在新兴领域发挥驱动效能。^[43]此外，在国家治理等热门选题策划方面应更多从多元治理场景中探索理论和实践动向，探索公共政策创新与优化的制度化路径，研究环境监管的机制设计与执法效能，关注绿色技术与发展创新的转化机制等热点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33]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概念，全过程人民民主应坚持其人民主体性、过程完整性以及形态复合性，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在民主研究领域，期刊在充分体现民主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提炼新概念和新范式，丰富中国民主研究的理论空间和价值导向。因此，未来研究应关注政治认同和政治信任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治认同与参与意愿、参与动力以及参与环境联系紧密，合法性、有效性以及透明度是政治信任的主要体现。在公民参与民主生活的方式上更多探讨不同参与方式形态的效果和局限性，在参与主体方面应通过公众教育和意识提升活动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素质和能力，在研究方法上应采用社会调查和数据分析方法来研究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了解公众意见评估实施效果。

政治与行政的基本框架研究是推进政府变革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是加快推进民主政府进程的关键因素。机构改革是政府变革的主要内容，涉及政府治理机构的组织架构、职能配置、行政方式以及行政关系等要素的调整变化。新时代以来，面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政府改革以机构改革创新为主要抓手，着力解决改革的硬骨头和发展的新问题。在政府改革的基础上也推动着国家建设，从“精简化”走向“精细化”。^[46]因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也更多关注政府职能的细化拆分，大职能归口管理，推动职能优化协同高效等研究，在此基础上推动政府机构划转变革，对各职能部门的职责权限予以聚焦，激发政府治理机构协同联动的治理合力。同时，政府治理机构的运行机制创新是保障机构改革行稳致远的基石。要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完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探索建立数字平台政府以适应新型政府治理模式，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政治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为新时代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在未来的中国政治学研究和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要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牢牢抓住“六个必须坚持”，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切实增强做好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切实增强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系统化研究、学理性阐释，真正成为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积极宣传者。新时代中国政治的研究要提高站位，以政治学的特点和优势“讲政治”；要找准定位，加快构建中国政治学“三大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更要明确方位，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诸多政治实践议题，为其现实发展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是探求共同事务解决之道、谋求良善秩序与公共利益的学问。新时代十年，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围绕国家治理、公共政策、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等进行了丰富的探索，这其中既有学者们的学理性探讨又有政务者的政治实践。

当前，我们已经走过新时代十年非凡历程，我国发展站上新的更高起点。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在新时代十年间的研究成果丰硕，国家治理、地方政府、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等主流议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党政机构改革实践中的生动体现，共同构筑了新时代十年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知识图景。

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促进中国政治研究的全面发展，代表了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可能的发展空间。对这些领域的深入研究探索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但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不断演变以及新的议题和挑战不断更新，跨学科研究、新兴领域的探索以及多方法论的应用将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发展，为更好地理解中国之治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