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得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过去十年，我国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着力于引导基础理论创新、深掘学科实践精华、加快知识创新进程、推动中国学派建设，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重要参与者、引领者”。^[1]

本文以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CSSCI期刊为主要讨论对象，关注自2013年1月以来的相关学术出版实践，同时将其他新闻传播学特色期刊的专栏、专题纳入视野，以学科期刊建设折射十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脉络，透视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进展。

基础理论创新事关新闻传播学科的合法性所在，随着媒介技术的革新和舆论生态的重构，原先诞生于大工业时代的新闻传播理论已然在诠释力和规范力层面开始式微，这也引发了学界的自觉追问、澄清和反思。我国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在这一进程中不仅是学界的响应者，也是自觉的引领者和积极的建设者，在过去十年中推进了包括研究范式、基本概念和知识系统在内的学术基元的构建。

研究范式革新层面，学术期刊引领了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范式的初步勘定。这种勘定体现为对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自觉建构，如《新闻与传播研究》于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夕设置了“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栏目，不仅回应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还有意识地将传播的视野投向以往稍被学界冷落的中国古代，明确知识体系的基本面向、焦点领域，尝试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探索实践进路。^[2]新闻学领域尤为突出，《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记者》《新闻界》《出版发行研究》《新闻春秋》《新闻与传播评论》等刊物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相关专栏，《传媒》则更加聚焦地设置了“党媒史研究”专栏，陈明了诸多与当下新闻实践密切相关的党媒历史实践及其理论意涵，为当下发扬党媒优秀传统提供了基于历史传统的有效支持，《新闻与写作》《中国编辑》也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行了专题式的讨论，这一方面回归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典，另一方面则细致关注了中国共产党自民主革命到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方面的观念谱系和实践脉络，明确了当下我国新闻传播实践的理论依托和历史来源。

与之相对应的，以《新闻界》组织的“反思数据主义”“反思新闻社会学”“方法论反思”等诸多立足批判的专题，构成了审视既有西方研究范式的中国视角。这为建立一种区别于苏联的新闻阶级论范式和欧美的专业主义范式的、基于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和社会现实的新闻传播学范式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先导和扎实的历史耙梳。在传播学领域，《新闻与传播研究》组织的“可沟通城市指标体系建构”、《国际新闻界》组织的“大数据方法与传播学研究”“定性比较分析（QCA）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应用”以及《新闻界》组织的“方法论反思”等专题兼具全球性与本土性、历史性与时代性，从方法论层面为中国新闻传播学范式革新提供了支撑。

基本概念澄清层面，学术期刊扎筑了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诸多概念的内涵基准。概念是新闻传播学者从实践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形而上存在，对概念的澄清不仅事关学术共同体的对话基准，也是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的话语前提。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期刊始终致力于新闻传播学概念澄清。自2014年7月刊起，《新闻与传播研究》与国内众多知名学者通力合作，打造“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专栏”，对41组关键学术概念进行了批判性和建设性兼具的讨论。类似的，《新闻记者》和《新闻界》也在近两年设置了专栏来围绕新闻传播学的新兴概念和重要概念展开澄清，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脱坯烧砖”^[3]，通过全面而基要地概念单元搭建推进新闻传播实践的学理化进程。另外，《新闻与传播研究》和《编辑学报》等都设有用以勘误的专栏，体现了学术杂志在知识体系螺旋上升中的谦谨心态、坦诚姿态和积极状态。

知识系统化层面，学术期刊推进了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综合集成。概念化注重经验的抽象，而系统化注重知识内容间的联系和脉络，学术期刊在有意识推进新闻传播学术概念化进程的同时，也屡屡通过专题或专栏来加强既有知识内容间的关联，《新闻与传播研究》和《国际新闻界》都开展过传播学知识图谱的相关专题，《中国编辑》则在2015—2017年分别组织三个年度专栏，就媒介融合、出版内容质量管理与制度建设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等主题进行了持续、深入而富有关联的讨论，这些工作将一个个概念孤岛相联结，从而促成了中国新闻传播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

除了概念间的勾连，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还普遍形成了综述的惯例，一方面体现为是许多期刊每年年初的年度报告，另一方面则是针对特定意义时段开展学术脉络的整理，比如《新闻记者》2014年出品的“中国互联网20年”专题，《科技与出版》2016年设置的“中国出版与‘十三五’”专栏，2021年特别策划的“问策出版‘十四五’”专题，《新闻与写作》2018年设置的“改革开放40年传媒变革之路”专题、《新闻爱好者》2018年12月刊的“新闻改革40年”专题、《新闻与传播研究》在2019年横跨三期的“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专题、《新闻界》在2021年策划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题等，以时间为线索，将马新观、新媒体等核心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学术范畴进行了系统地整理与呈现。

作为植根于行业实践和生活经验的学科，新闻传播学始终保持着根植实践、关注实践、回馈实践的研究导向，学术期刊一方面是出版实践的重要主体，另一方面则在内容层面以学术研究为主，这使得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天然地处于业界和学界的中介位置，扮演着产学桥梁的关键角色。

对新闻传播实践的关注是学术期刊一贯的核心旨趣。包括《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科技与出版》《编辑之友》《新闻界》《中国出版》等在内的诸多期刊均设有实务专栏，其中，《中国编辑》对实务的关注尤为突出，分别设置了针对报刊、广播电视、新媒体和图书的实务专栏；而《新闻与写作》开设了“应用新闻研究”专栏突出新闻实践的研究属性，凸显了探索新闻实践规律的自觉意识；《传媒》杂志自2013年7月起设置的“媒体实战”专栏聚焦于新闻传播实务，将学界和大众并不熟知的地方媒体的业务状况展现出来。在专题策划中，《新闻与写作》在2014年1月组织的“区域报改版纪实”专题兼具媒体融合转型战略的宏观视野和锚定具体实践的具体关怀；《国际新闻界》在2014年8月策划的“媒体经营管理者与媒介表现”专题则将传媒业界的管理实践与媒体表现进行了学理化表达尝试；《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植根于中国传媒大学长期在视听领域的深厚积淀，延续了针对个案专题的办刊传统，针对一系列包括电视新闻在内的视觉传播产品展开深入讨论；《新闻爱好者》自2022年3月刊起推出的“黄河文化传播研究”，围绕黄河流域诸多传播实践展开，以地域为单元圈画了传播现象集丛，从传播地理的角度为新闻传播学确立了相对系统的实践研究的新视野。类似的专题和专栏还有《现代出版》自2013年5月刊起组织的“实践案例”专栏、《科技与出版》自2006年起策划的“编辑实务”专栏、《国际新闻界》2014年6月刊载的“中国记者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专题、《新闻与传播研究》在2019年第S1期组织的“建设性新闻·理念与实践”、《新闻记者》在2019年3月刊出的“融媒体生产实务手册”、《编辑之友》在2021年12月刊策划的“守正创新+融合发展：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创新实践与现实进路”等，忠实地记录了当下新闻传播实践呈现出的多维面向。

对传媒业界声音的珍视是学术期刊彰显的实践视野。区别于许多其他人文社科学科，新闻传播学有着颇为广大的实践业界，横跨新闻、出版、娱乐等诸多泛传媒领域，所以，在学界知识生产取得迅猛进步的当下，业界的声音也应当被关注，才有可能使得学界与业界达成有效对话，从而推进我国媒介体制改革，最终落脚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

学术期刊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也始终积极反映业界动态、记录业界声音，如《新闻记者》在2016年11月刊策划“高举旗帜引领导向——上海新闻舆论战线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笔谈”，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之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大意义进行了来自行业界的诠释。《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3月刊策划的“中美主播跨洋对话：实践回顾与理论思考”专题刊载来自当事人CGTN主持人刘欣的文章，更加生动地还原了这一国际传播事件的原貌；《中国编辑》的“人物聚焦”专栏则以专访的形式集中反映了传媒出版行业诸领军人物的现实成绩、价值观念和专业追求，是学界乃至社会了解传媒出版业界动态的重要窗户；《出版广角》推出的“2014我与出版这一年”，别出心裁地将以往期刊常见的以学术综述作为年度总结的形式做了调整，将视野转向业界，集中反映了数字出版浪潮中出版人的实践与面貌；《新闻春秋》的“口述历史”专栏也记录了来自业界前辈的亲身体验，从历史向度展现了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优良传统；《传媒观察》设置的“记者视点”和《中国记者》的“案例与方法”等专栏为从业者提供了发声的平台，为党媒转型、软实力建设、网络暴力等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更加切实的视角；《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是视听业界声音得以发出的重要平台，其所开设的“业界动态”“局台长论坛”“播音与主持”“节目创新创优”等栏目持续输出业界宝贵实践话语，为广电领域的产研结合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优质经验论述；《对外传播》亦十分注重我国国际传播的实践成果，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积极响应党中央推进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的工作要求，在实践探索领域刊载文章近七百篇。

对新传业务能力的推重是学术期刊特有的学科底色。这种推重首先表现在对媒体传播效果的追求上，如《新闻与写作》在2019年11月策划的“主流媒体传播效果提升路径”专题，问题意识鲜明、紧迫而重大，服务于国家媒介体制改革的整体方向；同时，《新闻与写作》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对新闻写作话题的关注，不仅设置有“写作讲坛”“写作讲堂”的专栏，而且还在2018年3月组织了“写作与表达的未来走向”的研究专题，是将具体传媒实践进行抽象化、学理化、规律化的重要尝试。另一个普遍的努力方向是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对于媒介伦理和法规的重视，包括《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新闻记者》在内的几乎所有核心期刊都设置有相关专栏或策划过相关专题，其中刊载的研究往往植根于具体的传媒实践，使用跨学科视野将鲜活案例拆解为特定的概念组合，进而由特殊事件探讨新闻传播实践的一般边界，这也是对新传业务能力另一面——公共利益观念的强调，新闻传播作为有着深刻影响的社会实践，应当在自律与他律的特定框架下有序进行，对这种框架的察觉和深刻理解自然也就是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具备的必要能力。

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具实路径和目标指向。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通过持续而高效地支撑学术界和产业界的知识创新、推动三大体系建设，进而落归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始终扮演着“知识创新引领者”^[4]的角色。

学科体系是以知识系统、科学分工、产业结构为基础的学科设置、专业划分和课程体系的集合。对新闻传播学这个交叉性、综合性、复杂性都十分显著的“年轻”学科，明确学科的具体面向及其分类是构建学科体系的关键所在，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也始终在这方面持续发力。《新闻与传播研究》在2018年S1期策划了“改革开放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和“新时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新担当”两个专题，将新闻传播学科置于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而《青年记者》在2023年第8期策划的“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闻传播学科创新”专题，紧密结合党的二十大的有关精神，在国家民族命运的视阈上对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展开讨论。具体而言，在新闻学科方向上，《新闻与写作》2021年7月的“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专题从时代背景、理论起点、概念内涵、逻辑架构、话语语境、实践原则和学术范式等角度讨论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科构建。在传播学科方向上，前文提到的文献综述是划定学科边界的重要努力，比如《新闻大学》在2016年6月开设的“学科发展研究综述”专栏，就围绕传播学下辖的公共关系领域的知识体系展开摹画。

学术体系内在包含了理论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体系。这在上文提到的范式创新部分已然有了比较充分的体现，这种对新范式的浇筑不仅是观念的转变，也是对学术规范的设置，通过匿名评审制度，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通过扮演“知识把关人”^[5]的角色，在过去十年提升了学术界对于概念、方法和理论等方面的创新标准，如《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在2019年1月刊策划的“抵制学术不端专题”，就从期刊建设角度为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多学科呈现了学术不端的外在表现并给出了解决方案。除了对学术标准的勘定，学术期刊之于学术体系的建设还体现在问题意识的来源——中国的社会实践，通过中国特有的新闻传播实践入手，如《国际新闻界》2016年11月刊策划的“帝吧出征与网络民族主义”专题聚焦于中国互联网场域内的特定事件，不仅为既有的社群理论和新媒体研究提供了参考，还注意到了中国社会思潮与舆论场域间的密切关联；类似的，《新闻大学》2016年1月刊策划的“华莱坞研究专栏”、《未来传播》自2014年1月起先后六次设置“‘华莱坞’电影研究”专题、“传媒论坛”2023年1月刊开设的“华莱坞电影研究”等专题聚焦于中国电影生态，在国产电影佳作时有上映的当下，这一策划及相关论文显得颇具前瞻性。

不过，我们要意识到，中国自主不意味着学术上的闭关自守，在我们不断强调学术体系本土化、时代化、原创性的当下，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也非常注重对海外新闻传播学知识进行系统性地引介，《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记者》《编辑之友》《中国编辑》《编辑学刊》等期刊都设置了针对海外学术成果的相关专栏，通过对世界学术体系的呼应，中国新闻传播学学术体系也由此更加明晰了自身批判与建设的基点。同时，世界范围内的新闻传播现象也通过学术期刊的努力从中国视角得以阐释，比如《新闻界》与常江教授团队自2018年1月起策划的“全球大师访谈”专栏，为中外新闻传播学交流打开了一扇窗户；《编辑学刊》的“海外一瞥”则为我国出版实践的革新提供了可供参照的“他山之石”或经验教训；再比如《新闻记者》2023年6月刊策划的专题围绕2022年底美国OpenAI公司发布的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ChatGPT，没有将视野局限于媒介技术本身，而是试图将其之于人类文明和社会秩序的潜在影响加以陈述。可以说，这种由中国学者对世界范围内传播实践的诠释其实已然被纳入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中来了。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话语表达。话语本身就是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尤为重视的概念，在过去十年间，对于各具体研究领域话语的关注始终可见诸各学术期刊。《国际新闻界》尤为突出，先后策划了2014年7月刊的“媒介话语、文本与修辞”专题、2016年5月刊的“公共话语研究”专题与2018年8月刊的“新闻社群话语研究”专题；其他期刊亦有相当关注，如《编辑之友》在2020年3月刊的“建设性新闻的中国实践与话语体系”专题将话语与实践并立，凸显了对话语体系建设的自觉性。这种话语表达往往表现为对“元问题”^[6]的探讨，这种探讨在近年来愈发自觉。《新闻春秋》在2021年第4期推出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笔谈：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的奋斗历程与伟大成就”围绕党和媒体的关系问题，将中国特色新闻理论体系的规范层面推向了新的高度；《青年记者》2023年第10期策划的专题“面向实践的新闻史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视野出发，探讨了新闻史研究中的事件、理论、系统、史料、媒介等范畴，为马克思主义在新闻学研究中的时代化和中国化提供了反思的机遇与平台。

可以说，从史论出发、回归新闻传播学基本问题探讨的思路已然在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过去十年的出版实践中体现出来了，比如就新闻真实这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仅以近年来的典型专题为例，《当代传播》围绕这一概念的抽象意涵，在2021年5月刊的专题中进行了形而上却又回归实践的讨论；《新闻与写作》在2022年7月刊的专题就集纳多位知名学者的精彩观点，就数字时代新闻真实的指向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但这种讨论不完全是理论或基于现实经验的，也有学者始终注重从新闻史的视野着手来处理这一问题^[7,8]，也体现了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对于史论结合这一趋向的重视。通过从历史中提炼、还原学术话语的本来面貌，来推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建设。

就笔者所见，在新闻传播学领域较早提及所谓“中国学派”的是清华大学的李彬教授，他不仅强调了中国学派应当“自觉自信地立足中国大地，正心诚意地致力于中国化的学术目标”，也充分认识到中国学派相当的底气在于“新闻学界的一批老中青卓越人才”和优秀的“新闻舆论人才”。^[9]在学术人才的培育进程中，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也作为一方主体参与其中，成为新闻传播学界不可或缺的人才成长平台。

首先，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在内容上长期重视新闻传播教育。就笔者检索的新闻传播学CSSCI期刊中，全部都开设有新闻传播教育相关的专栏或专题，其中，《科技与出版》最为突出，2007年起推出了“研究与教育”专栏，将教育作为出版研究的重要视角，至今刊载论文三百余篇，不仅为出版理论和实践指明了重要的发力方向，也自觉地将人才培养纳入期刊建设的方针中来；《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不遑多让，自2013年1月以来，共在“传媒教育”专栏刊载论文超过两百篇，在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取得持续进步的今天，为新闻传播学教研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同时，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也积极参与高校教育体制改革，如《新闻与写作》在2020年7月刊组织的“新闻传播教育的系统性转型”专题，在技术革命、媒介融合、学科融合、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下，结合特定学院的教学改革路径，讨论了国际传播、新闻实务等方面人才培养问题和改革前景。另外，《国际新闻界》在2014年4月刊和2017年3月刊也分别策划了有关新闻教育的论文专题，突出了中外新闻传播教育的差别和现实问题，为当下中国自主新闻传播教育体系的确立锚定了现实方位。整体而言，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在教育话题上久久为功，从期刊建设角度试图勾连研究与教育间的脱节状况，为新闻传播学高校教育改革提供了独特而深入的视角。同时，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重视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如《中国编辑》在2019年8月刊的“全媒体时代公民的媒介素养提升”专题和《新闻与写作》2020年8月刊的“后疫情时代的公众媒介素养”专题运用多重方法，聚焦于当下公众媒介素养的状况与提升；《出版广角》设置的“全民阅读”专栏则长期关注民众文化生活，将公共教育精神贯穿于办刊实践中。另外，中国教育电视台开办的“教育传媒研究”别具一格，以教育为抓手折射了新闻传播领域的多彩姿态。

其次，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在版面分配中重视对青年学者的培养。近年来，各个期刊都有意识地向青年学者和博士生分配一定版面，最突出的当属《新闻界》所开设的专栏“博士生新论”，自2013年3月（上）刊设置这一专栏以来，共刊载论文228篇，是《新闻界》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刊载论文最多的栏目；而《出版科学》自2013年第4期起设置了“博士论坛”专栏，刊载论文145篇；《新闻与写作》也自2015年2月起设置了“青年学者论坛”，共刊载论文13篇；另外，《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编辑之友》《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等刊物也都设置过专门面向青年学者的专栏或专题。近年来许多青年才俊也确实通过学术期刊为学界乃至于大众所熟知，尤其在数字新闻学（如《新闻界》的“数字新闻学”专栏）、媒介研究（如《新闻与传播评论》的“媒介化社会专栏”）、符号学（如《国际新闻界》的“传播符号学研究”专题）、视听传播（如《新闻记者》的“视听界面”“视听传播”专栏）、健康传播（如《国际新闻界》和《新闻与传播研究》的专栏）等领域，已经分别形成了基础扎实、旨趣宏远、对话频仍的学术研究队伍，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将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未来的生力军，以《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春秋》《跨文化传播研究》为代表的一系列期刊也因为其扎实、中肯而深刻的审稿反馈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是青年学者持续成长的重要意见来源。

最后，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在栏目设置中注重观点的集聚与交锋。在过去十年间，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非常重视专题的策划与专栏的组织，注重将相同领域，甚至是同一问题的不同面向以相对系统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在上文已经谈到了许多。与此同时，各学术期刊还非常注重对不同学术观点的集纳，《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新闻记者》《当代传播》《新闻与写作》等刊物都设有类似“探索与争鸣”的栏目，用以呈现针对特定问题的不同观点；《编辑学报》独具匠心地设置了“退修意见选登”专栏，将论文知识生产中的机制和交锋呈现出来，使得围绕着真问题、好问题的鲜明观点得以展露。在中国知网上使用关键词“商榷”在新闻传播学CSSCI期刊中进行搜索，共得到2013年以来的结果28则，其中不乏向知名教授发起挑战者^[10,11,12]，学术民主得以通过学术期刊这一平台得以贯彻。同时，我们能看到围绕庄子传播思想论争的一再深入^[13,14]，也能看到媒介社会学概念的逐渐澄清^[15,16]，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参与论争者的观点得以抒发，读者也沿着论争的线索逐渐沉浸其中，从而对这些关键而艰深的学术问题产生思考。学术期刊通过对观点集聚和交锋的重视，对特定元问题的共识逐渐形成，问题域的边界逐渐明确，学术生态愈发繁荣活泼，新闻传播学中国学派的气度已然初露峥嵘。

新时代十年来，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的角色是丰富而关键的：作为基础设施，学术期刊始终鼓励基本问题探讨、自觉构建知识体系基准；作为产学桥梁，学术期刊始终注重传播业界声音、打通学界与业界的沟通渠道；作为学术阵地，学术期刊始终狠抓三大体系建设、推动学科知识创新；作为培养平台，学术期刊始终关注青年学者成长、深度参与学术生态的涵养。这集中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之于学界、业界和教育界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未来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工作的创新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准备了积极条件，并在相当程度上指明了未来学术期刊工作完善与优化的方向。

诚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新时代的新十年乃至于更长时间内，中国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能够有效继承先前的优良传统，继续发挥好上述角色，但现实和使命也为未来学术期刊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首先，对什么是“中国自主”、什么是“知识体系”，学界还期待学术期刊能够扮演更加积极的研讨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如何理解世界经验、外来理论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回答，这关系到新闻传播学知识创新的标准何为，是学术期刊在新闻传播学学术生态和未来发展中需要把握的核心问题，也是涉及新闻传播学学科使命、发展责任、问题意识的关键命题。

其次，当下学术期刊的评价标准也有可进一步优化之处，比如在引用量指标的导向下，基础性史论文章的价值一般难以在短期内得以彰显，而高引用的文章也可以仅仅是浅表知识普及或对热点的追从，并不一定意味着理论或实践层面的重大创新，甚至还有所谓“占山为王”的意味，这就将学术推向了褊狭的优绩主义，背离了学术工作的初心与使命，这种评价体系的改革有待学术期刊、学界和其他社会力量一同发力，探索回归学术本位而非引用本位的评价思维。

再次，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的主题策划的前沿性、适用性、本土性和创新性都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当下成果侧重于观点总结和现象描述^[17]，基于中国学者的思维方式、观念网络和价值系统往往比较难以通过这种主题策划得以展现。同时，一些特定内容的专题也总是高度同一的作者群来操刀，青年学者对于某些领域的进入也往往不单纯依赖于学术标准，这也有违学术期刊进行专题策划的初心，与人才培育平台的角色定位亦不太吻合。

最后，几乎所有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都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社交媒体账号，社交平台也确实成为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但就账号发布内容而言，仍然是以期刊信息这种传统媒体形式为主，尚未充分发挥新技术媒体的潜能与动力。

为了更好地应对上述挑战、适应学术发展需求，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在做好基础设施、产学桥梁、学术阵地、培养平台所期待的工作之外，还需要积极转变自身发展策略。

第一，学术期刊应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认识到新闻传播学，尤其是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支撑性学科之一的新闻学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构建中的独特地位和关键作用，在期刊出版工作中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鼓励研究者就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讲好中国故事、提高新闻舆论“四力”等时代和人民关切的重大问题进行机理性的探索，以此作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抓手。

第二，学术期刊应在审稿、编辑层面持续改革优化，确保学术研究和学术发表机制的公正合理，完善与学界前沿的长效沟通机制，加强对研究者研究旨趣的引导和学术品味的培养，鼓励聚焦新闻传播领域真问题、好问题、元问题的原创性研究，识别并排除辞藻堆叠和生造概念的相关表达，确保研究成果的学术性、对话性和现实性，除此之外，还应着重考察论文间的引用是自说自话的简单陈列还是彼此对话的有机互补，这还需要学术期刊审慎把握。

第三，学术期刊应当涵纳多元学术观点，察觉边缘性的知识创新，新闻传播学学科的交叉属性很强，这意味着领域内学者往往有着相对多元且差异化的知识结构，学术期刊可以利用这一特质，通过有效策划，将研究风格各异的学者就特定学术范畴进行对谈以形成有效补充，同时，对于在领域内相对小众的研究风格也可以给予适当的关注，注意其可能潜藏的边缘创新的潜力，以此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第四，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还应积极适应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创新发展学术交流和传播的方式，不仅将学术交流局限于出版物，也可以积极利用在线平台开展更多符合期刊建设风格的线上论坛、网络讨论会等学术交流活动，以促进学术界的思想交锋，为学术界提供更广泛的合作机会和资源共享。同时，丰富编辑呈现形式，利用社交媒体加强与学界业界的沟通，拓展学术交流的渠道和范围，打造刊、会、网三位一体的期刊品牌，推进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的综合发展。

第五，学术期刊还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在国际上的提升，可以通过与国内外知名刊物的合作联办、组织国际学术会议等方式，加强国内外新闻传播学术界的互动，引入国际先进理论和方法，引领本土研究方法的开发应用，提高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水准和思维高度。另外，学术期刊还可以通过经典文献的发表和翻译工作，加强与全球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新闻传播学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塑造“中国学派”，这也是将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融入国家国际传播的大战略中，推动学术繁荣和文明互鉴，在编辑出版实践中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是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锐意进取的十年，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建设不断探索、日臻完善的十年，更是马新观、媒体融合等党的重大创新理论成果得以研究阐释与广泛传播的十年。这背后离不开党领导下学术界观念、范式和生态的深刻变革，离不开十年来我国媒介体制改革的巨大成果、新闻宣传工作的跨越发展和主流思想舆论愈发的巩固壮大。

站在浪头之上，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积极响应党的精神、响应时代号召、响应学术发展方向，自觉投身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

展望未来，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跟时代步伐，深入探索媒介变革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