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注重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互动。在此背景下，国家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需求非常迫切，而一段历史时期内被忽视的国际政治研究重新得到关注。1979年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此后，一大批国外国际政治研究成果被系统地译介到国内，国内国际政治研究的学术氛围日趋浓厚，相关学术研讨会也逐渐增多，为开展理论研究提供了契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本文主要基于同时被收录进CSSCI来源期刊、北大核心期刊、社科院AMI核心期刊的《国际政治研究》《美国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欧洲研究》《国际安全研究》《国际论坛》等国际政治学类期刊，总结近十年来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已从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到探究和构建有学理意义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新阶段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新阶段是基于前期两条线的基础上完成的。一是对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开始系统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代表性成果如陈乐民1981年发表的《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简介》，该文是国内第一篇系统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果的文章。[2]随后，中国学界对美国学界流行的理论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译介到中国，同时开始关注英国学派、世界体系论、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理论等其他理论流派。例如，《欧洲研究》2004—2006年曾刊登一系列关于英国学派研究的论文。在译介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发表了一些反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脉络和流派分野的著述，代表性成果如王逸舟1998年出版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一书。二是从中国古代外交思想中汲取营养，独立探索。1987年，时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的宦乡提出，应“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受此鼓舞，国际关系学界开始探索从中国古代外交思想中汲取资源的可能。外交官出身的裴默农在《世界知识》杂志上先后发表多篇有关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方式的文章，涉及“诗赋外交”“欺诈外交”“反间外交”“联姻外交”，并于1994年出版《春秋战国外交群星》一书。20世纪90年代初，以梁守德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开始主张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应突出“中国特色”。[3,4]叶自成则自觉地在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外交的起源、基本概念、理论和主要特色等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阐发。2003年，他系统梳理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的著作《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出版。
1.1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仍然高度关注国际学界的理论动态，但突破了“美国中心”的窠臼，开始关注到英国、欧洲大陆及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在批判性探讨基础上，更加注重系统地理论借鉴和创造性运用。一些学者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逻辑和方法基础上，开始寻求从其他来源获取构建理论的资源，特别是发掘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和历史经验。代表性研究成果如秦亚青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金应忠的“国际共生论”、王逸舟的“创造性介入理论”，以及潘忠岐对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中，秦亚青和阎学通的著作都出版了英文版，在国际学界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早在2005年，秦亚青就提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应以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作为核心问题，探索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经验与建构主义理论相结合，这为后来提出过程建构主义和关系理论做了铺垫。在2021年出版的中文著作《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中，秦亚青系统提出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在国内外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彼得·J.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表示，“关系理论”英文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真正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已经诞生，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巴里·布赞（Barry Buzan）也以“突破性创新”评价“关系理论”。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主要借鉴先秦思想家关于国家间争霸的思想，将道义概念植入现实主义理论，作为崛起国与主导国竞争的核心。上海交通大学环太平洋研究中心金应忠最早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生关系为存在形式，认为共生关系中国家间的矛盾冲突仅具有相对性，必然会随着按共生性底线优化与优化选择相互关系而变化。
1.2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面临的挑战
对于近些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所取得的成就，秦亚青指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使用中华文化背景知识中的思想资源，对国际关系实质性内容进行概念化、抽象化和通则化处理，进而形成逻辑自洽的思想体系。任晓认为，迄今为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已初见成效，并正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国外学者也对近些年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给予较高评价，阿查亚和布赞认为，中国在恢复西方和“他者”之间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的平衡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挑战欧洲中心主义和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前沿位置上。
2 研究对象从侧重国际政治到世界政治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是“国际政治”，即涉及的是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国际战略格局和国际机制，如冷战及其结局、大国关系、核不扩散机制等。但近10多年来，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已从“国际政治”向“世界政治”转变。“世界政治”主要涉及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内部政治。[7]目前，世界主权独立国家的数量，已从40多年前的130多个增加到现在的近200个。在新出现的60多个主权国家中，因民族宗教因素从原主权国家中独立出来的占大多数。世界范围内公民社会迅速发展，宗教与民族问题政治化，以及各种极端主义的兴起，都对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并且重新定义着世界政治的内涵。因此，近10多年来，国际政治学界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变迁、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以及涉及各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如身份政治、民粹主义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2.1 关于世界政治变迁及其理论和学科建设探讨
21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愈来愈突出，文化与价值观多元化，公民社会兴起，网络在拉近民族与国家间距离的同时也在强化它们之间的界限，国家与社会关系复杂化，宗教势力和民族主义上升。近10多年来，国际政治类期刊加大对世界一些国际和地区国内政治问题的关注。其中，代表性的是《国际政治研究》和《欧洲研究》所做的关于世界政治变迁和民族国家的专题。前者2010年所做的专题“世界政治变迁三十年”，集中谈到过去30年世界政治的变迁，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如何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欧洲研究》2012年所做的“欧洲民族国家专题研究”采用经验研究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的方法，对欧洲有代表性的民族国家如法国、德国、西班牙和瑞士等国家和民族构建过程进行历史考察，并从理论层面对民族与国家关系进行探讨。
学界对世界政治问题探讨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源于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以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对比为例，199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6%、日本的12%；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美国的40%、日本的106%；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美国的70.3%、日本的300%。总的来讲，随着国力提升，中国的发展已经深刻改变了当今世界秩序,并与当下的国际关系体系产生了某些结构性冲突,而中国的内政外交已经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中国在地区与世界的角色定位、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安全环境，以及未来中国外交应该是更加积极进取还是继续韬光养晦等问题，学界对此进行诸多讨论。这些研究对中国国内外环境的判断，总体而言比较客观，并且对中国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提出思考，并指出一些警醒的问题。例如，王缉思认为，“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和大国关系的基本稳定，可以确保我们还有很长时间的战略机遇期。关键是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才能营造一个更为良好的国际环境。”[8]而对中国如何塑造自己的国际角色，唐士其认为，中国需要采取迥异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对现有的国际秩序应该采取一种建设性参与的立场。[9]苏长和则提出中国与世界关系互动的思路，学界应该注意中国在内政外交进步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10]蔡拓从大历史视角，认为世界的复杂性、国际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科技发展的迅猛性、中国崛起的冲击性和社会的动荡性，这一切都要求在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上，进行更深刻的反思。[11]
一些学者甚至建议将世界政治作为建立真正的中国自主性社会科学的切入点。例如，杨光斌在一系列文章中对世界政治进行了理论探讨，并对世界政治作为一门学科提出若干构想。他认为，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均不能解释中国崛起何以改变了世界秩序这等重大的国际问题,而具有中国传统的世界政治研究则给予实质性启发,因此亟待建设一门世界政治学。[12]
2.2 关于民粹主义、身份政治等问题的探讨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运动的深入开展，世界范围内的民粹主义蓬勃发展。国内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现象、产生根源、影响及在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进行了系列研究。研究认为，此次民粹主义的兴起与伴随全球化深入发展而出现的全球范围内贫富不均，以及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增加密切相关。在欧洲，它以维护民族传统、反全球化、反外国移民、反高失业率为诉求，一些极端右翼党派崛起，如希腊极左联盟成为执政党触发了欧元区危机、决意摆脱欧盟的英国独立党迅速壮大、有种族主义背景的法国国民阵线在改头换面后强势回归。在美国，民粹主义高潮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产物，从“占领华尔街”、茶党运动再到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民粹主义从左翼和右翼两个方向对美国的主流价值与政治体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俞可平教授认为，此次民粹主义最突出的特征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政治主导力量，前两次主要发生在转型国家和现代化早期国家；其二是反全球化，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动；其三是右翼排外，具有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其四是网络化，网络既是民粹主义传播的主要工具，也是民粹主义表演的最大舞台；其五是民粹主义的后果具有严重的不确定性，而在发达国家，新一轮民粹主义极可能会受制于民主法治的约束，其传统的负面作用会最大限度地弱化。[13]全球化发展的失衡及其负面效应不仅助推了民粹主义的全球性复兴和转向，而且给世界政治秩序带来许多新的不确定性因素。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持续升级的信息技术，日趋极端的个人主义，反向激发的族群认同，促使身份政治在当代欧美迅速崛起，在美国尤为明显。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BLM）运动到“我也是”（ME TOO）运动，各地大规模的运动都回归到身份政治，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基于认同进行着群体划分，其诱发的“政治正确”的矫枉过正、“政治极化”威胁着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稳定。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对西方民主和世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更促使学界从身份政治内涵、历史渊源、影响和未来前景等角度深入探究身份政治。对于身份政治的内涵，姚璐认为，身份政治是一种群体认同模式，是主体通过价值观、意识形态、情感等建构群体认同，以群体的形式实现特定目标与诉求的政治实践。它遵循着“认知—认同—互动”的脉络，在分类划界的基础上，以动机推动认同建构，进而调动认同融合以作用于国家间的互动。[14]对于身份政治的危害性，学界的研究认为，身份政治已经对传统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构成了实质的冲击和挑战，在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的现实背景下，身份政治发挥着消极作用，诱发着国家间的互动困境，国家间的互动逐渐显现出群体区分、群际对立冲突频发的图景。林红认为，美国深陷政治极化、文化分裂等危机，身份政治应是罪魁祸首。[15]对于身份政治产生的原因，谭安奎认为，身份政治与承认和差异密切相关。试图以平等的个人权利实现普遍承认，这一思路一方面难以为与经济平等相关联的承认提供理论辩护，同时又无法回应对个体认同具有构成性意义的群体差异问题，从而要承担政治认同走向瓦解的风险。[16]在美国，自由主义左翼倡导多元主义，主张差异性文化权力，标榜“个性即政治”并推动一系列平权政策的出台。然而，追求差异权利的少数派身份政治破坏了左翼的政治理想，并且反向助长了右翼保守主义的多数派身份政治。在全球化危机和民族主义复兴的背景下，在美国，由族群意识引发的政治对抗，使得美国迅速向部落主义蜕变，从而使得一个本应塑造全国性认同的民主政治，变为在各自狭隘族群中寻求归属的部落政治，造成严重的文化撕裂和政治极化。即使在2020年大选中，新冠肺炎疫情为基于族裔认同的政党归属增加了变数，但仍难以根本改变当前美国的身份政治现实及其导致党争“部落化”的整体趋势。因此，必须警惕身份政治在整个西方社会的部落主义化的趋势。
3 探讨中国如何在全球规则的制定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增强中国制定全球治理规则的话语权
中国的崛起是当今国际体系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其崛起速度之快、成就之高以及特殊的发展模式，都将对全球治理造成深远影响。中国的崛起产生两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是中国海外利益不断扩大和延伸，中国国内的发展也与外部世界更加紧密相关。中国的外交方针与整体国际战略必须考虑这一新现实，对海外各种利益实施更大力度、更广范围的保障，并且依据中外联系的新特点新要求提供更多支持与维护。为此，王逸舟提出要“创造性介入”，加大保护海外利益的力度。二是随着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总量也在不断提高，但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话语权的不足日益凸显。如何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如何在全球规则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从而掌握全球治理话语权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重要任务。为此，国内学界一是针对国际组织加强研究，了解其运行机制、人员组成及中国如何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增强中国制定全球治理规则的话语权；二是探讨中国如何更好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好的公共产品。
3.1 对国际组织的研究
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增幅呈不断上升趋势。以联合国会费为例，中国2001年为1.54%，2010年上升到3.19%，而到2023年则为15.25%，经常预算摊款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的22%。中国的会费净额是法国的3.5倍、日本的1.9倍。但是，中国在当代国际规则制订和全球治理的大国俱乐部中还是一个“新人”，还有不少“短板”与“软肋”。为此，中国政府加强对国际组织的人员培养。中国高校自2014以来开始加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形成了百花齐放、各具特色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例如，2018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设立专门的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进行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另外，学界也对联合国等各级国际组织进行系统研究。例如，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发展目标、反恐委员会治理模式、维和机制的研究。
3.2 以“一带一路”为契机，积极构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原则的全球治理体系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不断积极推进和完善全球治理。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另外，倡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等，正在并将持续满足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的需要。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以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为主题的第二十七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2017年，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决议，“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首次被纳入联合国决议。“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共商共建共享是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系统链条，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有机体系。[17]
4 关注非传统安全研究
从20世纪中叶起，联合国开始关注“非传统安全”威胁，如生态环境恶化、人口发展失衡、经济发展失衡、贫困严重、资源匮乏等。进入21世纪后，恐怖主义、气候、能源、粮食、金融、信息等安全问题等成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9·11”恐怖袭击为标志的“非国家行为体”挑战国家安全及各类“非对称性”安全挑战不断涌现时，各国对非传统安全议题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与应对。非典尤其是新冠疫情使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进入新阶段。中国政府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也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自2001年起，中国政府正式开始在一些重要的政策文件与讲话中使用“非传统安全”一词。随着非传统安全不断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党的代表大会的重要语词，党的十六大（2002）、十七大（2007）、十八大（2012）报告均明确指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党的十八大报告对非传统安全议题有相对比较全面的概况分析。2014年，“国安委”首次会议将非传统安全放入总体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考虑。国内学界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也比较早，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非传统安全议题讨论更加丰富，例如气候变化、传染病、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透过对气候变化安全与卫生安全研究的梳理和概括，可以看出国际政治学界对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的关注度和议题的变化。
4.1 气候变化安全议题
全球气候变化是全球治理议程上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是，对气候变化这一安全性议题，国内学界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认识过程。2009年，在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在国际关系学界和经济学界，不少人认为气候变化这个议题是西方设计的一个陷阱和阴谋，主要意图在于延缓和阻止中国的快速发展，因此存在气候变化“阴谋论”或“陷阱论”。对此，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李侃如接受专访时谈道：“中国国内出现的‘气候阴谋论’，我觉得这很荒唐。说实话，气候变化议题是自然制造出来的，并不是西方忽悠出来的。中国科学家的研究也证明了气候变暖这一现象及中国在气候变化面前的巨大脆弱性。如果美国人真想搞阴谋，那就应该掩盖气候变化的事实，不让中国知道气候变化的真相，这样就会让中国更易于受损。”[18]关于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学界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例如，张海滨在2009年文章中指出，气候变化将导致中国陆地领土面积减少、领土质量严重下降，对国民的生命财产和生活质量、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此建议中国不仅应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而且应该将其置于国家安全的总体框架下统筹规划。在2015的研究中，他对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进行了更全面、系统地概括：“气候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是广泛的，未来的影响将继续增大。”[19]这一时期，国内学界还进一步拓展了气候变化的研究议题。例如，气候变化可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产生重大影响。气候变化将加剧中国周边地区的水资源短缺性危机，引发大规模的水环境移民，由此推动水资源问题实现“安全化”，另外，“中国水威胁论”会被推波助澜，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误导周边国家民众客观认知中国。[20]
对于中国如何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安全治理，学界共识是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建设。中国要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持续推进《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落实，在立足国内的前提下，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以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宗旨，通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统筹协调好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气候治理行动，积极构建全球气候命运共同体、地区气候命运共同体和国家气候命运共同体，并努力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但是，学者们也认为，中国应该在坚持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的前提下可适度承担比之前更多的与发展阶段和能力相称的国际义务。为此，学者们提出一些建设性建议，认为中国应坚持气候公约谈判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坚持发展中国家立场；继续大力推进节能减排，降低碳排放强度；积极扩展气候谈判外治理领域，增强气候治理权力；中国必须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发挥各种权力形式，积极研究和参与制定公平、协调的国际规则，防止因规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损失；鼓励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行动。总的来看，学者们认为，中国应逐步走上“绿色强国”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积极参与和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过程中，应有力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有序的方向发展。
4.2 卫生安全议题
卫生安全已成为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议题。将传染病纳入安全研究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领域逐渐兴起的话题。2003年非典的暴发不仅对人们的生命健康带来极大威胁，也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关注传染病问题的开端。另外，对于卫生安全所涉及的卫生外交和卫生援助等议题，学界也进了一些研究，并提出要把卫生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从外交的角度认识和参与全球卫生领域的合作，学界对此要足够重视。
2020年新冠疫情的大暴发使国际政治学界对卫生安全的研究进入新阶段。《国际政治研究》为此专门做了专刊“新冠疫情与国际政治研究”，分为“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再思考”（上篇）和“新冠疫情与国际政治研究的新领域、新议题和新方法”（下篇）。结合这一时期其他国际政治类期刊的刊文，学界对卫生安全的研究大题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对国际关系的重新思考，表明无政府状态、国家主权原则和国家自助本能仍然是国际社会的底色；二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威胁人们生命安全，冲击国际关系格局，对中美、中俄、中欧、中非关系也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外交重塑外交议程，推动外交转型；三是表明全球卫生治理脆弱乏力并存在明显短板，需要全球卫生治理体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涉及世界卫生组织改革等；四是新冠疫情使得一些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新议题和交叉学科研究的议题引起学者的重视，如大数据与国际关系、国际法与国际关系、脆弱群体等；五是学者们也开始探讨新冠疫情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例如，2020年3月21日，习近平致电法国总统马克龙时，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崭新倡议。王勇认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实现健康平等、维护卫生安全、促进卫生发展、坚持开放包容和创造健康环境的丰富内涵，对于国际法的发展意义重大。[21]
此外，这一时期国际政治学界对水资源安全议题讨论包括：水治理的路径和机制、水法理论、地区性水资源安全研究、大国博弈与水资源安全、气候变化与水资源安全，以及国家战略与水资源安全等；对粮食安全议题的讨论包括中国海外农作物种植规模的争论、粮食外交、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演进等议题；对宗教议题的讨论包括宗教与全球化、宗教与国际和地区冲突、宗教与国际法、新兴宗教、国际伊斯兰研究、文化与国际关系、宗教与外交、宗教与“一带一路”、宗教对外交流和公共外交、宗教与国家安全等。总的来看，围绕上述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讨论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议题，拓展了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促进了国际政治研究的跨学科发展。
5 注重政治学基础理论，加强跨学科研究，不断拓展国际政治学研究议题
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研究开始注重借鉴国外国际政治学的发展，注重政治学基础理论，加强跨学科研究。尤其是近10多年来，国际政治研究开始超越民族国家叙事，重视把国际政治研究与宗教、国际法、心理学、文化史、国际关系史、全球史研究相结合。不断拓展国际政治的研究议题，进而推动国际政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总的来讲，近10年来，国际政治类期刊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努力：一是对跨学科研究的学科史梳理。《国际政治研究》从2013年起设立“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至今已做了40期专访。其中，涉及跨学科研究的学科史梳理涉及10个领域，如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定量研究、民族问题、宗教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心理学、世界史与国际关系、艺术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语言学、大数据国际关系、心理文化学与国际关系等。二是跨学科的专题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宗教与国际关系、人类学与国际关系、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以及世界史与国际关系等专题研究。
5.1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交叉研究蔚然成风，甚至被誉为是两个学科的“一场新的革命”。21世纪以来，国内受此影响，也掀起一股国际关系与国际法跨学科研究的热潮。但是，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存在诸多障碍，刘志云认为，跨学科研究的主要障碍是“相互割裂”问题，这一障碍最本质意义上的问题是“两种文化的问题”，但两个学科可以在概念互借、方法互通和材料互助访谈有所突破。[22]另外，中国作为国际法制体系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国际法治的积极倡导者，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世界期盼中国在推动国际法制体系改革、维护国际法治的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刘莲莲认为，从金砖峰会对国际金融体系不公正权力结构的批判，到亚投行对基础设施投资和经济发展因果关联性和决策效率的强调，再到“南南人权论坛”将生存权和发展权定性为首要基本人权，中国在国际法制体系中的角色从“破旧”到“立新”，从贡献政策方案到贡献价值观，重要性日益凸显。[23]学界对跨学科方法路径的探索和中国贡献国际法治的时代课题不期而遇，这也为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
5.2 世界史与国际关系研究
关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近几年国际政治学界和史学界进行跨学科联合，进行诸多努力，也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史学集刊》在2019和2020年分别以“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概念与体系”为主题做了两组笔谈，集中探讨了以下问题：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历史主义的叙事如何塑造了国际区域治理规范研究的“历史路径”，历史研究和国际大战略缔造的内在关系、非西方世界的经验对后西方多元国际秩序重构的影响、区域史研究在区域研究的理论解构和重构中所扮演角色，以及重要概念在当代国际关系的历史叠加与观念重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遏制”概念对冷战史研究范式的影响、“概念史”对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借鉴作用等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探究。这些研究对于探索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祛除西方学术界的知识话语霸权、克服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两个研究领域的故步自封、探寻理解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新范式起到重要的理论推动作用；对概念史的研究则对中国学术界在未来能够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重要概念，进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将发挥积极作用。吉林大学刘德斌谈到这种跨学科研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作用，认为这种跨学科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冷战史研究框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方学术界的传统视野，使得区域和国别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而全球史研究的深入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历史背景。[24]关于全球史研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的影响，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则进一步谈到，全球史可以从方法、视角和路径三个方面对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作出贡献：一是去除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二是摒弃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从非西方历史经验中挖掘资源以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三是为合理的国际秩序构建提供新的路径。“全球史研究深刻改变了我们描述、想象和研究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的方式，有助于促使国际关系学变成一个更开放、更包容和更少西方中心色彩的学科，并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25]
6 引领学科发展，积极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构建
学术期刊的重要使命是推动学科建设和引领学科发展，国际政治类期刊也不例外。202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下发文件，将“国家安全学”设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2022年，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独立一级学科。为此，对于国家安全学和区域国别学的历史、理论、议题、方法及学科建设的探讨成为国际政治类期刊的重要职责和使命。
6.1 国家安全学的历史、理论和议题研究
随着国家安全学被设为一级学科，为切实有效地推进国家安全学在理论、议题、方法及学科建设等方面的讨论，创办新的国家安全研究期刊。2022年，由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综合性学术双月刊《国家安全研究》创刊；同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主管、国防大学安全学院主办《国家安全论坛》创刊。
综合来看，学界对国家安全研究进行了以下努力。一是系统梳理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印度、以色列、韩国、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国、东南亚和非洲安全等10多个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安全研究，进一步深入总结和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安全研究的理论、议题和方法，以及与此相关的研究机构、学科体系、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体系等；二是对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进行一些尝试和探讨。例如，李文良提出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遵循“问题→过程→结果”框架构建其理论范式[26]，唐士其和庞珣合作共同提出以风险反向界定的综合安全论；[27]三是对国家安全学的建设提出一些思考，唐士其、于铁军、祁昊天提出我国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复合型发展方向。[28]
国内学界的研究为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构筑国家安全人才基础、夯实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战略举措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也将为国内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议题设置和方法论探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6.2 区域国别学的历史、理论和学科建设探究
对中国而言，无论是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经略周边，还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都离不开对对象国、目标区域的深入考察和研究，这便对我国区域国别政治研究提出新的要求。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被设为一级学科后，区域国别研究在学术界迅速兴起，而对区域国别政治研究的历史、理论和方法做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考察也摆在学界面前。实际上，早在2016年，《国际政治研究》就策划“中国的地区国别政治研究”专题，集中梳理和总结我国不同区域国别政治研究状况，并提出对未来我国区域国别政治研究的方向、议程和方法。而该刊在“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的专访中，从2018年开始，共刊载了11篇专访，涉及区域国别研究理论探索，以及美国、日本、欧洲、中亚、中东欧、中非、拉美、太平洋岛国等国家和地区研究现状的梳理。《史学集刊》《国际论坛》等期刊分别以“全球视域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历史、理论与实践”和“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与学科建构”为主题组织笔谈，《国际观察》《俄罗斯研究》则设立专门栏目“区域国别学与区域国别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对区域国别学的理论、议题和学科建设进行讨论。
总的来讲，学界对区域国别学进行了如下探讨。一是对区域国别学的历史和理论的梳理和研究。比如，牛可对美国区域研究史的梳理及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区域和国际研究；[29]秦亚青从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的构成角度做了分析，认为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应包含三种类型的知识，即描述性知识、学理性知识和应用性知识。这三种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既可以较好地发挥不同学科的优势，也具有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学科发展的现实意义。[30]二是对当前中国区域国别学存在问题的思考。如任晓指出，现有的区域国别研究在研究对象国的语言掌握方面、田野调查做得远远不够，社会科学学科和理论的结合严重不足。他认为，区域研究和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及理论发展之间是相互脱节的。尽管中国建立起了为数不少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这些机构也以特定的区域或国家为研究对象，然而很多研究长期停留在历史或现状描述的初级阶段，缺乏学术意识和理论思维，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延展性。[31]李强则认为，就方法论而言，最明显的短板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运用相当不足。缺乏社会科学知识背景与方法论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不可能行稳致远。只有发扬并提升既有的人文学科优势，尽快加强社会科学方法在教学和研究中的运用，实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法的有机结合，才可能实现学科的健康发展。[32]三是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讨论。北京外国语大学杨丹认为，根据学科规律和学科现状，未来我国的区域国别学科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多学科独立探索阶段、跨学科协同发展阶段和新学科开创发展阶段，未来的区域国别学将在实践总结、理论升华的基础上，形成区域国别学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稳定的范畴、术语、方法、培养和服务体系，从而产生新的独立学科。[33]钱乘旦认为，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来建设，既需要足够的现有学科支撑，又需要重新思考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交叉，从而设计合理的二级学科框架。同时，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还应该涵盖人才培养、平台建设、智库建设、对外交流等重要的具体内容。[34]对于区域国别学设立的意义及未来发展，如同杨洁勉所言，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科建设见证了中华民族复兴及与世界互动的历史进程。新时代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要站在世界高度和学术深度予以认识和提升，需要明确学术边界和主体，加强学术体系建设。[35]
7 结语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国际政治类期刊在推动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不断创新与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国际政治类期刊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刊文具有突出的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特点。[36]国际政治研究创新和发展的内容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和民族性特点；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都是我们提出的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作为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国家安全学和区域国别学，有可能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国际政治类期刊的这些文章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研究和讨论。国际政治类期刊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期刊工作者的努力和辛勤付出，也与这十多年来国家对期刊的资助和支持分不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继续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大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自2012年至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了包括国际政治类期刊在内大约200家人文社科期刊。这一资助解决了许多期刊的后顾之忧，促进集中精力办刊，并采取诸多措施提升刊文质量：一些国际政治类期刊刊期进行调整，由季刊调整为双月刊，缩短发文周期；采取国际上通行的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严把文章质量关；举办各种类型和规模的学术创新工作坊，积极为中青年学者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举办各种规模国际学术会议，加强中外学术交流；建立独立的期刊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不断拓展学术文章的传播范围，等等。这些措施不断推动了国际政治学界的全面、深入的学术讨论，使得中国的国际政治学有了显著进步，并在国际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前，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疫情和战争也使世界进入新的不确定时代。如何在理论上回答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所提出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37]，将是摆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而国际政治类期刊也应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和重担，为不断推进国际政治学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政治话语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