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增强国际话语权，塑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是我国在百年未有之时代变局下，为全面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一项战略部署，并体现为一系列顶层规划和政策支持。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0年开设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积极资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国外出版。2010年资助项目为13项，到2022年就跃升至234项，十多年增幅几近20倍，反映了国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迫切需求。英文人文社科期刊，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天然肩负着用学术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时代使命。新时代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英文人文社科期刊（以下简称“英文社科期刊”）在对外学术传播中到底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

回顾英文社科期刊在新时代的发展，第一步是要弄清现在到底有多少英文社科期刊。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202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召开第十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高峰论坛暨期刊评价报告发布会，同时正式发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22年）》（以下简称《AMI报告》）。该报告对“我国大陆地区为主主办或独立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外文学术期刊”进行评价，“首次”尝试对没有CN号、仅有ISSN号的外文期刊进行评价。该报告通过各种渠道共收集了148种外文期刊，其中51种有CN号，97种只有ISSN号；5种小语种期刊，143种英文期刊。该报告是迄今为止对中国英文社科期刊最为全面的统计，不过仍有个别疏漏之处。例如，在这143种“英文”刊中，《华人研究国际学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asporic Chinese Studies）实为中文刊^[1]，所以其收集的英文刊其实是142种（其中51种有CN号，91种只有ISSN号）。另外，1986年创刊以来连续出版的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曾有CN 22-1213/K和ISSN 1004-9371，虽然官网称已改为CN 22-1428/K，ISSN 2097-2296，但至今仍以ISSN 1004-9371被Scopus收录。本文将该刊视为有CN号的英文刊。在确定“主办单位”方面，有CN号的期刊很好确定主办单位，但只有ISSN号的期刊情况就比较复杂。在这些期刊中，有的期刊版权由中国大陆机构独占或共享，有的则属于外国出版社。《AMI报告》主要以主编所在单位而不是以刊物版权归属为标准来确定“主办单位”，例如，《AMI报告》里收录的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主编供职于武汉大学，刊物版权属于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Journal of Chinese Film Studies的两位主编都来自中国大陆，但刊物版权属于De Gruyter，等等。这样确定的“主办单位”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有CN号的期刊主办单位有所不同。例如，有CN号的期刊主办单位有权更换主编而不是被主编更换，但如果以主编所在单位为“主办单位”的话，当主编离职进入新的工作单位后，或者现任主编被出版社更换为其他单位的人选时，“主办单位”就得更名。因此，笔者认为，与其说这样的单位是“主办”单位，不如说它们是“编辑”单位更准确一点。

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大陆“主办或编辑”的英文社科期刊，包括有CN号的期刊和只有ISSN号的期刊。根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9月，中国有CN号的英文社科期刊，应该在《AMI报告》中51种的基础上再加上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以及2023年刚获得CN号的2种期刊（Journal of Management Analytics，CN 31-2191/C93；Data Science and Management，CN 61-1530/TN），共计54种。对于只有ISSN号的期刊，如果以主编所在单位为统计标准的话，那么还应该在《AMI报告》所列91种刊物的基础上加以更新，减掉2种新获得CN号的刊物，再加13种只有ISSN号的期刊（见表1），共计102种。综上，截至目前，至少可以收集到现由中国大陆机构主办或编辑的英文社科期刊156种（比《AMI报告》收集的142种多14种），其中54种有CN号，102种只有ISSN号。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1988年，由中国大陆主办或编辑的英文社科期刊只有5种；相比之下，新时代以来的2013—2023年则有94种，是前者的18倍还多，发展迅速。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英文社科期刊整体上呈现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自觉，虽然处在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位置，被作为非西方的文化“他者”，但在西方话语霸权和学术出版垄断的现实背景下，在跨文化、跨意识形态的对外传播中积极探索，表现出越来越强的主体意识和文化自信，整体影响显著上升。以下分别从传播内容、传播路径、国际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新时代以来，中国学术机构在对外学术传播中表现出显著的主体意识和政治自觉，努力填补空白，积极对外发出“中国声音”，并力图为国际学术交流提供“国产”的一流公共平台。从学科领域来看，英文社科期刊所在的学科领域不断增加，分布不均的现象有所改善。以经济学期刊为例，虽然经济学期刊仍然一枝独秀，但所占比例不断下降。在2015年一份关于英文社科期刊的统计中，经济学刊物约占30%^[2]；在2019年的一份统计中，其占比下降到20%左右^[3]；而根据笔者最新的统计，经济学英文期刊有23种，约占总数的15%。另外，部分长期没有英文社科期刊的学科（如宗教学、新闻传播学）也见证了新期刊的诞生。而从研究对象来看，英文社科期刊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显著的区域研究（area study）指向，主要以中国这一特定区域为研究对象，以向世界讲述中国、展示中国各个领域的情况为主，或者以中国案例为基础提炼出更加一般性的理论知识。另一类则是立足于学科性研究的刊物，不突出研究对象的区域性，而以推进学科领域的进步或者对普遍现象的认识为目标。

这类刊物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外展示、阐释或宣传中国。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刊物的命名上。在笔者统计的156种英文刊物中，有56种（超过1/3）在刊名中就带有China或Chinese字样；另外还有不少刊物虽然刊名中没有“中国”字样但事实上以研究中国相关问题或宣传中国主张为主，例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Qiu Shi、外交部主管的Foreign Affairs Journal等。以中国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涉及历史与当下两个时间维度，包含中国的方方面面。

有些刊物以“历史的中国”为关注焦点，如山东大学的《文史哲》英文版，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包括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如商业发展）、文学（诗词歌赋小说神话）、哲学（如儒家、道家、墨家）、艺术（如青铜器）、社会（如社会结构）、国内政治（如王朝更迭、国家治理、政治认同）、国际关系（如天下体系、东亚国际秩序），等等。更多刊物则关注的是“现实的中国”，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能源、民族、宗教、外交等多个领域的重要议题，包括对中国重要现象的透视、对中国成功经验的总结、对中国思想理念的宣讲，等等。对中国重要现象的分析囊括了很多重大热点问题，例如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设计、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及其应对之策、中国民众的公共参与、中国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多边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及其影响，等等。也有的研究重在分析总结中国成功的经验，例如中国如何进行扶贫和乡村振兴、中国如何进行协商民主、中国如何构建创新体制、中国如何提高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等等。还有的研究直接对外宣讲中国理念，例如阐释习近平外交思想及其重大意义、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涵，等等。

可以说，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英文社科期刊全面而立体地展示了中国的形象，对于推动外界理解中国和接受中国起到了积极作用，是中国对外学术传播中的重要生力军。同时也可以发现，这些刊物在讲什么、不讲什么、什么时候讲以及怎么讲等方面都有讲究。大体而言，有CN号的刊物比没有CN号的刊物在议题选择和用词方面更加审慎，中国学者任主编的刊物比国际学者任主编的刊物更加审慎。有CN号的刊物每年都需要提交刊物进行年检，还要提交社会效益等其他方面的审查报告，因而必须仔细考量刊发文章中的每个用词。例如，外国学者和很多中国学者在英文论文中提到中国大陆时都习惯使用Mainland China的表述。但这种表述有“两个中国”的嫌疑，是中国官方明令禁止的政治错误表述。没有CN号的刊物由于不受制于国内出版内容审查，所以不知道或不注意这种用词上的问题，往往就随从了西方的这种主流表述方式。但有CN号的刊物则会极其小心。对于西方常用而对中国有贬义的用词，也会逐个小心剔除。在议题选择上更是如此。但有时候，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有的刊物由于担心把握不好因而避免触碰这些议题^[4]，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失语现象，影响了话题引领力。例如，笔者注意到，在三本社会学英文期刊中，当新冠疫情刚刚发生时，版权属于外方的社会学刊物就迅速跟进，发表了一些关于“武汉疫情”的文章，迅速引起大量关注。而中方拥有版权的另两本社会学刊物就比较谨慎，基本很少直面这个话题。在涉及对中国负面评论比较多的话题上，编辑更会小心，因为即便是为了反击对中国的不当批评，也可能需要先引用一些负面评价当作“靶子”，而这些“靶子”本身会不会给刊物引来麻烦却是不确定的，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宁愿不触碰这些话题。

这一类英文刊物旨在展示国内外本学科领域前沿性研究成果，虽然包括但并不突出中国话题或者中国作者，为各国学者交流搭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学术平台，促进相关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如果说中国的刊物在中国问题研究上应该有天然的竞争优势，而这些不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期刊则是不依托这种天然的优势，而要与其他国家主办的学术期刊在同一个学科领域内竞争并胜出，打造“国产”的国际一流学术交流平台。这类刊物也不乏佼佼者。

比较典型的如上海体育大学的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该刊的宗旨为：全方位、深层次报道国内外体育和健康科学领域前沿性研究成果，搭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促进学科建设与发展。创刊十年间，该刊稿件的国际化水平一直很高，国际来稿占87%，期刊文章的作者来自56个国家和地区，发文量前十的国家分别是：美国、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5]该刊创刊一年多就被SSCI和SCIE同时收录，2018年起就稳步位于Q1区，迈入国际一流体育类期刊行列。上海交通大学的Journal of Management Analytics是另一个例子，它聚焦于大数据和商用数据分析及其在工商管理、工程管理和医疗管理等领域的应用，致力于成为管理数据科学领域的国际一流学术期刊。该刊目前在SSCI的管理学科刊物中位于Q2区，但它在推动学科发展方面也具有开创性，是首次提出management analytics这一名词的国际学术期刊。^[6]还有西南财经大学的Financial Innovation。这本刊物旨在为电子商务时代的金融领域前沿研究提供学术交流的国际化平台，着眼于新兴金融工具、金融技术、金融产品乃至市场和条款的研究，目前已经是SSCI金融类刊物中的全球第三名，领跑Q1区。

总体而言，新时代以来中国的英文社科期刊不论在关于中国的区域性研究还是关于普遍问题的学科性研究上都进行了大量努力，在促进世界对中国的理解、提供全球学术公共产品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传播路径，涉及传播方式和传播平台两个方面。以下分别加以论述。

在传播方式上，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对OA的偏爱和倚重。当前国内绝大多数英文科技期刊都已采用OA模式出版，这种趋势也在向英文社科期刊领域蔓延。向读者收费的纯传统订阅模式已经非常罕见，很多采取订阅模式的期刊都选择为部分文章提供OA选项，这些是混合（hybrid）刊物。更有很多刊物选择了全部OA，成为OA期刊。一些刊物在创刊伊始就选择了全部OA的模式，还有的刊物从订阅模式或混合模式转为全部OA。之所以对OA寄予厚望，是因为OA能有效提升刊物的可见度和可及性。^[7,8]正是OA的这个优势吸引了编辑出版英文社科期刊的中国机构。西方主流的OA模式是向作者收取文章处理费（APC）的“金色OA”，而这会让一些潜在的作者望而却步，从而影响刊物稿源。为了能让“中国声音”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大的人群中传播，中国很多刊物采取了既不向读者收费也不向作者收费的“钻石OA”模式，依靠编辑主办单位投入重金进行补贴。例如，2015年创刊的Financial Innovation由主办单位西南财经大学支付APC，2016年创刊的Global Media and China由中国传媒大学支付APC，2017年创刊的Built Heritage由同济大学支付APC，2018年创刊的ECNU Review of Education由华东师范大学支付APC，等等。一篇文章的APC往往需要一两千美元，一年刊登30篇论文的话，就需要支付约30万元人民币的APC给出版商。编辑主办单位的慷慨资助，反映了对英文社科期刊“走出去”的高度重视。

在传播平台方面，中国的英文期刊仍然大多与国际出版商合作，利用对方的数字平台进行论文发布、宣传推广，科技期刊和社科期刊都是如此。可以说，为数不多的国外知名学术出版商几乎垄断了中国英文社科期刊的海外出版发行。通过“借船出海”，利用这些知名国际出版商成熟的系统、规范的流程、广泛的网络，很多英文社科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得到明显提升。但是，“借船出海”的模式不无隐忧，办刊的自主性、数据安全、大量科研经费以APC或出版费的方式外流等都是随之而来的问题。^[9]特别是在制裁的大棒被任意使用、脱钩断链的现象频频发生的国际环境下，这个问题更引发了不少关注。

不过，在学术界、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英文期刊“借船出海”的主流传播路径也在开始改变，“造船出海”已经成为另一个选择。“造船”也有两种模式：一是中外合资“造船”，一是中国完全自主“造船”。前者的典型代表是由科学出版社和Elsevier于2007年共同投资成立的北京科爱森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爱”），科爱从2013年起进行了战略转型，开始为中国英文科技期刊提供国际化的编辑出版平台服务，推动中国科技期刊“走出去”。后者的代表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自主研发的英文期刊国际化数字出版平台SciOpen，该平台在2022年正式发布上线。目前，两个数字化平台都为由不同中国机构编辑主办的英文期刊提供服务，都是以英文科技期刊为主，但同时也都有社会科学版块。例如，科爱出版社平台上有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International、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等英文社科期刊；China Nonprofit Review则选择了SciOpen作为数字出版平台。虽然这两个平台出版的英文社科期刊比较少，但都为以后大规模出版英文社科期刊预留了空间。科爱公司董事张玉国还认为，办好中国的英文期刊，最初是“借船出海”，现在过渡到“造船出海”，将来还要“买船出海”。例如，将来可以考虑利用科爱公司这个平台进行国际并购，尝试“买船出海”。^[10]虽然科爱和SciOpen都还比较年轻，但这两个平台代表着从0到1的突破。自主可控的大型数字出版平台的出现为中国英文社科期刊提供了本土的替代选项。

中国英文社科期刊创办的一个初衷就是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因此，产生了多大的国际影响，是评价英文社科期刊的一个重要维度。而如何评价英文社科期刊的国际影响，本身也无定论。

毋庸讳言，长期以来，国际权威检索数据库收录及其期刊分区可谓用于评价中国英文社科期刊国际影响力最重要的指标。国际检索数据库，例如Web of Science（简称WOS）关于期刊的SSCI、A&HCI和SCIE数据库，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2015年新设的ESCI数据库，被称为三大库的“后备军”，也迅速赢得知名度。2023年起，A&HCI、ESCI期刊也和SSCI期刊一样获得了影响因子，并将于2024年开始与SSCI期刊合在一起排名。另一个有广泛国际影响的数据库是Elsevier旗下的Scopus，这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同行评议学术论文摘要和引文数据库，根据引用分（CiteScore）对期刊进行排名。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国际权威数据库，包括针对某个学科领域的数据库。

但是，学术评价“挟洋自重”的现象一直备受诟病。^[11]在批评和反思中，国内先后出现了对中国英文社科期刊进行直接评价的两大体系：一个是中国知网评价，另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的AMI评价。中国知网从2012年开始每年发布《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将所有有CN号的中英文社科期刊纳入评价范围，并在国际引证年报的基础上选出TOP 5%的期刊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TOP 5%～10%的期刊为“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发布过两次对英文社科期刊的评价，即2018年度AMI评价和2022年度AMI评价，第一次只对有CN号的期刊进行评价，第二次则开始同时评价只有ISSN号的英文社科期刊，在此基础上划出“权威”“核心”和“入库”三个等级。这两个评价体系的出现，反映了中国学术评价自主性的加强。

在评价中国英文社科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时，我们决不能以“洋标准”为最高标准或唯一标准。但对英文社科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评价，看的是国际上对这些期刊的客观接受程度，所以也不能关起门来自己说了算。要分析新时代以来中国英文社科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到底如何，可以结合中外两种评价体系的结果综合来看。在国内评价方面，由于AMI评价只进行过两次，且没有具体排名，而中国知网从2013年开始就每年采用统一的“国际影响力指数CI”指标专门评估国内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所以，本文以中国知网评价为例进行说明。在外方评价方面，人文社科期刊在WOS中分属SSCI、A&HCI、ESCI等不同的数据库，而且A&HCI、ESCI期刊只是在2023年才有了影响因子并且尚未与SSCI期刊放在一起排名，因此本文选取Scopus数据库进行分析，因为Scopus统一用CiteScore衡量所有期刊，而且2013年以来的数据都有完整发布。

在中国知网的期刊国际影响力评价中，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被作为一个大类，在此类下，中文和英文期刊被放在一起排序。可以发现英文刊的占比总体呈上升之势；从2019年开始，占比首次超过10%。这说明英文刊的国际影响整体上不断提升。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China & World Economy每年都上榜且位居前列。上海体育大学主办的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从2015年开始每年上榜且都位列榜首；其国际影响力指数CI逐年上涨：2015年为606.447，2022年则跃升至1 414.214，翻了一番还多。

再看Scopus收录的中国英文社科期刊。2013年版的Scopus来源出版物目录中，只有21种中国机构主办或编辑的英文社科期刊，位于Q1区的只有3种：China & World Economy，在General Economics，Econometrics and Finance大类的168种期刊中位列27名，最高百分位数为84%；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在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类383种期刊中居35位，最高百分位数为90%；China Economic Journal在Cultural Studies一类636种期刊中居39位，最高百分位数为93%。而在2022年版（迄今最新版）的Scopus来源出版物目录中，中国机构主办或编辑的英文社科期刊则增长为89种，是2013年的4倍多。而且，位于Q1区的期刊也跃升至37种，不但大大超过2013年目录里中国英文社科期刊的总和，而且是2013年Q1期刊的12倍还多。在全球国际期刊中位居前10%的期刊数量也显著增长，达到17种之多（见表2）。

综合知网和Scopus的数据，可以发现，与十年前相比，中国英文社科期刊的数量和质量都获得显著提升，整体上国际可见度大大增强，国际影响力迅速增长。另外，中国还培育出位居全球前五的顶尖刊物，即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She Ji- The Journal of Design，Economics，and Innovation、Journal of Management Analytics，这三种刊物全都是由中国机构拥有完整版权。可以说，新时代以来，中国英文社科期刊的国际影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英文社科期刊在新时代以来取得了显著进步，不过，在全球范围内出类拔萃的还是凤毛麟角，离“打造一批世界一流、代表国家学术水平的知名期刊”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而且，上文提到的三种顶尖刊物也并非“纯粹”的社会科学期刊。例如，Journal of Management Analytics依托的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是一本体育类学术期刊，She Ji- The Journal of Design，Economics，and Innovation则是一本设计类期刊。虽然中国经济有长期优异的表现，但中国还缺少世界顶尖的英文经济学期刊；虽然中国亟须让国际社会更多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国也还没有享誉全球的英文政治学期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因素使然。首先，中国英文期刊属于“后发者”，与历史悠久的西方名刊存在差距是必然的。例如，美国的American Economic Review诞生于1911年，而中国最早的经济学英文期刊China & World Economy1993年才创刊。其次，英文不是中国人的母语，中国人创办英文刊不但难于创办中文刊，也难于欧美人创办英文刊。另外，中国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有突出的民族特点，在西方人眼中是一个异己的存在，带有浓厚中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特征的中国英文社科期刊在对外传播中遇到的困难要大于自然科学期刊。^[12]除了期刊内容本身缺少竞争力，在对外学术传播中，我们还有两个明显的短板：一是自主而国际化的出版传播平台不够强大，一是自主而全球性的社科期刊评价标准基本缺位。^[13]

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标准之争、平台之争、人才之争。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我们不但要“走出去”传播自己的声音^[14]；从长远看，还要在本土打造出为国际广泛认可的社科评价标准、有国际吸引力的出版传播平台，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出版专业队伍。^[15]

首先，面对标准之争，需要建立自主而普遍化的社科期刊评价标准。掌握了评价标准，才能从根本上发挥导向引领作用。目前，我们只限于对中国的甚至仅仅是对有CN号的英文社科期刊进行评价。只有中国知网曾雄心勃勃地对世界范围内的社科期刊进行过影响力评价，在2018年、2019年发布过关于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世界学术影响力指数”，但之后就不再继续了。如果对标几大国际主流检索数据库的期刊评价体系，我们也需要建立至少一个面向全球期刊的检索数据库，采用自主的评价标准对世界范围内的社科期刊进行评价和收录。为此，不能目光向内“不问世事”，而应超越以“内部”管理控制为导向的评价思路，改革现行的编校质量审查制度，完善既有的英文社科期刊评价体系，站在更高的层次上主动出击，发展出普遍化的、能同时适合评价其他国家社科期刊的评价体系。要建立起这样的评价体系，一定非常难，但不是不可能，因为WOS和Scopus就摆在那儿；只有掌握普遍化的社科期刊评价体系，才能防止在国际话语权之争中一直处于被动局面。

其次，面对平台之争，需要加强自主而国际化的出版传播数字平台。目前，依靠国外出版商的平台进行出版和国际传播仍然是我国英文社科期刊的主流模式，西方的出版垄断在此显露无疑。要加强国际话语权，需要有自主可控的发声平台，有国产的替代选项。在平台建设上，可以借用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例如中华医学会杂志社2022年通过“自主设计+委托造船”模式打造了英文期刊传播平台MedNexus，借用的就是Wiley旗下技术公司ATYPON的技术力量。但我们的目标不应仅限于为中国自己的英文期刊提供一个发声平台，因为中国的英文期刊数量有限，即便全部在国产平台上出版，国产平台在体量和影响上也难以与现有的大型出版平台相提并论。因此，还应着眼于吸引其他国家的期刊在国产平台出版传播。为此，国家不仅应该进一步加大在经济层面对国产平台的扶持力度，还有必要在期刊评价制度上进行配套改革。因为出版传播平台的建设不仅涉及技术问题，还涉及内容把关。现有的质检制度和评价体系有必要做好面向他国社科期刊的准备，以免制约平台的国际化发展。

最后，面对人才之争，需要建立起以专业分工为基础的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出版队伍。目前，国内学术出版的一个普遍问题是专业分工不足。Wiley高级出版总监吴燕观察到，在成熟的国际期刊里分设了非常多不同的职位来分工协作完成学术出版；但国内大部分编辑属于更全面的复合型人才，期刊从内容生产到出版推广有可能只是一位或几位编辑在负责。^[16]确实如此。我国很多英文期刊编辑都是身兼多职：既要参与选题策划约稿审稿，又要对稿件进行数轮编辑校对，还要面向国内外宣传推广，更不必提财务报销撰写报告等行政事务。现有的编辑绩效考核制度也在强化对编辑“复合型”而非“专业化”要求，既要考核编辑成果，又要求发论文做课题，还要看发行推广成绩。而由于缺少分类评价，英文编辑还经常很不合理地被按照中文编辑的标准考核。这些人事安排使编辑必须分散用力难以兼顾：投入大量时间做科研就会影响编辑工作的投入，花在编校质量上的时间多就会影响选题策划的力度，更关注内容生产可能导致宣传推广的弱化，等等。相形之下，西方学术期刊编辑出版有明确的专业分工：学术机构的主编团队负责策划选题、审阅稿件等，稿件接收后则由出版社的文字编辑进行语言体例核对，刊物出版后又有专门的营销编辑负责推广，各司其职，运转高效。^[17]要靠各个“小作坊”似的编辑部与跨国垄断出版企业竞争，很难胜出。我们应该改革现有的人事安排，鼓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以便在学术出版的各个环节提高国际竞争力，而这有赖于期刊的集群化和规模化发展，归根到底则是需要能集中承担起各个编辑部编校推广等职能的国际化出版传播平台。

中国机构主办或编辑的英文社科期刊是中国进行对外传播、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学术平台，也是向世界贡献中国原创思想和话语、展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渠道，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展望未来，为推动中国英文社科期刊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回馈更多中国智慧，有必要将英文社科期刊与中文社科期刊分别开来，根据其特点制定系统的发展规划，并借此带动中文社科期刊的国际化发展，共同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