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地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是出版业对标落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学习阅读需求的根本遵循。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将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作为出版业“十四五”时期的主题，从9个方面提出39项重点任务，并对推动规划落地实施提出具体工作要求。

关于出版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已有诸多成果。学界普遍认为要从内容创新、技术创新、业务模式创新、发展方式创新等层面推进出版高质量发展^[1,2]，以期达成出版保障体系、出版企业、出版产业、出版产品、出版服务、出版队伍的高质量。^[3]可以看出，出版高质量发展涵盖了内容、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的综合提升，是从总量扩张向各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产业结构优化进行转变。

近年来，从产品空间视角研究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学领域的热点。伊达尔戈等通过绘制产品分布图发现，发达经济体的产品空间更密集，欠发达经济体的产品空间更稀疏，且生产的产品主要分布在产品空间外围。这种疏密和位置分布能清晰地呈现出经济体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异。^[4]吕灿等认为，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是通过产品升级引起产品空间密度增加，产品从产品空间外围趋于中心位置的动态过程。^[5]因此，产品空间可以从整个产品网络的结构动态演化角度反映产业结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出版产品空间的结构优化由此成为把握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以产品空间理论为视角，解析出版要素，分析产品空间优化布局下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探讨出版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关键操作点。

出版高质量发展，集中体现于高质量的出版物，或曰高质量的出版产品，即“蕴含着文化自信理念和文化创新成果、具有高质量内容品质和经济效益、技术赋能和创新性显著的出版产品和服务”。^[6]由此，产品空间理论应用于出版高质量发展便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只不过在应用该理论分析时，还需考虑出版产品的特殊性，即出版产品具备文化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

产品空间理论由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豪斯曼教授及其合作者伊达尔戈教授提出。它创新性地摆脱主流经济学从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端以及技术创新和制度环境影响讨论经济增长的视角，转而从产品端入手，认为经济增长依赖于生产能力的提升，这种生产能力会通过产品体现出来。“那些能够生产复杂产品的国家和地区，往往能够实现更有质量的发展。”^[7]

根据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差距，产品空间描绘了差异化的发展路线，包含三个关键要素：比较优势、产品邻近度和产品复杂度。一是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长期以来指导国际分工的基本理论，指不同经济体在同一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的机会成本差异。经济体在选择其产品、技术时，只有充分利用自身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遵循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形成竞争优势，提高经济发展绩效。^[8]二是产品邻近度，指产品之间的相似程度。产品空间理论基于全球所有出口产品之间的邻近度数据勾画了产品空间结构图谱，如图1所示，图中每一个节点都代表一种产品，节点之间的距离即代表产品邻近度。邻近度越大，产品间距离越小，意味着生产两种产品的投入和能力越相似，产品转换时的技术距离越短、成本越低，产业升级就更容易发生。因此，产品邻近度能够测量转型升级的难易，引导升级的幅度。三是产品复杂度，用于衡量产品本身的技术含量。产品的复杂度越高，越靠近产品空间的中心位置，邻近的产品越多，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越大。产品空间理论认为：“产业升级方向是向与现有位置联通的更密集（产品复杂度更高）区域跃迁。”^[9]

产品空间结构图谱可以帮助经济体掌握自身当前的生产能力禀赋状态，把握其在整体产品空间中的定位，为转型升级提供方向，这种全局视野和对比角度尤为可贵。

产品空间理论以比较优势、产品邻近度和产品复杂度为关键要素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出版业本身是具有经济属性（产业属性）的行业，所以产品空间理论的构成要素及一般性机理同样适用于分析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上述关键要素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分析中，却又具备特殊性规律，这种特殊性规律是与出版业的文化属性、技术属性等紧密相关的。首先，基于文化属性视角，出版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比较优势集中体现在内容优势方面，正是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个出版企业积累的特定行业、特定领域、特定学科的内容比较优势，注定着该企业在研发出版产品、应用先进技术和采取营销策略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并将这种内容优势转化为“融合发展优势”^[10]、高质量发展优势。其次，作为内容产业、文化产业的出版业，生产出版产品的投入和能力往往是相似度较大的，换言之出版产品的邻近度较大，使得出版产品数字化转型升级时的数字技术应用整体成本较低、规模效益较突出。最后，出版业的技术属性要求“把先进科技作为出版业发展的战略支撑”^[11]，健全完善数字出版科技创新体系，以科技创新带动出版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突出科技创新在出版业深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深度融合发展、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和产品复杂度的要求是不谋而合的。

产品空间理论通过对产品间异质性关系的刻画，揭示了凝结在产品之上的知识和能力的累积、发展规律，即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规律。假设以全国出版产品为底图绘制出版产品空间，那么图中深色节点的数量即表示某一出版企业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数量，反映了该出版企业的经济发展水平；节点之间的距离体现了出版企业生产能力延伸的难易程度，是制定转型升级战略的重要依据；节点的位置分布是出版企业科技创新水平的核心体现，能够反映进一步转型升级的潜力。这三个指标是构建出版产品空间的关键元素，也是分析和把握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我国出版单位分类详尽，各出版单位在不同的领域有各自的内容资源、出版经验积累，形成了不同的内容比较优势。出版单位结合自身的行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充分挖掘比较优势，能够有效提升经济效益和企业影响力。内容比较优势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甚至可以说如果不充分发挥内容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将无法实现出版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内容比较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出版业较之于新兴互联网企业，在提供知识服务方面，其专业知识资源积累的广度、厚度和深度是出版业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制胜的主要依托；另一方面，出版企业相互之间的内容比较优势，是确立不同的高质量发展路线的主要考量因素。专业出版、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依据各自领域的内容比较优势，走出了差异化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以专业出版中的古籍出版为例，《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指出：“根据地域分布、资源特色、专业优势，加强全国范围内古籍存藏保护、整理研究、编辑出版的优化布局和组织协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在科技、医学方面具有传统的学科比较优势，做了许多医学古籍出版工作，其中医疫病古籍整理数据库获得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专项经费资助项目。^[12]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在西迁校史资源方面积累了比较优势，开发出档案、故事、剧本、画册等多形态西迁产品，截至2022年8月，《交通大学西迁》已重印7次，《西迁精神教育读本》在陕西省中小学被广泛使用，当年销售100余万册。^[13]

当前，我国出版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与出版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如跟风出版现象严重，使得一些粗制滥造的出版物在市场上流通，为读者选择同类高质量的出版物造成了困难。跟风出版的重要原因在于出版企业没有挖掘自身比较优势，拙劣模仿、粗制滥造，即使能够获得侥幸的收益，但是破坏了行业的整体生态。

出版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新产品、新业务通常是在既有比较优势产品和业务等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就近延伸而来的，在产品空间上呈现出显著集中的态势，遵循了产品邻近度规律。实践中，出版产品的生产能力延伸往往体现于丛书大系、精品矩阵、品牌优势等方面。在策划丛书大系方面，出版企业往往基于统一的策划理念或主编的影响力，在学术细分领域、特定业务领域策划出具有显著影响力的系列出版物；在打造精品矩阵方面，往往以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为准则出版和传播精品力作，其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等方面的投入具有相似性；基于丛书大系、精品矩阵等，往往会在更高层面形成出版产品的品牌优势、品牌效应和品牌影响力，继而推动出版产品邻近效应更加充分和深远。

欧美出版上市公司在转型期普遍采取集中布局投资、广泛开展合作的方式，围绕主营业务拓展产品范围和市场份额，进而实现营收。例如，麦格劳—希尔教育集团公司延续了其在高等教育、K-12教育、国际业务、专业领域四个主业板块的传统市场优势，同时将数字内容和数字学习解决方案等数字化转型业务融进其中^[14]，提升了运营绩效。科技出版商齐夫·戴维斯公司亦是借助内容和品牌的力量进入有利可图的相关和邻接市场，丰富核心业务种类并扩大业务规模，仅旗下负责生产和发行优质内容的网站就有16个，转型成为领先的数字媒体公司。^[15]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的出版企业的多元化发展脱离了出版业务，或与出版业务关联很小；有的盲目追求新技术，升级幅度与现有产品相比差距过大，导致转型升级出现了踏空风险。

事实上，出版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是技术要素赋能的过程，是技术要素转移至出版产业、出版产品的过程，也是技术要素与内容资源、知识生产、传播深度融合的过程。^[16]如果一个出版企业的科技创新水平较高，那么所获得的一组能力可以很容易地重新转移到邻近的其他产品，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就较为容易。同时，技术创新通常意味着生产率和附加值的提升，因而提示了出版企业的发展方向。

科技创新水平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这种指向性并非为了追求先进技术、应用先进技术而刻意地提升出版产品的科技含量，而是包含着深刻的发展机理：就一般性而言，出版高质量发展是文化维度、经济维度、技术维度三位一体的协同创新发展，是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产品、出版产品的创新性呈现和创造性表达；就特殊性而言，每种数字技术应用于出版产品、赋能出版产品是以内容和技术的耦合机理为前提，教育出版产品选择增强现实（AR）技术，专业出版产品选择虚拟现实（VR）技术均是由于内容和技术具有较高耦合度，继而产生深度融合、赋能阅读的效应。例如，增强现实出版物是以AR技术应用必要为前提，起到增强阅读和体验的效果；又如，虚拟现实出版物是以VR技术应用必要为前提，起到仿真、产生沉浸式阅读和体验的效果；再如，最近比较火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是以AIGC技术应用必要为前提，提供个性化知识问答、定制化知识服务等。

出版高质量发展的提出是根据我国出版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为出版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出版产品空间的构成要素为理解出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独特视角。立足产品空间的结构观分析，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是出版产品空间要素提升、布局优化，即出版企业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生产能力延伸范围扩大、科技创新水平逐渐提升，呈现在出版产品空间中，就是产品规模扩大，产品分布从边缘稀疏地带向中心稠密区域动态跃迁，取得数量和质量的双重突破。

出版企业具有的比较优势产品数量越多、产品多样性程度越高，其发展水平也就越高。豪斯曼等认为，经济体倾向于同步生产与已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关联性较高的产品，更容易在相似产品上形成竞争优势。^[17]因此，比较优势的挖掘要以既有比较优势为依托。出版企业可以积极开展IP运营，利用IP的跨媒介叙事能力降低新产品的开发与运营成本，在既有比较优势产品基础上衍生出新的比较优势产品，促进自身要素禀赋的累积，为产业升级打下坚实基础。

跨媒介叙事是传播学的重要理论概念之一，IP具有的跨媒介叙事能力可以产生范围经济效应和间接网络效应。^[18]小说、动漫具有丰富的剧情架构，能够显著减少影视、游戏在剧本策划和概念设定上的工作量，动漫、影视、游戏的IP形象或3D模型，能使玩具等周边衍生品的规模化生产更容易实现，并达到有效的增值。此外，IP庞大的用户基数巩固了运营基础，因而产品的投入更有目的性、方向性，甚至能够以较小的投入博取较高的热度。因此，IP运营有助于增加比较优势产品数量，促进企业快速发展。出版企业应当在自身优质的作者、译者、内容资源的基础上，发掘、培育优质主题IP，开发电子书、有声书、电影、电视剧、动漫、网络游戏、知识服务等多种产品形式，立体化、智能化地呈现主题内容，实现全媒体同步发布、同步运营、相互支撑^[19]，打造新兴产品，培育新兴业态，提升品牌价值。例如，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对外输出版权415例，公司已成立文艺动漫集团，围绕青少年群体打造潮流读物，并尝试对部分图书版权开展文创商品的授权和运营，积极推进图书版权和知名IP的综合开发和衍生授权运营。

产品邻近度是在“认知邻近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含义是能力更容易在现有认知水平的“最近发展区”得到积累和增强，因此更容易迁移到相似产品的生产上。博斯马认为，邻近性是一个多维概念^[20]，地理邻近性、组织邻近性可以强化认知邻近性，通过多维邻近协同，能够促进出版产品生产能力便捷地延伸至更广范围，引导产品空间的布局优化。

出版集群式发展可以实现多维邻近协同。首先，位于产业集群内的出版企业具有地理邻近性，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供面对面交流机会，促进企业之间基于信任机制的合作和知识溢出，强化认知邻近效应，推动区域产品演化升级。^[21]因此，产业集群应根据各数字出版产业链环节的空缺情况，有针对性地引进相关配套企业，以提高集群内企业的密度和集聚度。其次，产业集群的运营主体、中介机构和公共服务平台等可以通过建立共同的组织结构提高出版企业间的组织邻近性，有效促进协同发展，增强认知邻近性，帮助企业将产品生产能力延伸至新的领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2008年以来，我国陆续在华北、华南、华东、华中、西北、西南六大区域成立了14家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聂震宁认为，我国数字出版基地建设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成效，最重要的一点是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模式。^[22]例如，2021年镇江市唯一一个获批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运营主体——江苏睿泰数字出版产业园，在地理上集聚了数字教育出版产业链上的数字媒体教育机构、出版传媒机构、数字内容制作企业、技术和网络提供商、版权投资运营机构、发行机构等，并由园区提供数字教育出版公共技术平台服务、版权投资运营服务等中介服务，促进了园区企业对引进的国际数字教育内容与教育科技产品进行再创新，园区教育版权经营年收入超过亿元人民币。^[22]

在出版产品空间中，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所处区域的产品密集性也高，意味着要素种类多、联通性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大，具有转型升级意义。出版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是从出版产品空间中相对稀疏的区域跃迁至与现有位置联通的更密集的区域。出版产业技术升级是驱动产品在产品空间中从边缘向中心移动的最大推动力。

宏观而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迫切需要出版业重视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为战略支撑，健全完善出版科技创新体系，推进实施出版科技创新重点项目，把出版科技研发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明确规定，“发挥数字技术对出版全产业链条的赋能支撑作用，补足补强出版数字化的薄弱环节”，强化科技创新对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中观审视，须统筹出版业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与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和壮大出版技术要素市场，研发和应用出版领域基础性技术和制约性关键共性技术，以科技创新引领和带动出版业的内容、产品、技术、运营和管理创新，形成出版全面创新体系，完善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动力体系。微观来讲，出版企业应因地制宜地选择“技术外包、技术合作或技术自主”^[23]等技术路线，基于出版技术路线，探索出版技术原理，找寻多维数字技术在出版业的应用场景，不断提升出版产品的科技含量，优化和完善出版企业技术体系，推动出版企业技术转型升级。

基于上述操作逻辑，产品空间视角下的出版高质量发展可在转化比较优势为新生产力、自主化选择技术路径以及发展科技含量较高的出版产品三个方面进行着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的现代化。出版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担负着传承文明、启迪智慧、引领思潮、凝聚思想的社会职责。因此，出版比较优势的演化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同时，还应当满足国家对文化事业发展的要求。

出版单位应将传统的内容资源优势、用户资源优势转化为新的生产要素——数据，并充分发挥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的价值贡献。一则，确立数据生产要素的理念，制定中长期战略规划，切实推动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由“数字化、碎片化向数据化”^[24]发展阶段迈进；二则，以内容数据建设为主体，以用户数据和交互数据建设为两翼，逐步形成“一体两翼”的发展格局，把原有的出版内容资源、作者资源、读者资源等优势转化为数智时代的数据优势、新生产要素优势；三则，提升传统生产要素价值贡献能力，在资本要素方面，进一步优化配置出版印刷设备、厂房、纸张、原材料等资本要素，积极提升作为劳动力资本的出版编辑的数字素养与技能，以“数字化适应力、胜任力和创新力”^[25]为方向，推动出版编辑素质转型和升级。

传统生产要素的改造升级，新生产要素的培育壮大，离不开国家财政资金的支持。国家通过设立各类出版基金，改变了出版市场要素的流动和布局，引导出版企业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化。一批具有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出版项目，因为能够获得资金支持而得到出版企业青睐，陆续推出了重要成果。近年来，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数量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包括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金在内的各类出版基金的覆盖面不断扩展，以此更好地支持出版活动的开展。因此，出版企业应积极主动关注产业政策和各级各类出版基金项目的发布，主动服务国家建设需要，充分借助宏观调控杠杆引导比较优势的演化升级。但是，申请出版基金的项目众多，获批的项目数量有限。出版企业要紧扣资助重点，结合出版企业的品牌优势，突出申报项目的独特性，通过组建项目团队，严抓质量，打造精品出版工程，促进出版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和产品布局的不断优化。

不同的产品距离会对产业升级产生差异化影响。整体上看，出版产品空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出版企业应根据生产能力延伸可达范围选择自主创新路径或技术引进路径。

自主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和本质特征。出版产品科技含量高、生产能力延伸较近的区域应当选择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路径。首先，只有此类区域积累的要素禀赋才能够支撑自主创新活动所需的一系列复杂流程，包括知识发现、技术突破等；其次，自主创新技术的综合竞争力取决于它的产业化应用能力，便易的生产能力延伸有助于技术扩散和融合，形成创新成果所需的相关配套能力，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的进程，进而促进产业升级。例如，以大语言模型为主的生成式AI技术为文字创作领域带来了颠覆性改变，包括RecurrentGPT在内的大批可生成长篇小说、交互式共创小说的产品应运而生。深耕网络文学和IP培育与开发的阅文集团没有选择接入其他大模型API，而是通过自主创新的方式研发了领域垂直大模型“阅文妙笔”。可以说，通用大模型的底层技术是“阅文妙笔”研发成功的基础，密集的周边产品也能够为其后续产业化应用提供支持和帮助，促进网文领域的转型升级。

出版产品科技含量低、生产能力延伸较远的区域则应该通过技术引进的方式促进升级。原因在于，此类区域积累的要素禀赋通常难以支持自主创新的实现。引进与自身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宜的技术可以为产品带来先行优势，随着新产品与既有产品之间距离的增大，所获得的收益也将逐渐增多，转型生产新产品的成功率也会更大。这便不难解释为何传统出版印刷技术的改进大都通过引入先进设备的方式实现，而数字出版领域更多强调场景化、精准化、个性化的需求实现^[26]，通过自主创新的途径达成目标。

出版企业在进行产业技术升级，推动出版产品在产品空间中从边缘稀疏区域向中心密集区域移动的同时，也要锚准空间定位，在距离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发展科技含量较高的出版产品。以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视角来审视，目前AR技术和VR技术成为优选，是科技密集型出版产品的首要突破方向。一方面，增强现实出版物能够进一步增强相关知识点的体验感，在教育出版、专业出版领域提升用户获取知识、阅读的兴趣，并强化其理解度和接受度；另一方面，虚拟现实出版物在优秀传统文化、危险性教育教学、地质灾害科普等领域，能够起到对不可及、不可达场景的再现，赋予用户身临其境的交互体验、互动体验，起到沉浸式阅读的积极效果。2019年发布的《出版物AR技术应用规范》和2023年8月实施的《出版物虚拟现实（VR）技术应用要求》两项新闻出版行业标准，为出版业应用AR技术、VR技术提供了可供遵循的依据和指南。

从传统出版到出版数字化、再到数字化出版，是一条漫长的融合出版实践之路。目前，出版企业的核心壁垒仍主要在于成熟度极高的品牌优势出版项目，加之教材、教辅的纸质出版处于弱替代状态，一些出版企业对数字内容资源和工具的开发动力稍显不足，融合出版实践容易失去方向。出版产品空间为处于不同位置的出版企业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全局视野和对比角度，将科技含量更高的出版产品作为产业升级的锚点，能够促进出版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和综合能力提升，避免一直陷在传统思维的泥淖里不能自拔。

产品空间理论从产品端入手，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维衡量标准统一起来，在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上实现了质的飞跃。本文在把握出版规律的前提下，将产品空间理论引入出版研究，对出版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有所裨益。未来，通过收集详细的出版产品数据，可以从实证的角度绘制出版产品空间分布图，帮助出版企业找准自身定位，科学规划比较优势演化路径，不断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