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已成新时代中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认同客体，其跨时代、跨族群的传承与发展必然离不开媒介实践的不断诠释、传介与重新组织，其中，发挥“守门人”作用的当代出版正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媒介。^[1]媒介地理学认为，媒介是维系它的社会与地理的反映^[2]，环境意义会在不同的媒介文本中被编码与解码^[3]，因而出版业亦具有鲜明的地域性^[4]，地方出版业对本地独特的传统文化有着重要呈现与建构作用。

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文化体系中，各地文化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共同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有机格局。故而，若要切实弘扬中华文化，并使之在文明互鉴中发挥相当的感召力，理应围绕具有“扎根中华传统、面向国际交流”特质的地域，探索地方出版业优化创新的有效路径，为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作出贡献。作为特别行政区与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以及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澳门在对接这些方面不仅具有综合优势，更有着内在的业态对其的必然要求。

首先，历史地理条件决定了澳门及其出版业的重要生态位。澳门开埠史近五百年，华洋杂处，多元文化荟萃，中外商贸交往络绎不绝。这使得澳门既是岭南地区观望世界的窗口，又是连接东南亚及葡语国家的桥梁，更是中外科技与文化聚集融合的平台。上述定位投射到澳门早期出版活动中，则呈现出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并存的特质。一方面，范礼安和马礼逊等传教士分别于1588年和1826年引入了铅活字印刷机和石印技术，并尝试开办报纸和印务局，首开中国近代印刷术和出版业之先河。^[5,6]另一方面，耶稣会士罗明坚等传教士使用中式木刻雕版印刷罗马字母。而在1893年澳门出版的英文版《红楼梦》，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早期文本之一。^[6,7]可见，澳门及其出版业在中西文化长期的交流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先导和推动作用，其能够秉持“主体间性”，推动不同文明在独立、平等、尊重、包容的环境下进行意义交流和价值交互。因此，澳门是我国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内涵、开拓国际传播通路必须关注的地域。

其次，澳门出版业亟需把握时机，转型升级。尽管回归以来，澳门出版业发展良好，但是囿于狭小的本地市场、有限的人才供应、模糊的产业定位等局限，内生发展效益递减，亟待探索适宜的转型路径。而澳门在“一国两制”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政策中的独特定位为澳门出版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平台与可能性。因此，如何对接特区定位，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维度，继而突破本地出版业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便是澳门出版业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

本文将梳理澳门回归20多年来出版业的业态特点，并以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定位的高度审视与分析其独特禀赋，探讨澳门出版业如何借重于、服务于这些定位促进自身发展。

澳门出版业的发展同澳门的区位特质和社会环境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受宗教、政治、战争、法律、博彩业、人口流动等因素影响较大^[5]，具有鲜明的波动性与敏感性。目前，澳门出版业整体处于上升阶段，“回归”红利、文化建设及经济多元化政策等^[5]优势条件使得其至今仍表现出业态多元发展的局面。

收益及增加值情况是一个行业最直观的“晴雨表”。如图1所示，2000—2021年澳门出版业的营收情况呈上升态势，年均产业利润率达59.24%，直至近年来受新冠疫情影响才出现下滑。

图书出版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出版发展水平的标志。如图2所示，2000—2021年澳门出版业履践不辍，累积出版图书11 374本，平均每天出版图书1.4本，保持着旺盛的图书生产能力。但是，囿于澳门32.9平方公里的面积及68.66万人口的狭小市场规模，澳门出版业长期以来的年平均从业机构和从业人员分别为149个和1 424人，且起伏变化不大，这体现了澳门出版内向发展所面临的瓶颈。

在此种场域下，澳门出版业呈现出四个特征：出版自由，主体多元；中文为主，多语并蓄；聚焦澳门，侧重社科；官方主导，市场不足。

自由宽松的出版氛围和多元共存的创作主体构成了澳门出版业的主基调。在澳门出版的中国第一份近代报纸《蜜蜂华报》就大倡言论自由之风，将出版报业作为推动民主运动及自由价值的先行者和助力器。^[6]《澳门基本法》第二十七条确立了澳门出版自由的法律保障^[8]，使得澳门的各民间团体、机构和个人，均可以不受任何审查、许可、担保等限制，不用必须经由出版社，即可免费且便捷地申领ISBN，展开出版实践。在此基础上，澳门《著作权法》和特区政府的诸项扶持政策（如澳门文化产业基金资助上限达500万澳门元的“出版综合服务平台专项资助计划”）更不断强化着澳门民众出书的优势与意愿。这一特质在澳门ISBN注册出版者的主体构成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如表1所示，澳门有近七成的注册出版者由民间机构和个人构成，同时兼有政府、商业机构等多元主体。以民间机构为主要出版群体的业态映射着澳门“社团社会”的特质。

社团出版的诸多图书、期刊、调查报告等成果构成了澳门知识生产“量”与“质”的重要维度。2019年之前，社团年度出版物总数仅次于政府机构出版物总数，约占总出版物数量的30%；澳门社会科学学会出版的《濠镜》等刊物作为澳门相关领域学术期刊的奠基石^[9]，对建构本领域的澳门话语和学术声望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澳门一年一度的“书香文化节——两岸四地（澳门）书展”及“澳门出版论坛”“澳门数码印刷高峰会”“两岸四地出版产业高峰论坛”等主要的业内论坛均由澳门出版协会、澳门出版产业商会、澳门数码印刷协会、澳门文教出版协会等社团组织牵头举办^[10]。

澳门以中文为主、兼收并蓄多元语种且彼此相辅相成的出版景观是中国乃至世界出版业的一抹殊色，这奠定了澳门在接轨国际潮流、沟通东西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回归以来，澳门共累积出版了18种语言及语种间23类组合模式的书刊，除历史原因导致出版颇丰的葡文书刊外，其书刊语言种类还包括中文、英文、西班牙文等世界常用语言，泰语、越南语、缅甸语等东南亚国家语言，土生葡语、立陶宛语、塞尔维亚语等小众语种，为中国与各相关国家文化地区彼此增进了解提供了重要参考，如表2所示。其中，以中文出版书刊占比最多，达60.01%；中葡英、葡文、中葡、中英、英文及葡英次之，共占39.46%；而其余语种则分散在剩余的0.53%中，有待进一步拓展。

澳门是多个文明和区域“互动相生”^[11]的交界处，其历史和文化拥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回归之后揭示、理解和传播澳门历史文化的“澳门学”^[11]，成为本地学人、出版业及特区政府的共同愿望。由此，澳门的出版物多聚焦于描绘本地风貌，有近80%的书刊以澳门为主题^[7]，且侧重社科文艺。根据中文图书分类法，回归以来，澳门图书门类中以“社会科学”（包括教育、法律、公共行政等）类图书总量最多，达3 155本；“艺术”（包括博彩、旅游、体育等）类图书次之，为1 999本；“语言文学”（包括新闻等）、“史地”类图书稍次，分别有1 106和883本；相较之下，“自然科学”（包括计算机科学等）类图书仅有206本，列于全门类倒数第二位，如图3所示。从长远看，题材单一和门类发展失衡无疑是弊大于利的，一方面，过度重视澳门题材使外地读者难以产生共鸣，制约了图书的外销市场；内销市场不仅有限，而且存在本地题材消费意愿不强，更认可港台图书等问题。^[12]另一方面，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互为表里，循环相生。自然科学出版的“低声”不仅会限制澳门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认知，更会成为本地自然科学发展的“短板”。

在优化公共服务、输出澳门文化软实力、经济适度多元等施政理念和政策引导下，以澳门政府为代表的官方机构既掌握着扶持澳门出版业发展的大量资金，又拥有对产业进行议程设置的话语权力，更有着较强的出版意愿，这使得这一主体长期站在本地出版舞台的中央，形成了澳门出版业官方主导的独特面貌。2016年之前，澳门官方机构在出版量上均高于个人、社团、学校及私人出版单位；^[9]根据澳门公共图书馆ISBN系统，2019年之前，澳门年度出版量排名前三的单位均以官方机构为主，如文化局、立法会、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等。除了自行出版书刊外，澳门官方机构更倾向于通过资助项目出版图书，资助方式包括招标资助、激励资助、科研项目资助、社团活动资助、增加图书馆购书经费、不同出版主体向政府或各基金会申领等途径。^[13]这使得政府资助成为澳门出版业的主要收入来源。此种模式下，有六成的图书没有进入书店销售和大量印制^[7]，出版活动重在提高知识的可见度和实现其对作者本身的意义，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售卖盈利并非首要关注的重点。许多澳门出版社在选题、审核、营销等方面的功能被淡化，仅以编辑排版为主要任务。而很多作者在撰稿出版后则不会获得稿酬，所能得到的仅仅是免费样书。可见，澳门出版市场和产业链建设严重不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明显。澳门出版业对制度优势和政策红利的路径依赖过强，制约了其产业化进程，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公费印刷挤占了澳门发展民间出版市场的部分空间，营利性出版机构经营存在困难。

（2）远离受众需求，缺乏消费市场，品牌建设力度不足。在上述出版生态下，一方面，官方机构成为澳门出版业的主要订单来源，出版方对市场受众的真正需求缺乏调研和重视，难以发掘出版物市场价值；另一方面，在“公益发行”的导向下，澳门居民的知识付费意识相对薄弱，内销市场开发十分艰难。上述两点注定了澳门难以产生拥有较大出版体量和国际影响力的营利性出版机构，澳门出版物品牌形象与特色也并不突出。

（3）缺乏专业人才，技术更新缓慢。因市场化不足，澳门出版业目前既缺乏多语种出版所需的语言型人才，又缺乏驱动产业转型的复合型人才，亦没有配套的高等教育为之持续供血，许多从业人员缺乏编辑、校对、发行等专业培训^[14]，本地产业的质效提升受到很大限制。这一点集中体现为澳门数字出版发展的滞后。一方面，澳门的出版物结构历来以纸质图书为主，电子书这一门类仅在2019年后才开始出现，且仅占年出版物总量的8%左右；另一方面，诸如“澳门虚拟图书馆”等成熟的数字书刊平台多以公益性为主，营利性的数字平台建设尚处于计划和筹备之中。澳门出版业迎接新形势、新科技、新思路的步伐亟需提速。

由上可见，澳门出版业供需矛盾日益凸显、内向发展渐露疲态，正处于向对外开放、健全市场转型的十字路口。在此关键阶段，最为契合澳门出版业的外拓方向和战略指引便是“一国两制”“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等战略定位。澳门出版业既是服务“国家所需”的支持者，也是恰逢其时的受益人。其对接各项定位的供能空间及战略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国两制”是澳门之所以呈现出独特的社会风貌且能在我国发展中迸发出不可替代贡献的基础与最大优势^[15]，是澳门出版业能力与机遇的底色。

一方面，澳门出版业在总结“一国两制”的实践与经验上大有可为。在历史经验和重大成就的分析上，澳门可以形成独具特色的出版内容。如澳门理工大学出版的《“一国两制”百科大辞典》、期刊《“一国两制”研究》，以及澳门启元出版社和广东经济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澳门回归二十周年丛书”“澳门回归二十年经验丛书”等^[13]，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澳门在“一国两制”研究领域的前沿地位。在此基础上，澳门出版业可进一步引领与创新“一国两制”的文化之维，推动“一国两制”相关成果的出版发行，树立别具一格的出版品牌。

另一方面，“一国两制”为澳门出版业创造至少两个方面的机遇。其一是对出版等文化和社会事务实行高度自治提供保障。这一点在前文已有提及，是澳门出版业的核心优势。其二是澳门中央政府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通过《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补充协议等政策给予澳门的383项经贸红利。^[16]二者结合下，澳门企业可以在开拓与投资内地出版市场的同时，享受零关税及较低的准入门槛等政策红利，实现“开源节流”。

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及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定位，凸显了澳门在旅游资源、跨国商贸、文化底蕴及国内外“交汇点”方面的优势，是澳门在区域一体发展和国际合作交流中独有的软实力资源。因而，作为软实力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出版业不仅需要在服务定位建设的过程中扮演多重角色，而且也将由此拓展出丰富的应用场景。

首先，澳门出版业是“一中心”建设的宣传者。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指本身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旅游休闲资源、游客集散资源及游客吸引力，并能够辐射与带动世界旅游业发展的国际旅游休闲城市。^[17]若要实现这一定位，不仅需要优质的硬件设施和景点服务，更需要吸引游客对城市旅游休闲文化的关注与认同。高质量的旅游出版物能够起到重要的指引与催化作用。澳门出版业长期保持对旅游出版物的投入与建设，既有如《澳门旅游指南》《世界博彩与旅游》《来澳门旅游的一百个理由》等介绍澳门旅游的出版物，也有如《中国与葡语国家美食餐旅术语手册》等增强国际旅游影响力的书刊。而随着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成果的显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成为澳门出版物的潜在消费群体，进一步扩充澳门出版业的选题方向，加快澳门出版业向国际市场迈进的步伐。

其次，澳门出版业是“一平台”建设的引介者。澳门因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语言环境，在同总人口逾两亿人的葡萄牙、巴西等葡语系国家的经贸合作与文化融通中发挥着关键的联结作用，而澳门出版业在其中承担着不容忽视的引介功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助力化解中国与葡语系国家贸易中因法律差异较大^[18]、市场条件不同、政治环境不一等问题造成的融资难、投资风险较高^[19]等困境。为此，澳门常年出版《巴西投资指南》等8个葡语国家的投融资指导书籍及《实用葡语外语语音练习》等实用语言教材，着力以语境化的出版活动实现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在会展、饮食、法规及人才服务^[20]等方面的资讯互通。其二，增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历史文化的互鉴交流。澳门出版界在出版《葡萄牙—中国跨文化对话》等相关著作的同时，也举办了以中葡文化艺术节为主题的澳门国际书展。在“一平台”建设系统性推进之下，澳门与葡语系国家出版业合作将向深水区进发，未来可在书刊共编、成果互译、版权贸易等方面持续联动，建立葡语书刊市场共同体。

再次，澳门出版业是“一基地”的内容生产者。“以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共存”既是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中的文化定位，也是澳门优渥的文化禀赋，是以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表现出的开放包容和内涵丰厚的城市气质。因此，挖掘并出版澳门在文明交流中的历史和文化记忆，阐释城市多元文化景观的深刻内涵，由文化认同达致人心互通便是“一基地”建设的重要途径。澳门拥有的大量且独特的东西方文化资源，能够借以讲好中国故事以及澳门与全球化的故事，塑造澳门出版业内容建设的关键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促进澳门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旨在实现湾区城市在科技制造、贸易金融、交通运输、文化发展等领域的一体化，侧重区域协同与交融，致力达到优势互补与产业共荣。作为制造业与文化产业的交叉产业，出版业是驱动湾区融合的先行产业。澳门出版业将主要承担两个方面的任务：第一，运用澳门独特的眼光对大湾区发展的整体理论、现状及对策进行研究与审视，实现湾区建设的“多声部协奏”，如澳门科技大学和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发布的《粵港澳大湾区发展报告（2021—2022）》；第二，针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着重发展的四大产业，如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发展出版业务，推动与引导相关生产要素的深度联结。澳门文化公所与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的《粤港澳大湾区药用植物名录》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同时，大湾区建设也为澳门出版业的转型带来了机遇。随着湾区融合的逐渐加深，澳门出版业可摆脱空间促狭和人力成本高昂的束缚，如将印刷、装订、包装等劳动密集型和需发挥产业集群优势的部分工作转移至珠海、中山，本土则深耕选题、校对、设计、排版、研发、平台搭建等工作，实现精细的产业分工。事实上，不仅琴澳深度合作区在鼓励类产业目录中支持澳门优先发展“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技术开发、数字出版与典藏、智能印刷设备研发与生产”等类目，国务院《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中也提出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印刷业对外开放连接平台”，推动湾区出版印刷业智能化、标准化发展。

基于前文的现状及机遇分析可以发现，在对接特区定位、发展产业协同的背景下，澳门出版业将以充满活力的姿态稳步实现产业转型。在此基础上，为克服既有业态弊端，深耕成熟发展和内容优质的主体建设，着眼视角独特且文化共鸣的叙事逻辑，紧扣科技主题和数字赋能的时代脉搏，以及融入区域融合与业内合作的发展格局，应成为澳门出版业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

现代出版业在进行知识生产与服务时，涉及多个产业链节点的不同主体应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参与到出版物的价值创造中，从而形成一个协调互动和共同演化的创新生态系统。而当前澳门出版业的作者、编辑及读者的参与能力与意愿与之存在较大差距，未来澳门出版业需要着力加强特色与功能建设。

首先，根据特区定位，整合独特作者资源。澳门出版业可以通过两种渠道相结合的方式发掘优质作者，提振作者地位和产业知识生产能力：其一是面向内地（大湾区）、葡语系国家等公开有偿征集选题和作者；其二是靶向选择具有专业性、权威性的专家或具有亲民性本地意见领袖，以约稿、合著、经纪、分成等模式聚拢相关领域的头部作家资源。

其次，依托湾区资源，共培多维人才梯队。长期以来编辑队伍建设的不足成为澳门发挥多语种优势、加大国际声量的障碍。澳门出版业需要借助粤港在学科建设、教材研发、语种等方面的优势，建立起贯穿高等教育及继续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语言翻译、经营管理、科技创新、创意改编等类型的出版人才，实现从业人员产业价值链的全覆盖。

再次，基于精细服务，引导大众消费意愿。澳门出版业若想在内销市场不兴、外销市场难入的困境中突围而出，就要突出自身的知识服务属性，通过文化社区建设融入潜在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在精准调研和长期互动的基础上出版契合大众期待的书刊，并通过会员制、按需付费等个性化服务促进消费的可能性。

“地方”是一种独特的意义建构模式和身份认同来源，是人们寻找自我、诠释自我的文化坐标之一。^[21]出版业的“地方叙事”则指以特定地方为背景，基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22]，聚焦阐述地方风土人情、社会问题和生活体验的一种题材风格和叙述形式，对于人们表征与获得自己的“地方感”有着重要作用。然而，澳门出版业目前以内向构建为主的模式是对“地方叙事”较为简单的理解，难以将地方优势发挥出来，反而成了“自说自话”，限制澳门出版市场的发展。实际上，真正的“地方叙事”并不意味着要过分强调地方的特殊性而与其他区域相隔离。相反，它往往深嵌于其所处的“区域叙事”“国家叙事”及“时代叙事”之中。就澳门而言，中西合璧、人流如潮的社会文化特征决定了其“地方叙事”绝不仅是线性的“小城故事”，更是多种叙述耦合共存的中华篇章。因此，拓展地方叙事，打造文化品牌，以出版物激发文化自觉、活化文脉资源、彰显澳门对中华文化发展的贡献，是澳门出版业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其包括两个落脚点。

一是突破传统“澳人讲澳事”的主题和内容限制，兼顾同粤港澳大湾区、中华民族共同体、葡语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开发更多具有文化整合力与情感亲和力的选题。一方面，澳门出版业应积极探索如何将土生葡人、社团文化、路环岛黑沙遗址等独特的文化遗产进行阐发，增添中华文明传统叙事中多以内地农业文明为主而较少关注的商贸、海洋及新族群视角，凸显新时代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体系；另一方面，澳门应发挥自身在长期中西交往中的国际化优势，推动出版葡萄牙人、来往商人、耶稣会士以及如孙中山、梁启超、郑观应等进步先贤在澳活动的历史轨迹、发表的中国纪实与论著，强化海外中国文献的精译、精评、精选、精编，促进对外交流中的视角转换与话语理解。

二是融入澳门的文创及旅游产业场景。一方面，澳门出版业本身就是一座文化宝库，铅活字印刷技术、戏桥（民国时的电影说明书^[5]）等均是可供景点化、文创化的特色资源；另一方面，澳门半岛的一些书店是市民成长记忆的一部分，甚至在游客中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此类书店是“地方叙事”的组成部分，集记忆塑造、知识存储、空间展演等功能于一身，可以着力支持发展，使其成为增强出版业传播力和溢出效应的重要载体。

科学技术是驱动澳门出版业实现突破性转型与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引擎。通过科技议题、学术出版及数字出版三个方向的强化，澳门出版业可迸发出十足的影响力与生产力。

首先，科技议题是澳门出版业讲好中国故事的“最大公约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是澳门出版业的定位之一。而在对外传播中，相较于社会文化类议题，科技议题，如能源危机、粮食安全、信息革命等，无疑是具有世界意义、能够引起各国人民普遍“共振”的共性议题。事实上，与澳门关联紧密的葡语系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期待国际大国分享科技成果。由此，澳门出版业可借科技议题的出版传播，向葡语系国家讲述中国故事的科技之维、智慧之维，助力中国对外传播事业。

其次，学术出版是澳门出版业可深耕的辽阔场域。凭借着独特的区位条件和制度优势，澳门出版业未来将持续扮演推动中西先进思潮交流的重要角色。学术出版作为科学思想交流与传播的核心载体，^[23]具有前瞻性地设置科学议程、引导科学知识生产的重要功能，这正是澳门出版业可待拓展的重点方向之一。第一，结合澳门地区的科研禀赋，如澳门大学及澳门科技大学的“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四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澳门出版业需要加强选题策划，吸引相关重要课题及成果在澳门发表，推动本地学术生产和出版。第二，基于出版事业的创新发展，如创办多语种学术书刊、加入跨国学术出版联盟、中外学术成果互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对接等，搭建中外科技交流合作平台，促进高科技产业转移，吸引高端科技人才来澳来华。第三，引进我国学界和业界急需的前沿智力成果，助力解决我国科技发展的“卡脖子”问题。

最后，数字出版是澳门出版业亟待融入的新兴业态。数智浪潮冲刷下，数据资源和数字化手段已成为颠覆传统出版业结构的关键生产要素，其加持效应体现在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之中。尤其是新冠疫情影响之下，各界对数字媒体跨区域、跨领域的影响力和整合力都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澳门出版业若想切实推进前述愿景的实现，就必须拥抱数字出版。数字出版物较传统纸本书籍拥有成本低、审核快^[24]、流通易的特性，这对于既面临高昂人力和土地成本，又需要扩大对外传播的澳门出版业无疑是极为适切的。同时，伴随数字出版物发行，配套的融媒体数字阅览和营销手段也将为澳门出版业赋能。传统澳门出版社能见度低、线下销售市场不畅的困境均可由侧重“价低多次”且具备长尾效应的数字书刊市场所逆转。在数字出版体系成熟发展后，澳门出版业则可以进一步对接大湾区的人工智能高地，尝试内容分类、数据挖掘、格式编辑、抄袭检测等多方位的智能自动处理，^[25,26]以期达致“地狭业广”“体小名旺”的优势业态。

澳门出版业竞争力低下，市场发展乏力，同时迫切需要与国家战略定位相衔接，挑战与机遇共存。当前，澳门急需培育一批主业突出且具有澳门特色、具备国际市场参与能力的出版企业，以实现转型升级的目标。在这一背景下，与境内外优质出版企业开展合作，快速获取相关的技术、资源和先进经验，将成为澳门出版业提升专业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最佳选择。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将为双方带来集约化优势和开拓海外市场的机会，有助于提高议价能力和专业化分工，实现双赢局面。

而在合作模式上，考虑到我国在对外传播与出版合作中常因目标国的政治局势、文化差异和版权保护制度等问题而频繁受阻^[27]，借助澳门独特的枢纽交汇优势，构建多样的出版交流平台将是较为合适的选择。未来，澳门出版业可以通过国际书展、版权贸易联盟和出版协会合作这三种方式来建立国际出版交流平台。其中，国际书展是了解他国出版业、展示中华文化以及搭建版权贸易桥梁的重要途径。^[28]版权贸易联盟可以促进图书在海外市场的代理和推广。而出版协会合作则强调民间自发与资源共享，易展开更多元便捷的合作方式。^[29]这些不同的出版平台将促进澳门及中国出版业的国际化发展，推动文化交流，提升影响力。

作为基本国策和国家战略，“一国两制”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其制度优势和广阔前景，为澳门出版业带来了突破地域限制的国际性影响，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征程中，澳门出版业必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并促进文明互鉴中起到建构性的先锋作用。因此，有效对接特区定位，既是澳门出版业转型跨越的绝佳机遇，也是需要澳门出版业潜心用力的巨大挑战。在国家各项扶持政策的基础上，澳门出版业应积极开拓创新、优培人才团队、善用地方资源、迎接科技红利、健全产业机制，以更丰富的主题、更新颖的载体、更优质的内容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互通与文化互融，贴合自身独特地方基因形成核心竞争力，探索出一条特区出版业融入国家大局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