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中国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数字教科书出版已成为必然趋势，教科书的数字化水平深刻影响着我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自1996年起，国内数字教科书出版已经历超过25年的发展，在研发、出版、应用等方面依然存在很多困难，特别是数字教科书的常态化出版与应用未能取得突破。本研究对1996—2022年国内数字教科书出版形态进行梳理，从教育现代化发展和出版融合发展的视角分析数字教科书形态演变的特征和成因，以期为推进数字教科书的常态化出版治理提出可行的建议。

数字教科书，也被称作中小学数字教材，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官方定义。国内出版业对数字教科书的一般理解是纸质教科书的数字化形态，或与纸质教科书具有类似核心课程资源功能的数字化出版物。回顾过往可以看出，数字教科书因学科、内容、媒介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在出版实践中呈现出较为复杂的产品多样性。本研究通过对数字教科书的内容信息结构和出版物技术特征的分析，将数字教科书出版形态进行归类，梳理数字教科书出版形态演变历程，以厘清影响数字教科书发展的关键因素。

国内可追溯到的最早的数字教科书出版案例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在1996年开始研发、1997年正式出版的《高中英语教材光盘版》。^[1]在内容构成上，《高中英语教材光盘版》依据当时的人教版高中英语教科书进行了设计和开发，内容包含教科书中的全部课文，以及扩展的同步听力、电子字典、单元练习、课文背景知识、学习指导等辅助资源。尽管当时的数字教科书研发技术远未成熟，但仅从内容构成上看，《高中英语教材光盘版》呈现出的以纸质教科书内容为核心，拓展集成音频、文本资源的内容结构模式，已经具有了十余年后富媒体数字教科书的雏形。^[2]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文电子书技术的逐步突破，200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了“人教电子教科书”产品。^[3]“人教电子教科书”的内容是纸质教科书的数字镜像版电子书，研发技术则基于中文处理器和“仓颉电书”方案。^[4]这也就意味着，虽然“人教电子教科书”是《高中英语教材光盘版》出版5年之后研发的产品，并采用了当时最新的中文电子书技术，但在内容构成上“人教电子教科书”从多媒体模式退回到了静态文本模式。

2004年8月，教育科学出版社研发了信息技术学科《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的配套光盘。虽然该产品叫作“配套光盘”，但它的内容实质上仍属于数字教科书范畴。配套光盘的具体内容以教科书的PDF文本为核心，并配以图片、视频、模拟器和超文本链接等内容和功能。此后数年间，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单位陆续研发了类似的高中教科书配套光盘。这类教科书配套光盘在内容构成方式上实际与1997年的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光盘版》类似，但在技术上更加成熟和先进。2009年教育部印发《2010年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变动部分）》，将普通高中教科书配套光盘纳入了教材目录。此后的十余年，这类高中教科书的配套光盘伴随纸质教科书进行征订与发行，取得了巨大的发行量和可观的经济效益。

2007年，清华同方光盘电子出版社出版了《清华同方多媒体电子教材》。在内容构成上，《清华同方多媒体电子教材》是电子书与数据库的结合。^[5]《清华同方多媒体电子教材》的研发机构同方知网基于自身在文本加工和数据库开发方面的成熟技术，将教学资源库与教科书电子文本进行了匹配结合。依托配套的教学资源数据库，《清华同方多媒体电子教材》不仅预设性地提供了可供教师选择使用的海量资源，同时还设计了资源上传功能，允许教师进一步添加数字教科书的配套资源。《清华同方多媒体电子教材》是国内首个具有明显网络富媒体（基于网络的交互媒体）特征的数字教科书。

200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研发了《初中英语（新目标）网络教材》，并首次试验了数字教科书与数字教学系统的融合设计。这套产品将分册的初中英语数字教科书整合于一个名为“英语互动Q学堂”的英语教学系统中。教学系统着重解决教学上的备课、管理和评价等方面的需求，已经超出了以往数字教科书以提供课程教学数字内容为主的边界范围，在实践中起到了较好的教学支撑作用。^[6]从《初中英语（新目标）网络教材》开始，一部分出版机构的数字教科书开始向平台化发展。

2011年后，随着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加速和《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提出，数字教科书的出版发展步入了快车道。其中有代表性的产品是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启动的第二代“人教数字教材”项目。第二代“人教数字教材”是首个列入教育部正式文件（教育部《2013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的数字教科书^[7]，首次尝试在内容信息上不完全依据纸质教科书内容进行设计的思路，采用在纸质教科书的内容链条中间嵌入数字化教学活动模块和数字资源的设计方案，使数字教科书的教学逻辑更符合信息化教学环境的要求。这种改动使得第二代“人教数字教材”在内容结构和视觉呈现方面给人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数字教科书的冲击感。但该设计方案对于内容编写的要求过高，导致第二代“人教数字教材”最终未能按预期完成研发，项目在2015年底中止。

2016年以后，国内数字教科书的内容构成方式开始趋同化。2009年人教版《初中英语（新目标）网络教材》的数字教科书平台化设计被越来越多的教材出版机构接受，形成了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平台化数字教科书内容信息架构：以纸质教科书数字镜像电子书为主体组件，配以数字素材与工具等扩展组件，集成于一个教学平台中，为教学提供以内容为核心的信息服务。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科学出版社、中文在线等出版机构推出的新版数字教材都采用了这样的内容构成模式。

与内容构成模式的复杂多样相比，数字教科书在出版物类型上的发展变化相对简单。数字教科书的出版物类型大致可分为四种，按出现的次序依次是光盘载体的电子出版物、存储卡（U盘）载体的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网络载体的电子出版物。

199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英语教材光盘版》是比较标准的光盘载体电子出版物，整套数字教科书共4张光盘，对应高一、高二4个学期使用。从发行量和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光盘载体的数字教科书是当之无愧的成功出版案例。自2009年教科书配套光盘被列入《普通高中教学用书目录》后，光盘载体的数字教科书累计发行量超过10亿张。直至最近几年，光盘退出教科书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光盘载体的数字教科书才开始了网络化升级。

200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人教电子教科书”采用了Compact Flash存储卡作为载体，配合手持式电子书阅读终端使用。由于“人教电子教科书”只是静态文本，占据的存储空间较小，因此一张4.3 mm×4.3 mm大小的存储卡上可以存放一个学科的多本数字教科书。与光盘相比，显然存储卡或者U盘的物理成本偏高，导致了这种出版物类型很难发展和普及。在“人教电子教科书”之后，仅有2014年上海版中小学数字教材（一期项目）短暂采用了U盘作为载体介质，但很快因为成本问题转型成了网络出版物。

国内最早采用网络出版物方式出版的数字教科书由同方知网于2007年发布，即《清华同方多媒体电子教材》的网络版。由于网络出版物不像电子出版物那样以电子出版物专用书号作为正式出版的标识（网络游戏除外），因此凡具备网络出版服务资质的机构发布运行的网络化数字教科书一般都被视为网络出版物。近10年中，以网络出版物方式发布的数字教科书数量最多、发展最快。广东的“粤教祥云”数字教科书平台、广西的“八桂通”数字教科书平台、上海市数字教科书系统（二期项目）等省级数字教科书试点项目，采用的出版物类型都是网络出版物。

网络载体的电子出版物是最近几年因书号管理机制变化而出现的新的出版物类型。网络载体的电子出版物可以有效地解决数字教科书以网络出版物出版时缺少出版标识，无法进行重大选题备案，以及在征订、定价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例如，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在“河南省中小学数字教材示范项目”中采用网络载体的电子出版物方式出版数字教科书。从技术角度看，网络出版物与网络载体的电子出版物是比较接近的，均基于网络载体发布和传输。二者在技术上最大的差别在于：网络载体的电子出版物需要有明确的封装边界。绝大多数平台化数字教科书因为没有明确的内容和服务边界，只能采用网络出版物方式。另一些技术上可封装的网络化数字教科书，则可以在这两种出版物类型中选择其一，只是出版流程和管理要求有所不同。

综合内容构成模式和出版物类型的发展变化，国内数字教科书可以大致归纳为7种基本出版形态和4条演变路径，如图1所示。需要指出的是，数字教科书的内容构成和出版物类型之间并非简单的排列组合关系，如富媒体数字教科书依据技术要求只能依托网络载体出版（包括网络出版物、网络载体的电子出版物），而内容结构更为复杂的平台化数字教科书则仅有网络出版物一种类型可选。

在4条演变路径中，路径①包含从纸质教科书衍生出的光盘载体的多媒体数字教科书，再演变为网络出版物类型的富媒体数字教科书，最后形成集教学系统于一体的平台化数字教科书。这条演变路径上的数字教科书都以纸质教科书的数字镜像文本作为主体组件，再逐步扩展出配套的多媒体资源、交互工具、平台系统等。路径①是数字教科书形态演变过程中最主要的一条路径。例如，《清华同方多媒体电子教材》从光盘版发展出网络版，教育科学出版社的《高中信息技术教科书配套光盘》发展形成《高中信息技术数字教材》（网络版），第三代“人教数字教材”从富媒体数字教科书发展出人教智慧教学平台，都是沿此路径演变的实例。

路径②是路径①的一个分支。由于网络出版物管理政策机制不完善，在国家版本图书馆的ISNB申请系统允许选择“电子出版物—其他”作为电子出版物的网络载体选项后，少量出版机构将原本的光盘版数字教科书转化成了网络载体电子出版物，以解决相应的出版管理问题。路径②最核心的特征是数字教科书的载体从光盘转变为网络后，仍保持正式出版物的规范性。

路径③是采用存储卡或U盘作为载体的数字教科书出版形态变化过程。从实际案例看，存储卡或U盘载体的数字教科书的出现晚于光盘载体的数字教科书。这类产品较为强调数字教科书的阅读性，但互动性较弱。2014年前后由中文在线公司研发的上海版数字教科书（一期项目）是最后出现的U盘载体的数字教科书，包括以静态内容为主的理科数字教科书和附加了多媒体内容的文科数字教科书。到2016年二期项目时，上海版数字教科书在形态上全部改换成了平台化数字教科书。因此，从演变的终点看，路径③与路径①殊途同归。

路径④是出版单位参照但不照搬纸质教科书内容研发形成的有着内容重构特征的数字教科书。前述三条演变路径中出现的各类数字教科书，无论采用哪种出版物类型，包含多少内容与功能，在内容构成层面都具备同一特征：以纸质教科书的数字镜像文本为主体，向外扩展内容与功能。而路径④形成的以主体内容重构为特征的数字教科书，则在内容信息层面完全不同于其他形态，并在作品层面已经具备了不同于纸质教科书的内容逻辑。这也是所有演变路径中研发难度最高的一种。目前国内基础教育数字教科书出版实践中，仅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第二代“人教数字教材”做过相关尝试。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在相关研究课题中探讨了这类“原生”数字教科书的开发问题，并与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共同试制了小学《英语》“原生型”数字教科书的样例，但最终未形成正式的出版产品。^[8]站在教科书建设的角度，这种具有主体内容重构特征的数字教科书有着独特的教育功能，未来存在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单独列出。

数字教科书25年的发展历程中，至少出现过7次较大的出版形态创新，形成了4条不同的演变路径。但到2022年为止，能够代表未来数字教科书出版的稳定形态还没有出现。已有形态在出版融合、教育应用、教科书管理等多重视角的审视下，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缺陷。这也预示着数字教科书的出版形态演变过程仍会持续，直至形成一种能够被教育领域和出版领域共同接受的稳定新形态。

显然，数字教科书演变过程的形成原因是较为复杂的，形态变化可能源于出版融合发展、课程教材改革、教育信息化转型、媒介技术升级等不同专业领域的诉求。在回顾既往数字教科书形态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分析出版形态演变的动因对于把握数字教科书未来发展趋势具有重要价值。基于出版研究的视域，以往数字教科书的形态演变可以归因于教科书作品的立体优化、教育数字化的新需求、出版业态的融合发展以及媒介技术的迭代更新等。导致某个特定形态发生变化的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这并不妨碍从不同角度分析数字教科书形态演变动因。

国内数字教科书最初的产生源于教科书编写的内生改进。1996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供试验用）》发布，并提出了交际能力、自学能力、文化素质的培养目标。^[9]为此，《高中英语教材光盘版》设计了对话、听力、学习提示、文化拓展等模块，很好地贴合了当时高中英语教学大纲的新要求。数字教科书的扩展设计实现了英语学科纸质教科书难以实现的教学功能。这种内生改进本身出自英语学科的特点。纸质教科书不能完全满足英语听、说、读、写全面能力培养的要求，在英语教育领域早有共识，甚至我国的英语教科书立体化研究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因此，1997年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光盘版》的出版，从教科书建设角度看是水到渠成的。类似由教科书建设内生要求产生的数字教科书形态变化还有2009年的人教版《初中英语（新目标）网络教材》。同样是在技术应用成熟度高的英语学科，数字教科书开始向网络平台化转变，并且平台内容与功能设计高度切合当时的英语课程理念和英语教科书编写思路。^[10]

教科书建设自身变化对数字教科书出版形态的另一次重要影响出现在2018年。自2016年起国家政策层面不断加强教材管理，平台化数字教科书在出版规范性、内容功能可审程度、定价机制等方面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在河南的省级试点示范项目中，为了使数字教科书能够符合河南电教教材目录的管理规则，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尝试了网络载体电子出版物这一新的出版形态。浙江等地的出版机构近年来尝试采用网络载体电子出版物对原有光盘版数字教科书进行升级，以求在教科书网络化的同时保持其出版物规范性。

同样来自教育领域，教育数字化发展产生的需求变化是导致数字教科书形态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首先，《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发布，提升了教育领域对数字教科书为代表的优质资源的需求。^[11] 2012年后各出版单位踊跃研发富媒体数字教科书。2014年后，智慧教育理念在国内开始迅猛发展^[12]，则引发了数字教科书形态向平台化转变。

无论是短暂出现的网络富媒体数字教科书，还是更保守一些的光盘载体数字教科书，在内容和功能上都明显无法满足智慧教育的课程资源和教学功能需求。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智慧教育新模式，数字教科书需要在功能和内容上大幅度扩展，以求在市场竞争中抗衡各类智慧教学系统。平台化的数字教科书显然比单册封装的富媒体数字教科书、多媒体数字教科书在内容和功能上更具有包容性、扩展性。由于面向同一需求，数字教科书演变路径①和路径③共同选择了平台化数字教科书作为发展方向。

然而，面向智慧教育需求的平台化数字教科书虽然在内容和功能上有所增强，但却带来了难以纳入国家教材管理体系的负面问题。这里反映出了设计研发中的一个关键理念：数字教科书涉及教育出版、课程教材、数字教育等诸多方面的不同需求或要求，仅依据部分需求进行出版形态规划难免会在其余方面出现不适应的情况。目前，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数字化战略正在推进，后续会不断有新需求涌现出来。数字教科书未来的新出版形态设计，需要满足数字化教育新需求的同时，还要兼顾其他领域提出的基本要求。

2010年8月《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发布^[13]，是引发数字教科书向网络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传统出版的数字化升级与融合发展逐渐成为出版业的基本共识。2011—2018年，人教数字出版有限公司、天闻数媒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出版集团数字出版有限公司、河北冠林数字出版有限公司、中文在线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苏凤凰数字传媒有限公司等一批网络出版服务单位成为数字教科书研发和出版的主力军。富媒体数字教科书、平台化数字教科书等网络出版服务型产品大量涌现。如果从当时出版业的基本发展情况看，这一时期其实正是光盘载体的数字教科书出版发行的高峰，每年的发行总量都在1亿张以上。而网络出版服务单位进入数字教科书出版赛道，改变了数字教科书的产业格局。2018年后，这一批网络出版服务单位主导了广东、上海、广西、宁夏等省（直辖市、自治区）级数字教科书试点应用项目。

此外，出版融合发展的理念也影响了平台化数字教科书的具体设计。从富媒体内容产品，到以内容为核心的信息服务产品，是平台化数字教科书内容信息结构变化的重要特点。网络出版服务单位尝试从内容提供方向数字化课程教学解决方案服务方转型。

正如印刷技术的革新推动了现代出版业的创立，数字教科书出版形态的变化也深受技术变迁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技术创新对数字教科书形态的影响是间接的。新技术直接影响了出版或教育业态，进而间接影响数字教科书出版形态的情况比较常见。当然，实践中也存在数字技术革新直接影响数字教科书形态的情况，例如2002年“人教电子教科书”的研发就是静态中文电子书技术创新直接影响下的产物。在此前，只有英语一个学科研发过数字教科书，而中文电子书技术的进步使得当时所有学科的纸质教科书都可以完成数字化。但是，由于中文电子书技术本身存在局限，“人教电子教科书”项目的研发虽然晚于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光盘版》5年，却在内容信息上采用静态图文模式，出现内容呈现媒介发展的倒退，正是这两个案例形成过程中的动因差异所带来的结果。

苹果公司研发的iPad平板电脑被引入国内后，很快就被业内视为一种理想的数字出版应用终端。^[14]这是促成2011年后数字教科书研发和出版热度迅速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十余年各出版单位积极开展对网络载体数字教科书的探索，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光盘媒介技术或将被网络全面取代的担忧。

在全球数字技术不断创新的今天，数字技术与出版、教育正处在持续融合的阶段。5G、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技术已经开始走进出版和教育的专业视野。未来的新媒介技术和内容智能生成技术可能进一步改变数字教科书的形态。对出版业而言，一方面必须积极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技术；另一方面需要从教育出版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出发，提出合理的技术融入方式，避免数字教科书的研发完全偏向技术主导。

数字教科书在教科书建设、教育数字化发展、出版融合转型、数字技术革新等多方影响下，出版形态发生了多次转变。而出版业如今更为关心的问题是：下一阶段的数字教科书形态如何演变，是否会出现相对稳定的数字教科书新形态？毕竟教科书对出版业的影响重大，教科书实现怎样的数字化升级，直接关系到教育出版的整体转型态势与方向。对数字教科书形态演变过程的梳理和变化动因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数字化教育出版治理存在的一些关键问题。完善和优化出版治理，对数字教科书的常态化出版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采用光盘载体的电子出版物出版方式的数字教科书已经常态化出版了十余年。但近年从光盘电子出版物升级为网络出版物后，数字教科书是否属于正式出版物一直存在较大争议。问题聚焦于绝大多数平台化数字教科书都没有出版标识，因此教育领域很难按出版物进行征订或采购。至少在网络出版物的标识管理和重大选题备案方面，当前的出版政策是不够完善的。2017年发布的《网络出版服务管理办法》规定了网络出版物实行标识管理，并应进行重大选题备案。但时至今日，网络出版物标识管理和重大选题备案制度没有出台进一步的实施细则，在出版实践中无法操作。由于数字教科书是一种重要且特殊的出版物品类，规范管理的要求远高于一般数字出版产品。相关政策的缺失已经成为数字教科书最严重的发展制约。相比之下，2018年后出现的网络载体电子出版物几乎是未来数字教科书唯一可选的出版物类型，并且具有规范管理的可操作性。数字教科书采用网络载体的电子出版物进行出版，既能按照电子出版物进行规范管理，又可以规避光盘介质难以对接基础教育数字资源与应用体系的问题。

在采用网络载体电子出版物进行出版的前提下，当前的数字教科书出版管理政策仍然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从已有案例来看，采用电子出版物（包括光盘载体和网络载体）出版数字教科书的机构，大部分没有教科书出版资质。现行的《中学小学教科书出版资质审批管理办法》对教科书的界定范围包括“纸、磁、光、电、网络等各种介质的课本（教科书）”，即数字教科书在教科书出版资质管理范围内。出版实践中，图书出版机构与电子出版物出版机构联合研发、出版数字教科书的情况比较普遍。而电子出版物出版机构单独申请教科书出版资质的情况则几乎没有。根据出版的实际可行性，《中学小学教科书出版资质审批管理办法》等政策需要在纸质教科书出版资质管理的基础上，补充联合出版数字教科书的政策条款或说明，从政策层面为数字教科书出版提供前置保障。

出版和教育两个领域，分别位于数字教科书出版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大方向上，教科书的数字化升级已经成为两个领域的基本共识。但在许多细节方面，如数字教科书如何纳入国家教材管理体系，如何有效支持课程改革，如何融入教育数字化战略等，还存在较多分歧。在数字教科书的出版治理优化中，出版业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自身工作，还需要加强与教育领域的沟通协调。

根据教科书“先审定、后出版”的法定要求，以及“凡编必审、凡选必审”的教材管理原则，数字教科书的审核与审定问题应在跨领域沟通中推进解决。由于教科书审定是由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的工作，出版管理部门需要在数字教科书出版形态上与教育行政部门达成一致。毕竟，数字教科书的出版形态与审核方式、流程、工具密切相关，甚至部分形态的数字教科书在技术层面是不支持全面审核的。仅就出版形态（包括内容信息特征和出版物封装边界）的可审性问题来说，无论教育领域还是出版领域，都难以单独研判或解决。只有经过跨领域的深入沟通和协调，才能实质性推进数字教科书的规范出版。

此外，信息和数据的联通是数字教科书供需关系中明显不同于纸质教科书供需关系的地方。数字教科书的供给、运营、应用都需要跨平台、跨系统的数据传输和交换。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已经建设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体系的前提下，数字教科书的出版系统如何与智慧教育平台体系对接成为一个现实问题。这里涉及出版流程的重构、运营模式的创新、技术标准的统一等多方面问题。^[15]在能够实现信息和数据的联通后，数字教科书在内容信息结构上还要满足课程改革要求、数字化教学需求。这同样需要出版领域和教育领域不断开展跨领域沟通，逐渐对数字教科书的出版形态进行创新或完善。

数字教科书过往的出版形态演变，大多是出版机构或技术企业出于教材立体化建设、出版融合发展、教育数字化需求、媒介技术变革等因素的考量而做出的。引发变动的原因比较复杂，实践中许多数字教科书出版形态最终未能取得良好效果。目前数字教科书的出版发展正面临两方面困局，一方面是光盘产品面临退出市场，另一方面是网络载体的各类数字教科书存在诸多难点问题未能解决。仅仅依靠单体出版机构、高校或技术企业的研发能力，突破现有瓶颈的困难较大。因此，从行业高度组织研究攻关，开展项目、课题工作，主动引导数字教科书未来发展趋势，是当前亟需推进的重要治理任务。

数字教科书的未来会受到出版、教育、信息技术三个领域的影响。出版业能否把握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的主动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教科书的常态化出版能否实现。近年来，教育信息化技术企业在数字化教育内容资源供给方面已经抢占了大量市场，出版单位在竞争中并不具备优质内容资源的绝对优势，反而显露出了技术短板。由于数字教科书在数字教育资源中处于核心地位，从行业高度主动引导数字教科书的发展方向，将使出版单位在数字化跨领域竞争中重新获得核心竞争力，^[16]这也是教育出版未来发展的关键之一。

在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数字教科书面临着以规范管理为前提、应用需求为导向的供给侧改革。数字教科书出版形态的进一步演变，需要全方位地考虑跨领域综合因素的影响。出版和教育两个领域在各自业态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有着共同趋势，这意味着数字教科书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在教育出版治理不断完善和优化的过程中，数字教科书最终必然能实现从供给服务到需求应用之间的协调统一，并为建设现代化出版强国、教育强国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