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1]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人民精神共富的双引擎。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发展，才能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样性、高品质的文化产品，提升国民的文化自信与鉴赏力，塑造健康、活泼、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畅通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合作机制，整合政府与市场的优势资源，促进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共进，对新时代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是为人民提供普惠性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也是我国先进、优质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展示平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覆盖城乡的基层公共服务网络基本建成，基层公共服务的无偿性、普惠性、公益性得到保障，人民群众精神文化层面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不断提升。但是，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服务供给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分析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问题及形成原因，从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的视角，探析文化产业助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新路径。

虽然目前我国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还存在管理水平滞后、人才建设落后、供求不匹配、设施利用率不高、城乡地域不均衡、社会参与度低、设施单一、质量较低等诸多问题。^[2]本研究基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新成果，以及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的新变化，分析现阶段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存在的三个问题。

首先，文化产品和体验方式不断迭代更新，居民文化行为与需求快速变化，但以基层政府为单一供给主体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模式，建设周期较长，文化活动频率低、种类单一，难以满足基层群众的迫切需求。其次，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维护和运营主体是城乡基层社区机构，它们缺少文化专业人才和资源，缺乏市场的敏锐度，面对迅速变化的市场与需求，单一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的更高层次的需要。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4—2021年中国各年龄段居民的阅读行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4—2021年全国国民阅读习惯变化趋势如表1所示。

2014年，中国成年居民纸质报纸的阅读率和阅读时间都与纸质图书不相上下。然而，2021年纸质报纸的阅读率锐减到24.6%，阅读时间降至5.22分钟。可以看出，短短8年间，纸质报纸在居民的阅读选择和偏好中逐渐边缘化。另一方面，数字化阅读率和手机端网络消遣的时间呈快速增长的态势。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中国居民日均花费在手机端网络消遣娱乐的时间从2014年的33.82分钟增长至2021年的101.12分钟，远超2021年各纸质媒介阅读时间的总和。“听书”“视频讲书”等多元化阅读形式成为替代性的阅读选择，受到越来越多的群众青睐。然而，城乡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还是以传统的、同质化的纸质书报刊为主，一些基层图书场馆的数字化服务更新升级速度缓慢，滞后于阅读市场变化与产业发展，缺少支持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展示终端、宣传推广活动、阅读体验环境，难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

自2009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加强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扶持力度，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覆盖率和标准化程度显著上升。虽然基层公共文化设施质量得到不断提升，但其利用率偏低，部分设施和资源闲置，使得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无法递送到群众手中。例如，2021年全国抽样调查发现，城镇居民对街道附近公共图书馆知晓率普遍偏低，公共图书馆为30.3%，报刊栏为26.5%；其中，社区阅览室、社区书屋、城市书屋的知晓率是最低的，只有25.3%。上述三类设施的使用率更低，分别为14.5%、10%、10.1% ^[3]，如图1所示。这说明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需要进一步改善运营模式，提高宣传力度，提升各类设施与服务的知晓度。

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建设为例，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升级并没有与用户的数字化使用习惯与能力有效衔接，导致数字化文化服务的使用率提升缓慢，困扰老年人群的数字鸿沟难以克服。本研究针对浙江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群众体验共投放问卷1 942份，其中线上问卷1 648份，线下问卷294份，就各年龄段城乡群体对数字公共文化的使用体验进行调查，分布图如图1所示。调查结果反映出一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衔接不畅，可及性、利用率、知晓率偏低等问题。在数字阅读领域，由于不会独立使用数字功能，老年用户和儿童用户被阻拦在高质量的数字公共文化资源之外。

如图1所示，不同年龄群体的数字公共文化服务使用率有显著差异。公众号是当下各级图书馆、文化馆等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发布活动信息和提供数字资源的主要平台，19～34岁受访者的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关注率最高，为57.68%；而50～64岁受访者的关注率为24.75%；65岁以上老年群体关注率最低，仅为11.23%。同时，50～64岁和65岁以上受访者使用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比率只有22.28%和5.11%，有85.19%的65岁以上老人表示曾在使用智能手机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不会使用除社交聊天以外的其他功能。广大中老年人群无法跨越“数字鸿沟”，不会使用有声听书和在线阅读等数字文化资源，无法享受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与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红利。

基层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群众居住、生活、工作的地方，社区的文化繁荣和健康发展，能切实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重视公共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加大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倾斜力度，逐步建成了城乡三级公共文化网络，一些发达地区还建立了“15分钟品质文化圈”。但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缺乏针对性与多样性，供求错位现象依然普遍。

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同质化现象严重，不少基层公共文化机构忽略本社区的人口结构和居民需求。在社区生活中，老年人和少年儿童的活动半径是最小的，他们对社区基层的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最高，是社区活动与社区经济最活跃的群体。^[4]因此，现代社区文化建设应特别注重“一老一小”的公共文化空间打造和公共文化活动组织。但是，大多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长期处于与社区需求脱节的尴尬状态。例如，中国未成年人的年均阅读量远高于成年人，0～8周岁的儿童年均阅读10.33本图书，9～13岁的少年儿童年均阅读10.21本图书，14～17岁的青少年年均阅读13.10本图书；而成年人年均阅读4.76本图书。^[3]但是，基层公共图书馆中，少年儿童读物和亲子阅读场地少之又少。学龄儿童也缺乏交流学习、课外活动、假日讲座的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图书站等的适老化程度也不高。^[5]因此，多地出现基层文化设施和场所门庭冷落，社区老人因无处可去而成为网瘾老人的现象。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向，只有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多样性与针对性，才能提高产品与服务的使用率。

上述问题表明，现阶段我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存在“重建设、轻运营”“提质易、增效难”的双重困境。一些研究认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供求矛盾主要归因于地方财政投入不够、管理人才不足、建设落后等问题。^[6]本研究从政府与产业合作的视角分析上述问题，认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的关键原因是政府单一供给模式和公共文化服务市场化程度低。仅凭政府提高财政投入，增加基层文化岗位编制，不仅难以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而且成本高昂。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以政府投资为主，没有建立多主体参与的机制。但是，在中国行政资源分布的体系中，基层治理机构的资源十分有限，大量的行政任务逐级下压，使得社区工作者和村委会干部负担重重。^[7]面对多重行政任务和考核压力，基层干部只能对工作进行分解排序，优先完成特定阶段最紧迫的行政任务，公共文化服务很容易被边缘化。在城乡社区，多数的社区图书室设置在基层社区办公场地，由社区工作人员或村干部兼任管理工作，开放时间即机构的工作时间。因此，城乡基层图书场馆开放时间较短，工作日的傍晚和周末往往就不开放了，这一模式不符合群众的生活规律和阅读习惯。基层公共文化场所的运营对于城乡基层工作者而言，是额外的非核心工作^[8]，因此，身兼数职的社区工作者和村干部，没有动力和能力去组织常态化的文化活动，导致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出现了“重建设、轻运营”的现象。城乡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普遍存在“有场所、没活动”“有服务、没人用”的情况，广大基层群众不知道身边的公共文化资源。缺乏常态化的社区文化活动，就无法建立社区文化社群，难以调动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导致社区文化氛围冷清、邻里关系疏离。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依然遵循“建机构、核编制、养人办事”的传统思路，严重制约了市场文化资源的导入，限制了专业文化团队和人才的培养，也阻碍了新型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管理模式的探索。在现行文化制度下，基层的公共文化资源由上级文化管理部门投放，文化活动的形式、内容计划由上级文化管理机构制定或审批。在此背景下，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形式较为单一，缺少与文化产业合作的机会，活动内容同质化严重，更无法借助文化产业力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同时，在人才培养与专业能力提升方面，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缺少与文化产业发展前沿经验与业态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对市场需求、先进产品和管理模式的学习更新缓慢。^[9]在人事管理制度层面，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缺乏合理的激励机制，无法形成对基层文化工作者的有效激励，难以保障高品质文化服务在基层社区的常态化供给。

单一的基层政府供给模式保障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却也阻碍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管理模式的创新，制约了服务效率的提升。由于市场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机制不顺畅，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模式单一，基层公共文化管理人才与资源稀缺，因此无法有效发挥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发展的效益和潜力。虽然国务院、文化与旅游部、财政部等部门出台多项政策文件，强调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社会参与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由于基层政府思维转变较慢、政企合作主客体责任不明晰、调查和评估机制不完善、文化管理运营主体发育不成熟等原因，文化产业参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深度与广度依然不足。目前，各地政府向文化企业和社会主体采购的服务主要局限在演出活动，而其他文化服务，特别是文化设施运营服务很少纳入政府采购的范畴^[10]。

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是国家文化事业发展中互相促进、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共同服务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文化建设目标，共同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居民文化需求、偏好、消费习惯的培育与引导方面，发挥着关键的基础性作用。^[11]文化产业是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基础，将前沿的管理模式、先进技术、优秀文化产品应用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能够助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提升其服务效能。推动文化产业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协同发展，是现阶段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工作重心，也是破解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困境的关键路径。

在理念上，文化主管部门应清晰界定和总结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边界、差异与共性，创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用创新带动基层文化建设活力。通过创新各种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为人民群众提供内容丰富、质量可靠、获取便捷的文化产品，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坚持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公益性、普惠性原则的前提下，重新定位政府、市场和社会角色，正确处理政府责任与市场参与的关系，不再延续政府“大包大揽”的单一供给方式^[12]，探索文化产业赋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有效路径，导入与整合文化产业资源，助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

在制度建设上，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应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制定更符合时代特色的文化产业政策；发挥市场的力量，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供给机制以及政府与文化产业合作的长效管理机制，包括建立产业联盟，选拔兼具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优质文化企业与社会组织，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构建灵活的供给机制。完善政府采购机制，建立公开透明的竞争平台，规范购买流程；引入第三方调查与评估机构，对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和公共文化服务成效进行及时、客观、科学的调查和评估；建立负面清单，及时淘汰供给效率低、满意度低的企业；建立退出机制，尊重企业意愿和市场规律。

在产品供给上，地方政府需扩大政企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合理统筹各类文化资源，不断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内容，创新服务供给方式，有效提升公共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实现文化资源价值最大化。大力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建立符合区域特色数字文化产业链和数字文化资源服务平台，培育健康、活跃的文化消费市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社会全覆盖，推动基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侧改革。建立文化消费偏好数据库，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识别个性化需求，生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在运营模式上，地方政府应改变单一的政府供给与运营模式，试点委托文化企业与社会组织运营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提高文化产业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融合度。政府通过与文化企业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将丰富多样的文化服务和产品、全新的管理经验与运营模式、高科技装备应用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从而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知晓率、利用率、多样性和针对性。充分发挥文化产业政策的撬动作用，激发数字文化产业的潜能，赋予文化产业参与公共文化发展的新动能。通过优化数字文化产业价值链，构建多元化的数字阅读体验平台等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形成可持续的数字文化发展和供给模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助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

在人才培养上，加强文化管理部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文化产业精英的交流协作，健全常态化的培训学习机制，提升基层公共文化运营管理团队的业务水平。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和激励机制，引进并留住专业人才，打造专业的文化管理团队，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保障。同时，建立志愿者服务机制，发展文化志愿者队伍，设立科学的志愿者培训制度，提升志愿服务的质量，调动基层群众的参与意愿，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文化建设新风尚。

新时期，我国的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市场空前繁荣，城乡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提出了新的需求，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面临新的问题。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为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融合发展打开重要窗口，为文化产业助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历史机遇。在宝贵的改革窗口期，行业主体与基层政府应改变思路，大胆创新，积极探索改革路径，整合政府与市场的优势资源，大力畅通合作渠道，深化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在运营管理、产品供给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从而实现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发展。通过应用文化产业前沿的管理模式、技术、产品与服务，解决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促进精神共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