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开放获取运动继续在全球高歌猛进。2022年8月25日，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公布了新的开放获取政策^[1]，要求所有由联邦政府经费资助的研究成果的论文立即免费向公众开放，所有机构不迟于2025年12月31日全面实施新政策，新的政策不允许有时滞期（embargo period，目前多为12个月或6个月）。2022年9月2日，爱思唯尔（Elsevier）宣布加入开放获取学术出版商协会（Open Access Scholarly Publishers Association，OASPA）^[2]，至此，全球四大学术出版商爱思唯尔、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和威立（Wiley）均成为OASPA成员。2022年10月31日，英国皇家化学会（The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RSC）宣布，5年内将旗下所有期刊转为完全开放获取期刊^[3]，RSC目前出版超过50种世界顶级的化学及相关学科期刊。2022年11月28日，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承诺，将其全部160多种混合期刊变为S计划认可的转换期刊，并在S联盟（cOAlition S）规定的期限内过渡到完全开放获取期刊。^[4] 2022年12月15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与国际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商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al Publishers）在国内外同期发布《中国开放获取出版发展报告（2022）》中文版和英文版。^[5]

开放获取运动在全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国内外学者对其成因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国外一些学者认为，开放获取运动的直接原因与连续出版物危机（serials crisis）有关。金伯利·道格拉斯（Kimberly Douglas）1990年在《图书馆员杂志》（The Serials Librarian）上发表题为《连续出版物危机：适应变化》（The serials crisis：Adjusting to change）的文章^[6]，指出连续出版物危机给图书馆造成了财政困境，从长远来看，仅仅通过增加连续出版物预算无法解决财政困境。达娜·罗斯（Dana L. Roth）1990年在《图书馆员杂志》上发表题为《重温连续出版物危机》（The serials crisis revisited）的文章^[7]，指出连续出版物危机与1981年的那次危机有相似之处，外汇汇率对学术期刊订阅价格影响很大。彼得·萨伯（Peter Suber）2003年在《大学与研究型图书馆新闻》（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News）上发表题为《消除研究的障碍：面向图书馆员的开放获取简介》（Removing barriers to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to open access for librarians）的文章^[8]，指出连续出版物危机持续40年了，已经有很大损害，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放获取。我国学者张立等2014年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发表题为《开放获取——科学公有主义的当代形塑》的文章^[9]，认为传统科学公有主义（也译作“共有主义”）没有考虑研究者和公众如何获取科学知识，开放获取运动打破了科学知识获取的人为壁垒，真正实现了科学知识的公有，这不是简单的传统科学公有主义的回归，而是在当代条件下对科学公有主义的重新形塑，它倡导的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有主义——科学知识不仅在知识论意义上属于全社会，在产权意义上也属于全社会。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当前形势剖析开放获取成因及其核心驱动力。

学术研究需要进行学术交流，学术交流的形式多种多样，如面对面与其他研究者对话、参观同行的实验室、传统的纸质信件往来和如今的电子邮件通信、参加各种科技展览、参加学术会议和学术报告、与同行通过博客和社交媒体进行互动等，都是学术交流活动。大量的学术交流活动和学术出版活动与学术出版物密切相关。学术出版是最正式的学术交流形式，学术出版物有正式的学术出版物和非正式的学术出版物之分。正式的学术出版物有学术期刊、学术专著、会议录（有的会议录也以学术期刊或学术专著的形式出版）等。学术期刊为学术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纵观全球学术交流史，在学术期刊出现之前，除了面对面直接交流，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主要借助学术专著和信件来完成。与学术专著和信件相比，学术期刊显然更有助于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确认，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快速传播。1971年，美国社会学教授哈利特·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和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在《米涅瓦》（Minerva）上发表题为《科学界评价的模式：评议人体制的制度化、结构和功能》（Patterns of evaluation in science: Institutionalisation，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referee system）的文章^[10]，认为科学发现优先权的提出、科学共有主义规范的确立和同行评议（peer review）制度的开端，与以《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为代表的学术期刊出版的常态化是同一过程。可惜的是，学术期刊从诞生之日起，除少量赠阅外，大部分需要付费订阅。一方面，期刊出版的确存在印刷成本和出版费用，需要通过订阅费覆盖这些成本和费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专门的学术出版商出现，学术出版商在降低印刷成本、压缩出版费用和提升发行效率等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同时要求攫取一些商业利润。学术期刊需要订阅，自然导致非订阅用户很难看到学术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学术交流和科学传播。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诞生，在信息技术领域，开放源代码（open source）运动蓬勃发展，开源软件（open source software）目前已经成为全球软件业主流。全球范围内，各种各样的软件开放源代码，按照相对规范的授权协议，大量被自由使用、复制、修改和再发布，从而产生新的开放的源代码。开放源代码已经无处不在，目前人们大量使用的各种智能终端，包括手机、汽车和计算机等，背后均内嵌海量的开放源代码。开放源代码运动略早于开放获取运动。可以肯定的是，互联网技术（开源的或不开源的）是开放获取产生的必要条件。同时，开放源代码运动带来的思潮，很可能对开放获取运动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其实在预印本平台arXiv之前，也存在一些类似的预印本试验，但均最终没有成行。1961—1967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资助下，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建立了7个信息交换组（information exchange group），组内成员在学术论文发表前相互交流相关科研成果。^[11]遗憾的是，这些信息交换组在实验结束后全部解散了。为什么1991年最终arXiv得以成行呢？arXiv创始人保罗·金斯伯格（Paul Ginsparg）在1994年发表题为《迈向学术交流电子化的第一步》（First steps towards electronic research communication）的文章，认为arXiv得以成行的原因，一是高能物理学科存在很强的预印本文化；二是1991年前后计算机软件和硬件技术的成熟。^[12]全球来看，高能物理学科相较于其他学科更早地使用了互联网技术，当然，目前预印本已经普及到很多学科了。

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高校和科研机构陆续面对连续出版物危机：研究型图书馆的预算保持不变或增长有限，而连续出版物的订阅费用却连年增长。连续出版物主要指学术期刊，也包括报纸、年度出版物（如年鉴）和学术会议的会议录等。造成连续出版物危机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有：连续出版物数量的迅猛增加；连续出版物价格的快速增长；外汇汇率的大幅波动等。由于出现了连续出版物危机，科学界开始质疑传统的订阅型学术期刊出版模式在经济上已经不可持续，学术交流很可能因此受到进一步的限制。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开放获取被认为是应对连续出版物危机的方法之一，走上了历史舞台。理想状态下的开放获取是：越来越多的论文可以金色开放获取，出版后立即开放给全人类；同时以传统订阅模式发表的论文，可以绿色开放获取，在一定的时滞期后将未经编辑加工的接受稿（accepted manuscript）开放给全人类。

需要指出的是，连续出版物危机不宜被认定为开放获取产生的必然原因。因为“买不起”了，所以就应该“开放”，这样的逻辑讲不通。事实上，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部分“买不起”的商品，都不会免费开放。1994年6月27日，认知科学教授斯蒂芬·哈纳德（Stevan Harnad）发表著名的《颠覆性倡议》（Subversive proposal）^[13]，呼吁所有“深奥”（esoteric）研究的作者将他们的文章自我典藏（self-archiving）到网络上，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获得。倡议中特别提到，学术研究者之所以对出版有兴趣，仅仅是因为想把自己的知识和灵感让尽可能多的同行知道。因此，他们才乐意将论文交给学术期刊，贴上价签去卖。这就是《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倡议》（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BOAI）中的“古老的传统”，没有这个传统，学术期刊不大可能因为读者“买不起”就开放的。BOAI称开放获取是“古老的传统”与“新兴的技术”的碰撞，再恰当不过。

开放获取使得科研人员可以及时确立科学发现优先权、及时且广泛地传播自己的科研成果、及时且免费地获取别人的科研成果，与科学共有主义等，共同构成了开放获取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开放获取有助于科研人员及时确立科学发现优先权。伴随着学术期刊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动向期刊投稿以争取第一时间确定科学发现的优先权。记录科学发现优先权，一直是学术期刊的首要功能。默顿在《科学社会学》一书中写道：科学的历史常常被关于发现的优先权的争论打断，这种争论往往是可悲的……无数的科学家，其中既有大科学家也有小科学家，都参与过这种刻薄的论战。^[14]学术期刊的诞生，部分解决了优先权争议。而如今，预印本的使用使得科研人员可以第一时间及时锁定科学发现优先权。开放出版（文章在开放获取期刊发表）通常比传统出版要快，有助于科研人员及时确立科学发现优先权。开放同行评议可以降低审稿人抢占先机的可能，有助于部分避免科学发现优先权的争议。

开放获取有助于科研人员及时且广泛地传播自己的科研成果。第一时间在预印本平台发布，开放出版使得科研成果尽早发表，绿色开放获取提高了科研成果的可见度，这些都有利于科研人员及时传播自己的科研成果。科研成果的及时传播，有可能给科研人员带来引用优势。关于开放获取的引用优势，可以分为时间上的引用优势和数量上的引用优势。与传统的学术期刊订阅模式相比，无论是预印本、金色开放获取（开放出版），还是绿色开放获取（机构知识库），均可以直接获得时间上的引用优势——读者更早地获取全文，从而更早地引用文章。而引用上的时间优势，对于科研人员是有利的，科研人员可以更早地获得认可、晋升，甚至是物质奖励；人类也可以早日享用科技进步成果。单就引用上的时间优势这一点，就足以吸引相当数量的科研人员，尤其是处在职业早期的科研人员参与开放获取。关于引用上的数量优势，目前还存在一些争议，有人认为开放获取论文引用上的数量优势其实是选择偏差，也有实证研究认为开放获取只增加了论文的下载量并没有增加引用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单就增加引用次数而言，开放获取只会提供助力，不会增加阻力。科研成果的及时传播，还有助于科研人员尽早找到各种合作者，包括科研本身的合作者、应用研究的合作者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合作者等。

开放获取有助于科研人员及时且免费地获取别人的科研成果。科研人员需要了解全世界已有的科研成果，需要第一时间了解别人的最新的科研成果。开放获取的推进，使得科研成果服务科研人员的时间大大提前。对于预印本平台，通常作者提交论文后几天内就发布。2022年11月4日，北京大学校友、著名的美国华裔数学家张益唐教授给arXiv投稿《离散均值估计和朗道-西格尔零点》（Discrete mean estimates and the Landau-Siegel zero），11月7日此文即在arXiv平台公开发布。^[15]据张益唐介绍，此文完成了零点猜想的证明，对证明著名的黎曼猜想意义重大，当然这一成果还需要经全球数论小同行的确认，后续也可能在正式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13年4月张益唐首次证明了存在无穷多对间隙为有限的质数（与著名的孪生素数猜想密切相关），论文名为《质数间的有界间隔》（Bounded gaps between primes）^[16]，于2013年4月17日投稿给全球著名的数学期刊《数学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5月16日修回、5月21日被正式接收，2014年5月1日才线上发表。绿色开放获取使得科研成果得以免费获取（目前多有时滞期），有助于科研人员在别人的科研成果基础上，继续新的研究。

科学共有主义是科研人员共同遵循的科学规范，是开放获取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过去350多年来，学者向学术期刊投稿，通常不是为了直接获取任何报酬，而是为了探索真相和累积知识，即使不收取任何报酬，科学界也愿意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罗伯特·默顿称为科学共有主义规范的逐步建立。这就是《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倡议》开篇提到的“古老的传统”。1942年，科学社会学创始人罗伯特·默顿在《法律和政治社会学杂志》（Journal of Legal and Political Sociology）上发表题为《论科学与民主》（A note on science and democracy）的文章，提出“科学的精神气质”（the ethos of science），包括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共有主义（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cism）^[17]，后来被称为“默顿科学规范”。罗伯特·默顿在文章中写道：“科学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性的概念，是与科学发现应该交流这一规则联系在一起的。保守秘密是这一规范的对立面；充分和公开的交流是它的规定。”共有主义是默顿科学规范的基本要素之一，公开发表是共有主义的内在要求。没有共有主义规范，互联网再发达、连续出版物危机再严重，学术出版物也不会都免费公开。这是学术出版的独特之处，更是科学事业的独特之处。

综上，开放获取运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是开放获取产生的技术条件，连续出版物危机是开放获取产生的重要诱因。开放获取使得科研人员可以及时确立科学发现优先权、及时且广泛地传播自己的科研成果、及时且免费地获取别人的科研成果，加之科学共有主义等因素，共同构成了开放获取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基于这一结论，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为科研人员提供优质服务，是开放获取利益相关方的应有之义。开放获取利益相关方有：公众、科研人员、资助机构、学术出版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图书馆、汇聚和搜索信息的网站和平台等。科研人员既是读者，又是作者。从读者角度看，科研人员通常希望能够无障碍地获取各种学术文献；从作者角度看，科研人员需要衡量文章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APC）、期刊声誉、科研费用等，决定论文是否可以金色开放获取，至于绿色开放获取，科研人员一般会遵从所在机构或所获基金的明确要求。除了公众，开放获取的其他利益相关方都可以把为科研人员提供优质服务作为最重要的着力点，推动开放获取的进程。

（2）只有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开放获取才能持续发展。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将开放科学首次写入我国法律文本。^[18]《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国家加强学术期刊建设，完善科研论文和科学技术信息交流机制，推动开放科学的发展，促进科学技术交流和传播。虽然该法律没有直接提及开放获取，但有学术期刊、科研论文、科学技术信息交流等表述，开放获取必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法规和政策，旨在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不宜变成纯粹的管理、要求甚至约束性文件。

（3）机构层面的开放获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理应首先征询一线科研人员的意见。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收益的增加，足以弥补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成本的增加，因此我国应该“拥抱”开放获取。^[19]如果我国推行开放获取，资助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应立即颁布机构层面的绿色开放获取政策。这些开放获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充分尊重科研人员，按照既定程序，征询科研人员的意见，以利于后续政策落实时得到广大科研人员的支持和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