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是理论产生的土壤，理论是时代发展的先导。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后继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其产生并非源自“知识分子躲在书斋里的凭空臆想”，而是反映了时代的呼唤，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和时代背景；其发展并非脱离客观条件和现实需要的主观创造，而是体现了问题导向的思想精髓。作为一个具有科学性、完整性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人类认识出版现象和改造精神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打破旧世界创立新世界贡献了思想、动力和工具。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伟大奠基者，他亲自从事出版工作，他一生贡献的诸多不朽巨著中，都包含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思想光芒。在中国化的视域下系统梳理毛泽东的出版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具有丰富的内涵，既注重“解释世界”又立足于“改造世界”，是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发展开放性的有机统一。
1.1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产生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出版大作为、大发展的时代。作为具有历史变革意义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在只有社会物质生产和文化积累达到一定水平时才可能产生。毛泽东指出：“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1]这一科学论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产生的时代条件。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产生，离不开德国古典哲学的文化积淀，也离不开英国和法国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实际上，是当时西欧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内在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制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以及由文化发展提供的思想条件相结合的合乎规律的产物。”[2]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的出现，工人阶级开始作为觉醒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他们迫切需要一种具有导向价值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不仅能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而且能揭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人类的前途命运。这就是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于是，马克思、恩格斯拿起出版的武器，开始了以出版服务并指导工人运动的神圣使命。他们主编《莱茵报》、创办《德法年鉴》的出版实践，撰写《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科学研究，都是围绕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个中心目标展开的。利用著述呈现其思想，利用报刊宣扬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他们一生百折不挠的追求。可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无产阶级革命紧密相连，体现了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他们开展出版工作直接与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关。他们把出版活动融入工人运动这个当时的中心任务之中并领导工人运动，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工人运动“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向斗争中的无产阶级“指明道路”。[3]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出版活动的核心。
1.2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产生的时代条件和社会需要告诉我们，出版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它反映的是社会阶级关系的结构，处在意识形态的最前沿。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本质是解决出版的导向问题。导向是出版工作的生命线，导向正是出版之福，导向错是出版之祸。出版导向涉及“正确的政治方向、端正的文化倾向和健康的价值取向”[4]，坚持导向为魂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本质要求，把信仰立党、意识形态立党落实到出版实践中。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一文中作出了“出版物是革命事业一部分”的科学论断，他指出：“比利时革命在最初出现时是精神的革命，是出版物的革命。”“假如比利时出版物站在革命之外，那它就不成其为比利时的出版物；同样，假如比利时的革命不同时是出版物的革命，那它也就不成其为比利时的革命。”[5]毛泽东也曾经讲过，“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6]在此不论是马克思强调的“出版物的革命”，还是毛泽东提出的“头脑要冷静”，都是指出版的本质问题，明确了出版的价值导向和行动导向，警示马克思主义者要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唯物史观、大历史观和正确的党史观，从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出版工作。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新时代十年的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时指出：“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7]这是他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并从根本上扭转了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之后，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出版坚持正确导向的充分肯定。而“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新论断的提出，为新时代做好出版工作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进一步指明了出版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作用。
从学理上讲，明晰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内涵，是认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本质属性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出版领域的客观反映和体现，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观察世界、处理出版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对出版现象和出版活动的总的看法及规律性的认识。[8]作为一种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世界无产阶级出版事业和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出版思想与理论的高度概括。其内容构成既包括统领性论述，如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创立、继承和中国化的创新发展进程；又包括整体性内容，如出版的根本性质和地位、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出版原理和重要原则、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出版运行与实践要求、出版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出版法制和道德规范、出版技术及发展、出版传播与全民阅读等等；还包括重要问题的专题性研究，如出版的意识形态、党性和人民性、主题出版、国际出版等等。在出版领域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理论武器与崇高信仰，就是牢牢掌握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两个”结合和“双效”统一，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科学内涵具有以下特点：①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创立、继承和中国化创新发展体现了双向互动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精髓要义和基本原理指导了中国出版理论创新，中国的理论创新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科学内涵。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创造性会偏离正确方向，而不坚持创造性则会失去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开放发展的理论品格。②作为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科学内涵属于出版学科的基础理论范畴，而不是一般的专业知识。作为基础理论，它带有鲜明思想性、政治性和实践性，源自于出版实践又指导出版实践。它是导向，是旗帜，主要任务是传导主流意识形态、解决信仰和理想信念问题，塑造价值观。与一般的知识教育、技能教育等不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问题领域，聚焦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回答的是人生与出版事业发展中具有方向性、根本性的大问题。③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基本观点。作为出版实践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从事出版理论研究、出版实际工作必须坚守的党性修养和职业底线，是要学会并掌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检验出版工作者政治立场、政治素质和政治能力的重要标尺。④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科学内涵，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出版原理。基本原理不仅揭示了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核心观点，而且指明了认识出版现象和改变精神世界的路径。基本原理蕴含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之中，体现在他们的出版实践中。
2 毛泽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一种科学思想体系，凝结了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的智慧和理论贡献。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伟大奠基者，毛泽东的出版实践不仅是以书报刊等形式呈现的文本内容，而且是超越出版物内容本身的科学理论和深邃思想，更是指导党的出版事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指南。
2.1 毛泽东开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思想和实践准备
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总是以自己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这个时代。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9]历史充分证明，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为代表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核心人物的出现，必定是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在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中由历史选择形成的。毛泽东就是影响20世纪这个时代走向的伟大人物，他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思想起步于“研究性”的书刊阅读中，实践于办报办刊的革命行动中，升华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熏陶中。
（1）以阅读启智增慧、增长见识。阅读伴随毛泽东的一生，既是习惯，更是政治生活之需。书籍为毛泽东打开了智慧之窗，使他产生了一定的政治觉悟，从对国家危亡的忧虑、对造反者被杀的愤愤不平中，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毛泽东的中学时代，当报刊尚属于新鲜事物的时候，他就将其作为获取知识、开阔眼界的重要载体。他视《新青年》杂志为人生的楷模。报刊使毛泽东增长见识，形成一定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经验，对走向革命道路、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2）以办刊宣传新思潮、展示新主张。在阅读报刊的过程中，毛泽东认识到了报刊在宣传鼓动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从阅读者转向出版者。第一，创刊《湘江评论》，宣传最新思潮。《湘江评论》和五四时期问世的许多刊物一样，重点在“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毛泽东首先在《创刊宣言》中以犀利的笔锋提出尖锐问题，随后从第二期起，接连三期通过刊登他的署名文章《民众的大联合》，来回答这些问题。他认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和改造的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在各种民众的大联合中，他最推崇的，一是俄国十月革命，二是五四运动。他强调：“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要实现民众大联合，就要从小联合做起，从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等种种方面的解放做起。可见，从“用出版”到“办出版”，毛泽东逐渐向彻底的革命者转变，把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变为革命的出版行动。刊物宣传的针对性越来越强，他越来越看重底层群众的力量，越来越坚信中国要有一个根本性的社会大变动，越来越认定中国必须铲除强权。这篇气势恢宏的长篇文章发表后被北京、上海、成都等地一些报刊转载，在当地的进步思想界有相当影响。北京《每周评论》第36期刊发的《介绍新出版物》一文说，此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10]二是创办《新时代》（月刊），展示新主张。毛泽东1921年秋和何叔衡、易礼容一起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1923年4月创办了校刊《新时代》。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办学办刊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一次重要探索。该刊发表了不少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关于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重要文章。《新时代》发刊词目标高远，直面问题，以组织“学问上的亡命之邦”为己任，把“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作为刊物的宗旨，发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先声。从《新时代》的创刊宗旨可以看出，那时的毛泽东已经并行把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在分析中国国情和探究中国革命的特点时，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在实践层面已经有了明确思路。
（3）以经典收获信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一位极为看重从经典中树立信仰的人。他对信仰的追求，既要能解决世界大本大源的问题，寻求人类问题的总解决；又要能解决中国的救国图存的问题。[10]他研读了许多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1920年第一次全文阅读的《共产党宣言》。他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争斗》（考茨基著）和《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1]就在这种读经典、思考、实践、再思考、再读书的过程中，在各种主义的比较中，毛泽东越来越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从理论到实践上已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认定，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才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正途。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2]即便是在中央苏区最艰难的日子里，毛泽东也是在研读经典著作中汲取更多的自信和勇气，不断思考和总结革命经验。1932年4月，毛泽东在率领东路军攻克漳州后找到一批马列经典著作，其中有《资本论》（马克思著）、《反杜林论》（恩格斯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著）等。他曾回忆说：“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13]
通过研读经典，在坚定信仰的同时，毛泽东不断深化对出版功能的理论认识，在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出版与中国国情之间的关系，开始孕育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思想基础。建党初期，在谈到马克思主义这一新思想时，他关于“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的观点，涉及了党的出版工作的方向，报刊的内容主要应围绕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中国国情而展开。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后，最重要的是要“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里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关于意识形态属性和阶级性的理论问题，同时，党的出版工作要做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就必须“举旗定向、思想领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经”。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但要“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特别是强调要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辟了独特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形成许多符合中国革命规律的出版思想。如出版工作要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习，善于总结、宣传群众斗争的新鲜经验，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勇气；特别注重加强党报建设，发挥党报的宣传鼓动作用。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党报不仅是统一党员意志的指南，而且是鼓动群众、说服群众、组织群众的利器；党报是党的喉舌，必须使党报的文章具有最高的指导性和最大限度的具体性，必须尽可能地通俗化，使它真正能够深入极广大的劳动群众中去。毛泽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起草关于怎么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并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出在红色区域普遍创办《时事简报》的通令，指出：“《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11]
2.2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思想包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中，提出于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和范畴的提出，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思想的形成。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当谈到“中国化”问题时，他说：“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决定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14]这里的文化就包括党的出版工作。
延安时期是革命出版和红色出版的蓬勃发展期，毛泽东不仅提出，而且身体力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他忠诚写作事业，著书立说，以写作形成理论，以著作呈现思想，以理论指导革命实践。他的思想一旦成熟，便以出版物的形式转变为指导革命实践的理论和政策。延安时期出版的标志性理论著作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解决了党的军事路线问题，深刻地揭示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在茫茫大海中给人以方向感，“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15]《实践论》和《矛盾论》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唤起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的高度重视，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作“有的放矢”。这两篇哲学著作，显示出毛泽东进行理论创造的独有品格，即从不追求建立教科书式或百科全书式的思想体系，而是特别注重思想的有用性，是否既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同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使中国共产党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像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6]《论持久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它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同时还指出，要把党的出版工作作为动员人民群众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报纸书刊要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宣传内容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要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与海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1]毛泽东的著述既符合“思想领航”这一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鲜明特点，又与列宁提出的“写作事业是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的出版思想一脉相承。列宁曾经指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17]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包括党的出版事业在内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的著书立说是党的出版事业的有机组成。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形成，离不开毛泽东对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以来历史经验的逐步认识和理论总结。上述毛泽东的名篇力作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出版实际相结合的精神和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强调：要根据变化的形势确定出版工作的主要任务；要善于在出版实践中学习，研究出版规律；要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要以哲学的态度对待出版工作，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经典著作的出版传播，就是马克思主义升华为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新思想的过程，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过程，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精神源泉。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是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即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
2.3 毛泽东开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的思想理论上的认识过程。由于认识是来源于实践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梳理不可能离开实践的研究，而单纯讲思想理论的形成过程。特别是要追求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纵观毛泽东开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过程，始终贯穿着一条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是一个思想理论原则。这个原则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相结合”，不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琐碎的问题上，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实践中实现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相结合。用毛泽东当年的话来说，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不能抽象地、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可见，这种相结合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在人的认识过程中，伴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理论总是要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的。在毛泽东开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进程中，这一基本原则经历了从围绕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从革命运动到经济建设的根本转变。
第一，建党初期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这一原则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必定是在上海这个中国工人阶级集中、工人阶级最早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工人阶级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地方发起和诞生。建党初期，党的决策主要是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安排，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尚缺乏深刻思考。党的出版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在产业集中的中心城市宣传发动工人群众。共产党早期组织有计划有组织地研究、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指导工人运动。陈独秀把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编辑成“劳动界纪念号”，并发表了一批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宣传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第一个决议规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强调“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11]党的二大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创办了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通俗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工人周刊》、广州的《劳动者》、济南的《济南劳动月刊》等。特别是，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刊物，《劳动周刊》“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1921年秋冬到1922年9月初，毛泽东先后三次到安源调查，向工人进行宣传和组织罢工。在领导罢工斗争中，编辑出版的小册子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类出版物通俗易懂，深受工人群众欢迎。邓中夏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中指出，为避免出现“只过问经济的要求，忘记了政治的奋斗”的情况，要不断输送小册子给工人看，党应在海员、路工、矿工、码头工人和市政工人中展开宣传活动。[11]建党初期党的出版工作之所以围绕工人运动而开展，是因为具有理论依据和客观条件：一是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政党，而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欧洲诞生的，是在资本主义的大城市诞生的。同样，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的，而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心城市发动武装起义的道路。也就是说，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十月革命道路，都是同“城市”这个关键词相联系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建党初期重点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工人阶级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二是当时中国有了同社会化生产相联系的工人阶级，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打下了阶级基础。
第二，革命时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是这一原则的升华。党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不仅需要翻译出版和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且更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而形成正确的思想理论来回答革命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面对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客观现实，中国革命进程中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凸显出来。毛泽东从1925年开始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他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在《向导》周报等多家刊物上，并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在汉口长江书店出版，瞿秋白亲自作序，号召“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转载了《向导》周报刊载的这篇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过程之中写出来的，在思想方法上和当年党内其他人有极大不同的，并引起共产国际高度关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3]这个方法包括“独立自主”意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我们看事情必须看它的本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和“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重要思想。这些思想的共同点，是反对主观主义，尤其是反对本本主义。正是基于这些思想，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过程中，围绕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一中心任务，实现了基本原则的升华。毛泽东的著述《怎么分析农村阶级》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彰显了“思想领航”的理论特质，从理论上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在指导实践上，不仅解决了土地革命时期土地的所有权、怎么区分地主与富农、如何把握农村各个阶级的政治态度、如何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等问题，而且对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鲜明地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对中国各个阶级的经济状况及其政治态度特别是对农民阶级状况的分析，是毛泽东开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思想的历史和逻辑起点。这篇重要的著作，在大革命时期刚问世就产生很大影响，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策略路线提供了科学依据。根据现有史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早刊登在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1926年3月《中国青年》第116、117期连载。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收入了这篇文章。毛泽东还通过主编《农民问题丛刊》来实际调查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民运动，指导和促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这个丛刊原计划出版52种，实际上出版了26种。[3]毛泽东的著述和出版实践在基本原则上的升华是：研究中国的国情，不能不研究中国的乡村和乡情；研究中国的革命，不能不研究农民和农民运动。正像他为《农民问题丛刊》所写的序《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开宗明义指出的：“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18]井冈山时期，当红军中普遍存在“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时，毛泽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平衡理论”分析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在名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出并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对当时共产国际和上海中央所主张的“城市中心论”恰成对照，而且通过实践解决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如何生存、如何发展的问题。可见，“农村”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进程中的关键词。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规律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认识到中国革命不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以城市为中心，而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独辟蹊径，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在毛泽东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进程中，这是最大的亮点，也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大的历史性贡献。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又是一个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落后的农业国，又是农民遭受残酷剥削而到处布满干柴、革命火种一点就燃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农村小生产经济面广量大的国家，农村既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又是以城市为中心进行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诸如此类基本国情，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生活、战斗过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不一样。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既不能脱离城市，又必须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更重视农村。如果从大历史观来看，纵观整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建设要以农业为基础；大规模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也有一定的关联。
第三，延安时期与一切工作相结合，是这一原则的创新。延安时期党的出版建设，大大增强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群众更加信任党，信任人民军队。毛泽东通过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著作，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这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标志着毛泽东出版思想得到多方面的拓展，而且趋于成熟。党的出版工作全面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各项事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党的出版工作的根本宗旨。毛泽东把出版工作定义为“三个武器”，他指出：“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19]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毛泽东抗战以来各种名著、讲演及其他重要言论，深刻领悟指导中国革命解放人民的理论武器和具体方略，把《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等党报党刊确定为党的重要舆论宣传阵地。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强调，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地域上有独立性的区党委可办一种政治报纸、一种政治杂志、一种党内刊物、一种在党指导下的综合的文化文艺性质的杂志。各边区可出版一种通俗报纸，面向广大群众和普通党员，进行政治的、社会的、科学的和大众文化的有计划的启蒙。要建立健全编辑、通信、出版、发行的组织及工作，党组织必须努力搜集并有计划地培养这方面有专门修养的干部。报纸杂志的领导应统一于党的宣传部。[11]加强理论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团体建设，中共中央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著作，推出了许多有影响的学术成果。马列学院编译部和解放社在1938年至1942年的四年间，以大型丛书和选集的形式成功出版十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多卷本的《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为了提高人民生产热忱，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物质基础，毛泽东总结边区经济建设经验，撰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两篇著作，明确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这也成为指导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基本纲领。创办《中国通讯》《晋察冀画报》《晋察冀杂志》等外宣刊物，对外宣传抗日根据地和中央方针政策，把红色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作为毛泽东出版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领导文化建设、文艺工作和出版工作的重要里程碑。讲话虽然阐述的是党的文艺主张和文艺思想，但也从根本上回答了革命出版的方向、道路等重大原则，深刻论述了出版与人民、出版与政治、出版与生活、出版与时代、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等重要问题。1943年10月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讲话绝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11]
第四，建设时期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是这一原则的转变。随着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已成定局，建设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日程。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与之相适应，党加强对出版工作的统一领导，推动出版工作重心发生转变。毛泽东发表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系统论述了党报的任务和作用，党报的工作原则、立场和办报路线，以及党报应该具有的战斗风格，党报队伍的革命化建设等一系列无产阶级党报工作的基本问题，科学阐明了关于党的出版事业的一系列重大思想观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为了探索适应城市的出版方式方法，毛泽东要求建立宣传工作的请示报告制度，“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文化教育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等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1]为加强党对出版事业的领导，1949年2月23日，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正式成立。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三天，即1949年10月3日，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的新华书店是集出版、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机构，因此这次会议不仅是新华书店第一次全国性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会前，毛泽东特为会议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并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了来自各大行政区的新华书店、各地公私合营书店等33个单位的116名代表。[20]1949年10月25日，毛泽东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问世。”总之，在这一基本原则转变的过程中，党的出版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巨大而生动的思想文化建设，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占指导地位的新的文化意识形态，凝聚形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建设新中国的统一意志，激发起了中国人民“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雄心壮志和万众一心、艰苦奋斗的伟大力量。
3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主要贡献
毛泽东是无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也是一位卓越的宣传家和出版家。毛泽东博览群书、著书立说，凝结思想、创新理论，给时代贡献大智慧；他集作者、编辑、管理者、传播者于一身，全流程从事出版实践；他创办刊物，发表文章，定位报刊方向，以出版为阵地，宣传革命、发动群众、组织斗争、指导工作。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思想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仅揭示了出版的客观规律，也反映了党的出版工作的理论特质，即：举旗定向、思想领航；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党性原则、人民至上；培根铸魂、启智增慧；全民阅读，书香社会。
3.1 确立出版的政治使命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出版的政治使命和责任。党的目标决定了出版的中心工作。毛泽东一直都强调报刊等出版物要为人民服务，要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为己任。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是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21]他在自己主编的《政治周报》上发表“发刊理由”说：“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9]他为延安《中国工人》月刊写的“发刊词”说：“《中国工人》的出版是有必要的。”“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任务。”[22]他还说，为了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做广大之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这一方针”[19]。他指出：“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20]在革命斗争极为尖锐的战时状态下，残酷激烈的敌我矛盾决定了革命时期的出版宣传容不得半点战略偏失和方向偏差。无论是对敌斗争、对群众的思想动员，还是组织内部的团结鼓劲，都容不得有丝毫懈怠和疏忽。在这方面毛泽东表现出杰出的理论才能和高超的宣传技巧。从出版使命看，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出版思想，具有鲜明的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导向性贯穿了鲜明的理论思维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体现了“实践出真知”的政治智慧。
3.2 坚持出版的党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党性原则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为后来许多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在出版事业中坚持党性原则，提供了理论依据。毛泽东关于党性原则的论述，除了与党的路线方针保持一致，还要求从党性的高度利用好报纸，并使报纸宣传必须符合当时党的政策。他在《解放日报》实行改版时提出：“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19]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写道：“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仿此办理，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19]同时，为了很好地坚持党性原则，一是要把报纸看作武器。通过报刊指导工作是毛泽东出版思想的核心观点。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认为，包括大字报式的“时事简报”在内的党领导的报刊，“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19]他还指出，要“利用报纸作为自己组织和领导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21]。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中央保持一致，组织上则应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二是强调“政治家办报”。他强调“办报也要多谋善断，要一眼看准，立即抓住、抓紧，形势一变，要转得快”。[23]“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义，言不及义。”[19]毛泽东“政治家办报”的核心思想是：办报的人，特别是新闻出版单位的领导者，要有政治家的胸襟和见识，要能够从政治上总揽全局，抓住事情的要害，使出版宣传紧密配合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为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大局服务。这一思想对当时以及后来党的出版工作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特别是对出版单位的领导者加强政治修养，提高政治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24]三是要把报纸作为重要的工作方式。毛泽东认为，坚持党性原则不仅体现在思想上，而且要落实在行动上。只要在具体工作中创新方式方法，那么许多道理、典型就可以经过报纸去宣传。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边区开会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报纸发出去可以省得开许多会，所以报纸也可以当作重要的工作方式，教育方式。不但发行的报纸可以当作工作方式，墙报也可以当作工作方式。这也算是报，是墙报。但是我们还不会使用它，还拿不出一种轰动全城的革命墙报，吸引全延安的人去看。我想一个伙食单位，比如说有一百个人，出墙报一张，这里总有一个首长，他就要把墙报当作自己组织工作、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武器，自己写社论。”他还指出：“现在要各机关首长负责，把报纸当作自己很好的工作方式。我们有很多的政治经济工作，如果办好报纸，就可以使这些工作做得更好。报纸这个东西是反映和指导政治经济工作的一种武器。”[25]
3.3 提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
毛泽东关于动员全党和群众参与党报工作的思想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他告诉全党：“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21]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党没有必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惧怕任何严峻的事实，党的出版工作是真实的。1942年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3.4 分析了出版自由的阶级性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列宁关于出版自由的观点，并根据中国国情做出了阶级分析。他认为，在世界上存在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第二，出版自由具有人民性。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是最主要的自由，禁止反革命分子利用这种自由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但是，在人民内部有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谈道：“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29]在1949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写道，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21]1955年毛泽东写道：“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28]
3.5 重视出版人的职业素养
第一，出版人应该是宣传家。应把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出版人的理论素养。他指出，在编辑出版队伍中“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习”。“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那样，我们的思想面貌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19]他要求出版工作者端正态度，反对“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的狂妄态度，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30]，主动研究读者。为了做好出版工作，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在这一工作方法中，有一半与出版工作有关，因为他直接将“到群众中去”等同于“宣传”。他说：“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29]
第二，注重文风建设，提倡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文风问题是我们全党也是出版界一个大问题。毛泽东极为重视文风问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所倡导的整顿的“三风”之中就包括文风。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2]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做《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就反对党八股问题做了详细的论述。1955年，他还写道：“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19]毛泽东认为，党八股不只是语言文字表达上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思想路线上的偏差，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问题。所以，毛泽东主张抛弃党八股，不仅是解决形式主义的问题，而且与纠正路线偏差、坚持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密切相关。[26]
第三，编辑人员党性修养要高，业务能力要强。编辑人员要有政治意识、政治头脑、政治眼光、政治远见，要善于从政治上总揽全局。毛泽东亲自对许多重要书稿进行精细加工，反复修改，字斟句酌，力求书稿达到完善的程度。从1950年5月开始，他主持并亲自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他要求做编辑工作必须精心审读、选择和修改书稿，认真做好序跋注释工作，认真做好文稿书稿排印后和出版前的校对工作，把消灭出版物上的错字，真正当作一件事情来办，不能停留在口号上。“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31]
第四，作者队伍也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32]出版要尊重作者，也要引导作者。毛泽东不仅密切联系和团结作者，既尊重和鼓励他们的写作劳动，又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观点，克服写作中的困惑。当有些作者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存在其他问题时，毛泽东热情地给予启发和帮助。
3.6 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出版工作
毛泽东指出：“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19]
第一，要“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办事”。毛泽东强调，党的出版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宣传科学的世界观，他多次批评不注意宣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倾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开了一次座谈会，在会上谈了出版工作的若干重要问题。他说：“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马克思主义是按情况办事的，情况就包括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有正确的领导，有不正确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按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不正确的领导，不按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编报的人感到不自由，编出来的报纸群众不爱看，这个领导一定是教条主义的领导。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我们过去对整风方式搞了十多年，批判了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办事，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19]
第二，要研究宣传对象。毛泽东指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29]他要求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宣传对象理解的出版工作，把问题讲得十分实际。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总比资本主义的报纸好。香港的一些报纸虽然没有我们说的思想性，但也没有什么意思，说的话不真实，好夸大，传播毒素。我们的报纸毒少，对人民有益。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又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19]
第三，要善于报道典型。利用报刊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报道”，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创新发展。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倡树立抗日战争中的英雄典型，以激励人们的斗志。从1942年起，他又进一步提倡宣传生产生活中的模范，进而宣传许多典型的工作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关于出版工作的许多批示中，“典型”这个词汇出现的频率较高，典型亦包括反面典型。[26]他写道：“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1963年3月5日，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引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学习典型的运动。
第四，要区分出版的学术性和政策性。毛泽东要求出版工作应“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完全学术性的，在报上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有的消息，我们就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而是干脆不登。比如土改新闻就是这样，我们在报上不宣传，免得传播一些不成熟的、错误的经验。”[19]
3.7 高度评价印刷技术的革命价值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印刷是党的出版工作重要阵地，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供坚实保障，肩负着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光荣使命，承担着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职责。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印刷厂是抗战文化的心房，印刷机轮的加速运转能让马克思列宁的声音通过印刷品传播到四方，让中国共产党的救国建国主张发布全中国。毛泽东高度评价印刷技术的精神价值和革命作用。他曾经说过：“我们的革命宣传好比是向敌人发射的精神炮弹，印刷所好比是制造这种精神炮弹的兵工厂。”[33] 1940年9月，在《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毛泽东指出：“每一较大的根据地上应开办一个完全的印刷厂，已有印刷厂的要力求完善和扩充。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34,35] 1938年5月1日，在中央印刷厂俱乐部竣工庆祝晚会上，毛泽东对由陕北公学分配来厂的同志讲：“印刷厂的工作很重要，印刷厂生产精神食粮，办好一个印刷厂，抵得上一个师。”[35]
3.8 强调版权保护的重要性
出版领域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出版要创新，就必须加大对版权的保护力度，这是版权工作重要的出发点。
伟大的思想需要出版来记录，更需要版权保护来传播。历史地看，提出“保护创作者”这种道德上的诉求远比保护版权法律制度历史悠久。毛泽东非常重视版权保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他以通俗的语言，形象地从“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的角度论述了保护版权的重要性。他指出：“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对于违反版权的行为，毛泽东讲道：“什么叫不偷？我曾经看到这样的事情，人家写的整本小册子，给调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我的，拿来说是我的著作，这是不是偷？呀！有贼。我们党内也有贼，当然是个别的，很少的。这个问题历来就有的，叫作抄袭。这个事情不好，这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刘少奇讲的就是刘少奇讲的，徐老讲的就是徐老讲的。张三讲的就是张三讲的，李四讲的就是李四讲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不要偷。”[20]
3.9 发行工作是“大事”
出版物发行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传播载体，在传递党的声音、繁荣文化市场、丰富群众生活等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毛泽东从政治的高度看待发行工作，他在一些会议讲话和个别谈话中，对办好《参考消息》、扩大发行《参考消息》做过多次指示。他强调，“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19]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就非常关注报纸发行在普及群众文化知识中的作用。在《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方针和任务》（1934年1月）一文中，他指出：“苏区群众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我们看报纸的发行也可以知道。中央苏区现在已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至四万份，《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证明群众的文化水平是迅速地提高了。”[19]新华书店的历史，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宣传党的先进理论和正确主张的传播史，又是一部鲜活生动的现当代中国文化社会发展的进步史。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新华书店从小到大，离不开毛泽东的指导和关怀。毛泽东曾三次为新华书店题写店招，并把发行工作看作党的大事、国家的大事、人民群众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3.10 为全民阅读做表率
于社会而言，阅读事关国民素养、国家发展与社会文明，更显独一无二之价值。孜孜不息的读书生活伴随毛泽东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毛泽东的阅读史，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精神成长史、认识发展史、思想升华史、知识愉悦和情感表达史。他的阅读和实践，相互守望，相互印证，相互支持，因此，他的阅读史，也是他的读书生活与人生实践的关联史，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史。[36]他认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37]他针对党员干部学习中存在的“工作忙”和“看不懂”问题，巧用木匠“定钉子”“钻木头”的原理，生动形象地通过“挤时间”“钻进去”进行阐述和动员，成为党史上的经典故事。[38]首先，读书。毛泽东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他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国外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39]他非常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育干部，大力提倡干部要读马列著作，但更重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反对死读马列的书，生搬马列主义教条，反对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马列主义，反对用静止的孤立的观点对待马列主义。他曾说过：“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有用的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37]毛泽东认为，读书既要有大胆怀疑和寻根究底的勇气和意志，又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样，既要勇敢，也要谨慎。其次，读报刊。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读报纸杂志的习惯。他有一句名言：“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如果说，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嗜读报刊是为了增进知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那么，在紧张的战争岁月，以更加迫切的心情如饥似渴阅读报纸，则是直接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39]正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说的：“为了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40]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阅读的报纸杂志数量多，范围宽，涉及哲学和社会科学、文学、自然科学等。他把报刊作为了解国内情况和学术理论动态、国际情况和国际知识的重要渠道。对报刊上有争论的问题尤为关注，还注意根据报刊文章中的合理意见，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学术上，比较注意鼓励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和自由讨论。最后，读无字之书。毛泽东提倡读有字之书，也提倡读无字之书。读无字的书，即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抗大三大队毕业典礼上，对学员们说：“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41]毛泽东重视读无字之书，是根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4 结语
毛泽东开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出版思想理论的发展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出版实践的探索过程，以及实践和思想理论制度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基本原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基础上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这一过程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完成理论升华；实现了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的双向互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指导下的历史经验总结和现实矛盾解决之间的双向互动。这一过程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政党的一切行动，都要受到一定的思想、观点或理论体系的指导和支配。一个革命政党要指导革命取得成功，一个执政党要指导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都必须具有正确的思想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思想理论和革命的出版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它真正成为能够有效传播的党的指导思想，否则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将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归于失败。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思想，虽然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形成的，但其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党的出版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要求：“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42]这十六个字是我们在新时代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理论成果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方针，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和矛盾观，真正在创新中研究出版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