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精神谱系图书出版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出版产业的具体表现形式，多年来，出版界以图书为载体，利用自身优势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涵价值，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1]领会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深刻内涵，做好高质量精神谱系出版工作，是新时代出版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责任和使命。

西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代表广大知识分子群体爱国奋斗的伟大精神，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西迁精神主题图书出版构成了新时代继承和弘扬西迁精神的重要方式和重要载体。本文旨在通过西迁精神主题出版的经验研究来发掘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图书出版的创新传播，为我们丰富红色出版选题策划、打造精品出版物拓宽思路。

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敢于牺牲、勇于奉献崇高精神的高度凝练^[2]，精神谱系图书是红色出版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根植于党的伟大实践，其生成脉络也与党的历史相契合，既是总结过去的制胜法宝，也是开创未来的宝贵经验。出版发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图书，将党的历史这本抽象的“教科书”真正实体化为教化育人的书本，是一项亟待完成落实的工作任务。

据不完全统计，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46种伟大精神，除西迁精神外，已出版相关图书500余种。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精神谱系的图书数量较多，内容类型包括综合研究、人物传记、纪实文学、史料研究等；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精神谱系图书偏重于综合研究和人物访谈、回忆类相关内容，第一手采访、纪实资料使得图书内涵更加丰富，可读性和现实契合度更高。西迁精神题材年代归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内容也以综合研究和访谈、回忆为主，这一点与其他谱系图书是相同的。

目前精神谱系图书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精神谱系图书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引领价值是巨大的，因此出版社在对待这类选题时必然是审慎的。出版社通常会将这类选题列为重大、重点项目，对其进行顶层设计，使其品质与精神价值相匹配，相应地，对作者选择和稿件质量的要求十分严格，创作门槛很高，创作周期一般比较长；后期编审力量的配备也多交给最有经验的骨干编辑，对稿件精雕细琢，保证了书稿大到内容、体裁，小到文笔、文风的品质都很高。此外，因为题材重大，很多出版社也将精神谱系类图书作为经典或献礼项目，这就决定了图书除了内容考究，其外在形式的版式、装帧设计也十分精美。因此，相较于通俗读物，精神谱系类图书品质好、成书慢、周期长，出版规模并不大，整体呈现少而精的特点。

精神谱系图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向社会弘扬崇高精神、展示榜样的力量。党中央公布的第一批46种伟大精神，无一不体现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的精神面貌，其主题本身便是宏大的。并且，伟大精神与党领导人民开拓事业的历史相伴相生，其内容涉及党的精神、党的历史，对其阐述也必然要求庄重、严肃、准确。这就要求作者首先要对伟大精神有深入研究，能够准确领会精神内涵，其次能够驾驭宏大叙事。目前，这类图书的作者多为高校教师、专职研究人员，常年的科研训练使这样的创作主体具有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此外，一些精神谱系图书的出版背景为课题成果或基金项目，其成果本身就对理论性、指导性有着较高的学术要求。

伟大精神图书的出版单位以中央级别的出版社为主，地方出版社也有涉及，但出版内容并不全面，侧重于选择伟大精神中的一种或几种重点出版，一般不超过三种（如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弘扬长征精神　争当时代先锋》《抗战精神与中国梦》《抗震救灾精神研究：纪念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抗震救灾精神口述史：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纪念专辑》）。这是因为中央级别的出版社本身肩负着研究和传播党史、党的精神的任务，且这方面出版历史悠久，具有先天优势，有力量集中全国的优秀作者，作者也更信赖这类出版社。而地方出版社依托地方发展，具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各出版社自身的特点或者说出版方向也比较鲜明，因而不能兼顾所有。而对于地域性强的精神，发生地的出版单位表现出更大的出版兴趣。^[3]如出版红岩精神图书的单位，除中央级别出版社，主要是重庆出版社和西南大学出版社，其地点均在重庆；同样的，除中共党史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各出版过一本西迁精神图书，其余西迁精神图书均在西安出版。

前文述及，精神谱系图书普遍具有出版规模小、内容理论性强、传播主体地域性强的特点。规模小有利于出版社打磨精品；理论性强使得谱系图书更偏向于成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国家建设发展的研究资料；地域性强有利于地方推动特色文化发展。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特点也将精神谱系图书隔离于大众读者之外。

西迁精神题材虽然时间更靠近当代，但因精神谱系图书自身的一些限制，仍存在选题局限，内容与广大读者的契合度不高，传播方式未形成合力等问题。^[4]这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图书出版的共性问题。面对当前出版发展瓶颈，我们唯有认清现实，积极应对，方能破局。

相比于更传统的红色文化题材，精神谱系图书内容上相对单一和固定，深度和广度的拓展难度较大。西迁精神定位为中国教育战线的宝贵精神，其内容展现受到了更大的限制，难以突破到高等教育的范畴之外。已出版的西迁精神图书中，无论是详解西迁历程，还是亲历者口述历史，“回头看”的内容是主体，题材普遍显“老”。

将西迁精神放进历史大背景中，它与同期迁往内地的机关单位、厂矿、高校有着深层次的联系，与抗战时期高校南迁、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也有着纵向的关联和横向的差异，而目前的研究成果尚未涉及这一层面，选题的挖掘深度不够。

精神谱系图书在内容和题材上受到历史特殊性的影响，其庄严厚重和严肃性是无法避免的。同时，面对全社会的读者群体，其时代性、地域性、人群范围等方面，难以切合更广泛的社会面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审美情趣，容易产生情感与理解方面的鸿沟。虽然主题鲜明，但不免有些曲高和寡，难以产生情感联结。

西迁精神出版工程的四大系列，分别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读者设置内容，特别是“读本”列入中小学教材，将读者面扩大到少年群体，但对于中青年读者来说，他们了解和接受西迁精神的方式更多的是演出、宣讲、展览等。目前的西迁精神图书在体裁方面，虽然也有剧本、诗歌等一些轻松读物，但记叙类占大多数，理论性较强，相对枯燥，除了相关者，对其他读者来说可读性不高；表现形式上，以纯文字和图文两种形式为主，并有部分画册，但因年代久远，保存下来的照片十分有限，视频资料就更是稀少，图书中的历史图片多重复使用、反复出现，造成了审美疲劳，阅读形式上没有新的突破。

伟大精神的弘扬路径有很多，比如红色旅游、红色电影、教育基地、各类文艺演出，等等。然而出版似乎与这些传播方式是割裂开的，传播主体与出版主体相分离。在这方面，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依托教育基地、校园活动等方面，发挥资源整合的优势，但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尚未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

西迁精神的宣传方式呈点状散发，报刊、展览、演出、宣讲、文创等多管齐下，以上传播方式均以西迁精神图书为蓝本和基础开发创作，但它们对图书的反哺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一方面，各种传播方式各自为战，彼此间互为宣传的关联机制并未形成，图书的宣传仍然仅仅依赖出版社固有的宣传营销。另一方面，各形态的传播方式均有建树，引起了社会的热烈反响，吸引了大量受众，但针对他们的传播效果研究没有开展，受众对于西迁精神的了解意愿、接纳程度等信息无法反馈到出版社，进而使出版社的选题策划缺乏科学性和前瞻性。总体来看，多种形态的传播方式尚未汇聚成整体传播矩阵，没有形成合力，这说明在整体策划方面仍然欠缺。

我们必须正视在当前精神谱系图书乃至整体红色出版的强劲势头中有较强行政力量的推动，但若要实现长效高质量发展，市场需求的影响不可忽视。实现上述目标，除了做好选题策划、深挖拓宽选题的传统做法，也需要兼顾形式创新、系统性开发以及实现立体式传播等方法。

精神谱系图书的选题资源来源于广泛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图书出版的高质量发展，在紧抓地域特点的同时要兼顾全国的优秀文化资源，不断拓宽选题资源。另外，做好精神谱系图书出版的品牌经营战略，重视精品出版，不断深挖文化内涵，出版在文化知识传播、凝聚理想信念、服务经济建设等方面更有意义的高品位图书。

一是用好属地优势资源。红色文化需要立足地方特色，彰显出地域性的红色文化风格，才能保证产品的不可替代性和较高的认同性。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发掘红色出版的重要资源和宝库，其中鲜明的属地特征也启发我们要围绕当地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聚焦地方特色文化，深挖细敲红色出版的选题策划。西迁精神图书的出版自1987年出版的《交大校友》一书为开端，到逐步形成西迁精神研究热潮，始终围绕西安交通大学这一主体。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自2015年起全面启动西迁精神系列图书出版工程，成立专门的编辑小组，专司西迁精神出版。选题方向突破了向“相关人介绍已知内容”的桎梏，挖掘“一五”建设时期“大西迁”历史，作者团队也从交大扩展到省市各级党史研究人员、知名文化学者等，扩展了图书的内容和体裁。目前已出版的图书涵盖史实记叙、人物传记、报告文学、史料整理、戏剧创作、地缘考证等，全方位地向读者宣传、普及了西迁精神，形成内容庞大而阐释深刻的西迁研究资料宝库。这些图书也向全社会展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陕西建设、改革的发展成就。西迁精神已成为西安“城市名片”中亮眼的一张。

二是加强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支撑出版业良性发展的重要途径。2018年西安交大成立了西迁精神研究中心，汇聚校内外相关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开展对西迁精神的系统研究，产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中心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课题4项，市级和校级课题12项；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高质量理论文章100余篇，推出西迁精神主题评论文章56篇。这些研究成果理论性、前瞻性强，是对西迁精神的深化，对于指导图书出版的未来走向有积极作用，同时，也为出版社积累了大批高水平、研究型作者资源。

就西迁精神图书出版而言，选题的深度与广度都需要继续深挖和拓展，以此扩大出版的种类和规模，使读者有更多的选择。在纵向上，通过西迁挖掘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振兴历程，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发展的深切情怀，以点到面，相互衬托，见证并记录党创办和领导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生动实践；在横向上，梳理与其他伟大精神的相关性，进行对比研究，借力其他精神的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西迁精神的宣传。同时，也可以通过不断挖掘西迁精神新传人的事迹、故事，展现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进而掀起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坚定不移走“红色育人路”的文化宣传热潮，也为出版社红色文化出版注入更多活力。

无论是西迁文艺创作还是学生微宣讲团，都让我们看到了青年一代对西迁精神的热情回应，但当下，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面对着更加丰富的信息文化生活，他们选择的范围更大，如果出版物及其衍生产品无法更好地适应他们的接受方式，长久下去，西迁精神的传播效果必会大打折扣。因此，出版物不仅内容辐射范围要扩大，还需配合丰富新颖的形式，抓住读者的选择兴趣。

首先，对内容表现方式进行创新。精神谱系是民族、时代、特定人群的缩影，并非独立存在的，它们具有的深刻内涵可以成为科学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形成成果进行出版。伟大精神的形成在老一辈，传承却在新一代，新生代是我们应当争取的最主要的读者群。因此，除了严肃的内容外，也可以尝试引入轻松的语言形式，用故事体现思想，考虑以更加平和、轻松的语言形式更新看问题的角度，吸引读者兴趣。女排精神图书是精神类图书中难得一见的“亲民”类型。12种女排精神图书中，不乏江苏文艺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等以畅销书见长的出版单位涉及该内容。分析原因，主要是女排事迹深入人心，且排球运动更贴近人们的生活，天然具有亲近性，人们对文体活动的关注本身就比其他精神要多，打破了一提“精神”必然“曲高和寡”的心理藩篱，因而受到市场的青睐。这一现象为精神谱系类图书出版提供了一个新思路，高高在上的精神也应该落地、下沉、接地气，这样才能达到广泛传播的效果，才能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真正被人认识、接纳和传扬。西迁精神图书中有一本《西安交通大学西迁校址千年地缘文化考》，将地缘考证、历史名人轶事与文物鉴赏相结合，不仅将交大西迁从校址选择到西迁后建设发展的历史娓娓道来，还溯源了校址之上自秦汉以来的文化源流，书中有诗歌、有典籍，有感人故事、有精美文物，成功戳中交大校友和文化、文物爱好者的兴趣点。

其次，做好与青少年读者的共通共情。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把红色资源运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培养一茬茬、一代代合格的红军传人。”国家新生代人群是红色文化的传承人，所以红色文化的出版更需要采取富有创意的形式、生活时代气息来吸引年轻一代。目前红色出版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内容形式单一，吸引力不强，与年轻受众的适配度不高。单纯的“说史讲史”不能引发年轻读者的共鸣，打造激发认同感的红色精品需要回应读者的需求。要赢得年轻一代的青睐，需要勇于破除传统红色题材作品“严肃”“说教”“守旧”的刻板印象，使红色文化内涵丰富生动起来，让更多的年轻受众可以接受红色文化洗礼。

再次，创新精神谱系类图书的营销模式，也可以达到更好的推广和宣传效果。除传统的出版营销模式外，当前新媒体营销都可以在精神谱系类图书出版领域创新使用，以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仍以《西安交通大学西迁校址千年地缘文化考》一书为例，在图书出版过程中，同步制作了中英文纪录片，图书加入纪录片二维码，纪录片与图书互为宣传，达到很好的效果。

最后，当前全球一体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谱系类图书也可以努力开拓国际化出版，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讲好中国故事，使其成为全球出版界关注的发展趋势。

在当下一系列变革发生的背景下，“互联网+”时代出版行业的传播业态也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对于出版业也要求与时俱进，为了充分实现和达到红色文化传承教育的目的，需要依据现实及时调整和改进，探索新的出版策略和方式。对于红色文化的挖掘要避免东零西碎、不着重点，而要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深耕细耘，注重点、线、面结合的策略，连接起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线，最后形成系列开发格局，铺展出版品牌面，进行跨界合作融合，拓展出版产业链，实现红色文化的立体化传播。^[5]

文字与音视频表现形式的融合、楷模榜样的影响号召、图书出版与其他传播形式的互为依托都是未来立体传播矩阵的发力点，未来的西迁精神出版项目，势必要在形式创新、内容创优方面加大力度，做好融合，适应大众化阅读的趋势，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文化育人效果。在目前的西迁精神出版项目策划中，已经在向打造立体传播矩阵的目标靠近。以《大树西迁》一书为例，它首先是一部优秀的剧作，以戏剧形式讲述交大西迁；以秦腔这一特色的地域文化符号，将西迁的故事介绍给全国的戏曲爱好者；对剧本的衍生创作，如话剧、广播剧，极大地扩展了受众范围。多媒体融合使得“书尽其用”，实现了选题的全媒体扩展。

为了进一步实现西迁精神出版的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学校党委宣传部、博物馆、档案馆等部门，组织团队打造国内首个“西迁精神”融合出版平台。该平台依托交大西迁历史资料、档案等，通过融合出版平台全景式地展示西迁人响应号召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的精神风貌。平台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图文并茂、音视频同步，丰富了西迁精神传播的方式和路径，发挥了网络思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2018年12月，西安交通大学西迁博物馆建成开放，展馆拥有藏品千余件（套），开展教育活动百余次，接待社会公众近50万人次，获批全国首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十余个基地（教学点、示范点）；举办“西迁精神图片实物展”，获评国家文物局“2020年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荐项目”重点推介项目，“为国愿做‘西迁人’”专区亮相国家博物馆、香港会展中心，推动红色资源走向社会。另外，西安交大创新西迁IP的开发形式，师生自主设计了1套西迁精神视觉形象标识，创作了27幅主题油画，开发了17种主题文创产品，等等。丰富而生动的传播形式，扩大了西迁精神的受众面，拉近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距离，降低了接触门槛，提高了接受度，得到校内外的一致好评，西迁精神被传播到更为广大的群体中。

在信息技术不断进步的社会背景下，要实现传统出版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出版单位必须注重与新媒体更好融合，才能为出版行业带来新的生机活力，新技术也必然会为红色出版产品更加迅速广泛的传播拓展更多渠道。通过“互联网+”与大数据方式的广泛运用，出版单位可以加强信息筛选，对读者需求深入分析并精准定位，加强市场分析和谋划。通过对精神谱系图书出版全链条产品的整合，出版单位可以不断加强图书出版与电影电视、动画动漫、文创甚至旅游的深度融合，打造出立体传播矩阵，最终实现多业态良性发展的出版项目。^[6]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文化自信自强提出新要求、作出新部署：“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不断纵深发展带动红色出版强劲不竭的发展动力，引领精神谱系图书出版向纵深发展，在实现文化自信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精神谱系图书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更需要凝聚力量，坚定理想信念，用好红色文化资源、传承红色文化基因、赓续红色精神血脉，进而为建设文化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