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走出去”是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出版发展的标志。2022年，出版“走出去”整体向前向好，匹配年度时间节点凸显特别意义，以举措和成效丰富并提升出版“走出去”战略，遵循出版规律展现未来发展机遇和空间。该年度出版“走出去”以节点关键性、战略重要性、发展预见性彰显的希望和趋势，是新时代出版发展的结果，也是出版力量在“走出去”方面积极作为的成果。

出版“走出去”是持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发展过程。发展的持续性使得每个年度的出版“走出去”都贡献力量，发展的阶段性让某些年度的出版“走出去”具有节点性，产生不同寻常的力量。2022年是出版“走出去”的节点年、关键年，各种发展标志性事件出现，各种发展力量汇聚。

党的二十大召开是2022年的标志性重大事件，从此，全党全社会的中心任务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心任务的确立，是基于新时代十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2022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近十个年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我国的国际大战略，是国际治理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二者经十来年的理论探究和实践探索，已成形成熟，融入党的二十大精神后内涵更丰富，境界进一步提升。出版“走出去”带着新时代十年的积累，围绕中心任务，紧跟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以新目标、新理念、新要求、新标准，开启奋进新征程的发展新阶段。

新冠肺炎疫情强力冲击全球经济发展，供应链阻滞、产业链受损、人员交流不畅、市场萎缩、效率降低、成本上升，发展困难重重，挑战严峻。全球出版业受此影响，发展的外在条件不好，价值链一度断裂。2022年，世界各国根据新冠肺炎疫情状况，调整防疫政策。年底，我国推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政。世界经济发展有了新条件。出版“走出去”适应新政策，既不是沿着三年多来的轨迹画延长线，也不是回到三年多以前的老路，而是在新条件下进入发展新时期，要确立新目标、做好新规划、走出新路子。

2022年出版“走出去”的开篇，是学习和实施2021年12月颁发的《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该规划以“推动出版业高水平走出去”为题，部署出版“走出去”，就建设内容、拓展方式渠道、增强国际竞争力影响力提出具体要求，列出四类重点工程项目。2022年是出版“走出去”战略实施的第二十个年头，是分析总结、拓展深化这一战略的重要年份。这些出版“走出去”的新设计，不管是自上而下的统领和引领，还是具体实践的提炼和升华，都是出版规律的体现，都是行业产业发展的遵循，都意在展现新面貌、创造新局面。

2003年，出版“走出去”战略被提出。2011年4月20日，原新闻出版总署公布《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这是我国新闻出版业首次为“走出去”制定五年发展规划。2012年1月9日，原新闻出版总署以“一号文件”的方式颁发《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至此，出版“走出去”战略顶层设计成形，最重要的是确立了运行体制，即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社会参与，实现了从外宣到外销的战略转变。新时代十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国际传播能力、媒体融合发展等的重要论述，针对出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为出版“走出去”提供了重要指南。2022年，出版“走出去”以总结新时代十年工作为契机，通过标志性举措来丰富出版“走出去”战略内涵，实现了对运行体制的升级。

（1）思想推动。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部分，以“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为题，为出版“走出去”提供了指南：在价值上，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在效果上，要达成“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目标；在内容上，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在形式上，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在方式上，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路径上，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这些重要论述是出版“走出去”的思想体系，是政府推动出版“走出去”系统的内核和根本。

（2）规划推动。规划是思想的体现，是实践的指导。2022年，《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出台，其中对出版“走出去”的描述有具体目标和工作纲领，为出版“走出去”提供基础和条件。与出版相关的规划陆续推出，为出版“走出去”提供支撑并提出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明确要加强古籍工作对外交流合作，推动古籍读物“走出去”。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的《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要求强化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构建融通中外开放自信的话语体系。

（3）项目推动。政府以项目的确立、评选、激励等，示范、引导出版“走出去”。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方面，我国和蒙古、也门、伊朗、阿塞拜疆等国家分别签署经典著作互译出版合作协议。在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方面，第十二届全球海外华文书店春节联展举办，各大国际书展都有我国出版企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尽管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没有办成，但在充分准备和宣传中体现了实力与影响。在对外翻译出版工程方面，“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工程”分别入选项目173个和371个，较2021年大幅增加。主题出版方面，中宣部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选题六个领域之一就是“走出去”项目，包括展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出版物，阐述我国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的优秀读物。

（1）综合实力突出。2022年，我国出版企业大都在销售收入、利润、影响力等指标上，逆势飘红，稳中有进，这从上市出版企业公布的“双效”数据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在国际市场上，我国出版企业的发展态势较好，2022年全球出版企业50强榜单中，我国4家出版企业上榜，上榜数和2021年持平，表明综合实力稳定。同时，除1家出版企业由第9名退到第10名，另外3家出版企业分别从2021年的第20名、第29名、第41名上升到2022年的第17名、第27名、第38名，说明整体实力在逐步上升。

（2）专业实力增强。我国出版企业围绕调结构、转方式、换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提高了专业性和专业力，特别是增强了国际出版能力。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外文局成立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具有强大综合实力的国际传播机构”。2022年1月19日，中国国际传播集团揭牌仪式举办，中国外文局的对外名称由“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变更为“中国国际传播集团”，意味着经过近3年的发展，中国外文局的传播格局升级为集高端外宣服务、对外出版发行、媒体国际传播、中外人文交流、外宣研究咨询和行业协同协作等于一体的系统，综合实力极大提升，国际传播事业进入新阶段。清华大学出版社发力科技期刊的国际化传播，具备强劲发展势头、突出发展能力和标志性发展成效。①在内容上，清华大学出版社期刊中心刊群积极发挥国际化编委会的作用，强化选题策划的国际化，在组稿过程中体现开放性和包容性，有效吸引全球顶级作者，打造高水平审稿专家队伍。比如：《交通研究通讯（英文）》编委会有50位编委，其中国际编委占比68%，分布于20个国家，有13名各国院士，该刊目前已发表48篇综述和研究论文，作者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CAAI人工智能研究（英文）》的编委团队由来自全球的24位具有高国际学术声誉和影响力的学者构成；《智能与融合网络（英文）》编委会拥有20多位国际通信领域的著名科学家；《多金属氧簇（英文）》编委会的54名编委都是全球多金属氧簇领域较高国际学术声誉和影响力的学者。②在产品上，清华大学出版社期刊中心刊群在大力巩固品牌刊物的同时，积极高标准创办新刊，2022年创办了《肿瘤创新（英文）》《电力能源汇刊（英文）》《科学医疗（英文）》《CAAI人工智能研究（英文）》《纳米能源研究（英文）》等刊物，其中有3种入选2022年度“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高起点新刊”项目。③在渠道上，清华大学出版社期刊中心刊群打造数字化平台，加强国际融入；积极利用社交平台，低成本、高效率传播，扩大国际读者群，增加全球阅读量。迄今，科技期刊国际化数字出版平台SciOpen已上线30多种英文期刊、9 000多篇文章，与国际通用搜索引擎、出版标准化组织、重要学术索引数据库等实现顺利对接，运行良好。此外，ETS-Data交通科学数据共享平台也被全球知名数据引文索引数据库DCI收录。④在组织上，清华大学出版社期刊中心刊群和全球一流出版机构合作，由爱思唯尔、约翰·威利等知名出版集团负责在海外发行和运营刊物。比如，《智能与融合网络（英文）》在瑞士日内瓦国际电信联盟总部设立编辑部。⑤在影响上，清华大学出版社期刊中心刊群进入我国国际化顶级期刊方阵中的产品越来越多，在主流学术文献检索数据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文章质量、出版标准化和国际化等方面获得了国际认可，在同行、读者和相关领域的口碑好，有了品牌效应。迄今，清华大学出版社期刊中心刊群有8种期刊入选2022年度“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和“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复杂系统建模与仿真（英文）》《交通研究通讯（英文）》《智能与融合网络（英文）》等被Scopus数据库收录；《社会计算（英文）》等被Ei Compendex收录；《大数据挖掘与分析（英文）》被ESCI收录。

（3）话语实力凸显。我国的出版话语实力在出版国际话语权的增强中凸显。我国出版企业召集举办各种国际性出版合作大会或论坛，国外出版机构和知名出版人士踊跃参加。2022年4月12—13日，第五届国际新闻出版合作大会在山东省泰安市举行，英国、法国、俄罗斯、波兰、黎巴嫩等国家的出版人参会并发表演讲。我国出版企业主持和参与的国际交流合作越来越多，充分显现出版自觉自信自强。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商协会、全球学术与专业出版者协会等国际出版组织，积极吸纳我国出版企业加入，说明世界尊重和需要中国的出版声音。

（1）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升级供应链。在新时代十年的基础上，2022年，我国出版企业提供的“走出去”产品和服务持续出新，树立了标杆，激发了市场需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和广大海外读者见面，充分满足了他们的阅读期待，得到普遍赞誉。国家和地方出版集团、出版社，形成层次清晰的出版主体结构，各自发挥优势，突出特色。亚马逊中国书店、中国书架等渠道进一步优化，提升了出版“走出去”的供应链质量。

（2）细分化满足读者需求。2022年，出版“走出去”主动投入，积极应变，继续针对地域、国别、层次差异，为读者画像，细分读者群，锁定核心读者，提高读者需求满足的对应性和好感度。中国青年出版社（英国）国际有限公司成立15年来，连续14年实现收入增长，2022年总结经验加快发展，其成功密码是以高品质艺术出版锁定国际高端市场和精英读者。

（3）信息精准传播，促进和拓展市场。国际书展是信息的汇聚地、扩散地，是各国出版机构交流合作的重要场合。2022年，我国出版企业克服种种困难参加开罗国际书展、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伦敦书展、欧亚国际书展、首尔国际书展、贝尔格莱德国际书展、法兰克福书展等，给国际出版同行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些出版机构自主策划和举办特色书展，为对象国读者精准提供出版物和出版服务。如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在新西兰、波兰举办“中国主题图书及天津精品图书文化展”。

（1）出版行业协会促进出版“走出去”。以中国出版协会领头的各个出版行业协会，以其身份和管理优势为出版“走出去”提供动力。中国出版协会召开2022北京出版高峰会议，中外出版人聚焦全球化中的出版业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科技进步与出版业发展方向两个议题展开讨论交流；举行第三届“一带一路”出版合作经验交流会，以“国际组稿：新形势　新趋势　新方法”为题展开深入探讨。中国出版协会“一带一路”出版工作委员会开展“一带一路”出版合作典型案例征集和国际化人才遴选活动，推出典型案例74个、国际化人才33位，示范引领出版“走出去”。

（2）重大活动汇聚出版“走出去”力量。重大活动离不开文化，特别是外国人聚集的活动，往往是出版“走出去”的重要舞台。活跃在这个舞台上的是出版物、出版活动，但操办者则主要是社会力量。北京冬奥会是2022年我国主办的国际盛会，《从夏蒙尼到北京：冬奥百年》中英文版、《北京的长城》中英法文版等出版物的推出，北京冬奥会赠阅书目等活动的举办，体现了出版人和社会力量的共同作为。

（3）融合大学、企业、协会等，释放出版“走出去”能量。中交集团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策划了《穿山跨海的中国奇迹》，在2022年底的深圳文博会上发布，以承建的京杭大运河复航工程、福州地铁一号线、青藏公路、金沙江大桥、超级邮轮制造、填海造城等为题材，向国外读者介绍我国基建中的最新科技和成就。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联合成立的南亚研究出版中心，是大学助力出版“走出去”的具体实践。中国作家协会发起成立“一带一路”文学联盟，希腊、巴基斯坦、韩国、日本、泰国、俄罗斯、捷克、阿根廷等国家的30个富有影响力的文学组织和19位各国知名文学家、翻译家以创始会员身份加入，进一步夯实出版“走出去”基础。

蓄力释放能量，升级寻求突破。2022年出版“走出去”的最大价值在于显现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以这一年度的创新举措和成效指引突破路径。

（1）深化数字出版“走出去”认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因线下活动受限，出版人在数字出版“走出去”方面增加投入，进行了多种尝试，但效果不理想。2022年4月，中宣部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国家政策为深化数字出版认识提供强力支持，唤醒略显疲态的出版人，提振其精神、提升其认识。出版界在数字出版“走出去”的探索上更加坚决。

（2）打造数字出版“走出去”项目、品牌、渠道、平台。2022年，数字出版“走出去”项目、品牌、渠道、平台在实践中不断巩固、优化和新创。新技术为出版“走出去”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比如：“中国关键词”多语对外传播平台发布《中国关键词：生态文明篇》多语种系列图书；中国科技出版传媒的“中国科技期刊国际传播和知识服务平台”项目被确定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项目库第二批入库重点项目；五洲传播出版社的that's book阅读平台在阿拉伯地区不断提升影响力。

（3）扩大数字出版对外贸易。2022年7月，商务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文化贸易。同比2021年，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在线教育、数字阅读、专业数据库等数字出版精品“走出去”规模持续扩大。

（1）做优“基本盘”。周边国家、非洲国家、拉美地区国家、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出版“走出去”的“基本盘”。2022年，新推进的“经典著作互译计划”集中在亚洲国家，我国出版企业积极参加上述国家的书展，以俄罗斯中国图书中心为代表的本土化出版机构不断增加。云南出版集团发挥“澜湄合作”地利，并以此为主题，推出《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典藏》《汉缅大词典》《手绘澜湄》等精品读物。显然，用中华文化题材、突出民族特色，从而形成优势出版板块，出版思路更对路，出版活动更有针对性，效果更好，影响更大。

（2）做实“重点盘”。欧美发达国家是出版“走出去”的重点盘。这些国家出版业发达，拥有强国际出版话语权。2022年，我国专业强社和这些国家的主要出版机构互动多了、合作多了，推出了代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的一批好书，举行了颇有成效的活动。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泰勒-弗朗西斯集团所属著名学术出版机构劳特里奇出版社一起举办了“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中国视角’系列图书座谈会”，获得了广泛关注。

（3）做强“突破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出版“走出去”的“突破盘”。2022年，我国授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版权数在总量中占比继续提高，向这些国家提供的多语种外向型产品数量扩大、码洋增加，诸如在柬埔寨的教材援外项目成功推进，一些先进出版模式本土化落地生效。

（1）当代内容突出。出版“走出去”内容从较单一的神秘文化发展到多样丰富的文明成果，代表新时代发展成就的理论成果、实践经验、生动案例等，一批批展现给国外读者。“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出版走出去创新思路理念、内容表达、方式方法，一批富有中国特色、凸显中国精神、蕴含中国智慧、宣介中国道路、体现中国价值、展示中国贡献的优秀主题图书进军海外市场，在国际出版市场上销量大、反响好、影响强，海外读者点赞多、评价高，国际影响不断增强，为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贡献了出版力量。”^[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著作有新语种版本，其他如中国制度、中国科技等主题图书成系列在国外推出。

（2）内容体系成形。就内涵来说，出版“走出去”内容涵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分体现核心价值理念；就领域来说，出版“走出去”以主题出版为灵魂、以学术出版为骨干、以教育出版为经络、以大众出版为血肉，内容体系成形，结构得到优化，有了确定的话语和叙事。

（3）内容质量提高。首先，是策划质量得到提高、创意好。2022年4月，中国主题图书国际选题策划研讨会在北京举办，英国、美国、西班牙、保加利亚、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知名出版机构派代表参会，围绕“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主题图书出版与国际合作”这一主题提出真知灼见。同年11月，中越主题出版交流合作工作会议顺利召开，会议总结近年出版情况，协商新的合作规划。其次，是翻译质量越来越高。在外文出版社成立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外文出版社外国专家的回信中强调“用融通中外的语言、优秀的翻译作品讲好中国故事，引导更多外国读者读懂中国”。中国翻译协会首次设立“翻译中国外籍翻译家”奖项，表彰外国翻译家和国际出版专家，授予大卫·弗格森等7位外籍专家“翻译中国外籍翻译家”荣誉称号。最后，是一批精品面世。《大中华文库》持续推进；《古文观止》汉英双语版出版；首部荷兰语全译本《红楼梦》问世；《为什么是中国》英文版出版；《历史性句号——全球发展视野下的中国脱贫与世界发展》阿文版出版。

（1）融入本土出版产业链。只有成为本土出版产业链的有机组成部分，出版“走出去”才可以持续下去。对外汉语教学历经多年，在本土化融入方面取得了突破。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对外汉语教学产品和服务体系，嵌入本土的国民教育系统和教育出版产业链，2022年加强产品供应和培训等服务，得到学生和教育界的充分肯定。国家鼓励民营文化企业在出版“走出去”上大力作为，它们中的佼佼者在本土化上闯出了成功路子，比如，智慧宫国际文化传播集团的主要业务集中于阿拉伯国家，其出版“走出去”在国际中文教育、影视、国际传播工作拱卫下，推动中国文化进入寻常百姓家。2022年，该集团策划并举办沙特电影节主宾活动“聚焦中国电影日”；和沙特公共图书馆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参加首届“中文之友”沙特中文教学视频研讨会；开展阅读活动，和当地出版机构取得对接并和谐融入。

（2）丰富国际出版生态。模式和标准被国外采用并开花结果，是出版“走出去”的更高目标，是获得国际出版话语权的硬核指标。网络文学是我国创造的文化现象，我国网络文学出版技术、模式和标准全球领先。2022年，网络文学界在作品出海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生态出海得到进一步强化和优化。掌阅科技2022年半年度报告显示，公司阅读出海业务越来越完善地布局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已构建本地化内容生态，提升优质作者数量，提高运营能力，形成良性循环。

盘点2022年出版“走出去”特别有意义，因为透过这一年这方面的种种现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带来的机遇属于出版“走出去”，更属于出版本身。在出版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出版“走出去”是拉动出版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出版“走出去”是实力的体现，出版强国是在国际比较中存在的，出版“走出去”也是这种比较的标准。未来，出版“走出去”需顺应趋势，奋进出版强国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