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必须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1]在众多开放的公共文化机构中，博物馆不仅是文物的保存者和历史的记录者，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有效运用博物馆叙事，不仅能引领观众聆听了不起的中国故事，丰富观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效助力。博物馆只有主动“走进”人群，才能有效发挥博物馆叙事，开展精神文化教育。因此，开展博物馆出版活动，尤其是数字时代的博物馆出版活动，就显得格外重要。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以下简称“大都会”）出版的《大都会博物馆馆刊》（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以下简称《馆刊》）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公报》（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以下简称《公报》），不但成为该馆展示自身形象和吸引观众的重要载具，更被“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收录，可谓全球博物馆出版业务的领头羊，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全球博物馆学术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因此，本研究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数字时代的出版策略，以期为我国博物馆出版活动提供有益借鉴，从而有效发挥博物馆在促进知识传播、强化文化输出、奠定文化自信等方面的作用。

1870年建馆伊始，大都会即确定了“鼓励和推动美术研究并将艺术应用于生产和日常生活，促进相关知识的普及，并为此提供公众教育和娱乐活动”的使命。^[2]这不仅是这座全美乃至全球顶级艺术收藏机构的立馆之本，也是其策划及运营出版事业的基础性依据。19世纪迄今，大都会出版了大量展览图录、藏品图录、参观指南、馆刊和公报等纸质出版物，以及录音（像）带和视频光盘等多媒体音像出版物。当前，大都会的出版物已成为辅助其藏品发挥作用的重要工具之一，同时也是衡量该馆知识传播、文化输出和社会教育所作贡献的重要评估标准。^[3]大都会出版活动的特征可概括为以下3项。

2015年大都会将秉承了140余年的使命宣言更新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集、研究、保存和展示所有时代和文化的重要艺术作品，以便将人们与创造力、知识和思想联系起来”，并确定了9大指导原则，其中包括“创造教育机会，向所有观众展示艺术的相关性和潜力”和“战略性地使用技术分享学术和内容、吸引受众，并实现内部效率”。^[4]根据使命宣言和指导原则，大都会将其出版物的功能定义为“对艺术品的多元创作表述，提升公众对艺术、艺术史和馆藏及展览的认识”，^[5]并在第一时间将这一理念融入其品牌出版物《大都会博物馆指南》（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Guide，以下简称《指南》），且在序言里明确写到将“探索本馆的世界级出版物”作为“体验大都会博物馆”的方式之一。^[6]《指南》迄今已被译成多国文字，主要内容为介绍大都会17个展部的重要藏品，展部设置如表1所示，将“生涩难懂的藏品知识”转化为“平易近人的藏品常识”，并传播给一般大众。可以说，以《指南》为主的出版活动已成为大都会重要的主体业务，借此，大都会得以打造延展自身影响力与深化博物馆教育的“快捷方式”。

大都会出版的图录在世界艺术图书和艺展图录领域享有盛名，曾经8次获得乔治·维滕伯恩纪念图书奖（George Wittenborn Book Award），10次获得小阿尔弗雷德·H.巴尔奖（Alfred H. Barr Jr. Award），获奖情况如表2所示。大都会出版的图录屡获殊荣，成为世界其他博物馆出版物学术水平、产品价值和设计理念的标杆，而这一成绩得益于大都会与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结盟战略。自2000年起，耶鲁大学出版社成为大都会出版物的独家经销商，与大都会建立了固定的合作关系。20余年来，大都会作为世界顶级艺术博物馆，其研究和出版团队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其出版物的准确性、学术性和制作质量；而耶鲁大学出版社是一家拥有百年声誉的学术出版机构，独家经销全球21家博物馆的出版物，能够精准把握全球艺术图书的市场营销和发行。此外，在版权许可的前提下，耶鲁大学出版社还负责将大都会制作精美且极具收藏价值但已绝版多年的优质图录采用按需印刷（print-on-demand）的方式进行重制和销售。两个具有高度互补性的出版机构的强强联合，足以为大都会出版物的品质背书。

学术研究已成为大都会人文底蕴和专业水准的重要保障，表现为藏品研究的系统化、全面化和常态化。展部、研究馆员、藏品和出版物分别相当于研究所、科研人员、课题和成果。大都会主办的学术期刊《馆刊》于1968年创刊，目前被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收录，是全球艺术史学界的顶级期刊之一，以全球范围内的艺术史学者为其作者群与读者群。《馆刊》在“投稿须知”中明确将其办刊宗旨定为“鼓励全球艺术史学者运用批判和创新方法对大都会馆藏艺术品进行研究，以增进学术界对艺术品的理解”，^[9]故《馆刊》发表的学术论文（articles）和研究笔记（research notes）皆必须以该馆藏品为研究对象。这一规定，加上前述与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独家合作，使大都会的藏品研究形成了严格的“排他性”。据此，大都会既承担了作为研究机构的责任，又得以凭借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巩固其在艺术史领域的地位，更强化了其藏品的推送能力，最大程度保障出版物品质。

上述特征表明，大都会的出版活动已成为其重要的运营内涵。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大都会还将出版定位成推动当代博物馆数字化转型及对外传播的重要抓手和切入点。

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数字时代翩然而至，不但改变了受众的阅读、观赏习惯，也对出版业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数字时代的冲击，大都会拟定了以下出版策略，在继续坚持制作和出版高质量印刷品的同时，不断扩大网络在线出版物的形式和范围。

2019年4月，大都会强化顶层设计，对高层管理机制做出重要改革，增设负责数字化、教育、出版、影像和图书馆的副馆长（Deputy Director for Digital, Education, Publications, Imaging, and Libraries，以下简称“数字副馆长”），与原有负责藏品和展览的两名副馆长并列。

数字副馆长由具有丰富数字出版经验的因卡·德勒格米勒（Inka Dr·gemüller）担任，他是现任馆长霍莱因（Max Hollein）在法兰克福主持锡恩艺术馆、施泰德艺术博物馆和古代雕塑品博物馆时的副手，也是博物馆界极具影响力的在线出版物《锡恩杂志》（Schirn Mag）的创办者之一。^[10]德勒格米勒甫到任，即从出版界延揽专业人士组成50余人的数字化和网络出版团队（2020年数据），专门负责该馆的数字出版相关事宜。^[11]可以说，数字副馆长这一职务的设立，以及专业数字出版团队的组建，是大都会在数字时代挖掘行业潜在动力的重要依托。

学术图书长期处于开放获取（open access，OA）政策的“灰色地带”，其发展明显落后于OA期刊。^[12]然而，大都会在学术图书开放获取方面却一直走在同类机构前列。大都会自2017年2月推出“开放获取方案”（open access initiative）以来，已先后上传492 000余张进入公有领域（public domain）藏品的高清图片至藏品门户网站The Met Collection，^[13]访客可以通过该网页的搜索引擎检索1963年迄今大都会出版的所有展览图录、藏品图录、教育类书籍、《馆刊》和《公报》等，还可以免费下载并不受限制地利用基于CC0（creative commons 0，知识共享）的所有图片，如图1所示。与此同时，MetPublications网站上每项出版物的记录页面会列出与此书主题有关但未被收录的所有大都会馆藏艺术品的图片链接，访客点击链接即可查阅The Met Collection上的高清图片，进一步了解该藏品的详情。

大都会采取的出版物数字化和开放获取策略，为有意深入了解和研究某一主题藏品的受众提供了巨大便利；更为重要的是，大都会将纸质出版物数字化开放获取和公有领域藏品影像化开放获取紧密结合，极大提升了馆藏品的利用率。

尽管数字时代催生了数字阅读，但对某些特定读者而言，纸质出版物仍是电子出版物无法取代的。而大都会正是锁定了这一市场利基，通过精准对标纸质出版物用户需求，在数字时代为纸质出版物开辟出一片蓝海。

展览/藏品图录（exhibition / collection catalogue）、《馆刊》和《公报》是大都会最具代表性的3种纸质出版物，分别对标以下3种人群：①对藏品感兴趣的人。图录是除博物馆展览之外最重要的藏品呈现途径。大都会平均每年在17个展部的常展之外举办的各种特展40余个，为约有一半的特展出版展览图录；此外大都会也会围绕某些主题为鲜有机会展出的藏品制作和出版图录。这类图录是对展览及藏品产生兴趣的观众和长期关注某展部藏品的资深爱好者的“标配”。由于大都会出版的图录质量高，其图录本身在若干年后往往也具备了“藏品价值”，亦能引起收藏爱好者的购买欲。②对研究感兴趣的人。《馆刊》是大都会主办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期刊。虽然根据大都会出版物的开放获取政策，所有纸质出版物的数字化和免费获取最终只是时间问题，但由于大都会并没有采取EP同步（即纸质出版物与电子出版物同时发布），所以对于想要第一时间了解艺术研究前沿的研究者来说，购买纸质《馆刊》获取“研究先机”是必然选择。③对身份定位感兴趣的人。《公报》亦被A&HCI收录，与《馆刊》同属优质学术期刊范畴，但其创办目的在于建立大都会和会员间的“定期联系”（regular communication），即在大都会管理层及员工与会员间建立一种便捷有效的联系方式。^[14]所有会员均享有免费获得《公报》的待遇，所以《公报》相当于一种会员福利或特权，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增强会员的优越感、认同感和忠诚度。

相较于世界其他重要博物馆，大都会的数据库构建及业务运营极为成熟。以艺术史研究数据库——海尔布伦艺术史时间线（Heilbrunn Timeline of Art History，以下简称“时间线”）为例，“时间线”具备以下4项优势：①产品功能定位明确。“时间线”是全球最早的博物馆网络出版物之一，自2000年运营至今。从形式上看，它收录的是大都会各展部的研究馆员、专家等撰写的学术性文章，相当于专为艺术史研究人员和学生设计的研究工具、教学工具、参考系统。②收录内容信息量大。“时间线”目前已有1 047篇论文、8 030件艺术作品介绍、291个年表和3 700余个关键词，而且定期扩容，收录大都会学者关于藏品的最新学术成果和见解。③界面简洁易操作。用户可通过设置时间（time period）、空间（region）和主题（theme）精确锁定自己所需的材料，也可直接浏览某主题或某年表之下的全部文章或藏品情况，每篇文章所在的页面还设置了与其相关的其他文章的链接。④相互支援率高。“时间线”已与其他门户之间建立“互见”，整体提升资源利用率。如前所述，提供大都会纸质出版物在线获取服务的MetPublications网站可链接到书籍所涉藏品的高清图片，以及“时间线”收录的相关文章，实际上大都会官网上的三个重要页面已经联结成为系统化的数据库。

因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趋势，我国着力发展数字出版，数字出版产值从2009年的599亿元，快速增长至2020年的11 781.67亿元。^[15]当前我国博物馆在藏品数字化方面的投入不可谓不多，但由于长期缺乏出版意识，对出版尤其是数字出版目前之于博物馆事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所以藏品的数字化大多止于再现，未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藏品数字化不能仅以作品本身作为尾端，其终极目的应是向外传播，即让藏品内涵通过数字化出版物这一载体传播至社区和更广泛的人群，在受众得以体验的同时，落实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因此，国内博物馆尤其是馆藏丰富且能够集中展现国家优秀文化根基的大型博物馆，可借鉴大都会与耶鲁大学出版社在纸质出版物上的合作模式，即由博物馆确保数字出版物内容的科学性和功能定位的准确性，而将策划、设计等专业性强和技术要求高的制作环节委托给优质数字出版机构，与之共同搭建数字出版运营团队，合力产出高质量、高利用率、满足受众需求的博物馆数字出版物，扩大博物馆藏品传播的幅度和效益。

与大都会等西方博物馆相比，我国博物馆出版物的精品化和专业化程度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以我国最高级别的博物馆学术期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和《故宫博物院院刊》为例，目前两刊均未被任何国际期刊索引收录，国内的CSSCI核心版仅收录了后者；两刊都未规定投稿论文必须围绕本馆藏品，导致期刊选题聚焦度不高，这无疑制约了期刊的全球话语权和其藏品研究对于国内外学者的吸引力。所以，打造博物馆的世界级出版物，不仅能够提升博物馆水平，让受众借由这类出版物更加深入地理解藏品，而且还应成为当前国内博物馆升级发展的重要方式，即通过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和数字出版物让博物馆“活”起来，从展示型博物馆向研究型博物馆转变，促使博物馆事业实现纵深发展。博物馆可以借助高校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学术声誉，使博物馆学术期刊和数字出版物得到“加持”。如设置“本馆藏品研究专栏”，向考古学、艺术学和中国史等相关学科的知名专家学者约稿，增强期刊的学术性和权威性，使之慢慢过渡为以刊载研究本馆藏品为主的学术期刊；博物馆还可深入挖掘本馆藏品与所在地高校教师的科研工作之间的关系，以横向合作的方式延揽高校教师承担数字出版物的制作，逐渐形成品牌效应，扩大自身在业界的影响力。

数字人文既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研究方法。近年来，博物馆和典藏机构在运营过程中引入数字人文，或积极参与数字人文的拓展与应用已“蔚然成风”，如入选2022年中国数字人文年会（CDH2022）的26个优秀项目中有近一半与馆藏实物的数字化有关。^[16]有学者提出，数字人文的前提是人文资料的数字化。^[17]大都会虽然没有将其数字化政策冠以“数字人文”的名号，但免费开放藏品高清图片供受众无条件使用的做法，无疑是在践行数字人文的理念，在提高藏品利用率的同时，也为受众提供了运用数字人文方法传播知识、开展研究的途径和工具。在数字人文方面，国内博物馆已经表现出一定的主动性，但由于起步晚，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国家博物馆官网为例，用户只能浏览文物图片，但不可下载；所有图片带有国家博物馆的机构水印，却并未标明版权信息；图片数量无法和大都会相比。这反映了国家博物馆将这些图片发布在官网的主要目的是展示，而非鼓励使用，遑论“免费且无限制地利用”。如果国内博物馆出于各种原因无法加快藏品图片进入公有领域的进度，或者无法效仿大都会实现其出版物的开放获取，则不妨将馆藏文物的高清图片制作成数据库，向全球高校和科研机构出售数据库使用权，推进藏品的数字化利用率。

西方国家的博物馆与会员之间往往会形成互利互惠的关系。博物馆会员制有利于“培养”观众和扩大影响力，而大都会这类顶级博物馆的会员资格通常也是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作为一份精心制作、品味高端、质量上乘的连续出版物，大都会《公报》在激发会员忠诚度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反观国内，虽然上海博物馆等大型博物馆已推出类似于会员制的“博物馆之友”项目，但此类项目的理念和内涵与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会员制有着显著区别。如上海博物馆的“博物馆之友”可定期获得《博物馆之友通讯》，但《博物馆之友通讯》仅为内部印刷品，且内容以介绍本馆近期展览和活动为主，在激发会员热情和忠诚度的方面显然无法与大都会《公报》相比。因此，国内博物馆要吸引更多的忠实观众来馆参观，甚至辅助博物馆的运营和发展，可通过连续出版物与“馆友”建立沟通渠道，让馆务成为观众业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观众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主人翁意识”。其次，博物馆可通过连续出版物的传播，让观众了解馆藏特色和业务优势，使观众成为潜在的宣传渠道。再次，面向观众的博物馆连续出版物应着力于质量，既要通俗易懂贴近大众，又要保证内容的严肃性与科学性。

博物馆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保存机构，肩负着传播文化和促进人类了解世界的重要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强国战略，不断强调让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这是国家文化传播理念革新的体现，也是我国坚定文化自信、从文化大国跨越至文化强国的需要，为我国馆藏丰富且能够集中展现国家优秀文化根基的大型博物馆的出版事业创造了新的发展契机。因此，我国大型博物馆可以借鉴西方博物馆的出版策略，充分利用各类出版物，使博物馆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利器”，也使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了解、爱上博物馆，进而成为文化传播的自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