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古籍出版工作肩负着古籍文化知识生产、组织、普及的重担，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在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下，数字化理念扎根各个行业和领域。古籍数字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国家及地方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高校、出版社等古籍存藏整理机构的长期实践和理论探索下，我国古籍数字化成果卓著。中华书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凤凰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以及爱如生、书同文等数字技术企业先后开发了“中华经典古籍库”“中华古籍资源库”“典籍整理文献数据库”“汉籍数字图书馆”“中国基本古籍库”“书同文古籍数据库”等古籍数字产品。数字化缓解了读者阅览古籍原典困难的客观问题，也推动了古籍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从传统的影印出版、点校整理出版到古籍数字出版，不断拓展的新业态为古籍整理工作和全社会的古籍利用提供了丰富的产品形态与服务模式。

但目前的古籍数字出版工作中，相关主体在资源组织和产品生产流程中对数字化理念的根植较为浅显，古籍数字内容的深度挖掘和知识发现水平有限，文化价值和历史内涵的传播继承也不够广泛。在数据内容基础上提升产品的创意开发，最大化发掘和利用古籍数字内容成为古籍数字出版实现出版经营增值的一个难点。随着数字技术对传统人文研究及知识生产过程的渗透，日益兴盛的数字人文研究范式为古籍数字内容资源的充分挖掘和利用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通过阐述数字人文理念下古籍出版内容增值的新思路，从内容资源的获取、管理和利用维度提出数字人文视域下古籍出版内容增值的可行路径。利用对数字内容资源的再生产、再组织和再传播，古籍数字出版不再仅是完成古籍的数字化转存，而是以内容管理为核心来实现古籍数字出版的内容价值增值，进而更好地推动古籍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作为现代信息技术与人文学术研究相结合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领域，数字人文促动传统人文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环境数字化、过程数字化、成果数字化的数字学术新生态中^[1]，古籍数字化为人文学术研究提供了基础和推动力，并带来知识生产体系的变革。学术生产方式的转变同样推动了古籍出版形态和服务模式的创新，数字人文的技术和方法为古籍数字内容的再组织、再生产、再利用打开了新视角，挖掘古籍出版新的增长点。

早期的古籍数字化主要完成的是古籍信息载体的转换，通过对古籍原貌的数字化再现，实现古籍整理和再生性保护工作。而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古籍整理从传统的纸本古籍整理范式延伸到古籍的数字化整理之中并衍生出古籍知识数据化整理的新范式^[2]，知识化的揭示、组织和表达成为实现古籍内容价值不断创新的关键。在古籍资源数据化、知识化的建设过程中，古籍内容只有被计算机更好地识别和处理，才可以完成数字化环境下更深层次的内容挖掘、知识组织以及知识发现。

数字人文则是以细粒度的数据为内容基础，通过运用本体、文本分析、语义检索、可视化等方法，从单一的研究手段到多维度的科学分析和智能介入，实现从文献信息的简单组织、检索与利用到对海量文献资源的深度分析和挖掘。这些文本挖掘、数据标引、信息可视化等信息技术的应用，都为古籍内容资源的深度开发提供了创造性的理论和实践性的方法。^[3]例如结合数字技术对古籍内容进行的语义拆解和知识抽取、借助关联技术构建的古籍知识图谱等，不仅充分保证了古籍丰富的信息内涵，还能进一步挖掘古籍资源中依靠阅读经验和主观分析而难以发现的文本组织特征及相互关系，推动古籍数字内容的再生产、再组织和再传播。越来越多的数字人文项目实践中也证明了，定量统计、语义分析、知识图谱构建、历史地理可视化、虚拟现实再现、数字重建等技术方法的大范围使用，为发现古籍所蕴含的知识内容和知识内涵提供了更多创新方法。总体而言，数字人文为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解释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视野”，它帮助我们综合集成各种相关元素，发现其中隐藏的模式、趋势和异常，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无数的细节。^[4]数字技术与人文观念的结合，改变着人文知识的传播与表达方式，也使得人文资源释放出更大的数据红利。结构化、细粒度的古籍知识单元通过不断地串联、重组，激发了古籍资源的价值创新能力。

当前，古籍整理出版成果逐渐由传统纸质图书出版拓展为在线发布的数据库出版形式。古籍数字化向数据化、知识化发展进程的加速也促使相关学者产生了利用信息技术来发现、整合、挖掘、可视化古籍内容的强烈需求。^[5]在信息泛在化与需求多元化的共同作用下，以出版机构为主体的内容提供方只有加快创新契合使用需求的数字内容和平台工具，才可以更好地辅助于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尽管古籍出版的市场需求相对较小、受众面较窄，但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的出版本质仍然驱使了古籍出版逐渐从产品生产商转型为知识服务商。^[6]数字人文拓展人文学科研究视野的同时，也为古籍出版带来更加丰富的服务场景和更为创新的服务形态。

以数字人文范式为思路，古籍出版机构可以将多学科、多类型的数字文化资源汇集，借助数字技术为古籍知识服务创建结构化、富语义化的资源基础，设计生产多形态的数字人文成果或工具；通过计量统计、定位查询、可视化、社会网络分析、聚类检索等数据操作，为相关研究者提供智慧导览、可视化分析、语义推送、知识图谱构建等科研辅助功能，顺应人文领域数字学术发展的新要求。在面向文化传承和大众普及时，数字人文方法和媒介技术的驱动将为古籍相关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新的尝试。古籍出版可以利用IP开发、情境融合、产品衍生等多元呈现方式，在内容深加工的基础上提供更加个性化、多样化、智能化的服务场景，用户对知识发现、知识表达的不同需求和习惯，将古籍知识传播的内容从表面化向深度化推进。同时，一些借助数字人文平台直接面向用户的古籍数字出版产品以沉浸式阅读、典籍原貌还原、历史场景体验等形式唤醒大众文化记忆，完成古籍出版传播传统文化、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责与使命，推动古籍文化共享、扩大文化传播影响力。

在数字人文兴起的同时，数字化材料重复无序、系统之间缺乏统一标准、无法支持数据开放与互操作等现实困境也成为其发展的阻碍。^[7]对此，合理地获取、组织和发布数字内容并通过内容挖掘、服务创新等方式提高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成为出版机构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关键。在数字人文范式驱动下，古籍出版应该以提升古籍数字内容的管理能力和表达能力为核心，从内容获取、内容管理、内容利用等环节探索古籍内容价值的增值路径。

随着内容资源和技术资源的不断投入，专业古籍出版社、古籍保护单位和数字技术提供商成为古籍数字出版的三股主体力量：图档博机构是提供古籍数字出版内容原料的重要部分；出版社具有资源质量高、编辑加工程度深、市场运作能力强等优势；技术提供商则掌握着领先的技术优势。这种主体多元化的现象使得古籍数字资源的通用性较差，各种国家标准、企业标准、机构标准的并行使用造成古籍数据在著录、存储、检索方式上都存在较大差异。不同机构主体的自主整理开发也带来古籍出版选题偏颇、热门项目资源重复建设、数字化质量参差不齐等现象频出，信息源之间无法有效检索和获取成为古籍出版内容增值的阻碍。

数字内容价值的实现需要用户获取和使用内容。因此，为丰富的古籍数字资源建立统一的内容获取机制和互操作标准有利于古籍数字出版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古籍数字出版内容增值的有力保障。例如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建设、国家古籍数字化资源平台建设、“中国古籍总目”资源库建设等，都旨在从国家层面出发实现全国古籍资源的“一站式”整理、获取和检索。而随着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古籍出版除积极对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借力权威性、公益性国家级资源总平台以外，还应多方借鉴元数据标引、数据发布、数据管理、数据质量评价等方面的标准规范，依据古籍数字出版的内容特点和使用需求，探索跨机构、跨平台的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以标准化的内容框架整合古籍相关的各种数字资源并提供统一的内容获取方式实现古籍数字资源层面和数据单元层面的共享互联，从而打破古籍数字内容的信息孤岛，有效避免古籍数字资源的重复建设，增加其资源使用效率。

古籍丰富的知识内涵和文化价值不只是其文字内容，装帧、装饰、书法、色彩，包括古籍所使用的不同载体本身，也都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含量。数字人文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历史学、艺术学、语言文学等多种人文学科资料的数字化存储和生产，古籍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古籍数字资源的种类和数量，也拓展了古籍资源的组织结构和呈现方式。古籍数字出版产品不再局限于单纯意义的图书形态或单一存储功能的数据库形态，而是要通过内容资源的平台化、集成化管理，利用数字技术将多模态的古籍资源关联互补，借助知识表示、知识建模的方法充分挖掘古籍内容的知识单元和文化内涵，实现古籍数字内容横向层面的资源聚集和纵向层面的资源深度开发，支撑古籍多元化的编辑创作和数字出版需求，打造工具与内容完美结合的统一体。

由于古籍数字内容来源不一，形式多样，每一种来源或形式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模态。要实现集成化的古籍数字内容管理首先需要通过语义理解和知识表达建立它们之间的有效关联，以降低多模态间的语义间隙。目前，不少机构利用关联语义技术和平台技术对特定类型或专题古籍资源进行了数字内容管理。例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合作开发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将人物作为实体，对其生平事迹、入仕方式、亲属与社会关系、著作等数据进行仿真陈述与语义关联。中华书局、上海图书馆等也纷纷以自身机构所整理拥有的古籍文献资源为基础开发了中华经典古籍库、籍合网古籍数字服务平台、家谱知识服务平台等古籍数字化资源集成平台，并配套了语义检索、语义关联、信息可视化、知识发现等辅助功能。可以看出，古籍出版的数字内容管理逐渐在文本资源有效组织加工的基础上，对技术工具、平台建设等形成整体的、系统化管理；以数据库、知识库、知识服务平台等形式聚合海量数字内容；将记载于不同载体并以文字、图像、音视频等多种媒介形式呈现的历史文化知识进行统一、有序的形式化组织，为古籍数字资源的多维度应用与表达提供基础。

数字人文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将古代文化与当代文化连接起来，让研究者和普通公众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真正让古籍中所蕴含的知识活起来^[8]，这正与古籍出版“古为今用”的目的相一致。因此，古籍数字出版在完成古籍书目和内容的数字化生产的同时，还需重视内容的社会化流通与传播环节。^[9]做好古籍的传播推广工作，出版机构不仅要生产优质的古籍题材内容，还要配以丰富的融媒体服务，为读者提供视、听、触等多感官共享的古籍阅读体验。近年来，随着数字化阅读的不断发展，阅读方式的改变和资源获取壁垒的打破倒逼古籍数字出版不仅要快速迎合数字阅读趋势，还要积极借助新技术和新载体，以融合出版、增强出版等多种形式为读者的个性化需求提供阅读服务，成为辅助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有力工具。

从古籍数字资源的建设与发布出发，古籍出版应该争取“一次生产多样呈现”，通过不同细粒度层级的内容组织和加工为读者的阅读使用提供更多选择，并结合数字媒介技术来创新古籍数字产品形态，多维度展现古籍内容。例如以增值服务的方式将音、视频与纸质图书出版相结合，通过形象化、生动化的讲解来增加古典文化知识的可理解性和普及程度；也可以借助古籍文本可视化方法为读者提供阅读分析工具，实现古籍泛读、远读等功能^[10]。而从消费需求和应用场景出发，古籍数字出版也要敏锐把握市场需求，在阅读场景和阅读方式日益丰富的情况下，利用科技力量对古籍数字内容进行更丰富的产品化设计和包装，以符合互联网阅读习惯和认知方式的形式呈现传统典籍，在数字时代继续承担传播中华文化的传承使命。例如借助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元宇宙技术等将古籍阅读以全景式方式展现，通过内容场景搭建、元素交互设置，让读者在实践体验中获得丰富的知识输入。^[11]古籍数字出版通过将单一的、单向的古籍出版内容表达升级为多维的、立体的、互动的古籍内容呈现形式，知识服务业务也相应辐射到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和更加多元化的阅读需求，综合了“平面—立体—多维”的阅读体验将帮助古籍出版实现以读者为中心的古籍亲民化和学术大众化。

古籍数字出版解决了古籍保护和文化传播之间的难题，纸质典籍被编码成一种数字知识的形式呈现，而内容数量的不断增长也带来了古籍资源价值增值的问题。如何准确获取、有效管理、合理利用这些数字内容成为古籍出版相关机构的一道难题。为了使“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古籍出版亟待抓住技术创新的发展趋势，在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加快实现古籍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以数字内容要素为驱动，数字人文研究范式创新了古籍数字出版内容增值的思路，即在古籍数字内容的生产和加工过程中充分运用多种数字技术手段，细粒度挖掘、提取和关联古籍数字内容，建立统一的资源获取机制、对古籍数字内容进行集成化管理、丰富数字资源的应用场景，进而实现古籍数字内容的价值最大化，提高古籍数字出版的文化内涵并有力支撑高质量文化供给需求。未来，在信息化、数字化的建设进程中，古籍出版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和发展道路将会越来越广阔，为中华文化搭建更大更丰富的传播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