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纷繁复杂的出版分支之中，医学出版或许是最契合当下社会需求、行业关注及国家顶层设计的领域之一。“医学出版”是指包含医学期刊、医学文献、专业教科书、科普类图书等以医学知识为主体内容、以规模传播为核心特征、以具体渠道为发行路径的相关出版物。^[1]在漫长的出版历史中，医学出版独成一脉。

早在20世纪初，“科技”脉络就逐渐与医学出版相缠绕。1939年Nature发布通告，强调“杂志—医学”的正向互动。随后，这一互动延续到图书领域，大量以“科学—医学—技术”为内容的书目得以系统性出版，医学出版渐入学科主流。为确保研究严谨，笔者以科技史为脉络，以相关文献为支撑，从“科学—技术”两条科技主线分析医学出版的演进谱系并点明其当下的发展短板与对策。

1949年，《美国医学会杂志》^[2]的一则通告中首次出现medical science publishing，这是医学出版正式打上“科学”标签，凸显了“科学”在医学出版实践中的重要性。1950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在一篇书评中介绍了医学出版的分类，包括医学文献、医学期刊、医学图书等。在随后数年间，医学出版的科学性逐渐与技术性分离：前者涉及医学目录学、图书印刷学、年鉴编辑学等出版分支，强调“医学—出版”两个领域的融洽；后者则以印刷术为起点，偏向于分析文献印刷、教育方式等具体技术在医学出版领域的应用。1985年，“信息技术”正式进入医学出版领域，逐渐融入数据、管理、网络等技术理念，催生了医学出版“电子化—类型化”的转向。从这一转向可知，科学与技术的应用不仅是历史上推动医学出版发展的核心力量，而且一定程度上成为今天医学出版领域最显著的标签之一。^[3]

应该说，当“大健康观”逐渐深入人心、“健康中国”建设进入深水区之时，本文对医学出版演进脉络的研究不仅是出版业对中国现状的一种观照，更是让出版业审视“明知其存在，却鲜被梳理”的内部脉络^[4]，进而从历史中获得启发。就具体的研究价值而言，了解以科技为主线的医学出版发展既是我们透彻理解“科学—技术”在如何型塑医学出版从而为有经验地预判行业整体发展提供历史证据，又是辨证性地通过医学领域的媒介化研究来证明出版作为一种学科领域的价值感和有效性，从而明晰出版在特殊公共卫生事件中对各领域的影响，同时还是提炼社会医学、健康传播等在中国媒介实践中的具体存在。

本文沿用医学出版“科学—技术”的初始分类，探究这一细分出版领域演进脉络，发现存在着两条科学主线和两条技术主线。

1950年，学界对医学出版的科学研究起源于对目录学（bibliography）的分析，这一分析既以断代年份为出版依据，又强调出版类型（图书/期刊/文献）的制作差异。随后，医学出版物逐渐增加了图表、索引、参考书目等元素，以帮助读者能更好地阅读与查找相关书目，此时的医学出版物有了科学出版的雏形。1964—1965年左右，医学图书中出现了同时段医学期刊发表的文章索引^[5]；1968年，部分医学期刊上汇总了参考的医学图书书目^[6]，标志着医学出版内部文献开始相互引用。

进入20世纪70年代，笔者目之所及的医学图书（含年鉴）中均含有版权信息、内容索引、出版社情况、资助来源、全书页码等信息。值得一提的是，此阶段西方的医学目录与索引中已见数本与中国相关的医学图书，但这些图书偏向于社会医学而非医学科学范畴。同时期，随着大量医学图书的出版，医学出版的科学“周边”也逐渐萌芽，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医疗写作手册、医学访谈图书等形式的出现。彼时，医学图书作为一个独立出版领域已无争议，且“预计到1980年底将达到近2 000本”^[7]。就我国而言，1985年《医学情报工作基础》与《医学文献主题标引》两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出版领域对医学图书的关注，但相较于西方已经开始采用前沿出版理念、预测出版趋势、强调个性出版的科学程度而言，国内依旧停留在碎片化引介的科普层面，这一情况直到2005年我国学者提出建构医学图书的网络出版体系才有所好转。^[8]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以图书为主线的医学出版大致走过了“逐层添加目录—内部文献互引—目录分类成形—科学出版萌芽—中西图书呼应—图书发行井喷”的科学发展之路。今天，医学图书的目录索引、编写技巧、书评访谈、订制出版等均可在此条脉络中找到发源之迹。

比目录学稍早发迹的分类学（taxonomy）最初将医学出版划定为行业出版（工业医学/运动医学/战争医学），这一思路并未关注医学内部结构，直到牙科（1955年）、骨科（1956年）、眼科（1960年）相继出版图书，分类思维才逐渐渗透医学出版。20世纪60年代，随着产科（1965年）、肿瘤科（1968年）等分类医学在出版界的萌芽，医学出版迎来分类高峰。

但真正让“分类”成为医学出版领域奠基性科学思维的则是医学期刊的出现。1952年，第一届世界医学期刊大会召开，会议明确了要深耕不同医学领域。这一思路以医学期刊为载体，逐渐分化出两类出版研究：第一类是以医学内部学科为依据，强调关注不同医学分支的期刊出版，偏向于建设专业性的科学期刊，其中以精神病学的期刊最早萌芽；^[9]第二类是以跨学科为依据，强调关注不同领域与医学的科学关联，偏向于建设行业性的医学期刊，其中以医学教育、军事医学、社会医学等较为突出。1970年，医学出版的科学价值被学界进一步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医学写作市场、多语言的医学出版、医学人文出版等领域在随后10多年的蓬勃发展，并反向促进了医学本体的进步。伴随着期刊分类对医学专业影响的加大，对医学期刊本身的科学研究也逐步加深：从呼吁期刊开源、探讨出版伦理到强调编辑水平、关注文献统计，再到历史技术性延展与各国别医学期刊分析等^[10]，20世纪最后20年的医学期刊发展（研究）既呈现整体性的“百花齐放”之态，又表现出分类化的“逐步加深”之势。

从科技史角度分析，医学期刊应该是较早突破出版边界而走入科学社会学与管理学范畴且兼具科学知识生产的领域。相较于医学图书，医学期刊在技术依赖、研究视角、体制建设等层面要明显更具有体系、分类、建构的现代科学特征，更具技术、政策、创新等传播表征，即医学期刊作为一种健康科学与社会建构的互动桥梁，其作用更加明显。

医学图书与期刊中频繁出现的“技术”字眼凸显着医学出版中另一条脉络。1946与1959年，医学出版两次将“技术”与医学、科学并列作为关键词，较早关注了技术所可能造成的改变。但是，在随后漫长的20年里，医学出版对“技术”的理解多数停留在健康技术简介、医学技能交流等层面，既未渗透现代性理念，也未引入前沿性观点，直到1985年有学者将“信息技术”引入医学出版，情况才稍有改观。

学界首先关注的是信息技术对医学图书的影响，北美计算机图书馆网络理事会（CCLN）就是基于信息技术的链接功能而诞生的。值得关注的是，同时期已有中国学者关注医学数据（情报）的收集与计算^[11]，1989年出版的医史专著《现代医学50年》一书中，不仅将信息技术视为现代化出版的标志之一，而且认为对数据的研究将会成为医学生命科学的关键点，这一技术理念在20世纪90年代初略领先于西方。^[10]1996年，西方有学者提出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将成为“科学、技术与医学”（STM）新的研究视角，并得出了“作为整体的出版业将从传统纸质印刷转变为全数字化工作流程”^[12]这一在当时看来具有颠覆性的结论。同年，《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了《劳动医学》，拉开了中国医学电子出版的序幕。^[13]随后业界又探索了电子出版系统对医学出版的促进作用。^[14]

进入2000年，医学电子出版初现端倪，信息数据不断渗透医学出版：一方面，前沿医学“技术”通过出版的电子化突破了媒介壁垒，间接促进了大量跨学科合作；另一方面，电子化甚至催生了“数字医学”这一全新医学方向。近年来，电子医学出版在融合出版、AR/VR出版等领域持续发力，逐渐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

其实，学界在将信息视为STM出版转向全数字化流程的力量之时，就关注了信息的组成方式与管理架构，即与技术相对匹配的信息管理与网络结构。^[12]进一步回溯，这种偏向于层级管理、系统网络的技术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医学情报工作基础》中就已见端倪，只不过其稍欠现代出版的文本表达而已。21世纪初，这条技术脉络逐渐浮现——首先是有西方学者探讨了关于（护理）临床的质量，其以管理思维界定了医学的安全标准。^[15]几乎是同时期，中国将医学影像学的管理纳入地方法规，以专著的形式向医学界普及质量标准。^[16]几年之后，医学出版界将管理与伦理相联系，强调管理对卫生服务人员理性决策的重要作用并认可合理的管理网络将更好地帮助医学取得发展。^[17]2004年，《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在中国正式出版，以口腔、整形外科等为代表的医学分类优先确立了规范，并以此建立起串联医科的管理网络，构成了“医学工程”（medical engineering）的基础。从标准制定到纳入法规，再到形成管理网络，出版业见证着伴随技术发展且以工程规范为蓝本的医学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近10年来，诸如医学图书馆体系架构、战略医学出版物管理、网络数据医疗隐私框架等涉及网络、管理的前沿（医学）出版领域不断涌现，这类演进至少带来了3种区别于以应用为标准的出版类型：①以基金为资助的常态出版。以体制管理为联通，诸如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医学高水平学术出版项目、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等成为医学出版的常态依托，这些基金强化了医学出版在社会中的存在感。②以工程为支撑的精品出版。以系统管理为支撑，诸如精准医学出版工程、高等医学院校教材工程、医学专著策划工程等开始系统呈现，医学出版走向了精品化、精英化的生产方向。③以领域为划分的专题出版。以融合管理为特色，诸如“中华临床医学影像学”“国际超声医学名著”等系列丛书逐渐涌现，“医学—出版”在细分领域进入更深层次。

实际上，当科技介入医学出版之初，作为彼时“高科技”的插图就直接提高了医学图书的售价——1954年，一本附有605幅插图的《骨折治疗综述》（Illustrated Review of Fracture Treatment）售价为400美元^[18]，这在当时均价只有几十美元的医学图书中堪称天价。但在随后半个世纪里，以插图、绘图等为代表的医学简图更多充当着解释医学内容、丰富刊物版面、提升刊物质量的作用。20世纪末，有学者发现图像正走向数字化。^[19]在这一过程之中，有学者最初探索了医学图像本身就带有的强烈科学技术性，认为其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医学本体；还有学者发现图像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查找到某一本图书，其功能属性较为明显。同时，诸如心电学、计算机图形学等医学细分领域的发展均离不开医学图像的研究进展。近10年，医学出版尝试从成像的科技脉络中寻觅该领域新的“风口”：诸如医学成像中的隐私保护、基于医学的成像检索、医学智能下的精准成像等课题纷纷出现，既带来了行业的前沿性思考，又催生了社会医学、健康传播等对出版领域介入机制的主流研究框架——一种以技术流为支点，强调前沿探讨，认可科技正在变革医学出版的解释逻辑。

我们不难发现，科学技术的演进在医学出版体系中的规范生成过程呈现一种三角式的“层级架构”关系：“科学—技术”为之两翼，前者以医学图书和期刊为载体，后者以医学数据管理为理念。那么，当前科技背景影响下的医学出版还有哪些短板？

伴随着以开放获取、在线出版、免费浏览等带有数字特征的技术在出版各领域的规模化应用，即使是有高度知识壁垒的医学出版也面临版权困境。具体而言，这种困境一方面表现在医学图书、医学期刊等开源比例不断提高，但营利模式建设相对滞后；另一方面则是涉及插图、翻译等环节在应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侵权。例如，作为卫生系统重要决策信息来源的开放获取出版对公众非常有利，站在科研成果公共传播角度，消除付费墙等其他阻碍公众获取信息的障碍至关重要。但在复杂的实践过程之中，面对各种著作权侵权行为，医学科技期刊从业者的维权意识较弱。此外，在线翻译所引发的内容流失、插图来源的模糊、部分选题因为在互联网平台流转而引发的知识生产争议等问题，依旧困扰着当前医学出版的发展。医学出版虽然并不排斥数字技术，也积极尝试，但始终没有真正解决这些版权问题，影响了发展。

医学出版过程中“时滞”问题在讲究速度、强调效率的当下愈加凸显，其矛盾之处在于：医学出版的专业性、规范性等传统优势，难以匹配当前作者希望大幅缩短发表时间需求。对此，有人认为数字时代产物——社交平台（social platform）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矛盾：除了各种问诊在线平台、自媒体，还有微博、知乎等大众性平台作为补充。但是相应的，出现了健康谣言、疾病焦虑、知识陷阱，甚至是医学误区等新问题。笔者认为，为了解决医学出版的“时滞”而将内容放置于社交平台上进行传播所产生的问题，要比“时滞”问题本身更为严重。一定程度上，人人均可发声的社交平台淹没了医学出版的专业声音，诱发了受众对医学本身的不信任。所以，当我们一味将“科技”视为改善医学出版问题的良方，也应警惕与反观在某些特定传播情境之下，科技可能带来的反面效果。

事实上，社交平台上的医学信息之所以在传播过程中出现“扭曲”，往往在于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经过多重因素影响而导致“失真”，这与强调科学、精准的医学出版相悖，我们可将之理解为信息破壁与精准出版的反差。医学出版不断强化细分领域的精准，却忽略了大众传播。可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将医学科普的迫切需求显现出来，信息破壁与精准出版的反差导致分歧的出现：一方面，医学出版分类不够精细导致无法及时满足细分读者对医学知识的需求，比如医学细分领域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一些医学出版物的内容与现实情况不符，导致受众对其存在不同的理解，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医学出版物激增，却缺乏系统性的代表出版物。

当然，本文并不是说医学出版杂乱无章，而是呼吁更具权威性、科学性、系统性的医学出版物的出现。医学出版归根结底需要以社会公众为传播对象，公众的认可才是检验医学出版效果的根本。只有明确这一点，医学出版才能不局限于以突发疾病、研究方法、医学旨趣等为研究对象，而能更多关注社会大众需要的“大健康观”。

“走向社会”不仅意味着国家对医学出版提出转型诉求，同时也折映出通过向出版界主动“赋权”而将“相对游离”的医学出版以国家之名义、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契机来“嵌入”社会结构深处，从而使医学出版成为知识的奠基性存在和行业的社会性纽带。事实上，医学出版正在通过内外兼顾的变革来修补短板，而细化工作和加强传播正成为其完善的路径。

当我们对“医学出版”予以解构之时，必须意识到其内部存在诸多关联，不同细分情境下，出版形式和逻辑均呈现多样化。比如，影像医学出版更注重内容呈现，涉及各种精细化图像，对印刷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的内容则更偏向数证逻辑，对出版过程中的校对要求和发行的及时性有着更高要求；内科学由于临床分类的模糊，其对语言规范有着更高要求。医学出版需要认真考虑由于领域细分而带来的对出版环节的细化需求，在确定好选题所属的细分领域后，成立专门的项目小组，分析选题特征，细化各项工作的部署与实施，以保证项目成为精品。

尽管细化医学出版内部结构涉及内部权力的彼此融构，却也指向医学出版的传播公共性，即医学出版致力于使公众认识疾病知识、治疗方案、卫生举措等。如何运用科技手段强化“医学领地”，成为提升医学出版社会传播的关键环节。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医学出版通过建立传播平台（网站/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来丰富内容呈现方式（图文/视频/虚拟现实/模拟动画等）、拓展传播路径，成了为数不多能向社会提供底线规范与理性共识的知识领域。医学出版还应扩大科学认知度、拓展技术接入点，尤为关键的是需要进一步推进“医学知识向日常实践”转化并促进公众对医学的理解和对医学规范的践行能力。

本文以科技史为研究视角对医学出版进行梳理，不仅是对当下医学出版的深思，更是建构以医学为内容、以出版为形式的一种研究模式，这一研究模式涉及社会医学、健康传播、科技史、出版史等诸多细分领域。这些细分领域的研究亟须从经验材料、分析逻辑等方面进行创新。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为解决医学出版版权保护较难、出版时滞过长及精准出版不利等短板提供一种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