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时代发展趋势的总体研判，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深刻论述了意识形态在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强大支撑作用[1]，提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导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迎来了崭新的历史机遇，同时面临着巨大挑战。
出版引导人们的价值判断，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古今中外诸多国家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方式。主题出版直接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承载国家核心价值观，是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2]，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建构和提升具有重大作用。
1 主题出版与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出版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面，是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场域。西方国家在类似主题出版方面比较隐蔽，感染力很强，许多西方著名出版物都彰显其推崇、奉行、维护的核心价值观。“作为武器的图书”成为西方世界公认的一种价值观输出手段，是美国出版业发动宣传活动和“思想战争”的有力工具，为战后美国意识形态和文化影响力在全世界的扩张开辟了道路。在我国，主题出版更是与意识形态工作密不可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本文的逻辑起点。
1.1 主题出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抓手与途径
主题出版尽管在早期没有明确概念，但当时许多出版行为具有主题出版性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再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主题出版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主题出版工作，把主题出版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的革命思想、配合党的各项工作、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锐利武器。自建党之初马列著作的译介，到新时期以来的党史出版等活动，主题出版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可以说，主题出版一开始就承担着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为党和国家战略提供政治和思想动力的重大责任。
主题出版是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场域与载体。建党初期，《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塑造了一批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影响了一代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抗战时期，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以外国人的视角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追求和生活，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了解和正面认知，也引导了一批爱国青年为实现理想投奔延安。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批重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列宁全集》等的出版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诞生了一批影响广泛的经典红色文学作品，如《红岩》《青春之歌》《红旗谱》《林海雪原》等，提供了“鼓与呼”的宣传力量，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发挥了基础性和长久性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选择》《新中国70年》等书庄严厚重，重温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影响；[3]“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出版物每年针对一项重大热点问题进行集中阐释和解读[4]，持续发挥着引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等通俗读物陆续出版并产生了巨大反响；截至2022年11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至四卷已出版37个语种，发行覆盖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得到多国政要的积极评价，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认识。
受益于新中国的飞速发展，主题出版有了更多的政治资源、学术资源、传播渠道[5]，一些优秀的主题出版物如《苦难辉煌》《火种》《北上》《山海情》《觉醒年代》等均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科技类主题出版物《科技改变中国丛书》通过真实的故事切实展现了中国科技创新提升国家实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这些都是能走进读者心底、产生共鸣并增强文化自信的主题出版物。
通过梳理党领导下的出版活动，可以看出，主题出版活动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党的主题出版活动的动力来自党的建设、革命斗争和社会发展之所需。自建党伊始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出版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始终坚持党对主题出版工作的领导，坚持主题出版要适应国家之需、时代之需、社会之需，坚持主题出版要努力服务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大局。由此可以看出，主题出版在推动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2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主题出版的重要使命和归宿
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出版强国、文化强国目标的战略支点。在中国出版业发展格局中，主题出版是新时代出版工作的重要特征，是出版战线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回应与布局，《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将做强做优主题出版置于纲领性文件首位，突出了主题出版的战略意义。
全球出版业主要分为教育出版、大众出版及专业出版三大领域。主题出版在引领大众出版阅读风尚、助力教育出版立德树人、提高专业出版阐释能力方面发挥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6]，与各个出版领域形成有分有合、相互融合的关系，因而大有可为。主题出版作为我国特殊的制度设计，是内嵌于国家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制度资源，具有特殊的创作规律、传播规律、传播效果，只有充分认识主题出版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进程中的重要实践意义和传播价值，才能全面准确发挥主题出版的社会功能。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切实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充分利用主题出版物的推广和普及，促进意识形态建设更上一层楼。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主题出版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要借助主题出版这一关键场域，实现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建构和提升。主题出版作为宣传出版的重要阵地，就是要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党领导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形塑主流意识形态的主题出版，生产一批主题鲜明、格调高雅、润物无声、深受大众喜爱的主题出版图书和融媒体产品。[7]这亦是新时期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和使命。
1.3 主题出版与意识形态建设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主题出版与意识形态建设不仅目标相同，而且联系紧密，作用巨大。
主题出版活动和意识形态建设都强调党和国家意志，突出政治导向。主题出版承载党和国家意志，具有政治性、学术性和市场性三重属性。[8]主题出版在选题方面围绕党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工作大局，具有高度的政治前瞻性；在内容生产方面重视思想的深刻性，强调选题视角和具体论述在引领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方面的创新性和权威性；在下游市场强调语言表达和营销推广等层面的创新性和趣味性。主题出版不仅引领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向，更深刻影响意识形态建设的效果，这些独特作用将主题出版与一般的出版活动区分开来，显示出主题出版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高度契合性。
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具有互相依赖、相互促进的逻辑关联。一方面，主题出版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主阵地和时空场域，其内容、规模、多样性和时效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度、幅度和效度；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和支撑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上升为意识形态，引导着主题出版发展。[9]
2 主题出版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三个维度
近年来，在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和支持下，主题出版在质和量方面都获得了进一步提升，精品力作层出不穷，传播力和影响力显著提升，持续发挥着政治铸魂、理论创新和社会凝聚的核心作用。
2.1 主题出版是政治铸魂的重要标识
意识形态建设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和灵魂，出版工作是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主题出版是中国出版工作的灵魂和标识。主题出版能够塑造和输出价值观，对划时代、革命性思想进行整体表达，政治上的价值引领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以出版物为标志并集大成的，从《共产党宣言》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每一部主题出版作品都代表了一面思想旗帜。1937年，毛泽东通过《矛盾论》和《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用中国特有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转变为中国形式，奠定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发展的主导方向。[10]每一个阐述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题材、重大理论等的主题出版物，包含着非常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渗透力，如《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著述，都包含了一种直接从思想根源处撼动信仰、重建价值观的力量，在意识形态建设上发挥铸魂的核心和根本作用。[5]
《红星照耀中国》是书写中国革命这一宏大命题的政治读物，更是一本培根铸魂、穿越时空的经典报告文学作品，其影响力和传播力远未止步于抗战年代，代代相传却又历久弥新，不仅对当时的中外读者产生很大影响，更是影响了后世几代读者的思想认知、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金一南教授的《苦难辉煌》全景式地揭示和剖析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浴火重生，从苦难走向辉煌，也是第一本可以作为大散文欣赏的传记文学，使读者读起来感到非常解渴，2021年作家出版社推出新版，半年销量32万册。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何而来？无数读者从《苦难辉煌》中找到了答案。从2014年第一卷出版到2022年第四卷问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坚持不懈用党的科学理论为广大读者尤其是党员干部“铸魂”，努力把理论的力量转化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力量。[11]
2.2 主题出版是理论创新的枢纽
马克思说过：“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也是另一种形式上的意识存在。人们通过对语言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打造，语言将迅速上升到“话语”[12]，而当话语与意识形态相互结合，便诞生了“意识形态话语”。主题出版正是通过不同的话语来选择或指向某种特定的思想价值。
主题出版对接党和国家战略，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显著特点。主题出版不仅需要，更有条件进行上游的内容创新，做体系构建的“深水港”。主题出版是党和国家思想的传播载体，也是主流意识形态阐释、话语空间争夺的重要力量。同时，出版本身的商品属性决定了主题出版要选择合适的话语表达方式才能实现较好的传播效果[13]，这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保障。在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和执政党的过程中，主题出版发挥了思想上层建筑对于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作用，肩负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传播的重要使命。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由党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复兴文库》问世。习近平总书记作序写道：“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这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该书多维度精选了经受住时代考验的优秀中国学术、先进中国理论、前沿中国思想，无疑是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论参考。
总之，意识形态层面的时代要求、发展背景、学术视野，在出版领域需要一个具象的、直观的载体，最终从策划、组织到编辑、出版、发行[5]，这是一个“思想落地生根”的过程，也是实现理论创新并最终指导意识形态建设实践的要求。
2.3 主题出版是意识形态凝聚力建设的压舱石
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领域发挥着整合和凝聚各社会集团和社会力量的功能，葛兰西曾把意识形态的这种社会整合功能称为“社会水泥”，罗斯金亦认为意识形态能够把各种运动、党派、革命团体都聚合起来，唤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提高社会凝聚力。[10]中国共产党的党史经验表明，通过主题出版图书推动党的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中央充分利用红色出版物的情感凝聚作用，通过策划出版大量的主题作品，凝聚了大量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在思想层面，做到了坚定统一，在组织层面做到了步调一致，这才能够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5]《红星照耀中国》形塑了几代人的价值观，形成强大的思想动力，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对中国共产党赢得国际正义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大批红色主题出版物连续问世，奠定了中国民众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基础，起到了统一思想、凝心聚力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以来，一大批原创文学精品形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文学作品的主题叙事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近年来，融合历史发展、时代变迁的主旋律叙事成为虚构类作品写作的新方向，小说《望江南》上市3个月，几乎包揽了业内所有榜单，可以说是“叫好又叫座”。现象级小说《千里江山图》既是主题出版的重要成果，也是文学先锋精神的一种延续，为红色题材书写提供了具有感染力的样本，该书除了登上各大文学榜单，达成多语种输出意向，延伸发酵的关于“忠诚、信仰、牺牲”的讨论在微博、B站、豆瓣等平台成为热门话题，影视戏剧改编也正在推进。[1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主题出版对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培根铸魂、启智增慧，是主题出版应该担负起的时代使命。
3 “两个大局”下主题出版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趋势分析
3.1 国际意识形态交锋背景下主题出版的意识形态场域将日趋复杂
从既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学者在研究意识形态建设时多聚焦在国内舆论场域。事实上，主题出版工作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国际意识形态紧密结合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是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撑，因此主题出版工作需要从国内意识形态场域拓宽到国内与国际意识形态场域相结合的范畴。
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与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遇到的挑战越来越多，面对的形势越来越复杂。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应局限于国内，意识形态不是孤立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国内与国际舆论场是湖和海的关系，相互交织，相辅相成。要正确应对国际领域意识形态竞争，需要发挥主题出版的独特作用。从主题出版的本质特点来看，图书的意识形态的隐蔽性较强，相对于其他媒介具有从里到外影响人的特点，一部图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在文化交流中起着基础性、深入性、长久性的作用。主题出版物的选题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诸多领域，且内容系统全面，更容易走进国际市场。主题出版在传播和参与解读、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中具有天然优势，可以系统、深入阐释中国理念和中国模式，较容易走进国际社会进行思想引领和价值引导，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际化认同有重要作用。
布尔迪厄认为场域是话语权的寓所，无论是话语的生产，还是权力的生成、运作，都需要一定的概念空间。意识形态也是社会的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内，不同的话语主体争相占有“符号资本”，就是为了拥有更强的话语能力，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话语权争夺的背后实质上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在意识形态场域中的争夺。[15]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有了新的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变化重新调整了国际话语权和规则的制定与分配。现阶段，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其意识形态工作不仅面临着国内网络文化的挑战、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变动、理论与实践的相对脱节，更要防范国外舆论的渗透，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跨时空特点扩大了意识形态的竞争性风险。西方意识形态和制度经过百年建构，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内嵌于图书、影视剧、新闻报道等，如美国电影大片看似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淡薄，但通过个人英雄的光辉形象、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和感人至深的伦理道德故事等，转化为强大的价值感染力和渗透力，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如果不研究国际话语体系的建立，不研究两种意识形态的关系和对策，我国很难完成建设具有强大引领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图书的特点又恰恰适合在国际交流中运用，建立强大引领力和感召力的意识形态一定要发挥图书深刻性、长久性的作用。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尖兵，主题出版肩负着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和争夺舆论引导权的重大责任。
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前提是共识。创新主题出版对外意识形态话语，要以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丰富和增强对外话语体系。[16]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挖掘整理这些故事是中国出版人的使命，也是中国出版国际化的契机。要让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走向世界，需要注重话语内容的融通性。一方面，要注重中国故事和西方故事的融通，在讲述中国发展故事时，要把握中西方不同发展模式的可交流性和对话性，挖掘中国故事所包含的价值共识，拉近读者的心理距离；另一方面，在对中国故事进行话语表达时，要注重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话语风格，减少话语内容的接受阻力和文化折扣。例如，《长城和美玉——我的中国之爱》《长城的故事：影响历史的50件文物》由英籍长城学者威廉·林赛写作，他讲述了自身历经30多年变成有影响力的长城守护者和长城文化传播者的故事。“他塑”视角新颖，文化题材厚重，影响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除此之外，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手段是吸引力。运用主题出版对意识形态引领力和凝聚力产生作用的过程，是一个通过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对国际公众产生影响的过程，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主题出版对外意识形态话语传播，要以新渠道、新平台、新模式，实现和扩大对外话语体系的价值和吸引力。[16]融媒体主题出版是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争锋的重要内容。中国网络文学的扬帆出海便是成功案例。提升主题出版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以吸引力释放和发挥对外话语体系的效力，方能柔性应对国家意识形态交锋的瓶颈和日趋复杂的意识形态场域。
3.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品出版将打开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新窗口
党的二十大精神对我国出版业的未来发展特别是主题出版的内容拓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题出版和精品出版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出版相结合”，“两个结合”指引和呼唤主题出版意识形态建设的视野转向。
何为精品出版？国家之需和人民之需即是最大的精品出版。主题出版必须始终坚守“内容为王”“人民为先”，对政治导向、意识形态、思想价值、内容质量进行严格把关，“以人民为中心”“站稳人民立场”。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题出版指明了方向，要把读者满意不满意、喜欢不喜欢作为主题出版工作的重要导向。精品出版是主题出版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出版相结合则是新时期精品主题出版的重要方向和实践进路。全球化的当下，意识形态的斗争越来越呈现为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所以，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影响力是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要维度。
中华文明历久弥新，是主题出版的选题富矿，据2016—2022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选题目录，将选题内容分为十类（此分类法参考开卷数据中主题出版重点选题品种分类），其中选题内容占比最大的就是文化建设选题，共有243种，占比34%。[17]近年来，无论是中央政策还是社会舆论，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民族文化复兴的热情和关注都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国学教育普及兴盛、民国老课本出版热潮、国潮风劲吹、唐宋文化“出圈”……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提出：在变化过程的早期，是由西方化推动现代化的；而后来，现代化则通过两种形式推动了非西方化以及本土文化复兴。在中国，现代化可以体现为宏观上通过提升中国社会经济、军事以及政治实力，从而鼓励了人民的文化信心；与此同时，现代化给中国国民在个人层面带来了与几千年中华民族传统纽带割裂的异常化和反常感，继而导致中国人需要求之于中华传统文化来为认同危机找到答案。这些变化是综合国力强大、民族精神复兴等现实情况在文化上的必然要求。现代化与传统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有其传统文化的根基。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潮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具有了主流性，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地施加影响。
党的二十大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高度，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等作出一系列重要战略部署。文化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相比，具有广泛性、全面性、隐蔽性、无意识性，却又无孔不入，渗透性强，如果说传统政治意识形态需要传播者自觉进行宣传和灌输[18]，需要大众自觉进行学习和认同，那么文化意识形态尤其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已经上升为一种生活方式，接受某种文化及其载体，就等于认同了这种意识形态。在严肃的底色上，如何做到价值构建不说教、艺术表达不刻板呢？浙江宋韵文化话语体系围绕“挖掘、传承、演绎、体验”，让宋韵文化走进生活、映照现实，掀起追宋热潮，具有极佳的教育价值和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效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内在逻辑、具体内容，迫切需要主题出版工作做好系统全面解读。做好这一阐释工作，既是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中华文明传播力建设的自我探索。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主题出版的理论研究落实到“文化自觉+精品出版”的目标指向、方法途径上来，这将成为精品主题出版和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内容富矿和源头活水。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主题出版承担着诠释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树立正确的文化信心、找到正确的文化态度、承担应有的文化使命，从而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的正面影响和国际话语权。
3.3 融媒体主题出版将重构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格局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对的是较为复杂的社会现状和多元的传播语境。新时代由媒体传播技术与社会舆论环境而衍生的全新文化生态，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提供了崭新的现实境遇，但也面临话语之变、格局之变、攻守之变，主流话语表达越来越难以穿透迷雾、直抵人心、引起情感共鸣。[19]信息技术快速迭代，传播格局深刻变革，移动互联网对舆论生态产生颠覆性影响，传统媒体面临一系列变革挑战，传统意识形态建构模式需要注入新思维、新技术、新模式，碰撞出融合创新的“核聚变”。
新闻与出版都是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场域，二者有相似的传播特性，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主要传播目标，新闻媒体的先行先试为主题出版提供了方法、路径的有效借鉴。例如，近两年浙江省新闻融媒体亮点频出，从2022年5月“浙江宣传”微信公众号推出，到2023年1月18日成立“传播大脑”，再到同年2月18日，浙江重大新闻传播平台启动暨潮新闻客户端上线，移动互联网的主战场上开出浙江融媒体舰队，有力地扭转了传统新闻媒体融媒转型“有端无客”的传播困境。[20]
主题出版融媒体研究既需要关注出版策划和产品开发的数字化，也需要厘清新闻产品和出版产品的差异，具体分析生产规律、内容属性、数字化流程、从业人员的认知与实践等问题，从而实现有效传播并被受众认知和认同。主题出版的融媒体发展应具备出版本身的特质，保障内容的权威性、真实性和长远性。同时，如何读懂年轻一代受众的所思所想，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喜欢的方式进行传播，进而引发互动和共鸣，这是主题出版需要攻坚的。2023年2月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济南出版社出版的《红色印记：写给小学生的济南党史》令人眼前一亮，这本为济南市中小学生量身定制的主题教育融媒体图书，以二维码为入口，让读者可以线上体验红色研学路线。同时，借助数传集团的AI、MR、XR等元宇宙技术设计了攻城的体验游戏，让用户可以驾驶坦克，亲自体验进攻并通关的身临其境感，为引导青少年知史、爱党爱国、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较为系统权威的教材。[21]主题出版融媒体产品包括有声书、电子书、融媒书、知识服务平台、大众数字阅读平台等。除了少数“出圈”和“破圈”的主题出版融媒体产品，大多数主题出版融媒体实践还停留在融媒体1.0阶段，这个阶段以纸电结合为主的物理载体转换为主要特征，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是融媒体1.0时代融媒体建设的主要动力，但面临着用户黏性不足、传播效果微弱等困境。目前，我国出版业处于向融媒体2.0阶段转型的关键时期，因此主题出版的数字化深刻影响着意识形态建设效果，这也是意识形态工作能否实现强大引领力和凝聚力的关键要素。
党的二十大对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重大决策部署，主题出版要紧跟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步伐，将融合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支撑，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拓宽宣传思想工作广阔的平台，不断提高融合发展水平，将党的思想理论传播得更开、更远、更深。[22] 2023年2月17日，中央网信办举办2023年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发布启动仪式。这意味着，一项贯穿全年、融通中外，一个全媒呈现、全景展示的重大主题宣传活动，正在跃然网上、激荡指尖，承载着描绘新时代壮美画卷、谱写新征程恢宏篇章的重任，通过把握网络传播规律，推进网上内容建设，以重大主题展现活力的中国。充满真理力量、精神力量、实践力量的主题，本身带有强大的议题魅力、内容魅力和价值魅力。借由一个个重大主题、重大议题，人们得以更加立体地理解何以中国、何以活力、何以中国的活力与活力的中国。[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