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出版强国建设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基础性作用。^[1]科技期刊作为我国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质量发展正是出版强国建设的有力抓手。党的二十大报告还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科技期刊恰好处于“文化强国”与“创新驱动发展”这两大国家战略的交汇点，要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就必须抢抓机遇，基于“传播、交流、评价、引领”这四大职能，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科技期刊的智库服务功能拓展，是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的必由之路，亦不啻期刊高质量发展之钥。

作为现代行政决策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对促进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用显著。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加速演进，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渗入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政府决策涉及的利益主体、对象范围、信息资源日益广泛和复杂，对科技决策咨询提出了更高要求。科技期刊在学术内容、人才资源、传播渠道等方面具有智库化功能拓展的天然优势，其智库化转型发展兼具科技智库与媒体型智库的双重属性，集专业性、独立性优势于一身，从而形成“有深度、有高度、有广度”的科技智库媒体传播核心。^[2]

目前，科技期刊智库研究主要涉及期刊与智库建设的融合发展与互动关系^[3,4,5,6,7]，期刊智库化功能拓展的路径，包括专栏建设^[8,9]、编委会智库功能挖掘^[10,11,12]、学术社群构建^[13]等方面。尽管智库研究很热，部分期刊的智库化转型也已提上日程，然而大多数科技期刊仍停留在理论探讨或观望层面，未见实质性进展。本文拟采取智库研究常用的“问题-对策”范式，梳理当前科技期刊智库服务功能拓展的痛点和堵点，试图寻求因应之策与解决之道。

为加速推进智库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方案》等政策相继出台。截至2018年，我国各类智库机构总数已达507家，占全球智库总量的6.2%，是世界第三智库大国。^[14]

科技智库主要为政府决策提供科技创新领域的信息和知识支持，具有综合性、独立性、科学性、服务性、非营利性等特征。它不仅支持科技创新政策制定，而且也以科技创新信息和知识参与并支持政府在其他公共领域的政策制定，在公共决策支持生态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根据建设主体的不同，我国科技智库分为政府、高校、国际组织、独立学术机构、技术咨询公司所属。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20年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中的“全球科技政策智库榜单”，我国科技智库在71家智库中仅占4席，且排名靠后，智库所属机构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研究会等。^[15]

现阶段，我国科技智库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智库成果缺乏原创性和引领性，创新能力和咨政辅政能力不强，智库发展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尚未形成高质量、专业化、精细化的现代智库发展格局。科技智库通常结合咨询研究和学术活动，创办具有智库性质的出版物，如中国工程院的Engineering、《中国工程科学》和《中国科学院院刊》，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刊》已成为国家高端科技智库的旗舰。然而，由于管理体制机制限制、编辑积极性不高、内容转化难、向上报送难、智库人才稀缺等因素，大多科技期刊的智库服务功能缺失，对我国科技智库体系建设难以形成有力支撑。

科技期刊具有显著的学术内容和人才优势，但要“转知为智、建库汇智”，诸多问题亟待破解，以下从人才资源、研究范式、组织管理、传播转化机制、评价机制五方面剖析科技期刊智库服务功能拓展存在的问题。

人才是科技决策智库的核心资源和竞争力，是科技决策智库影响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与一般智库相比，科技智库对人才在跨学科知识储备、学术水平、社会影响力、合作交流能力、政产经实践经验等方面的素质要求较高。^[1]科技期刊人才库则围绕出版活动构建，与智库人才建设目标并不适配：作者多专注于少数几个专业领域，跨学科研究能力欠缺，且以发表论文为目的，很少考虑成果能否转化为政策建议；编委会作为服务办刊的智囊团，对期刊智库建设没有义务，加之编委多为兼职，缺乏刚性约束；编辑主导期刊智库转型的意识不强、时间不济，且能力不足。

学术型研究与智库型研究本质上遵循两种不同的范式，二者在关注对象、价值取向、论证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学术论文主要关注理论逻辑与公理问题，重在解释世界，多以作者个人的专长和兴趣为导向；智库关注公共政策制定与外部应用问题，强调时效性、操作性、指向性，以公共决策需求为导向。学术论文的价值取向在于求真，成果形式为理论原理与学术发现；而智库报告聚焦务实，成果形式主要是各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工具。学术论文推崇复杂论证、逻辑推演、模型框架；智库报告则要求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可操作性强^[16]，大多按照“数据收集、信息揭示、综合研判、方案形成”的步骤开展研究。

“遵守国家法律、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实体性研究机构”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基本标准，而科技期刊的组织机构与我国对智库的实体化要求明显不相适应。我国科技期刊主要由科技社团、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主办，实行主管、主办和出版三级管理体系，“学术资源—编辑出版—市场经营”三个环节分工不明确、契合度低^[17]，在办刊之余筹办专门的智库研究部门更是绝大多数期刊不能承受之重。长期以来，“小弱散”的运营现况不利于科技期刊优势资源的整合，也制约了其智库服务功能的拓展。

科技智库一般通过承担政府课题项目、定向报送成果、内部交流等方式发挥决策影响力。而大多数科技期刊规模体量较小、研究力量薄弱，承接政府课题的概率较低。从学术论文到智库建言，往往需要经过信息提炼，但期刊编辑难以兼顾出版工作和智库工作。即便产出了优秀的智库产品，由于大多数科技期刊缺乏及时宣传和深度报道，加之发布的程序、形式和渠道欠规范，也难以持续产出序列化的高质量成果。此外，期刊出版单位、主办单位与决策部门对接不畅，未能建立常态化的成果报送渠道和咨政参与机制，导致期刊智库成果无法及时触达决策层。

科技智库评价是引导智库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目前国内外权威的智库评价报告除了上文提到的《全球智库报告》，还有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的《中国智库报告》、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的《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研究报告》等。尽管这些评价报告中不乏智库成果期刊影响力的相关指标，但并不适用于期刊智库建设评价，科技期刊智库建设陷入无章可依的囧境。科技期刊的评价维度主要是出版质量、总体运营状况、社会效益、期刊影响力，现有评价体系中未见咨政建言相关指标，智库服务功能拓展不作为期刊发展目标也就不足为奇了。当前科研评价中“破四唯”的呼声很高，但影响因子仍然是期刊评价的重要标准，“以刊评文”现象屡见不鲜。普通期刊即便发表了有重要咨政价值的成果，也很可能在抵达目标受众前就被搜索引擎算法屏蔽了。

科技期刊智库化转型道阻且长。以下从我国科技期刊发展实际出发，结合国内外科技智库的运营经验，针对期刊智库服务功能拓展过程中的痛点和堵点提出对策建议。

科技期刊智库建设应深挖编辑、编委这两大核心人才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拓展至产学研金政各圈层，组建“小核心、大外围”人才队伍。编辑在出版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也是期刊智库化发展的关键动因。首先，编辑要认识到期刊智库转型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资源优势，明确智库与期刊发展的协同效应；其次，在选题策划、专题/栏组稿、宣传、编委会组建等环节发力，自觉引导期刊智库化转型；再次，对智库建设有突出贡献的编辑，出版单位应给予奖励性绩效，并在研修培训、项目申请等方面予以倾斜。编委是期刊的高端智库资源。《药学进展》通过深化编委智库功能，不仅促进了期刊发展，而且在智库建设方面走在江苏期刊前列。2015年《药学进展》改版后成立的第一届编委会不仅人数上增加了近两倍，而且编委遍布药学领域产业界、学术界、临床机构、政府机构、金融资本机构^[12]，在产融对接与成果转化、政府决策建言、招才引智等方面发挥智库作用。^[11]

政府部门与智库间的人才流转，是国际顶尖智库具备重要政策影响力的原因之一。“旋转门”机制通过形成政府与智库之间更为互信互补的人才环境，有助于智库人员在政策研究中更加契合政策决策思路与决策流程^[14]，有助于智库成果落地。一方面，科技期刊可在编委会中纳入政府官员担任智库咨询专家；另一方面，有条件的期刊可选派编辑通过挂职锻炼、项目带培、跨学科调训等途径接近或进入决策层，与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作者保持联系，及时了解公共决策需求信息等。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智库要“紧紧围绕党和政府决策急需的重大课题，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研究”。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要科学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科技期刊就要通过发挥学术议程设置、科研评价功能，引导作者突出问题导向，提升应用性、对策性研究质量，同时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为新时代党和政府战略决策面临的综合性、专业性、长远性问题提供因应之策。

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坚持“四个面向”“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加强选题的实践指向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科技期刊责无旁贷，也是科技期刊智库化转型题中应有之义。根据《全球智库报告》，当前科技智库研究领域涉及科技管理、经济管理、生物医药、信息通信、能源环境、材料化学、社会安全、工程技术等领域，且学科渗透、交叉趋势日益凸显。综合性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有条件整合多学科领域的作者及内容资源，引导专题研究，打造智库专栏，如《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的《新型冠状病毒专栏》、《高校教育管理》的《高校双一流建设》《创新创业研究》栏目、《排灌机械工程学报》的《智慧农业与装备制造》栏目等。

在强调研究的应用性、实践性导向的同时，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研究。学术研究须遵循自身的规律，不应盲目追逐热点，违背研究初衷，甚至导致成果缺乏深度。科技期刊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适合在某领域深耕厚植，形成服务于特定领域决策部门的机制，提高咨政效率。

学术理论对决策议题形成的影响更为深远。美国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思路的议题，主要是学术界基于专业研究而形成的；美国先进制造战略的形成，也有赖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等机构将创新理念引入制造业发展领域。^[15]

从科技论文到智库建言，由于存在研究范式、话语体系等方面的差异，还需进一步提炼、整合和转换，这对作者、编辑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国际一流期刊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范。Nature子刊编辑刘波介绍，编辑部选取某重要学科领域，对相关论文成果进行梳理和汇总，定期向世界发布中国科技创新领域前沿进展白皮书，极大地提升了论文的智库价值。《中国科学院院刊》与中国网合作，将论文改写为适合国际新闻网站的文章并进行推广，海内外受众覆盖面达2亿人。顾艳等^[18]撰文介绍了如何将学术论文改写为科学新闻，以突破学术传播与大众传播之间的壁垒。

组织管理是保障智库顺利、高效运行的核心。科技期刊利用组织赋能，在龙头型出版机构的示范带动下进行资源整合，与高校智库或地方智库对接，优势互补，打造柔性智库。

科技群团组织和行业协会在期刊集群化框架下，突破管理体制的壁垒，整合多刊资源，闯出一条智库化转型之路。江苏省科技期刊学会充分发挥其学科齐全、人才荟萃等优势，多年来组织会员期刊开展科技思想库建设，持续强化期刊的决策咨询功能，现已建设14个子智库，覆盖工程、农林、气象、教育、经济等刊群，持续产出有影响力的智库成果，多次得到省政府批示。学会每年举办“长三角科技期刊与科技智库融合发展论坛”等智库品牌活动，推动期刊从智库建设的幕后走到台前。2020年10月北方期刊发展联盟智库成立，致力于高质量出版智库建设。^[19]

科技期刊可以探索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式，建设高端科技决策智库平台和数据平台，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科技数据挖掘和共享机制，以大数据集成服务辅助智库决策分析，构建跨界协同的科技创新枢纽，推动科技资源聚合优化，增强期刊集群的智库服务功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以及北京中科期刊出版有限公司、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国内龙头学术出版机构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示范带动效应。

高校学报出版部门本就是高校的组成部分，其参与本校智库建设具有组织保障。二者形成优势互促：一方面，学报智库有助于解决高校智库成果宣传不足的问题，共享编委会智库专家资源；另一方面，高校智库将学报智库相关职能纳入统一管理，可适当弥补学报智库转型中的管理体制缺陷。地方智库主要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组织管理体系相对成熟，但通常研究领域局限、研究视野窄化。科技期刊发挥“外脑”作用，能够为地方智库提供专业权威的第三方评价、选题参考，共享研究力量和传播平台；地方智库与地方政府互动频密，有助于科技期刊打通智库成果决策层传播的“最后一公里”。

科技期刊智库选题必须贴近现实需求，引导应用型研究，提供切实管用的咨政建议；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开展前瞻性、储备性研究，绝不能搞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两张皮”。科技期刊应加快建设选题库、项目库、资料（数据）库、成果库、专家库，及时汇总整理决策咨询活动中形成的各类成果和数据资源，建立咨政成果发布共享平台，完善服务决策成果推送渠道，让具有参考价值的智库建言进入决策部门和领导的视野，实现智库与政府供需有效对接。争取在国家决策咨询制度中纳入科技期刊这一咨政服务主体，实现期刊参与决策支持的程序化、制度化、常态化。

在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科技期刊要重视加强智库传播平台建设，善于利用不同媒体的优势，面向学术层、社会大众和决策层传播。《中国科学院院刊》通过高水准的选题策划，在有深度、有高度的主题基础上进行针对性挖掘和分发，形成了以论坛、内部报送平台、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邮件推送系统为主的自身传播平台。^[2]该刊建立了期刊读者数据库，向相关决策层和高影响力读者群精准推送^[20]，有效提高了智库传播的决策影响力。

如果说构建立体化智库传播体系是“全面开花”，那重点打造高影响力智库品牌就是“单点突破”，有助于营造社会舆论场，吸引决策层关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大力实施品牌化战略，将打造高端化、精准化科技决策智库品牌作为重要任务，目前已形成文津圆桌品牌、科学研究品牌、科技论坛品牌、智库传播品牌、智库成果品牌五大产品，提高了其在决策层、学术界和社会公众中的传播影响力。^[2]

学术出版生态系统中不同类型、层次的期刊百花齐放，正因为金字塔“塔基”的存在，才有所谓的“塔尖”。科技期刊智库化转型宜量力而行，加强顶层设计，综合考虑期刊层次定位、特色及优势资源，确立与期刊发展目标相协同的智库建设规划。由于主管、主办单位的不同，科技期刊拥有差异化的社会资源，有的与学术共同体关联紧密，有的具备智库成果的政府报送渠道。不同类型科技期刊应开展各具特色的智库服务，并形成优势互补，在咨政服务各环节发挥积极作用。综合性期刊可打破学科界限、倡导学科融合，更有力推动问题的解决；专业性期刊专注在某领域提供精细化知识服务，提供决策理性；数据类期刊可搭建数据共享服务平台，整合科技决策信息；科普期刊侧重于政策阐释，引导社会舆论，增强智库成果的公信力、渗透力和影响力。

科技期刊智库的质量评价可参照科技智库评价方法，坚持定性、定量评价相结合，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期刊进行分类评价。由于期刊智库不具备实体化条件，因此智库评价侧重成果评价维度。借鉴国内外公认的科技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科技期刊智库影响力的一级指标包括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及智库成长能力，其中，社会影响力指标可基于期刊论文社会影响力评价指标制定，并纳入智库网络资源、网络传播交流能力指标。科技期刊智库的政策引导作用也不容忽视，这与学术期刊社会效益评价要求期刊注重双效统一、社会效益优先同向而行。笔者建议在期刊社会效益评价的“舆论引导和社会责任”一级指标“关注本领域重大关键问题或社会热点问题，组织栏目、稿件”基础上，明确智库建言相关的二级指标。此外，在智库优秀成果评选中摈弃对发表期刊层次的要求，让优秀成果脱颖而出，避免以刊评文和晕轮效应；在重要的人才项目评选中增设智库人才单项，通过政策激励与示范效应，拓展期刊智库服务功能。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已开启“十四五”规划新篇章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复杂艰巨性，破解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命题，迫切需要健全中国特色决策支撑体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智库建设。科技期刊在科技智库和媒体型智库建设中绝不应缺位和失语，而要融合传统期刊功能与智库服务功能，发挥资源、媒介等优势，以高质量咨政服务能力支撑高质量决策，以高质量决策引领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