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在阐述“完善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保障措施”时，把“加强出版人才队伍建设”作为重要内容之一，提出要“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出版人才评价体系”，“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学科体系”。这些表述实际上暗含一个基本理论前提，即科学评价出版人才事关新时代出版高质量发展，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关键指标、基本原则和重要意义三个角度对出版人才评价问题进行考察。

“出版过程的各个环节是一体化的活动，出版内容从生产、选择、加工到传播的各个环节，在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都必须符合出版界公认的规制标准，在实现知识信息传播和保存的同时，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文化取向。”^[1]出版内容是否“符合出版界公认的规制性标准”，是否做到“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文化取向”，从根本上说都取决于出版人才的创造性劳动，也就是出版人才必须具备的核心竞争力，具体表现为政治力、规划力、研究力和媒体力四个关键指标。

2021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提“政治三力”。这是总书记一个月内第三次提及“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具备深刻的政治意涵，为做好新时代的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出版人才的政治力，指出版人才准确领悟和遵循其所处时期的主流政治话语、出版政策，以及利用高质量出版产品进行有效传播的能力。政治力是出版人才端正出版方向、创造优秀出版产品和提升出版效益的根本保证。

例如，国家出版基金“运行十年来，共遴选资助了3 300多个优秀出版项目……已有2 300多个项目推出成果，其中近500项成果获得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级奖项”，已经“从原来的资金扶持，变成一种荣誉，一种品牌出版的认可”，“出版机构都以出版项目能够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为荣”。^[2]国家出版基金坚持“体现国家意志，传承优秀文化，推动繁荣发展，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宗旨，重点资助坚持党的出版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代表我国出版业发展水平，代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发展水平，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的优秀出版项目。^[3]很显然，国家出版基金的基本宗旨和资助重点非常直接地体现了国家主流政治话语和出版政策的根本要求，而优秀出版项目之所以能够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说明承担相关项目的出版人才具备很强的政治力，能够深刻领会国家出版基金的设立宗旨。

出版人才的规划力，指出版人才通过调动知识储备、业务技能、作者队伍等，对事关出版品质提升的关键要素进行系统性设计的能力。出版人才规划力的强弱对出版单位的良性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出版人才只有从根本上把出版视为一项系统工程，对选题结构、作者队伍、读者对象、职业规划等进行科学设计，出版单位的整体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

具备强大规划力的出版人才能够理性分析其专业特长和兴趣爱好，在此基础上大力优化作者队伍、明确读者对象，使所要实施的选题在微观层面有效契合作者的兴趣专长，在中观层面符合出版单位的发展战略，在宏观层面符合国家的政策方向，从而在出版实践中迅速成长为行家里手。具备强大规划力的出版人才还能够根据出版单位的资源状况，精心设计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具备鲜明风格的图书产品线，使优势产品不断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形成品牌影响力，从而带动出版生产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出版单位的系统规划需以编辑持续不断、科学合理的个体规划为基础，而编辑的个体规划也离不开出版单位系统规划所营造的良好环境和清晰指引。

出版人才的研究力，指出版人才遵循学术研究基本规范，利用学术研究基本方法，对出版项目所涉及的知识体系、政策环境、备选作者、目标读者等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合理解决方案，从而为项目顺利实施打下坚实基础的能力。出版人才在展开正式出版行为之前，应对事关项目成败的重要因素进行全面评估，放大优势，扭转劣势，让项目成长为结构合理、要素齐备的内容系统。

强大的研究力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对出版人才的职业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一是提升出版人才准确把握读者精神文化需求的能力，为出版项目开发找到富有价值的创意角度；二是提升出版人才为价值显著的选题找到合适作者的能力，从而最大限度提高选题完成度；三是提升出版人才的结构设计能力，使出版人才能够按照学术价值的高低对其承担的出版项目进行分类组合，形成联系紧密、优势互补的图书产品线，进而通过持续不断的资源开发和切实有效的出版管理实现出版高质量发展。

例如，著名出版家周振甫一生勤于学术，写下了《文心雕龙注释》《文心雕龙今译》等精品学术著作，他通过学术创作而锻炼出来的强大研究力在其编辑职业生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著名学者钱钟书的代表作《谈艺录》经周振甫编辑出版后，钱钟书对周振甫赠言道：“校书者非如观世音之具千手千眼不可。此作蒙振甫兄雠勘，得免于大舛错，得赐多矣。”^[4]若周振甫先生不具备与《谈艺录》中知识体系相匹配的研究力，在当代出版史上被传为美谈的《谈艺录》作者和编辑之间的“佳话”也许就不会出现。

出版人才的媒体力，指出版人才基于对媒体属性、运行逻辑和适用场景的准确理解，在出版实践中科学利用各种媒体手段开发出版项目、推进出版流程、拓展营销渠道以获取理想出版效益的能力。出版人才的媒体力，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如何有效利用传统和现代媒体技术和手段的问题，实际上体现的却是出版人才对前沿科技的敏感度，以及把握读者心理和作者心理的准确度。“在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广泛运用于出版领域时，适应新形势，有利于出版业健康有序发展的规则就格外重要，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与贡献，更应成为出版人才的标准。”^[5]从这个意义上看，具备强大的媒体力是出版人才适应时代变化的迫切需要。

具备强大的媒体力对出版人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兴媒体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出版场景，理解媒体特性并将媒体技术用于内容生产和知识管理，已经成为出版人才专业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出版人才只有具备强大的媒体力，才能深刻理解媒体价值，综合利用多种媒体手段优化内容产品形态，更好满足读者的精神文化需求。例如，一些出版品牌经过多年运作获得了良好口碑，旗下的纸质出版物能够持续产生可观收益，出版人才可以利用新兴媒体技术对纸质出版物进行数字化改造，如开发有声书、视频书、App等，有效提升内容产品附加值，从而在新媒体时代实现“一次开发，多次利用”的效果。

政治力、规划力、研究力、媒体力四个关键指标的确立为出版人才科学评价奠定了坚实基础，除此之外，为确保出版人才科学评价活动顺畅运行，还需要制定出版人才评价的基本原则，即以编辑能力为中心、摆正两个效益的关系、积极鼓励技术创新。

周蔚华认为：“出版是具备一定资质的主体（出版机构及出版工作者）按照一定规制对个体性精神成果（包括信息、知识等出版客体即作品）进行选择、优化并通过相应的物质载体进行社会化传播的文化活动。”^[6]这一概念的界定清晰阐述了编辑能力在出版活动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从出版之所以成立的意义上看，把编辑能力置于出版人才评价体系的核心是合理且必要的。

“在出版产业的铅与火时代，排版制版等复制活动制约着出版的效率和质量，出版人才的复合性特征表现只局限在那些著名的出版家身上。但光与电时代突破复制瓶颈后，出版对人才的复合性要求越来越强。”^[7]因此，强调编辑能力在出版人才评价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要充分认识到新时代对编辑能力提出的复合性要求。优秀的出版人才既要准确领会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部署，做好舆论引导、文化积累等方面的工作，又要通过精品出版物切实满足社会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顶层设计意识在编辑能力结构中起到枢纽作用，编辑要积极突破对顶层设计的狭隘理解，把出版视为系统工程，根据编辑专业特长、作者队伍构成、读者阅读需求等情况，对出版活动进行全方位谋划，养成自觉的顶层设计意识，向上有效对接国家政策导向和企业经营整体安排，向下有效推进项目实施、作者维护等重点出版任务。只有编辑具备自觉的顶层设计意识，出版业存在的无序竞争等顽疾才有望从源头上得到治理，出版高质量发展才能具备坚实基础。

科学合理的出版人才评价体系必须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真正做到双效结合，切实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促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出版管理部门和出版单位必须把社会效益作为出版人才评价体系的指挥棒，把出版单位塑造成传承文明、传播知识、推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文化企业，而不是单纯以追逐利润为第一要务的一般生产制造型企业。有了这样的鲜明导向，以编辑为核心的出版人才队伍才会高度重视原创精品项目的生产，才会致力于通过原创精品项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夯实全民族文化自信的精神基础。

除了强调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出版人才评价还要防止唯社会效益的倾向，纠正只要社会效益不要经济效益的错误倾向。这是因为，图书发行量、销售收入、出版利润等体现出版经济效益的显性指标，实际上是出版物良好社会影响和读者认可度的直接反映。出版单位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主体，合理而可观的利润是其健康发展的动力之源。对出版人才来说，社会效益创造和经济效益创造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没有良好经济效益奠基的社会效益行之不远，也不符合出版业健康繁荣发展的根本要求。

从历史上看，技术进步一直对出版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一些革命性的技术应用更是深刻改变了出版生态。随着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出版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市场环境、管理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向未来，出版融合相关技术研发在继续加速，为出版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8]因此，出版人才必须积极拥抱新兴技术，技术创新能力成为出版人才评价的重要维度。

出版人才评价要坚持鼓励技术创新的基本原则，必须做到如下三点。一要鼓励出版人才以开放心态对待技术创新，努力成为技术创新的深度知情者、参与者甚至主导者。出版人才只有把新兴技术看作促进出版高质量的助力而不是阻力，坚持内容为王，深入学习应用新兴技术，才能真正利用新兴技术打造更多优质融合出版项目。二要正确认识技术创新和内容建设的主次关系，以内容建设统领技术应用，决不能脱离出版业的根本宗旨和使命来倡导技术至上主义，甚至为了技术创新而忽视内容导向。三要在出版人才评价体系中倡导技术创新，树立全流程技术创新理念。无论是项目筹备阶段的信息搜集、选题策划，还是项目实施阶段的编辑加工、资源整合，以及推广阶段的宣传营销、品牌打造，都要根据具体情况应用新兴技术，而不能只在一个或者少数几个环节浅层次地应用新兴技术，技术创新理念必须对整个出版流程产生整体再造和系统提升的效用。

综上，科学合理的出版人才评价，必须以编辑能力为中心，摆正两个效益的关系，积极鼓励技术创新。只有坚持这些基本原则，出版管理部门和出版单位经营管理者才能打造出适合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出版人才培养能力体系。

《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把科学评价出版人才作为高质量出版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措施，由此可见，做好出版人才评价对新时代出版高质量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科学评价出版人才必然强调出版人才应该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要求出版人才对不断更新的知识和技能保持高度敏感，并竭力将其内化为职业素养。出版人才对其职业生涯中所遇到的任何一个陌生领域都要时刻保持学习热情、掌握学习本领并形成学习习惯。只有高度重视出版人才学习能力的培养，出版单位才能营造浓厚的终身学习氛围，编辑队伍才会通过持续学习获得专业信息、掌握专业技能，进而成为出版领域的行家里手，为出版单位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把媒体力作为科学评价出版人才的关键指标，把积极鼓励技术创新作为科学评价出版人才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大力强调出版人才要深入理解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各自的优劣势，在现实传播格局中把二者深度融合起来以实现最优传播效果。这不仅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还能够引导出版单位坚定信心、自觉走融合发展之路。

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要以内容创新为根本，打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从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科学评价出版人才，将会引导出版单位把更多精力放到人才队伍建设上来。如果出版单位不从根本上重视人才评价的科学性，而是满足于应景式推出表面光鲜的所谓大项目、大工程，或者一味追求产值和利润的非理性增长，长此以往必然造成出版队伍能力的弱化甚至异化，最终导致出版单位无法履行其在新时代所应担负的职责和使命。

出版业是公认的创意产业，对人才的知识储备、知识管理和创新创造力等素质和技能有较高要求。“出版行业要发展，人才建设必先行。”要真正做好出版人才队伍建设，就必须根据关键指标和基本原则对出版人才进行科学评价。以科学评价为出版人才培养的抓手，以更多精品力作筑就代表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高原”和“高峰”，为我国综合国力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和文明积累，可以有效推动我国出版业进入新发展阶段，形成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