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全面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和科学研究也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展现新的生机和光芒，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有力的出版保障。我们认为，把握数字出版研究相关文献基本信息的数理分布、研究主题的语义关联，是探索过去一年数字出版研究知识图景和理论脉络、展望未来数字出版研究进路的关键。
1 数字出版研究概况
为保障文献数据的全面性与专业性，本文以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为数据收集来源，对2022年发表的以“数字出版”为主题的期刊文献进行精确检索（检索时间为2023年1月21日），分别获得相关文献790篇、398篇和427篇。在完成重复文献、信息不完全文献、非研究性文献及主题不符文献的剔除工作和关键词规整后，最终共保留有效文献821篇。
1.1 文献来源期刊分布
从文献分布来看，821篇期刊论文发表在229种期刊上，其中：①出版学、新闻传播学类期刊发文量充裕，成为数字出版成果产出的中流砥柱，占据数字出版研究文献的大半壁江山。在所有期刊中，22种出版学类期刊累计发表了数字出版研究文献328篇（占文献总量的39.95%），33种新闻传播学类期刊发表了236篇（占文献总量的28.75%），其他学科领域类的期刊发文总量则普遍少于50篇。可见，出版学、新闻传播学类期刊是数字出版研究文献发表的主要阵地。2022年10月，《数字出版研究》创刊号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出现了精准聚焦数字出版主题的学术期刊，将为数字出版产学研的发展提供新的孵化平台和话语阵地。②多学科期刊辅助数字出版研究，数字出版研究文献多元、泛在，但分布不均。数字出版研究文献来源期刊除涉及出版学、新闻传播学以外，还包括经济管理、文化管理、计算机技术、图书情报等多个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数字出版研究的分析视角，也体现出其他学科对数字出版的关注。然而，数字出版研究来源期刊数量虽多但整体载文量不大，在229种期刊中，数字出版研究相关文章载文小于3篇的期刊共计195种（占期刊总数的85.15%）；载文10篇以上的期刊虽然只有21种（占期刊总数的9.17%），但累计发表数字出版研究文献485篇（占文献总量的59.07%），这些期刊是发表数字出版研究文献的核心力量。③数字出版研究仍处于成长阶段，科研成果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均有待进一步加强。载文量超过10篇的期刊中，被纳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期刊仅有8种，如表1所示。其中，《出版广角》《科技与出版》《中国出版》的发文量较高；与期刊2022年自身总发文量的占比来看，《出版科学》《科技与出版》《出版广角》的占比较高，但普遍低于发文总量的20%。可见，数字出版研究的发展还存有较大空间，研究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在，“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出版学成果评价体系”[1]还未形成，数字出版知识、理论和方法创新研究仍处于向上成长阶段。
表1 数字出版研究文章主要刊载期刊的发文量及占比情况
| 刊名 | 出版周期 | 数字出版研究发文量/篇 | 2022年发文总量/篇 | 数字出版研究发文量占比/% |
| 《出版广角》 | 半月刊 | 56 | 378 | 14.81 |
| 《科技与出版》 | 月刊 | 47 | 284 | 16.55 |
| 《中国出版》 | 半月刊 | 28 | 320 | 8.75 |
| 《出版科学》 | 双月刊 | 19 | 92 | 20.65 |
|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月刊 | 18 | 199 | 9.05 |
| 《出版发行研究》 | 月刊 | 16 | 156 | 10.26 |
| 《中国编辑》 | 月刊 | 17 | 208 | 8.17 |
| 《编辑之友》 | 月刊 | 11 | 186 | 5.91 |
注：①由于网络发布时滞，《出版广角》《出版发行研究》的数据截至2022年10月；②“2022年发文总量”列仅计算研究性文献的发文量。
1.2 文献作者及机构分布
2022年共计665所机构的1 047名研究人员发表了关于数字出版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分析发现，在文献作者分布上，数字出版研究的高产作者较少、合作密度较低。发文量超过3篇的研究人员共计13人（占总人数的1.24%），包括张新新、徐丽芳、万安伦、许洁、方卿、周蔚华、陈洁等，是2022年数字出版研究的高产作者群体。对其合作网络进行分析，可进一步发现数字出版研究人员之间的研究独立性较强、合作不紧密，已有的合作网络也主要是同机构内的师生合作，跨机构研究团队未形成。这符合戴安娜·克兰关于学科形成“第二阶段”，即“学科正式形成期”或“无形学院”的描述，其特征是“学科开始正式形成并进入成果的指数增长时期，少数多产的科学家确立科学研究的优先权且同其他该领域的研究者保持着一种非正式的交往关系”[2]，形成学科合作的“无形学院”。在文献机构分布上，数字出版研究机构呈现“南北协同、适度聚焦”的特点。其中，南方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8篇）、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21篇）为代表；北方以北京印刷学院（12篇）、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9篇）为代表。此外，还形成“武汉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华侨大学”两个相对聚焦的核心合作网络，这也是数字出版“无形学院”发挥作用的客观结果和外化表现。
2 数字出版研究核心议题概览
基于高频关键词及其共现关系，笔者在本部分借助隐含狄利克雷分布（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模型挖掘、提炼数字出版研究的核心议题，并以此为线索回瞰过去一年我国数字出版研究的知识图景。
2.1 由自发到自觉：着力数字出版基础理论探讨
党的十九大以来，“一向以技术变革为重点研究对象的数字出版也呈现理论建构的热潮”[3]。2022年5月，“数字化战略视域下的中国特色数字出版理论建构”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达成了“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聚焦中国特色来建构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的共识。
2.1.1 完善数字出版范畴体系
关于“数字出版”概念本身的探讨，学界已形成二进制说、数字技术说和全媒体说三类观点[4]，更多强调的是数字出版的技术赋能属性。而在最新的研究中，学者开始关注数字出版的内容和服务属性，认为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对内容进行组织创作、编辑加工、销售推广和运营维护的一种内容服务活动”[5]；关注数字出版的知识属性，把数字出版视为一种基于媒介数字性的“知识文化”（knowledge culture）[6]，进一步丰富了数字出版概念的内涵。除了从新的视角解读数字出版元概念，已有研究还进一步阐释了“全息出版”[7]“数字出版叙事”[8]“数字出版调节”[9]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外延与特征，对规范和完善数字出版核心范畴和基本范畴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2.1.2 健全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和方法体系
构建中国自主的数字出版知识体系，离不开数字出版学科体系和方法体系的支撑。就学科性质而言，数字出版是典型的新文科，是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渗透、融合、跨越而形成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是一门应用性色彩鲜明、实践指导价值显著的应用学科。[10]已有研究[11,12]对数字出版专业培养、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教材支持等学科实践的审视与反思，不断为数字出版学科体系的完善提供学理支撑。与此同时，数字出版的发展也为出版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起点，即出版学科需“以媒介融合为基础，以阅读服务和符号化知识传播为旨归”[13]进行设计与规划。事实上，在数字化语境下，出版学与数字出版的关系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整体与部分或上下位从属关系，而是呈现一定的交叉融合趋势，数字出版的学科定位与发展逻辑或许也将在新的语境下发生新的变化。恰如方卿教授所言：现代的出版，就是数字出版；现代出版的某些环节，至少是数字出版；数字出版是出版发展的新阶段，出版业离不开数字技术；数字出版并没有改变出版的本质属性。
2.2 从转型到共生：塑造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新格局
2.2.1 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机理与进路
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理念可追溯至媒体融合理论[20]，是出版业实现从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向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共生共存发展的关键。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质内涵，是出版的政治、文化、经济子系统和新兴的数字技术子系统融合、协同的过程，也是通过产生非线性的相干效应（融合效应而非简单的线性相加），文化子系统吸收、内化技术、政治、经济子系统，进而推动宏观层面出版状态向高级有序的融合出版状态转变的过程。
经过20余年的发展，出版融合发展从“相加”“相融”，走到了“深融”阶段[20]，融合出版则从“姿态化”的简单融合出版、“一体化”的共享融合出版发展到了“全媒体化”的互动融合出版。[21]在元宇宙及其关键技术更迭的发展背景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将迈入虚实融合发展阶段，呈现融合空间“边界消弭”、传播关系“即时生产”和聚合资源“去中心化”等新特征。[22,23]对此，数智赋能、人才培养、管理创新等成为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重点进路。既往研究指出：需以数字技术为承载推动出版理念、资源、产业、机制的融合，如通过技术升维、价值关照和产业链整合实现数字新基建赋能融合出版发展；[24]以人才为“智高点”激发出版融合发展实践活力与潜力，如建构多层次的融合发展人才体系来保障出版融合发展业务；[25]以运营管理为突破口创新出版融合发展模式，如基于出版创新链提升出版融合发展效率。[26]
2.2.2 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与新生态
以《规划》《意见》对我国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思路和图景描述为指引，已有研究围绕出版纵向深度融合发展和横向跨界融合发展进行了讨论。①纵向视角的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强调出版与技术融合的深度、广度与力度，是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为一体、合而为一”式的发展，也是实现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其内在发展动力则是由出版内容、技术、市场、服务、用户等要素联动而形成的，包含理念更新、机制创新、技术革新和人才出新的动态发展结构。[27,28]基于此，学者提出了纸数同步[29]、全息出版[7]等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模式，旨在推动建立全新的出版融合生态。②横向视角的出版跨界融合发展则指出版打破不同产业或行业边界、彼此交叉渗透所形成新产业的发展过程。在这方面，已有成果着重以数字技术为桥梁，提出并尝试构建“出版+”的新理念与新业态，主要包括基于“出版+文化遗产”[30]的数字人文新业态、基于“出版+图书馆”[31]的图书馆数字出版服务新业态、基于“出版+城市文明”[32]的出版公共服务新业态等。
2.3 革新与危机：数字阅读与版权保护的博弈
数字阅读是随着新媒体新技术与出版内容耦合而形成的新的阅读形态，也是推进出版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数字技术与媒介语境的变迁在革新数字阅读的阅读场景和阅读效用的同时，也产生了由“免费奶酪”引起的数字版权纠纷。
2.3.1 数字阅读场景及其影响
数字阅读以其“超越了传统的诉诸纸质文本和视觉感知方式的信息获取行为”[33]重构了传统的“阅读”概念，形成一个线上与线下、在场与缺场交互统一的社会文化空间，其与数字技术、全民阅读和数字出版的交互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不断成为学者研究的要点。在数字阅读与数字技术互动方面，5G、AR/VR、AI等数字技术与阅读的融合实现了阅读空间和阅读场景的跨越式拓展[34]，滋生了诸如有声阅读、社交化阅读、微阅读、智慧阅读等阅读形态，深层次改变了阅读的发展生态。与全民阅读的互动主要体现在数字阅读以泛在化、碎片化、互动化的阅读优势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提高民众文化素质和文明素养的重要举措。[35]数字阅读与数字出版之间的交互影响则相对复杂，表现为数字阅读载体、形式和习惯的变迁推动着出版介质、出版服务、出版方式向着社交化、定制化和跨界融合的方向发展，并不断革新着数字出版产品与平台。[36]
2.3.2 数字出版版权保护的失衡与规制
伴随数字阅读业态的发展与壮大，数字版权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显得愈加凸显。尤其是2022年发生了诸如赵德馨教授诉中国知网侵权案、“NEF第一案”等为社会所热议的版权案件后，数字版权保护更加得到了出版学界、业界的重视与讨论。
目前，数字版权保护在确权、用权、维权环节均存在较多困难。①确权难，传统出版产品的版权登记通常以中心化机构为主导，数字出版物受管理机制以及自身技术形态的限制而降低了确权效率、加大了确权的困难程度。[37] ②用权难，法定授权、代理授权、个人授权3种数字版权授权方式在实践操作中暴露了诸多问题，而目前不成熟的数字版权交易制度则将导致权益方的用权权益无法得到合理的保障。[38] ③维权难，即权益方维护自身权益时仍然困难重重。研究发现权益方在维权时存在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举证矛盾、转授权合同相对方并非真正权利人、抗辩理由不严谨、对演绎作品理解存在偏差等诸多问题[39]，致使维权效果有限。数字版权保护的现实障碍，无疑加剧了数字出版盗版侵权行为的泛滥。2022年5月，中国版权协会发布《2021年中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与发展报告》，指出盗版平台、搜索引擎和应用市场“三座大山”，保守估计已侵占网络文学产业17.3%的市场份额。而对整个数字出版业而言，有形的经济损失以及无形的产业发展损害将更为严重。
为此，已有研究尝试以数字技术为突破口强化数字出版的版权保护，除了以往常探讨的区块链技术之外，学者开始探讨非同质化代币（non-fungible token，NFT）在数字出版物溯源、确权、利益分配方面的应用优势以及相应的实践策略，认为NFT能够更好地构建出版业的良性产权生态、赋能出版知识增值。[40]
随着数字化战略的深入实施，赋能和使能成为该议题演绎下的两条核心逻辑线，前者强调数字技术对出版数字化、数据化、智能化趋势的推进效用，后者则注重数字技术在出版调节、治理方面的创新探索。
过去一年出版学者仍然保持着对数字技术研究的热情，并在以下4个方面取得了创新进展：一是已有技术的创新应用研究，即挖掘5G、AR/VR、AI、区块链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数字技术的应用潜力，探寻数字技术在出版业的新应用场景，如探索区块链在重塑内容生产模式、改善盈利分配体系方面的应用图景。[41]二是将新的数字技术纳入出版研究范畴，尤其随着元宇宙及其关键技术进入出版视域，出版与新技术手段的“化学反应”或将改变数字出版的整个发展态势。如数字孪生技术能够推动实现出版的虚实共生[42]、融合出版4.0[43]；再辅之以6G、7G、全息技术等前沿技术则或将推动“元宇宙出版”新业态的出现。三是探讨数字技术赋能出版业发展的通用路径，构建了包含“产生突破性技术资源、生成技术跨越动力、穿越‘死亡之谷’和实现技术蛙跳创新”[44]的出版企业路径转换式技术蛙跳模型。四是对数字技术的理性反思。数字技术的赋能与使能并不意味着它总是能发挥正向的积极作用，随着数字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应用而导致的技术异化及风险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如方卿教授便提出元宇宙出版实践中技术的非伦理使用和资本的强势介入可能促使出版文化建构功能的异化[45]等。
然而，当下出版界对数字技术的发展及应用似乎抱有一种“盲目”的乐观，“技术向善”视角下对数字技术应用的辩证性思考研究并不多，“技术理性主义缺乏”[46]，数字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关于人本、出版及技术本身的异化等技术价值问题也为学者所忽视，不利于形成正确的出版技术价值观。
数字出版调节是指出版系统内化吸收数字技术新要素，调整自身以发展到数字出版高级有序结构的过程。[47]围绕数字出版调节体系优化，学者除强调数字出版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之外，也围绕数字出版产品、数字出版营销、数字出版人才等基本范畴展开了探讨。在产品维度，提出了新型的数字出版产品形态，如数字藏品、NFT出版物[48]等，并阐述了其设计思路及价值生产机制。在营销维度，侧重关注营销模式及营销策略的创新，提出数字出版的情感营销[49]、出版社营销部门多渠道网络化运营的营销模式[50]等，以满足受众日臻升级的社交化阅读消费需求。在人才维度，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研究仍是主流，但已有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出版人才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方面的内容，创新提出包含数字化适应力、数字化学习力、数字化认知力、数字化理解力、网络文明素养以及数字道德伦理规范等在内的编辑数字素养体系[51]，弥补了国内出版人才数字素养与技能探讨之不足。此外，已有研究还在国外调节学派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分析了调节理论及其研究框架对数字出版调节的启示，由此提出“数字出版调节论”[9]及其概念基础、基本范畴和逻辑系统，实现了数字出版调节研究从实践到理论的抽象，是数字出版调节体系建构的首次尝试。
数字出版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对数字出版的协同管理与服务，以更好地推动数字出版的高质量发展。我国数字出版的兴起离不开政府各类政策的支持与保障，从数字出版近20年的出版产业政策变迁来看，我国政府部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法规、组织实施国家数字出版重大工程、布局数字出版基地建设、组建数字出版相关实验室、制定数字出版领域标准、设立数字出版相关奖项、搭建数字出版交易平台、设立新闻出版（文化）产业项目库[52]，极大地引领并推动了数字出版产业的高速发展。随着数字技术、数据要素与出版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数字出版活动的要素、结构及其功能日益复杂多变，客观上要求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数字治理体系。以数字化治理手段为支持，架构包含行政性规制、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融合的数字出版治理体系，从而形成政府力量和市场机制齐头并进的治理体系或许是一条可行路径。[53]
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数字出版的发展，并形成相应的产业特色与发展经验，能够为我国数字出版的发展提供新思路、新见解和新启迪。
据市场调研机构Technavio评估，全球数字出版市场份额预计将在2021年至2026年以每年14.03%的速度增长，增长数额预计达1 059.6亿美元，其中42%的市场增长将来自亚太地区，美国、中国和印度则是推动全球数字出版发展的3个核心国家。[54]目前，美国数字出版业已形成数字图书业、数字期刊业和数字新闻业“三足鼎立”的发展业态，但其商业模式、出版模式、用户结构、市场重心等都在近几年发生了转变。[55]事实上，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整个欧美数字出版业都在经历着“数字加速”（digital acceleration），以数字图书业为例，欧美电子书市场表现仍然强劲，有声书成为数字出版业的最大亮点和市场增长点，而纸质图书市场则仍保持着稳步增长态势。[54,56]但由于数字出版依赖数字技术及网络平台，欧美也面临网络安全威胁、用户隐私保护难题、中小型出版商经营负担重、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其实施网络安全战略，立法建立公平竞争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等[57]应对措施对我国数字出版业解决类似问题可提供借鉴。
数字出版近年来也逐渐成为国内外高校图书馆支持校内师生教学科研的主流手段，开放获取理念及实践的推行则赋予了高校图书馆新的功能，使其能够以数字出版者的身份参与数字出版活动并提供相应服务。[58]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美国高校图书馆联盟在数字出版部门、学术出版服务中心等部门设立了“出版馆员”这一新的图书馆岗位，以参与出版质量控制、培养用户出版素养、提供出版附加服务等。[59]出版馆员队伍规模的扩大和专业水平的提高极大地促进图书馆与数字出版的融合，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德国海德堡大学图书馆、加拿大G13大学联盟成员图书馆等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的数字出版服务甚至实现了馆方知识发现服务与用户咨询服务的有机协同，能够为用户提供数据出版、开放教育资源出版等多元服务，其开发的服务功能、提供的服务体验则已达到专业数字出版商的服务水平。[60,61]
3 数字出版研究趋势展望
基于上述研究议题的分析，对一门处于“前科学”阶段的年轻学科来说，数字出版表现出一种量变式的、渐进式的发展态势，要推动数字出版学从“前科学”阶段向“常规科学”阶段的过渡与演进，至少还需在以下方面进行突破。
（1）增强数字出版研究的自觉性，实现“三轮驱动”的数字出版内容研究。研究者应在已有研究议题的基础上，宏观把握数字出版学科的发展目标及发展趋势，以“三轮驱动”增强数字出版研究的自觉性：一是加强数字出版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目前亟待研究的理论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数字出版本体、数字出版范畴体系、数字出版价值、数字出版知识增长、数字出版史等；二是巩固数字出版的应用研究，涉及数字出版的新模式、新业态和新消费，数字出版产业链调节、项目调节，数字出版治理以及国际数字出版等；三是着重关注数字技术发展背景下数字出版与文化、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演变，基于技术预见视角，将数字出版置于更宏大的时代潮流中，以数字出版为观察窗口揭示社会、文化、经济的变迁，如探讨数字出版与数字文化建构、数字经济发展、新型社会关系形成之间的相互影响。
（2）在规范应用思辨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发展实证研究方法，丰富数字出版研究方法和工具。从方法论的维度来看，目前数字出版研究的研究方法主要采取的是建构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范式下的思辨研究方法。其中：①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思辨研究主要以数字化背景下数字出版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或新现象为研究出发点，旨在提出解决数字出版领域的实践问题或更好推动数字出版发展的对策建议；②解释主义范式下的思辨研究强调从不同的理论观察视角和描述面向对同一问题或现象进行阐述；③批判主义范式下的思辨研究通过对已有理论或观点的竞争性反思与批判来实现数字出版理论的更新与迭代。
上述3种思辨研究方法的应用有赖于研究者自身对数字出版研究命题理性的认识和科学的逻辑演绎，其方法论取向的重心在于关注数字出版研究的“应然”问题，聚焦数字出版的未来发展和价值倾向，对推动形成数字出版基础理论体系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科学研究范式逐渐演化至计算科学、数据密集型科学，仅依赖思辨研究方法已无法帮助学者完全把握新时代背景下数字出版领域的全貌。因此，数字出版研究亟须在规范应用思辨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推动扎根理论、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数据分析、因果推断等量化研究方法，以及质性与量化融合应用的混合研究方法在数字出版学中的合理应用，使数字出版从以往的思辨研究慢慢转向实证的科学探索，形成多元的数字出版研究范式。
（3）以跨学科和自主意识不断拓展数字出版知识体系的广度与深度。就广度而言，虽然数字出版研究成果中已出现部分交叉学科视角下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主要来自相邻领域学者对数字出版议题的零碎探索。当前“自成体系”的数字出版知识体系主要揭示的仍然是数字出版学科领域内部的发展逻辑，与其他相邻学科领域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为此，数字出版研究需关注跨学科领域的研究路径，推动数字出版与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图书情报等学科的交叉、融合与互动，为数字出版研究提供新的观察视角、研究方法和理论支持。就深度而言，“数字出版基础理论”议题的形成本身就代表着我国学者对完善和深化数字出版理论谱系和概念体系的决心和努力。然而，当前数字出版研究存在从实践到理论之抽象不足的问题，即诸多试图挖掘数字出版实践规律的理论研究通常只做到了对数字出版实践经验和规律现象的整合，未达到“概念化”“规律化”“理论化”的抽象，其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数字出版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稍作整理的“原材料”。此外，还存在理论阐述实践之效度有限的问题，如许多数字出版研究中的理论和概念都是来自西方的学术与话语体系，学者在应用这些理论阐述实践时又忽略了我国数字出版制度体系和实践环境的特殊性。这种理论与学术问题的“简单嫁接”，或与实践问题的“错位匹配”，忽略了学理探讨的内在特质与理论耦合度[61]，将导致其研究结果无法实质指导数字出版实践的发展。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逐步形成中国自主的数字出版知识体系，构建“数字出版的中国理论”以及“中国的数字出版理论”。这要求数字出版研究一方面扎根中国情境，阐释数字出版实践中无法为西方理论解释的现象，对西方主流理论的内涵进行扬弃，形成数字出版的中国理论；另一方面则需要从中国特色的数字出版实践出发，抽象发展出具有原创性的数字出版新概念、新范畴、新理论，建构中国的数字出版理论。
4 结语
2022年，适逢数字出版概念提出20周年。受限于篇幅，我们并未将过去一年的数字出版研究成果与数字出版历年整体研究成果进行比较与分析，但仍然可以发现数字出版领域的发文量已近千篇，初步形成数字出版科研共同体网络，数字出版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均保持着稳步提升。同时，数字出版基础理论、出版深度融合共生发展、数字阅读与版权保护的双元平衡、数字技术赋能出版应用的多维探索、域外数字出版业态与模式的动态观察，这些主流议题共同构成了2022年数字出版研究的知识图景。
走向未来，扩大数字出版研究规模，提升数字出版研究质量，需进一步扩展数字出版研究领域，创新数字出版研究方法，完善数字出版研究成果评价机制，拓展数字出版知识体系的深度与广度，逐步形成“数字出版的中国理论”，逐步建构“中国的数字出版理论”。
参考文献
Digital publishing market by type and geography - forecast and analysis 2022-2026
[EB/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