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传承、文化传播和信息传递中，出版向来都是见证者、亲历者和推动者。而文明、文化和信息既是不同时期人类思想和智力劳动的凝结，又是通过出版活动得以转化的、供人们不断学习和创新的各类知识。出版的这种记录、保存和传播人类思想的社会活动，之所以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因为其中贯穿着知识生产与传播这种特殊功能。然而，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不是随意的，而要依据出版导向对反映客观事实的内容做出取舍和选择，以更好地面对“为什么出版、为谁出版、出版什么”的基本哲学命题，这一命题尤其涉及出版的育人功能。

意识形态是一个现代国家生存、发展的灵魂。出版的育人功能需要与其在价值导向和行动导向上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因为，无论古今中外哪个时代，出版教育作为出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的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志，也一直是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一定程度上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紧跟主流意识形态的出版人也分别是决定性力量和主导性力量之一。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视角分析，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要处理好出版活动和出版育人的辩证关系，就要遵循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的科学论断，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政治过硬的人才保障。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出版史也是出版育人史。毛泽东非常重视出版人才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作用。1936年12月，他在《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中以“纤笔一支谁与似？毛瑟三千精兵”^[2]的词句，高度评价知识分子在革命出版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他在《论联合政府》中用“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3]这个非同寻常的定位，强调全党对思想教育的重视程度，而掌握思想教育就包括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和出版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为构成综合竞争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社会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4]他强调，“只有‘从娃娃抓起’才能奠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坚实基础。”^[4]这里的文化，就包含着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指出了出版工作在推动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社会和谐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从娃娃抓起”则从另一方面凸显了他对出版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

新时代的出版英才肩负着建设文化强国的神圣使命，他们将是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主力军。对于出版英才的培养而言，出版教育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地位和作用，它在出版英才价值观形成和确立时期，发挥着“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的特殊功能。高校在创新“本硕博一体化”贯通培养模式和“政产学研用”人才培养机制的过程中，必须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重要出版论述，强化出版的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属性，开设好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这门关键课程，以夯实学科基础理论来探索出版英才培养模式创新。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出版领域的智慧之学，除了要求学生学习一般知识体系之外，更加强调对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掌握。把学科层面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理论成果，转化并应用于专业层面的课程教学，其目的就是要筑牢出版英才的思想根基，把对哲学智慧的追求，化为提升自身思想境界的精神动力和行为准则，化为从事出版理论和实践工作的职业素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文化强国，重在文化，意在强国。出版是文化的源头和依托，出版强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是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在出版英才培养中，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理论的有力武器，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坚持正确思想指引，坚持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经过代代传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深深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道路之中，但要使其成为时代进步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还必须在传承革命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进行信仰和价值观教育。出版英才培养与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关系密切。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把握出版的核心要义，必须厘清出版英才培养的内在机理，深刻揭示文化强国建设中出版英才培养的学理基础，也就是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出版英才培养的思想之基和理论之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5]中国共产党人向来把出版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宣传自己主张的坚强武器，把出版教育作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党的“政治品格”“政治优势”相结合的纽带。这一纽带能使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理论很好地衔接人才培养的时代需求。在出版英才培养中，必须始终把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服务文化强国的使命任务。只有通过大力传播科学理论、弘扬主流精神等方式开展出版职业素养教育，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才能成为一种精神追求，繁荣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才能贯彻在出版现代化的进程中。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根本任务在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聚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到底是人的思想建设和灵魂建设，只有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真正发挥其思想和价值观念上的灵魂作用，才能使人们潜移默化地感知它、领悟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其在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中的引领作用，就是要将其内容和要求渗透到教育教学过程中。在出版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中，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主导力量和政治核心作用，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思想之魂转变为行之有效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出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中，将专业知识、社会实践贯穿到出版职业素养和出版实践的全过程，在出版“大思政课”育人格局中领悟文化的精神内涵，使其内化为价值力量，外化为行动规范，成为出版英才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出版工作“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7]可见，社会主义文化本质上就是人民群众的文化，文化强国的价值追求就是让人民享受美好的精神文化生活。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在出版育人中的指导地位，就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重点从两个方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导向。一方面，把人民作为内容创作和知识服务的主体。出版工作要扎根生活、扎根人民，“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7]另一方面，要为人民出好书，强化选题策划，从供给侧发力。人民喜欢的好书，一定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精品力作，既要突出精神文化产品的人民共享性，也要虚心接受人民的评判，使文化强国战略在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与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中相统一。

出版英才培养需要从夯实思想根基抓起，要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贯彻到出版学基础理论构建、教育教学、学术研究、社会实践、行业服务全过程。出版学科各专业的学生、各学段的学生都要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必修课，作为看家本领，系统、认真、深入地学习和践行，特别是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8]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及其中国化研究成果，转化为课程教学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是首要的建设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出版业基础理论研究、学术体系构建还很薄弱，出版理论滞后于出版实践发展”^[9]的突出问题。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方向凝练如何、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实践的程度如何，需要得到课程转化和教学质量的检验。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出版学基础理论课程的定位是：聚焦人的精神世界，致力于人的头脑中的思想建设；是塑造人与社会灵魂的课程，是体现出版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属性的课程，是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关键课程；强调的是党性、人民性、“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两个”结合、“双效”统一等重要原则在教学中的学术化表达和学理性阐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解疑释惑”的本质规定性，决定了其课程教学的开展要有更为自觉的问题意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7]那么，如何从理论上将问题意识很好地贯穿在课程定位之中呢？我们认为，应从3个方面来把握。

（1）坚持问题导向，有利于把握理论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版业推动了人类知识的进化，而知识进化基础上的认识革命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之一。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是通过回应和解决时代需求来实现的。把握时代问题和回应时代需要，便是出版反映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切入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10]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创立、继承和发展的实践逻辑，体现了对出版现象及出版规律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实践，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成功秘诀，就是遵循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课程建设和课程教学中，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作为准确把握课程的活的灵魂，以此引导学生学深悟透蕴含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提高理论素养，提高认识和解决中国出版问题的能力。

（2）坚持问题导向，有利于学科基础理论的交叉融合。价值论意义上的课程定位表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虽然属于出版学的研究对象，但其课程转化必须做到出版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交叉融合。作为基础理论课程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既要传授出版本体层面的基本知识，更要体现鲜明的思想性、价值引领性和实践性。这就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中汲取理论滋养。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课程建设过程中，要以文化强国为时代背景，从新时代出版高质量发展对出版高端人才的战略需求出发，加强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学理性归纳。也就是说，出版基础理论教学的根只有深深扎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富矿之中，才能彰显理论的魅力、研究的价值和育才的品格。

（3）坚持问题导向，有利于构建出版“大思政课”育人格局。“出版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行业，以教育的方式提升民众的知识水准与科学水平，以锋锐的选题激荡时代的思潮，以精心的编校镌刻文化的深度，主动担负了繁荣文化的历史责任。”^[11]正如出版家、教育家陆费逵所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12]从出版业在新时代所承担的历史责任来看，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夯实出版英才思想根基的关键课程，不应局限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的基础理论课教学，而应在出版“大思政课”育人格局下、在贯通培养、产教融合的系统观念下去推进，做到基础性、导向性、应用性相统一，使基础理论课程与思政课程、课堂教学与实践育人同向同行。

一种思想体系的基本原理，揭示的是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核心观点，决定着该学说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也是如此。从课程教学的角度出发，我们首先要阐释好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两个基本出版原理。

（1）阐释好物质和精神辩证关系的出版原理。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英雄史观，把历史唯心主义从占统治地位的神坛上推了下去，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和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出版为“第一阵地”领导群众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亲自参与创办和编辑党报党刊，把党报党刊看作是党的重要思想武器，党存在和发展的标志。《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发表在《德法年鉴》上。《论犹太人问题》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不仅提出了“究竟如何才能实现人类解放呢？又由什么力量来实现人类解放呢？”的时代之问，而且给出了科学答案：依靠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力量。正如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中指出的，马克思“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13]。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实现人类解放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14]“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14]。这一回答清晰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出发的，必须紧紧地依靠无产阶级人民群众才能实现人类解放。^[15]马克思还认为，报刊是一种居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媒介，它可以使哲学和无产阶级联系起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有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6]这句经典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出版原理：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对物质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物质对精神的“决定作用”和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是辩证统一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要能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人类解放的动力，还需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起来。人民群众是需要通过报刊来教育和领导的。报刊“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而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17]可见，在出版物和内容（具有精神属性）的关系上，出版物承载内容，没有出版的物质形式，就没有反映出版现象的精神，更谈不上蕴含在内容中的系统思想。人的精神是人脑在一定实践基础上对物质世界的反映，是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反映。精神不仅能动地反映客观存在和物质世界，还能动地反作用于客观存在和物质世界。^[18]

物质和精神辩证关系的出版原理，揭示的出版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基本观点，体现了出版的党性原则。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通过出版工作组织和领导群众运动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并为中国共产党的出版理论创新提供了鲜活的、科学的思想源泉。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时代化，把马克思的“人民报刊思想”贯穿到为人民出好书、建设书香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人民出版社成立100周年的贺信中所讲的：“始终紧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步伐，着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始终坚持为人民出好书理念，着力展现党和国家发展历程、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着力深化改革创新”。^[19]可见，物质与精神辩证关系的出版原理，落实在课程建设和课堂教学的具体实践中，就是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要让学生真正明白，坚持人民至上就是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对读者、作者、社会高度负责，无论是出版物的内容、形式，还是编辑的原则、手段，都要服从于出版这一根本立场。

（2）阐释好理论与实践辩证关系的出版原理。出版既是改变精神世界的行动，又是推动理论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之所以从出版现象和实践活动中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规律，是因为它依据的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图书、报刊事实。马克思称印刷术是“最伟大的发明”，恩格斯把印刷术的发明视为欧洲科学复兴的四个条件之一。他们关于印刷术革命意义的著名论断，就是基于印刷术在促使出版物的工业化生产，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文化水平提高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关于“笔杆子”“重要武器”“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等出版思想，也来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革命出版实践。他不仅把报纸作为重要的舆论工具，往往还作为布置、推动和检查工作的重要武器。在1944年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指出：解放报在边区已成为一个组织者，没有《解放日报》，在这样一个人口稀少、地域辽阔、在全中国算是经济文化很落后的地区工作，是很困难的。有一个《解放日报》，就可以组织起整个边区的政治、文化生活。^[20]……现在我们边区，开会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报纸发出去就可以省得开许多会。我们可以把许多问题拿到报纸上讨论，就等于开会、开训练班了，许多指示信可以利用新闻来代替，所以报纸可以当作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20]出版家叶圣陶先生的一些出版思想形象地概括了出版的实践特性。他曾指出：“出版产业中的编辑人员扮演的是文化人的角色，即文化成果的探寻者，文化产品的设计师，作者原稿的美容师，文化传播的守门人，作者与读者的桥梁和纽带”，“通过对原稿的编辑加工提升其价值”，“为社会创造财富”。^[2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出版思想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出版实践促进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随着他们出版实践的不断深入，头脑对客观外部世界的反映也就越深入，越是能够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正是在实践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科学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人与精神世界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写过系统的出版学著作，但分述于他们一些哲学和经济学著作以及关于报刊论述中的出版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体系。首先，他们的主要理论活动是为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斗争提供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著作中，他们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思路与构架，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思维等^[22]，这也为他们的出版思想提供了出发点。其次，他们从事出版工作的革命实践是社会的“捍卫者”，为无产阶级人民群众提供了理论武器。马克思一生从事的唯一正式职业是编辑。他一生创办、主编和参与编辑的报刊有十几家，关心和指导过的工人报刊也有数十家。除此之外，他还为近百家报刊撰过稿，集主编、编辑与撰稿人于一身。^[23]在恩格斯为马克思致的悼词中，有这样一段话历数了马克思一生所创办、编辑和撰稿过的报刊：“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16]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自己的出版活动，解决了无产阶级出版事业应遵循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出版的实践问题、出版的主客体关系问题、出版的价值问题、出版的本质问题、出版的内容生产和被物质生活决定与被决定的问题，等等。按照马克思“出版物是革命事业一部分”和列宁“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24]的著名论断，他们的著书立说和出版实践，是对世界无产阶级出版事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揭示了出版现象和出版活动的基本规律。从理论构成的系统性来讲，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有一个核心命题，即体现“人民精神”，表达“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实现“人类的解放”。以这个命题为核心，他们的出版思想自然与他们的哲学理论和政治观点密切相关。他们与社会活动要求密切相关的出版实践，必然始终旗帜鲜明地站在历史的进步力量的一边，用“人民的喉舌”歌颂光明、鞭挞黑暗，赞颂美好事物、批判丑恶现象。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植根实践，服务人民，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作为检验标准，自创立以来，经历了一个顺应时代需要、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发展过程。^[25]在理论体系的课程转化中，就知识讲授而言，需要重点关照三个内容。

（1）总体理论框架和涉及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的专题性论述。讲授这部分内容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从认识论上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从价值论上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出版导向，从实践论上回应时代的重大需求，从思想史上厚重出版学的基础理论。从总体理论框架来看，要讲述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背景、意义和方法；阐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科学内涵，包括产生的时代条件、继承和发展情况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进程；阐释社会主义出版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原理；阐释党的出版工作的性质地位、基本要求、客观规律、基本方针和重要原则。就专题性论述而言，应包括出版的意识形态性、出版自由、党性与人民性、国际出版，等等。讲授的内容应有针对性，通过经典导读来进行理论陈述。例如，分析出版的意识形态性，离不开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的导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经典著作中得出了著名的结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26]这一思想具有巨大的实践性功能，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向出版实践转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因为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出版的教育功能为人所接受。通过教育，它才有实践的品格，为个人思考和行动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提供了可能。由此，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任何贴着普世的、自由主义的标签，以全社会名义、全人类名义自居的意识形态体系，都只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掩饰词和借口而已。因为它的出发点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观察出版问题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和方法论，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思想体系的系统建立作了坚实的理论铺垫。他们关于分工和内容生产的观点，本质上将人的特殊的精神生活方式理解成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从而为我们将知识生产与传播实践作为人类所有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奠定了理论基础。《共产党宣言》处处闪耀着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光辉，是全世界无产者必读的“圣经”，它从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入手分析社会意识，其包含的出版思想体现在社会革命内涵和文化理想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出版理论的重要贡献，是从阶级的观点去观察出版现象。出版实践是知识密集型社会实践，聚集着众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此的观点是：由于社会本身的矛盾，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反对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27]本隶属于资产阶级阵营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他们的理论觉悟，摆脱由于出身和教育形成的精神羁绊，成为消灭私有制的伟大历史运动的战士。^[22]他们的出版思想，除了提供方法论的基础外，还对内容生产的主体在阶级社会中的可能的发展作出了理论规定。内容生产主体的可转变性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辩证的处理问题的范例。《共产党宣言》的另一个理论贡献是关于国际出版的论述。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8]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伟大思想给我们的先见性启示是，无产阶级政党要从世界范围内看出版思潮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渗透。

（2）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理论特质。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实践，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理论特质主要表现在：①在发展路径上，经历了从理论自觉、理论自信和理论创新的演进过程。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精神是行动的动力。在人民精神世界中，思想理论是根基和灵魂，起着整体奠基和总体统领的作用。^[29]出版工作的理论自觉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发展上，建立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找寻和继承上。随着对出版的性质地位、功能作用、方针原则在理论、实践、历史等三个层面认识的逐步提高，中国共产党人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建立了出版自信，锻造了理论创新的特质。这种理论自信既是信仰的确证，又是知行合一的选择；既带有传统价值观造就的文化底色，也带有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造就的精神品格，带有中国式现代化造就的时代特色。从理论自觉到理论自信，一字之差体现了质的飞跃。这种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特质实现了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贯通，诠释了“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30]的科学论断。②在创新重点上，除了坚持党性原则和问题导向之外，始终坚持把民族形式的建构作为出版实践的中国风格，始终坚持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科学学说。就党性原则而言，既坚持党性又坚持人民性，保持党性和人民性在出版工作中的高度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理论特质之一。从毛泽东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邓小平的“大家办报”，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党媒姓党”“以人民为中心”，无不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放日报》的改版就是“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1942年2月1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解放日报》工作时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它们的影响，而对我党的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他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31]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形成了《解放日报》的改革方案。改版后的《解放日报》首次把反映普通劳动群众的稿件放在了头版头条。在重点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报道我军前线战况以及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情况的同时，《解放日报》还开设了“党的生活”“边区生产运动”“农学知识”“科学园地”“学习”“军事”“大后方舆论一束”“新闻通讯”“读者服务”“问答”等栏目，有针对性地反映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生活，更直接地与广大人民群众和读者互动、交流。^[32]又如，主题出版是民族形式构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系统地运用于党的全部出版活动得出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做出的卓越建树。主题出版发展形成的重大历史节点和实践创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换，都源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理论上的创新和推动。因此，在出版英才培养中，要把主题出版在理论上的说服力、学术上的感召力、作品上的吸引力，转化为内容上的感染力，市场上的影响力，社会上的生命力，还需要在课程教学中结合典型案例，加强理论的学理性概括和提炼。

（3）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是课程建设的核心内容。要紧跟时代发展，紧密联系出版实际，从两个方面全面、准确地深刻领悟。①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强调，“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3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各项工作。”^[34]要在课程教学中学深悟透其精髓要义，就要深刻把握“六个必须坚持”的逻辑关系，深刻把握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首先，逻辑关系的把握，体现在对“坚持人民至上”的正确理解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坚持人民至上是贯穿其他五个必须坚持的一条主线，包含了对出版价值取向、发展动力的科学回答和阐述。坚持人民至上，既体现着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但主要是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方法论。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把“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关键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就是对方向和灵魂的最好诠释。做好新时代党的出版工作，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其次，道理学理哲理的把握，体现在对“人民”内涵的正确理解上。人民至上中的“人民”既包括中国人民，同时也包括世界人民。只有这样理解，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从理论自觉到理论自信和理论创新的演进过程，坚持系统观念和胸怀天下，为各国人民提供引领世界文明发展方向、各民族文化共同关注的国际性“大书”，向世界贡献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出版精品。②重要思想和重要观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出版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都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新观点和新论断，其中既有对形势的研判、对问题的分析，又有对新时代出版工作的谋篇布局和顶层设计。总体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可以概括为五句话：高举思想旗帜，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围绕中心，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为人民出好书，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培根铸魂，启智增慧，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其中，“为人民出好书，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是他出版重要论述的核心，体现了坚持人民至上、一切依靠人民的人民主体论，在读者出版集团考察时的讲话、在人民出版社成立100周年的贺信、在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在首届全民阅读大会的贺信等文献中都有表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与此相适应的理论观点包括：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出版工作规律、出版工作的根本遵循、出版的工作导向、出版内容建设、出版学科建设、科技期刊建设、出版融合发展、版权保护、国际出版、出版队伍建设、出版文风建设、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等十三个方面。^[35,3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37]这是党第一次从文化维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科学内涵和历史定位，不仅表明了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理性态度，而且以鲜明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彰显了中华文明的蓬勃生机和永恒魅力。^[38]阐释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出版工作一系列论述中的重要思想和重要观点，是出版英才培养的首要政治任务。课程建设要在学理化和针对性上下功夫，丰富和完善多层次分众化教学，推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的课程转化，是出版学科建设在基础建设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文科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其目的就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出版人，造就具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文化强国建设者。目前，这项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学术活动已经纳入有组织的科研工作中，得到了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得到了学术界的积极响应。在围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的构建进行初步探索和阶段性创新研究之后，我们深深地体会到：①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战略任务相比，与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建设和教学建设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开设出版专业的高校应该进一步认知建强出版学科的重要性，夯实学科基础理论，健全人才培养体系，在深化试点探索的基础上形成工作合力，为文化强国贡献“第一资源”。②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教学转化，必须重视学科建设、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的一体化推进，必须把开好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基础理论课作为政治任务，必须从筑牢出版人才培养思想根基的政治高度将其纳入出版人才培养体系，必须建立协同工作机制，促进教学内容的相对完整统一。只有这样，出版学基础理论建设和课程教学才能满足复合应用型出版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才能享有国家扩大专业学位人才培养规模、增强应用型高端人才比重的政策红利。